瑪麗·盧·沃爾夫
她是有九個孩子的家庭主婦，也是社會活動的積極組織者。
「我不喜歡『夢』這個詞。一個人本身就有太多的可能性可以實現。」
「我是在芝加哥西區出生長大的。我父親是個精細木工。他的父母是世紀之交時從西西里島來到美國的。他很小的時候，一家人搬到了伊利諾伊州，這裡有男人們幹的活。他們在西邊修鐵路，孩子們和婦女們留在這裡耕種小片的土地。我家只有哥哥和我兩個孩子。我們從沒討論過什麼事情。」
這一年，她四十五歲。
我們在學校裡學習歷史課程。我總有點不自在。我小的時候去芝加哥歷史協會時，常有種侷促不安的感覺。我覺得那是為高層人士準備的。我感覺自己是外來的。我看到亞伯拉罕·林肯穿過的衣服，或是其他什麼展品。可我一直記得那種坐立不安。「民主」「政府」只讓我想起學校，還有給我們上課的修女。好像她們說的這些東西都已經陳腐不堪，和芝加哥大街上發生的事情沒有一丁點關係。不過我也知道，我的生活正發生著變化。
我讀了很多書。但都是南茜·朱爾系列【178】之類的書。裡面只關心一種事，我想，那就是要結婚，當一群小孩的媽媽。我第一次對我也許能做的事產生模糊的概念是高中時，在聖瑪麗學校。我加入了一個叫青年基督教學生的團體。我們閱讀教會社會通諭一類的材料。我開始對勞工問題的社會政策等有所認識。我之前從來沒聽過這類事，儘管我的父親就是工人。
我開始遇到從前我從沒接觸過的那類人。有些是從歐洲來的，有些參加過工人運動，他們偶然來到這裡。還有一些是學生。我喜歡到那邊和他們交談。他們對我的態度似乎很認真，好像我真的瞭解他們所說的內容一樣。我常常不能理解，他們卻假設我理解。我喜歡這種感覺。
我去芝加哥一所天主教女子學校讀了一年書。那並不是中上階層的學校，我卻以為它是。我到那兒的第一個星期，他們為新生舉行了歡迎茶會。他們告訴我們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你應該穿高跟鞋，戴一副白手套。這真讓我為難，因為我沒有白手套。我完全不知所措。所以一年後，我決定退學。
我那時有些浪漫的想法。我不知道我過去為什麼會認為當一個工人、在工廠上班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現在我覺得那想法真是瘋了。我希望自己當初留在那所學校。
我做過很多毫無前途的工作。我糊過紙盒，焊過收音機配件，當過餐館招待，這些我都做不好。忽然間我意識到這一切是多麼無聊。我很困惑。這就是我對工人生活的浪漫幻想，可實際上我並不喜歡。有一次我去糖果公司應聘，他們瞭解了我的背景，知道我只受過一點教育，最終沒有聘用我。他們說：「我們覺得你可以組織工會。」可我跟那一點關係也沒有啊。（笑）
在這些瘋狂的工作之後，我去了青年基督教學生團體的總部工作。我編輯了一份勞動婦女雜誌。我的工資很低。最後我拋開一切結了婚。那時我二十歲。有了幾個孩子後，我重讀了那些雜誌，想到過去那些人，感到十分懷念。我對付這種矇矇矓矓的對現實不滿的方式就是，我對自己說：「那都是小兒科的玩意兒。現在你有責任了。把那些夢想放在一邊吧。都結束了。那些人又古怪又不切實際。」
我有九個孩子，他們佔據了我的所有時間。偶爾有人想起我，說：「你能過來做個演講嗎？」我總是回答：「不行啊，我是個母親，我太忙了。」有時候，我花幾個小時坐在搖椅裡抱著嬰兒，看著他，心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啊。
我的朋友們都很好。我們聚在一起，交流咖啡蛋糕的做法。我們還會討論想做的窗簾的樣式。我很享受這些。但我回到家會感到一種矇矇矓矓的不滿足。我花很長時間讀書，儘管沒有嚴格的計劃。我隨便拿起一本書就讀，有時候是古典作品，可我發現自己希望周圍有人可以和我討論那本書。但是周圍沒有這樣的人。
我丈夫努力想搞清楚我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他常常把雙手一攤，說：「瑪麗，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你想說什麼？你想出去買條新裙子嗎？」
