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活動某個非凡的階段結束後，在轉型期的末尾，舊的路標已經消失，新的路標尚未被識別，如何明智地導航，穿越忽然變得疏遠陌生的人類社會圖景，讓每個人都異乎尋常地迷惑。
——埃裡克·霍布斯鮑姆【1】
對一個九歲的孩子來說，1921年乘坐普通客車從紐約到芝加哥的經歷是簡單的，也是興奮的。儘管他不似體面的英國男管家拉格斯【2】那般，頭腦中塞滿了西部的狂野景象，以及同樣狂野、帶著多種羽毛製成的羽冠的印第安人形象，那個男孩也把中西部想像成了邊疆之地。
那是一次二十四小時的旅程，火車發出卡嗒卡嗒的聲音，穿越廣闊的鄉野和賓夕法尼亞州中等大小的城市，穿越俄亥俄小鎮的主要街道，在那些不期而遇的小徑上，商販們大聲叫賣著自己的貨物，還有冒著熱氣的咖啡、自製三明治，以及叫作《環球》的地方小報，還有《太陽報》《星報》《地球報》。是的，也有《先驅報》，因為總有些特別激動人心的消息在上面宣佈。那是一種重大冒險，非常具有美國特色。上面還有更多的信息：一片尚未開發能源的儲藏地，以及其他令人驚訝的新事物。
我的早期記憶之一，是跟我祖父【3】一起橫跨全國旅行。我們坐在「大北號」的火車駕駛室裡，跟列車一起翻山越嶺。前面是很大的蒸汽火車頭，我記得自己驚異於這個國家是多麼廣闊，蒸汽機的動能又是怎樣強勁。而且我是和祖父這樣自信又有權勢的人一起旅行。這也許可以解釋我為什麼如此喜愛托馬斯·沃爾夫【4】的作品。那大約是1940年，我七歲，整天無憂無慮。
沿途一座座芝加哥牲畜圍場在夏夜散發的味道，伴隨著猛烈的風，征服了這個男孩。他完全沒覺得不愉快，因為他有種感覺，事情正在發生，後面會是如意的好時光。十五年前，厄普頓·辛克萊【5】在《屠場》中揭示出屠宰場工人的生存狀況，從而引發騷動，可在那時，由於善意的忽視和社論的沉寂，公眾的憤怒已經消融。
沃倫·迦瑪列·哈丁【6】，相貌英俊，一頭銀髮，性格溫和，這就是我們的總統。就連好萊塢也創造不出比這更好的形象了。他是弗朗西斯·X.巴斯曼【7】和泰德·邦迪【8】之間的一種過渡。眼下一切安寧，惡靈已經遠去。1923年，這個男孩的回憶中出現了第一樁政治醜聞：茶壺山醜聞案【9】。他的老師說，這是一種精神迷亂。腐敗的情節在美國並不常見。每個桶裡都有壞蘋果。而我們的桶呢，讚美上帝，裡面果實滿滿。
那個男孩在他母親開的旅館的門廊裡聽說的，卻是另外一回事。那裡的住客包括流動消防員、短工木匠、前世界產業工人組織成員，以及各式各樣的「剪嘴鷗」【10】和忠心耿耿的公司職員。在一輪輪單人紙牌、紅心牌局和克裡奇牌局間，有人作弊，有人抱怨上家。要是你不喜歡，去俄羅斯吧，去反擊別人。不可避免地，粗野的政治爭論變得高度個人化，並且似乎大多是由私貨威士忌激起的。
「本世紀初是美國歷史上一段激動人心的時期。」九十五歲的經濟學家打開了記憶的閘門，「幾乎每個團體都有發聲渠道：城市俱樂部、商會、中央機構、公共論壇、古柏聯合學校等。發言者從一個州跑到另一個州，一個鎮跑到另一個鎮，這裡得十美元，那裡得五十美元，跑到紐約，跑到加州，一直以做這種事為生。願意來聽吉恩·德布斯、我自己和克拉倫斯·達羅演說的人有成千上萬，放眼望去，麥迪遜廣場公園擠滿了人。」
艾德·斯普雷格和「大老」是其中最為雄辯、脾氣也最火爆的兩位門廊表演家。其他人平時總是精力旺盛，在這兩個人發言時卻都罕見地服帖。艾德話很多，對食物倒不怎麼上心。他在墓地的爐子旁吃飯，把掰碎的麵包浸在熱牛奶裡。他沒有牙——1919年西雅圖總罷工期間，警戒會成員打掉了他的牙齒。這絲毫沒有妨礙他的辯論、從他被煙熏變色的齒間發出的怒吼。這是他與惡魔之間的殊死搏鬥：這是大事。這個男孩想起了比利·桑戴【11】，他驅除惡魔時說：「我要重重踩他，用力擊打他。我要咬他，上帝為證，就算我的牙齒全沒了，我也要用牙床把他咬回地獄去！」
