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父母在洛杉磯西木區買了一棟農莊風格的別墅——當時《洛杉磯時報》的廣告寫著：「角間大地坪別墅，環境優美」。這個城區的發展軌跡跟札胡可謂天壤之別。我們家位於威爾金斯大街（Wilkins Avenue），這條街道是以一位名叫「A．H．威爾金斯」的人物命名，他是詹斯（Janss）投資公司的資深業務主管。1929年，加州大學在洛杉磯成立佔地遼闊的校區；大約與此同時，詹斯兄弟將一座廣袤的墨西哥牧場劃分成數百塊建地，蓋起一棟棟中產階級別墅住宅，他們也因此成為房地產大亨。我在洛杉磯公共圖書館找到一份當年詹斯公司的宣傳折頁，上頭寫著，「我們保證，在洛杉磯大都會區甚至全美國西部，從來不曾有任何小區開發計劃能為投資人或購屋族提供如此完善的安全保障和未來發展機會」。這一帶的人行道上如今還嵌著那家開發商的名稱和圓形標誌。
札胡是一座古老城市，街頭巷弄和生活節奏是由幾千年的歷史緩慢琢磨積累而成；西木區則是一個速成城市區，轉瞬之間就在南加州史上最精明的一群商人謀劃下拔地而起。札胡代表的是持久與共生，西木區則是隨機與疏離的寫照。
我們家雖然位於街角，不過這並沒有讓這棟住宅有任何特殊之處，依然淹沒在一大片低矮的獨棟別墅與快速建成的住宅大樓中。房子距離聖塔莫尼卡大道和威爾夏大道（Wilshire Boulvard）分別都是八百米左右，這兩條八線道的大馬路是洛杉磯西區最重要的東西向幹道，許多西木區居民每天開車沿著這兩條路開上十線道高速公路，前往遙遠的地方上班。上午的居民外移大行動結束之後，這個小區就會忽然變得像是被棄置的劇場舞台。
我們家在那裡住了二十年，對附近的鄰居依然幾乎一無所知。我們會看到他們開車出門，在車庫上方加蓋儲藏室，在草坪上推割草機。但這座城市的某種特性使得居民永遠都像是陌生人，鄰居之間交往的熱絡程度跟開車發生擦撞後雙方駕駛員交換保險單號碼時差不多。在這個犯罪率低得不能再低的住宅區，幾乎每一戶人家的庭院裡都立了告示牌，顯示他們申請了當地的民間警衛巡邏服務。「貝萊爾保全，」牌子上寫著，「武裝回應」——小偷最好三思而行。
不住洛杉磯的朋友聽我報出我們家的地址時都會笑出聲來。威爾金斯大街1××××號——「好長的一條路啊。」他們會說。其實這條路並不長，就幾塊街區的範圍而已。我覺得那個五位數門牌號碼應該是歷史上某個城市規劃者惡搞的結果，目的是為了提醒所有居民，在洛杉磯這座有如沙漠般遼闊的城市裡，任何一棟住宅都像是一顆沙粒那般微不足道。
我懷疑正是這種空洞無味的城市特質吸引了我父親。與以色列甚至紐黑文不同，洛杉磯西區像是一塊空白的畫布，他可以在上面盡情揮灑自己的夢想。在這個距離校園不遠、天堂鳥與九重葛四處綻放瑰麗色彩的住宅區，他描繪出一個新的札胡。他用心建構了一系列似乎可以替代札胡的生活細節，儘管其中的相似性有其局限。札胡市集的流動商販以新的形式重現在洛杉磯——也就是在安全島上叫賣的墨西哥小販，父親開車經過時經常喜歡向他們購買柳橙。過去札胡的長輩會在泥磚蓋成的猶太會堂裡催促小孩子們讀詩篇，類似的光景如今則是復刻在UCLA明亮現代的講堂中。開車穿越車水馬龍的威爾夏大道前往校園的五分鐘路途，就好比他當年從拱橋上跨過湍急的哈布爾河，到對岸公立學校上學的五分鐘路程。札胡的河岸茶屋在洛杉磯則化身為世紀城購物中心的露天咖啡座。
對父親而言，美國的文化大雜燴就好比庫爾德斯坦的宗教多元性。不久前，我跟他到他的大學課堂上，他在開始上課時舉起一個五顏六色的模壓塑料兒童餐盤，那是我母親買給我兒子賽斯的禮物。
「這是我孫子的盤子。」他告訴班上學生。
「哇，好可愛！」一位女同學說。
「你們看，」薩巴爾教授繼續說，「這上面寫了許多希伯來文字，有蛋、西芹、苦草等等。」
學生紛紛點頭。
「現在我們把盤子翻過來，看看上頭寫了什麼？」他停頓了一下，製造教學效果，「MADE IN CHINA。」
學生們笑了起來。
中國工人製造上面寫了希伯來文字的猶太人逾越節家宴盤，而後出口到美國西岸的洛杉磯，讓某位祖母買來送給東岸緬因州的小孫子。對我父親來說，這就是美國。
課堂上的學生組成也是美國的寫照。班上有黑人、白人、基督徒、穆斯林、韓國人、墨西哥人，他們跟猶太人一起上希伯來文課。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吸收他人的信仰與文化，這也是美國。
2005年，父親到耶穌會興辦的洛約拉馬利蒙特大學（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參加侄子的畢業典禮，還在學校舉行的天主教彌撒儀式中領了聖餐。
我故意開他玩笑。「你也喝了基督的血嗎？還是只吃了他的肉？」
「兩個都有，大家都用同一個杯子喝酒，就跟在札胡一樣。唯一的差別是，這裡的人在前一個人喝過以後，會用布擦過杯緣再喝。」
當天畢業的人是凱丹姆（Kedem），他的母親莎拉是我父親的妹妹。莎拉對我父親的舉動非常震驚，但父親絲毫不認為有何不妥。如果札胡的穆斯林人可以跟猶太人一起吃逾越節麵包，也就是他們俗稱的「假日麵包」，為什麼庫爾德猶太人不能跟洛杉磯的天主教徒一起吃聖餐？
這些對照有時讓我覺得有點兒荒唐，甚至可笑，但我逐漸瞭解，這種類比對父親而言有多麼真實，對他那樣經歷過顛沛流離的人又有多麼必要。有一天，我們到世紀城購物中心的美食廣場時，他把他點的摩卡冰沙擺在戶外區的咖啡桌上，接著像坐進鑲鑽皇位般，一臉滿足地在一把工廠大量生產的金屬椅上坐下。他彷彿以某種方式隔絕掉在聖塔莫尼卡大道上來來往往的八線道車流發出的噪聲，好像也成功地遮蔽掉對面漢堡店仿一九五年代風格的刺眼霓虹燈招牌，以及旁邊十四廳影城的大片混凝土牆面。對他而言，世紀城的美食廣場就是一個陽光燦爛、椰影婆娑的人間仙境。
「這裡就像一個遠離塵囂的沙漠綠洲。」雖然我們正身處大都市的喧騰沸揚，他說這句話時卻毫無反諷意味，「沒有電話，沒有人插嘴，什麼干擾都沒有。我喜歡這個景觀，還有這種露天的感覺。」
「我覺得這裡很像一個小札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