我最小的孩子大概三歲時，那是六十年代，教會開始產生激烈的演變。我們是活躍的天主教徒。越南戰爭開始了。人們開始討論良心的問題，還有戰爭問題。那時愛德華有十七八歲了，我開始不安起來。這和政治沒什麼關係。我只是不想讓兒子去打仗。
我甚至連越南在哪兒都不知道。也就是在那時，大一點的孩子開始說：「我不想去教堂了。」我沒辦法心安理得地對他們說：「你必須去，因為我們就該這麼做。」我有時候端著一杯咖啡，想著孩子們說的有道理的觀點。那時各種狀況全湊到一起了。我已經能把最小的一個嬰兒交給大一點的孩子照看。一位年輕牧師來到了我們的牧區。我對他說：「教會工作的很多內容是關於教育孩子的。我們大人都對目前的許多問題、動亂和改變搞不清。你為什麼不舉辦一個讓大家都能坐下來討論討論的活動呢？我對成人教育很感興趣。」
幾個星期後，啊，你瞧，我不知道他從哪兒找來了這些人。他們在附近住了許多年，可我不認識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我們聚集在教區長住所的地下室。讓我很驚訝的是，人們都在說：「是的，我們覺得很孤立。我們找不到能討論這些問題的人。我們當然很願意談談這些改變。」
我們決定建立一個組織。那年很多榆樹死掉了，還有兒童犯罪、交通擁堵等各種問題。如果我們能把那些死去的榆樹砍掉，會是個不錯的開端。這是一看便知的事。
有人說：「我們和市政委員談談吧。」其他人都立刻表示反對：「我們為什麼去找他？他本來應該做這事，卻袖手旁觀。我們要直接去相關部門說說。」有個叫多洛雷斯·克魯茲的女人，把我們社區的每條街走了一遍，列出名單記下每棵死掉的樹。我們這夥人把這單子給了負責街道、衛生和林業的領導。他收下了單子，放在一邊，什麼也沒做。這對我們是個教訓。
多洛雷斯想出了一個好主意。她給這個地區每棵死樹掛上一個牌子，寫著：這棵樹死了，應該砍掉。這是拿那些官員取笑，因為他們總把人家門前的樹砍了，該砍的卻不砍。我們一共掛了二百二十五個牌子。不出幾天，那些樹都被砍了。我們學到了第一個經驗：要引起注意、取笑官員、越過市政委員這一層。
還有頗有戲劇性的一件事：修建肯尼迪高速公路的時候，有一條街被劃入了快車道。居民區內的這條小街變得危險起來。我們花了好幾年呼籲加裝交通信號燈，但沒有結果。發生了一次摩托車事故，兩個孩子死了。我們挨家挨戶拜訪，得到的回應非常強烈。有三四百人來參加了我們的第一次會議。我們開始建設我們的組織。
我又一次感到：好，我盡到了自己的責任。現在我要回歸自己的家庭了。我回到家，又開始烤曲奇餅了。
之後又有一夥婦女說：「我們為什麼不弄一個名著討論班呢？」我們都笑了。這附近沒人會對這個感興趣的。這個社區沒有那種人。可不出幾個星期，名著討論班建起來了，來參加的都是地道的工人階級。《獨立宣言》是我們最早閱讀的篇目之一。我們花了三個小時討論第一句話的前半句。這是我作為一個成年人，第一次和另一個成年人討論《獨立宣言》對我而言的意義。那些真正有才學的人和我們考慮的是同樣的問題啊。
我常常拿起報紙閱讀「反污染運動」的消息。杜比神父是領導這個運動的一位年輕牧師。他們打破了一些規定。他們與聯邦愛迪生公司展開對抗，最終取勝，制定了一項反污染法令。他們又參與了其他問題的解決，並把名稱改成了「公民行動項目」。
我們的社區正處在跨城區高速公路要修建的地方。人們過來問高速公路到底要修在哪裡，這樣我們就知道究竟要動哪條街了。我們該反對它通過這條街，還是反對它通過那條街？最後有人說：「我們為什麼要同意修這條高速公路呢？」人們瞬間沉默起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說得對啊。我們根本不想要這條高速公路！另一個人說：「那太傻了，我們沒辦法阻止他們，這件事多年前就已經計劃好了。」我們其餘人說：「不行。我們就是不能讓這條路修成！」