大老是艾德的眼中釘，是離他最近的對手。他擁護約翰·D.洛克菲勒【12】、J.P.摩根【13】、亨利·福特【14】，並為泰迪·羅斯福【15】作為信條的溫和話語和大棒政策感到自豪。他和艾德在分貝上旗鼓相當。他們的角力並不以對方的想法和觀點為靶子，純粹是想讓對方下地獄。他們以美國式風格大聲吵嚷。每個人都是國王，每個人都是狄摩西尼【16】。這是一種沉積、開鑿，是沒有禁招的比賽——彷彿哈肯施密特【17】與弗蘭克·高齊【18】的對抗。和其他人一樣，這個男孩被迷住了，因為在狂野的咒罵和奔溢的比喻背後，他們正在「討論」權力。事關有影響力的少數人與沒有影響力的多數人。
「如果你聽聽美國任何一位總統的講話，」尼古拉斯·范·霍夫曼說，「『權力』是他們從來不會談論的一個詞。參議員也從來不用這個詞。這個詞會讓人們思考。誰知道思考會把你帶往何處呢？如果你不談論權力，就好像不拉起汽車的發動機罩一樣。你不知道那鬼東西是怎麼運轉的。」
艾德·斯普雷格和大老有三個共同點。他倆都掌握了非凡的技藝，是手藝人。他倆都在星期天早上拜訪了格拉迪斯。她在奧爾良街經營著一家下流場所。如某個自作聰明的人所說，那是艾德藐視上帝之舉，也是大老的恭順演出。格拉迪斯兩個人都喜歡；她喜歡活躍的男人，安靜的也喜歡。格拉迪斯是個平等主義者，一個真正的創業者。他倆都給編輯寫過信，頻率就像鐵路時刻表一樣規律。在種種人類活動的進程中，他倆的名字會出現在社論版上，那便是慶祝的時刻。讓記錄顯示奧勒·漢森【19】的名字出現得比艾德·斯普雷格更頻繁吧！
旅館裡一位更清醒的學者住客讓那個男孩轉向了E.霍爾德曼·朱利葉斯【20】的「藍書系列」。那些書小小的平裝封面下包裹著這個世界上最聰慧的男人的文字——偶爾也有聰慧女人的文字——時間上能追溯到很久之前。這些在吉拉德出版的書籍只需一美元加一份郵資就能來到你身邊。特別厚的一本要花十美分。亞里士多德和伏爾泰的著作、法布爾寫石蜂的書，每本只需五美分。莎士比亞所有的悲劇作品都是十美分。真是不錯的交易。這些圖書手冊都整齊地待在他的屁股兜裡，對他而言，就像艾略特先生主編的那套五尺叢書【21】一樣。
那是他第一次遇到湯姆·潘恩【22】的作品。在學校裡，他學過這個惹是生非者的文字：時代能考驗人性，而不是他的文字能挑戰人的思想。「由於美國是政治世界中唯一一個能啟用人類改革種種準則的地方，所以它也是自然界中最好的地方。這個國家呈現給觀者的景象可以產生及擴展偉大的思想。他看待他的同類，不是用自然天敵冷酷無情的眼睛，而是將其看作自己的親屬……」
在俄勒岡森林中，四面楚歌的伐木工沒有在意女侍者放在他面前的早餐。他的思緒停留在別的地方，他的熱情也在那裡。「在我看來，森林是個可畏而又美麗的地方。年輕的伐木工人沒來過，不知道這裡以前是什麼樣子。如果你沒見識過有些什麼，就難以欣賞已經失去了的東西。那些威嚴的大樹遭遇了什麼？我相信，只有留住美，還有我們周圍那些偉大的事物，人類才能最終擺脫想要彼此殺戮的該死的仇恨。美景正在消逝。」
一位來自愛達荷州的流浪歌手稱，她已不再能感到她的故鄉有祖先傳承下來的那份魅力。「博伊西對我而言已經不復存在。一切能喚起我愉快回憶的地方都被拆掉了，重新蓋上了醜陋噁心的建築……博伊西商業區已經被覆蓋得嚴嚴實實，就像為消費人群準備的那種類似牲口通道一樣。這裡過去彷彿一個盛滿了樹木的小茶杯。只有樹木和河流。這裡曾經有古舊的房子和友好的社區氣氛。如今它們都不復存在了，一去不返。」
