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的誕生追根究底是一項合作成果的展現，因此我想在此感謝許許多多人，他們慷慨貢獻出他們的回憶、時間與見解。
我的妻子梅格，還有我的同事及友人Scott Calvert、Sam Loewenberg和Jonathan Rockoff都仔細讀過我的早期文稿，並提出諸多寶貴建議。我的經紀人Andrew Blauner大膽為我這個首度出書的作者下了賭注，因為他對我的計劃有信心。我在Algonquin出版社的編輯Amy Gash不辭辛勞地審視所有細節，提出犀利的批評，並在我寫作遭遇困難的階段為我加油打氣。
多位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熱心地回答我在亞拉姆語和其他古代語言方面的各種菜鳥問題。他們包括：牛津大學的Sebastian Brock、希伯來大學的Eran Cohen、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Jacco Dieleman、劍橋大學的Jeoffrey Khan、特拉維夫大學的Hezy Mutzafi、倫敦大學的Edward Ullendorff以及巴依蘭（Bar Ilan）大學的Michael Sokoloff。
鑽研庫爾德斯坦猶太人的專家學者們以無比耐心花時間為我提供指導。我特別要感謝希伯來聯合學院（Hebrew Union College）的Haya Gavish教授，她在關於札胡猶太人的議題上與我分享了她的豐碩知識，並讓我有機會接觸她所撰寫的《我們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庫爾德斯坦的札胡社群》（We Were Zionists：The Community of Zakho，Kurdistan）一書時使用的一些第一手數據。我也非常感謝Moti Zaken為我解答許多問題，他寫過一篇關於猶太裔庫爾德人和穆斯林領袖之間關係的優秀論文，已出版成書。目前任教於維拉諾瓦（Villanova）大學的Donna Shai與我分享了她對以色列境內庫爾德族人問題的重要社會學研究成果。札胡出身、現於耶路撒冷進行私人研究的Mordechai Yona提供給我許多回憶、書籍和照片。
感謝Maureen Draicchio及William Hallo、Benjamin Foster兩位教授，他們與我暢談與我父親有關的往事，使我每次造訪耶魯大學都充滿喜悅。
數十位親戚——其中有些是我初次見面——回答了我的無數問題，即使某些問題關係著家族歷史中的傷痛。這些親愛的親人為數眾多，在此無法一一詳列，但我對他們都充滿感恩的心情，特別是對我父親的五位兄弟姐妹。
我特別要向叔叔沙洛姆和嬸嬸黎納表示感激，他們在我多次赴以色列進行研究期間，熱心地在自己位於耶路撒冷的小公寓裡為我提供膳宿。他們和他們的年長兒女Noa和Nadav積極幫我安排訪談，義務充當翻譯及文化嚮導，並且時時刻刻陪伴我，這些付出遠遠超過任何家族義務的概念。
竭誠感謝勞動青年中學、希伯來大學、班茲維學院、耶魯大學、UCLA的朋友、同學、老師及父親過去的同事。沒有他們的鮮活記憶，我不可能成功重建出我父親的生命故事。
巴克斯特（Baxter）紀念圖書館是位於緬因州鄉村小鎮果哈姆（Gorham）的一座公立圖書館，那裡有一群足智多謀的館員為我悉心追蹤了全美各地有關語言與歷史的珍稀文件。
非常感謝父親故鄉伊拉克札胡鎮的居民們。2005年及2006年夏天，當我這個糊里糊塗的美國人來到他們的懷抱中，他們展現了無比的親切和慷慨。有幾位鎮民把好幾天的時間完全空出來，熱心擔任嚮導和翻譯，努力讓我父親和我有返家的感覺。我尊重他們要求保密身份，因為伊拉克的安全狀況確實依然令人憂慮。但在我的內心，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對於我這麼晚才對家族歷史產生興趣，我父親的感覺無疑是複雜的，但他充滿耐心與愛心地響應我數以百計的電話及電子郵件。我希望他看到現在的成果時能感到欣慰。至於我母親史蒂芬妮和弟弟伊蘭，他們應該都知道，我愛他們同我愛父親一樣深。
我的妻子梅格是最嚴苛的批評者，也是最偉大的支持者。她同意回到職場，讓我能安心辭去工作，完成這項冒險的計劃。我離家遠行進行研究時，她必須同時面對辛勞的工作與照顧小兒子的職責。我感謝她無怨無悔的犧牲和從不止息的鼓勵。
為了撰寫這本書，我們家兒子賽斯和新生女兒菲碧與父親相處的時間受到相當大的剝奪，身為父親的我著實不捨。如果他們日後讀到這本書，希望他們能領會這本書是為他們而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