一個星期天的下午，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發生了。我們都去了市政委員辦公室。杜比神父是我們的發言人。市政委員普辛斯基說，辦公室裡容不下這麼多人，所以他可以出來。普辛斯基說：「我要站在這輛車的車頂上講話。」他把麥克風從杜比神父手裡搶過來，爬上了汽車。杜比神父把麥克風從他手裡奪過來，說：「這是我們的麥克風，我們正在用呢。」我驚呆了，簡直不敢相信。一個牧師竟然從市政委員手裡奪過麥克風！
我們之前從沒見過這樣的事。衝突平息後，人群還逗留在那裡。普辛斯基又站出來了。萊恩說：「你確定你沒持有任何股票嗎？」普辛斯基氣瘋了，說：「如果你不是牧師，我肯定要一拳打到你鼻子上。」杜比牧師解開領口說：「來打啊，你試試看。」
和我一起去那裡的人說：「啊，要打架了。」他們就這樣走掉了。我卻認為這樣很好。這恰好與我對空話連篇忍無可忍的心情不謀而合。我開始意識到自己喜歡直接的行動。不只因為這更刺激，更因為我意識到空話太多根本不能成事。在這個緊要關頭，你必須有所行動。
行動，這個詞變成了我的關鍵詞。「反污染運動」的成員打來電話說：「我們明天早上要在市政廳開展行動。」到時會和官員產生衝突。我們要求看跨城區高速公路的修建計劃。官員們拒絕給我們看。事情一開始就是一目瞭然的。他們會說：「這不關你們的事。你們也看不懂。」或者：「我們還沒準備好，還在研究。」我們聽過這種話很多次了。他們已經研究了好幾年。
忽然間，這裡出現了一些我敬佩的人，他們說：「你們不必總是客客氣氣的。」這真讓人驚訝。從小我們就學習要彬彬有禮。要是你想得到什麼，必須有禮貌才行。根據這個規章，假如有官員說「坐下等著」，你就會坐下來等。
這些人說，你可以站起來，提出自己的要求。一開始，我覺得很困擾。這意味著什麼？算不算侮辱別人呢？然後我意識到，不，我並沒有看到有誰在侮辱別人。我只看到人們在大膽行動。他們沒做錯任何事。他們只不過是不肯遵守別人強加的規章。
我開始意識到，一些人制定了規章，目的並不在於維持秩序，而是為了把你圈住。打破這些規章也許就是你的責任。我喜歡這樣做，十分享受這個過程。
有一次，我們在縣長會議期間去看喬治·鄧恩【179】。委員們坐在下面的會場裡，我們就像古羅馬圓形劇場的觀眾，坐在那裡眼巴巴地看著。委員們坐在漂亮的紅色天鵝絨椅子上。我們早到了一點。上個星期我們已經去過那裡了，喬治·鄧恩警告我們說，如果我們干擾了會議，他就把我們趕出去。所以我們提前到了。
大家都站在走廊裡。我們說：「咱們別站在這兒了，到下面去吧。」可我們怎麼下去呢？沒有門，但觀眾區和演員區是由木質欄杆分開的。很簡單，翻過去就行了。每個人都翻了過去，來到了主要區域。我們說：「咱們已經過來了，就坐坐那些椅子吧。看看那些椅子，乖乖，真不賴，是不是？」秘書們嚇壞了。他們說：「你們不能坐在這兒，快離開。」我們說：「憑什麼？我們是納稅人。」我們都坐在那些椅子上。鄧恩先生過來了，他也嚇壞了，說：「你們這些人最好趕快走。」我們說：「不，我們是來找你的。」他拒絕了，回到了辦公室。於是我們就坐在那些椅子上開我們的會。這不算什麼大事，可這樣的冒犯，對於我們所有人都是第一次。
有一次，我們想見見銀行的領導。我們去了一大群人。門衛說：「別踏進鋪著地毯的區域，那是公司辦公區，你們的人不能進去。」我想，踩不踩地毯本來沒什麼要緊的，可這時我們必須要說：「你開玩笑嗎？我們當然可以踩上去。看啊，看著我們的腳，我們就要踩上地毯了。你打算怎麼辦？」（笑）很多人認為我們在挑事。但並不是這樣。你常常要坐下來考察那些規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有些是好的，可有些只是為了把你圈住。
我一向是安靜、有禮的人。要是我非得站在人前講話，我會臉紅，會覺得尷尬。不過「反污染運動」的成員卻看到了我這個人的另一個側面。他們用我不曾對自己用過的方式來對待我。他們期望我做的事我從沒想過自己能做到。也許我這個人並不符合我曾經對自己的看法吧。