六十年代中期，我到各個州的農田里尋覓蕭條時期的故事講述者的旅途中，沿著南達科他州邊境偶然來到了艾奧瓦州的馬庫斯，那裡的人口數是1263人。我在超級市場裡遇到的三個人都不認識我要找的人——此人的父親建起了這個村鎮。收銀員看上去比較瞭解情況，她表示「這個名字有點熟悉，但我說不出他住在哪兒」。對她而言，這也是一片陌生之地。
過了些日子，在勒馬斯鎮，我朝一個漢堡攤走過去。當時是晚上。那大約是鎮子的郊外，我記得那裡是沒有人行道的。一輛巡邏警車在我旁邊慢慢停了下來。兩個警察只是十分好奇。周圍完全沒有其他行人。
「我們在美國的起步相當不賴，是不是？」傑西·賓福德【23】煞有介事地說，她是簡·亞當斯【24】的老同事。1963年她回到了家鄉馬歇爾城。她的父親創建了那個地方。「每當想到關於這個國家的所有承諾……我真不知道還能有什麼更偉大的承諾，或者說更偉大的起步。不過，我在這個城鎮發現的最普遍的東西，卻是對未知和陌生的恐懼。我們應該有才智和勇氣面對已經或將要發生在這個世界上的諸多變化。但是，什麼才是我們不該放棄的本質性的價值取向呢？這是我們所有人面對的巨大挑戰。」
二十年代，那個男孩坐著火車馳騁的年代，既非最好的年代也非最壞的年代，儘管縱飲狂歡一樣的天真帶來的是天亮後的宿醉感。男孩感覺到，一個更好的世界就要到來。怎麼會不來呢？有太多尚未開發的地區。而且，還有那麼多的不平等存在，有那麼多可以改善的空間。
鮑勃·拉福利特和喬治·諾裡斯兩位具有獨立思想的參議員，一起在夜晚搖響鈴鐺——警告人們權力已落入越來越少的人手裡——美國人意識到尖銳的現實，甚至更尖銳的危險，也許會有所回應。帶著十二歲孩子特有的確信無疑，以及旅館客人喧囂的雄辯，那個男孩有種從未有過的確定。他不太理解的是，越來越少的人獲得了毫無限度的過多關注，花費了打印機越來越多的墨水。在之後的一些年，人們效仿柯立芝，進行熟練的自動化生產，並借助媒體炒作，取得了相當的成績，而且至今依然表現優異。艾德·斯普雷格的威嚇仍然在男孩耳邊翻滾：「誰擁有這些東西？誰擾亂了我們的頭腦？在他們的豪華大宅裡，他們搶走了我們平靜的心緒。」
漢娜·阿倫特【25】的「惡之平庸」可以轉換為「平庸之惡」嗎？在1792年，潘恩觀察到：「他所見的自然外物非凡而壯麗，擴展了他的頭腦，對他產生影響，他本身也參與到了他所思考的這份偉大之中。」1972年，我們的兩位少了些奸詐的總統候選人，在贏得加州初選之後，笑容滿面地對著美國的三張電視網表示：「我不能相信我贏得了所有這些。」所以說，一條消食泡騰片廣告確實擴大了我們的政治詞彙量。
人民的心聲都是關於美國夢的嗎？每天在所有頻道以成千上萬條六十秒、三十秒、十秒廣告插播？只是一種品質惡劣的商業化的語言，此外無他？不再有其他語言，也沒有其他夢想了嗎？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我這樣太幼稚了，一個貧窮的白人，對我的人民抱有深切的熱望和信念。」一位來自南方的婦女說，「他們很像墨西哥來的人。如果一個人在人群中被認為是詩人，或者能繪畫、能演奏樂器，這個人就會有聲望。」（還記得科尼拿起吉他唱歌，約德爸湧起的驕傲嗎？「那是我的女婿。」【26】）
真是棒極了，就算是在亞拉巴馬州的蠻荒林區也是如此，經典的作品被塞進那些鄉村學校的課堂裡。很好笑的是，詩歌有一套塑造人的方法。那裡有一種被埋葬的美——加裡的《輓歌》改變了我的人生。誰知道誰被埋葬了，誰本來可以成為什麼？掌權者應該把所有詩歌都從學校中驅逐出去，任何能夠接觸到真實美好的東西都不能留下。那是危險的。」
這個九十歲的波蘭人1896年來到這裡，他一輩子都在鋼廠工作，仍在渴求著什麼。「我過去常去赫爾館聽講座。讓我煩惱的是，很多東西我都聽不懂。有位大學教授曾經開講座講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可最糟糕的是，他用的詞我連一半都聽不懂。我從沒弄懂過相對論。我猜是因為我太老了、累壞了。」
「Kuume」在芬蘭語中是「發熱」的意思。那是一種「美國狂熱症」。他們在世紀之交早早來到了這個國家。人們都來到這片土地，靠自然和工業賜福。為了取得成功，當然也是為了逃避刀鋒，他們中有很多人都在躲避故國的徵兵。他們的母親把兒子養大不是為了當兵的。他們來這裡的方式因地理和環境而不同，但對所有人而言都是艱難的旅程。
穿越北海的一條木船，「海面上捲起甜麵包圈一樣的波浪，在船艙裡會感到劇烈的顛簸，要進舖位得靠爬」，到利物浦，換上盧卡尼亞號，然後去美國。還有一個人，從意大利出發，取道馬賽，「獨自一人」搭乘撒丁島號，來到理想中的黃金國，也就是後來到達的馬薩諸塞州的紡織廠。第三個人，從二戰前東歐的猶太人小村出發，「我們有十個人」，坐馬車到華沙，坐火車到漢堡，坐火車再到利物浦，再坐五個星期貨船到那個流著奶和蜜的安樂鄉。對他們多數人來說，一路都在暈船。對所有人來說，一路都在發著「美國狂熱症」。
1903年，或者是1904年？我的父母從故國來到了美國，他們的夢想並不獨特——穩定的工作，之後十年生下的兒子們有學可上，諸如此類。父親是個裁縫，一個安靜的男人。母親也是個裁縫，手指和頭腦都十分靈巧。他為人隨和，安守本分。她很狂熱，總在尋求更多。她精於手藝活，卻也具有創業者的精神。在外面，在某個地方，肯定有發財的機會。說到底，這就是美國。
在我父親生病不能繼續工作之後，母親做出了一個大動作。去西部，去芝加哥。她看到一頁告示，有個男人的旅館正在出售。這是份苦差事，但她熬了過來。她成了旅館老闆，為她自己經營。她就像梅·羅伯森【27】扮演的蘋果·安妮，正在發跡。可她不是在賣蘋果，她是個有產業的女人。但1929年出了點問題，她預料不到的事發生了。她敬仰的那個強大男人，那個巨頭（她把自己想像成尚未發跡的海蒂·格林【28】）搞砸了。轟的一聲，她的美國夢破滅了。
她省吃儉用存下的積蓄都在薩繆爾·英薩爾【29】帝國的崩塌中付之東流。這對她是格外苦澀的一擊。他是她最敬仰的企業家，她眼中的芝加哥巨人。此前，我母親曾戰勝過當地的一個銀行家——R.L.奇澤姆，他堅信體制的穩固性，以上帝的名義信賴國家銀行，略顯諷刺。雖然他以自己母親墓碑的名義起誓，並對我母親的節儉大加讚賞，但我母親還是從他的銀行裡取回了她的數千美元。第二天，這家銀行就垮掉了。可她沒有逃出公共事業巨頭之手，因為這件事，她永遠無法原諒英薩爾，也無法原諒自己。【30】
經過反覆考量後去拜訪R.L.奇澤姆的那天值得銘記。在我母親的堅持下，我陪她去了銀行。往常我經常走到那裡的存款櫃檯。而那時，大額取款的時刻到來了。那個酷似愛德華·阿諾德【31】的銀行職員驚呆了，深受打擊。他曾是我母親的朋友、她的顧問、她信任的人。她不再相信他了嗎？她當然信。可是她的謹慎勝過了她的信任。對我而言，那是個頓悟的瞬間，我尷尬地觀察著他們兩人。會面從緊緊的握手、輕鬆的談話、一些玩笑和表面的優雅開始，卻在不太友好的氣氛下結束。這兩個人，銀行職員和我的母親，都遭到了貶損。某個鞭長莫及的東西把他倆都打敗了。他們都沒有能力拯救自己一文不值的生活。
我母親的上帝讓她失望了——此前一直相信能獲得成功的她，也開始隱隱地感到自己失敗了。雖然後來的年月待她並不算太冷酷，但她的激情被封存了。她的夢想變得晦暗了。她去世前是個憤憤不平、愛抱怨的壞脾氣老婦人，一個幾乎從未真正發過財的人。
那時候失敗是不可原諒的，現在也是一樣。也許這就是為何如此多的年輕人從未聽人說起過大蕭條的原因；正如一個憤慨的女孩所說，這是「否認我們自己的歷史」。