人們說我是個組織者。我從前不知道一個組織者究竟會做些什麼，還以為他們是很神秘的人。後來我發現他們並不神秘。他們僅僅是在工作而已。他們給我一些嚴肅的書看，內容關乎主導美國社會的大企業、高速公路等等。通常我會想：讓我丈夫去讀吧。家庭主婦可沒有時間讀這些。可他們說：「讀讀吧，然後告訴我們你的看法。」我覺得他們在討好我，我只好應付一下這種討好。可過了一段時間，我開始意識到，他們真的相信我有足夠的才智搞清那些嚴肅的話題。我漸漸學到了一些政治方面的知識，我個人也產生了一些深刻的變化。
他們準備在麥考米克廣場舉行集會，到時將有五六百人參加。我們需要一個主題報告人，這個人要能把觀眾的情緒帶動起來。杜比神父說：「我提議讓瑪麗·盧來講。」我完全驚呆了。如果在過去，我肯定會說：「哦，不，我不行。」但是如今我想：要是他們覺得我行，就算我有點膽怯，也要試試看。於是我回到家，自己動筆寫發言稿。那一天到來了。瞧啊，我知道那是一次不錯的演講，因為我看到了聽眾的反應。
在演講的結尾，我說——調子有點感性——「每次我們像現在這樣聚在一起，決心鬥爭到底，如果傑斐遜和像他那樣的人就在附近看著，一定會感到激動，說：這就是我們心裡想做的事。」
從那時起，我開始相信，儘管艱難，但民主是有可能實現的。這是一種試驗，有風險，也有機會成功。但是你不能說：「好了，我們已經實現民主了。」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需要每一代人的不懈堅持。所有這些我都在寫發言稿的時候想到了。此後我讀了更多書，也思考得更多了。我知道這是正確的。我第一次意識到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
一個選舉日，我們的工作人員走遍了整個選區之後，一個帶著濃重德國口音的老人說：「這是我第一次投票。」我想他可能是新來的移民。可他說：「不，你不知道，我投票很多年了，不過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投票。我瞭解了我為什麼要這樣投票。這是我第一次搞清民主究竟是什麼意思。」
我不喜歡「夢」這個詞。我甚至不想明確地把它和美國聯繫起來。我搞清楚的是，人類的潛能很大。一個人本身就有太多的可能性可以實現。在社會和政治上，人們也有太多的可能性可以實現。
特定的條件必須湊到一起。你怎麼讓它們湊到一起呢？值得興奮的地方就在於此。如果你能加入其中的一部分，就會覺悟，充滿活力。這就是我的夢想。如果非得這麼說的話。這不是一個夢想，而是一種可能性。是人們每天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
南希·傑斐遜
她是中西部社區委員會的主任，這是芝加哥西區的一個草根組織，由五百個街區俱樂部組成。
「在南方鄉下，我們一有問題就敲鐘，吃飯也要敲鐘，總要去拉那條繩子。也許直到你的手快磨破皮的時候，才能聽到一點輕微的叮噹聲。我也是這樣看待社區工作的。我父親說：『如果你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最後一個做這件事的人，你就必須要去做。』我們會繼續拉那條繩子。我相信鐘聲會響起來的。」
「我們的目標是把人們組織起來，發表看法，決定自己社區內的事。我不覺得工作累，我每天大約要工作三十個小時。」（笑）
我是農民的女兒。我們住在田納西州山區的帕裡斯，我是家裡十三個孩子之一。我父親現在還住在田納西，他不會讀寫，卻給了我們太多有益的東西。他希望我們每個孩子都學會讀書寫字。我父親沒受過正規教育，可他是我見過最有教養的人。
我對芝加哥西區的人們說：「教育孩子這件事全取決於你自己。」多數家長覺得：我幫不了自己的孩子，我才上到四年級啊。我們組建了一個知識小組，我把自己的經歷講給他們聽。我父親簽名時只會打一個叉，可他教過我怎麼讀書。我記得我們十三個孩子都坐在壁爐前，油燈裡有時有油，有時沒有。沒油的時候，父親把火生得旺旺的，用火光給我們照明。我們每天晚上都要讀書。