年輕的機械師一邊開車載我駛過肯塔基州的藍草之鄉，一邊給我講述了他的家族概況。他的父親，一位花言巧語的推銷員，是威利·洛曼式【32】的人物。「我總把自己視為威利·洛曼的兒子比夫。我父親現在跟我和我老婆住在一起。我的嫂子們都不想管他。他們就過來直接這麼說的。我想他代表著一種失敗的恐怖。我大哥和我父親百分之百沉浸在崇拜力量、至高地位、男子氣概和功成名就的思想中。」
轟炸北越的那個聖誕節期間，聖路易斯市的一名出租車司機在車流中穿行，發表著「晚間六點鐘評論」。
「我們必須這麼做。我們別無選擇。」
「為什麼？」
「我們不能當可憐的、無助的巨人。我們得給他們看看我們才是老大。」
「你是老大？」
他停頓了一下說：「我啥也不是。」他列舉了一連串個人麻煩、委屈和疾病。他的老婆離開了他；女兒是個浪蕩女人；兒子吸食海洛因上癮；他厭惡自己的工作。如此這般，他對自己的事不怎麼感興趣。這個談話的轉折讓他厭煩，他看了一眼後視鏡，說：「你聽了昨晚鮑勃·霍普【33】的演講嗎？他說……」
在自己的生活經歷、天生的才智、個人的尊嚴被剝奪後，他們只好更多地讓那些雖然著名但想像力可能更為匱乏的代言人來為他們思考、說話，以更崇高的名義來代表他們。習慣於作為「小人物」的他們，期待著向「大人物」尋求答案。而這並不是美國市民大會【34】的要義。
不過，一些事情正在發生，但還沒被社會測震儀記錄下來。顯然，針對個人錯誤和公共權利的憤憤不平之聲正在驚人地增加，先驅者來自各個領域：有家室的農民、藍領工人的妻子、揭發公司內幕的管理人員。在所有意想不到的角落，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那群人，正在試圖發出自己的聲音。一項已經湮沒許久的美國傳統復甦了。在一個變化如此驚人、陌生事物越來越多的社會和時代，最終的公報尚未出現。與七十年代相比，八十年代將因為巨大的躍進而變得不同。
變化的容量將超越任何數字和民意調查的量度。我寫這本書的過程中遇到的那些人，他們之中有贏得了所在州公共事務獎的前三K黨領袖；有曾在街區裡最愛惹事、而後成為傑出社區工作者的姑娘；有未受過教育卻成為她所在社區的詩意之聲的阿巴拉契亞山婦女；還有藍領家庭主婦，在生了九個孩子之後她說：「我不喜歡『夢』這個詞。我甚至不想明確地把它和美國聯繫起來。我開始搞清楚的是，人類的潛能很大。所有值得興奮之處都在於此。如果你能加入其中的一部分，就會有所覺悟，充滿活力。這不是一個夢想，而是一種可能性。是人們每天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
在鄰里間、鄉野中，你可以看見那些最初的激情和夢想，它們來自一群最平凡的人，但這群人講出了一個時代的心聲。這非常吸引人。但不走運的是，這些上不了晚間六點檔的新聞。
在《過去的用途》一書中，赫伯特·穆勒【35】寫道：「在平庸之輩、卑鄙之人、商業欺詐持續不斷的喧嘩中，我們傾向於忘記那種最樸素的理想主義。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等的過程是漫長而痛苦的……每個人都在說，現代社會極富革命性。關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論調是如此矛盾且極端，人們過度地把問題單純化了。如果我們想拯救這個世界，就必須讓頭腦保持清醒。」
這本書中有一百個美國人的聲音，是靠直覺、某些細節和粗陋的想法篩選的。這裡沒有毫無事實根據的、經過矯飾的「真相」，也沒有試圖達成某種共識。僅僅是想以一種爵士樂般的方式，在主題和創作方面做一點嘗試，用以描述那些失去的和尋得的夢想，以及對希望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