我十一歲時才知道父親不會讀寫。我們朗讀時把某個詞讀得磕磕絆絆，父親會說：「再讀一遍。你把那個詞讀得磕磕絆絆的。」我們還以為他知道那個詞是什麼呢。他只是覺得那個詞聽著不大對。他會對我們說：「把那個詞拆開讀，就像鋤棉花地似的。你們知道怎麼把雜草從棉花地裡除掉嗎？讀的時候把那個詞拆開，再連起來。」真是個教讀音的好方法。（笑）
現在，每當提到這些事，我和哥哥們都會大笑起來，我會說：「拆開讀，拆開讀，然後再連起來。」結果，我們這些孩子都很擅長朗誦。
我們是收益分成的佃農。我們總是欠債，父親對兒子們說：「現在你們去田里幹活吧，除了你和驢之外，那兒沒有別的人，沒有人能看見你，但有些事你不能做，因為這關乎你這個人。你不能自己把自己貶損了。」
我母親能夠讀寫，她還會寫一點詩。她為社區裡的每個人寫詩。她把寫的東西叫作「閒篇」。她把我們每個人的未來都籌劃好了。我要去教書，把人們組織起來。她不知道社會工作之類的是什麼意思。「塞西爾以後要當個黑人總統。」（笑）她把我們每個人的未來都計劃好了。
我們的東家，和我們住在一起的白人，不想讓我們去上學。他希望我們下地幹活。我們必須早起，在上學之前去摘棉花，下午放學以後也得摘棉花。
我永遠忘不了有一天，我們的東家騎馬來到我家後門口。他對我母親說：「我要那姑娘，你們家最大的姑娘，今天下地幹活，今天我們要把棉花弄完。」我母親說：「不行，她得去上學。」我一天課也沒落下過。他說：「你們打算讓她將來怎樣啊？」記得我母親叉著腰說：「她以後可能去當妓女，但也是個有教養的妓女。」（笑）
我想就是這樣。我們必須在自己身上投資。如果社區將要改變，鄰里間將要改變，社會將要改變，世界將要改變，都要靠個人的作為，而不是靠官僚、埃裡克森石油公司之類的東西。全靠個人做決定：我不會貶損自己，也不會讓你來貶損我。（笑）
大約在1959年，我帶著年幼的孩子住在一座經濟住宅裡，為骯髒的街道和堆滿了舊汽車的空地憂心不已。我是從南方來的，我認為自己無能為力。這是在城市，這座城市作出什麼決定都與我無關。我想人們早已對這些事情司空見慣了。在南方，我們非常、非常貧窮，可周圍的景色十分美麗，到處是綠草和鮮花。
有一天，一個傢伙把一輛報廢汽車拖到那片空地來了。我有一張小紙片，上面寫著我是社區負責人。我徑直走向那人，說：「誰授權你把車放在這兒的？」那傢伙說：「我替一個公司開車，老闆一會兒就到。」我說：「你最好讓他過來。因為我想讓你把車開走。」幾分鐘後，老闆開著他的高檔車來了。他是個白人。我朝他走過去說：「我沒有授權你把車停在這兒，我希望你把車弄走。」你知道嗎，他真把車弄走了。
如果我們花些時間教育人們，他們就會有行為準則。沒有人想當愚昧的人。如果一個人有行為準則，他就會懂得：這是你的街道，這是你的房子，不管你是租戶還是房主，這裡都是你的社區。我們怎樣讓人們與他們住的地方產生親密關係？出於某種原因，我們失去了曾被教導過的做人之道，也就是那種人情味。想要一個人一個人地、一個街區一個街區地、一個城區一個城區地教育那些人是很不容易的，但我對此有信心。
今天早上，有個年輕人來找我。所以我剛才來得有點晚了。他曾經從我們這裡拿走了一筆錢，本來以為再也見不到他了。我放話出去：「注意提防，他是個壞蛋。」可就在今天，毫無徵兆地，他走進了我的辦公室。他說：「我想和你談談。」大家都知道他是我們需要提防的人。他說：「我願意每月還五十美元，逐漸還清我欠的錢。我找到工作了。這之前我一直不願見你，直到找到了這份工作。」
他醒悟過來了，我感到無比欣慰。我的努力沒有付之東流。我給他講了些道理。悔悟是需要勇氣的。你很有勇氣，你的內心發生了變化。他笑了。我不知道是什麼促使他改過自新的。是社區精神嗎？
在南方，是鄉村牧師把人們團結起來的。你會和牧師談談，尋求幫助。教育方面則靠教師。他們都住在社區裡，是社區的一部分。在這裡，是街區主任讓社區團結起來的。
你還記得多年前芝加哥有個跑來跑去賣玻利希彩票【180】的人嗎？他早上三四點鐘就在街上轉了，帶著一卡車準備付給中獎人的錢。（笑）他從沒遭過搶劫，儘管他做的是違法生意。大個子吉姆·馬丁是老爹式的人物，誰有問題都會去找他：不管是誰短缺食物，誰的房子遭火災了，或是有什麼傢俱的問題。他總是在街角待著，而且他總有時間。他把商品和服務帶給每一個人。他在社區內很知名。他是社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們管轄著十個街區。我們把這裡看作是一個小城鎮。每個街區都有一個主任。另外，我們還有一個總主任。他是總管十個街區的市長式人物。大家關心各種各樣的問題：垃圾處理、交通燈，等等。我們常說：「不要看輕自己，也不要讓別人輕視自己。」如此這般，你參與了這座城市的政治。
芝加哥民主黨核心組織有人負責這個街區，他們是這一帶的頭頭，聲稱會給人們提供幫助。他們讓自己在這裡人盡皆知。他們一個叫羅斯瑪麗，一個叫查理。有哪些事是他們不能做而你們能做的呢？
我認識那個查理。如果我餓了，去找他說「查理，我餓了」，查理就會給我找點吃的。要是我兒子進了監獄，或是出了別的什麼事，也可以去找他。正是這種鄰里觀念塑造了這個社會。但他和羅斯瑪麗是以那個核心集團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考慮問題的。而我們的羅斯瑪麗和查理是我們的街道主任，他們考慮的是街區本身的最大利益。
我們剛剛完成了兩個街區的改造工作，這同時也是社會改造，大家都參與進來了。我們僱用那些沒有工作的年輕人來修繕這兩個街區的房子。這讓人們產生了很大興趣：在組織社區活動時，我們究竟能成就些什麼？這個過程特別了不起。
現在的芝加哥西區，人們在政治上比六十年代更加老練聰明了。我甚至對人們說：「別太信任我。最好去信任你自己。我也許明天就死了（笑），那時你怎麼辦？你得靠自己。」
我們有一句座右銘，寫出來是：「你的房子是街區的一部分，街區是城市的一部分，城市是這個州的一部分，這個州是美利堅合眾國的一部分。你和這一切息息相關。」
今年夏天，我們在芝加哥西區的林蔭道上舉行了一次抗議活動。這條路一直沒有種草，讓人煩惱。每年相關負責人員都推說草籽用完了，這種情況持續了五年。今年他們又說：「八月才能去你們那兒，我們沒有工具。」我們開了個會。我說：「咱們算算稅款，看看有多少稅是付給林業部門買草籽的。」我們有兩位會計師。
我們和官員開會說：「我們算了上繳的稅款，並不打算告你們瀆職罪，我們明天要舉行一個新聞發佈會，到時宣佈把我們繳的那部分稅款收回來，購買我們自己的草籽。我們要自己僱人工作——有不少失業的小伙子可以做，我們會用那錢買機器設備，播種我們自己的草坪。我們辦這事不會遇到任何問題。」
第二天早上九點，他們帶著上百磅草籽來了，還有所有需要的工人，我們的草坪都種上了草籽。
現在我會說：凡是我們出了錢的事情，我們盡可以作出決斷。垃圾、衛生、警察、犯罪、教師等問題都是如此。如今我們過得十分暢快。我們有了一個所謂的「覺悟教育班」。
我們那個地區的警官說，這裡的犯罪率降低了。他笑道：「我不想說這裡的犯罪率降低是因為你們做的事情，不過很可能是這樣的。」我們找來十七個大漢，我對他們說：「你們就站在街角那裡。」我們還找來四五個宣傳員和他們站在一起。這種做法產生了效果。
電視上不會報道這種事，因為它不夠轟動一時。但對在此地生活的人們來說，又的確夠轟動的。我父親談起過這件事，他說：「別擔心那些報紙說什麼。重要的是你內心的平靜。」我有宗教信仰，我深信基督的教義。如果基督在此，他一定會說：「我們來一起做吧。」（笑）
在南方鄉下，我們一有問題就敲鐘，吃飯也要敲鐘，總要去拉那條繩子。（笑）有時候，尤其是特別寒冷的日子，你得一遍又一遍地去拉，好像怎麼都難以聽到那聲音。也許直到你的手要磨破皮的時候，你才能聽到一點輕微的叮噹聲。我也是這樣看待社區工作的。我們都堅持去拉那條繩子，雙手都要磨破皮了，可我們確實聽到了一點叮噹聲。這確實帶給你一種希望，等一會兒鍾就會響起來的。我們要這麼做，我們必須這麼做。我們別無選擇。就像我父親所說：「如果你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最後一個做這件事的人，你就必須要去做。」我們會繼續拉那條繩子。我相信鐘聲會響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