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緬因州後，我不太敢打電話給父親。我擔心他會說，早就跟你說過了。我需要時間消化我經歷的這一切。或許我可以告訴他哈尼的故事版本，借此假裝事情有所進展。或許我該告訴他事實：除了皮膚曬黑、口袋變淺、內心既失望又羞恥之外，我的尋親之旅幾乎毫無所獲。
當我最後終於鼓起勇氣打電話過去時，我聽到他在電話那頭鬆了一口氣。他說他一直為我祈禱、保佑我在札胡一切平安，但他無法理解我的決定。「我經常在想，你怎麼有那麼大的膽量去冒險，」他告訴我，「我完全沒有那種膽子，從來沒有。」
「可是阿爸，我不過是在札胡一家旅館待了兩個星期，然後就搭飛機回來了，我連到摩蘇爾都沒膽呢。」我告訴父親，他才是那個十二歲就跨越國界求生存的人。他勇於放棄國籍，發奮學習新的語言，成功擺脫貧窮，成為美國的知名大學教授。他一生都在暴風雪中冒險攀越喜馬拉雅山，而我不過是個被寵壞的郊區中產階級小孩到迪斯尼搭雲霄飛車。
「我很驚訝你是從這個角度看事情。」他強調，他甚至不曾主動尋求改變，更遑論冒險。他只是被迫成為離散者，而他向來只有在確定能平穩落地的前提下，才會願意拔腿躍起。離開札胡的兒時，他夢想很快就能回去，而不是永遠離開。薩巴嘎家到了以色列之後地位降低，更加深了他對兒時失樂園的憧憬。
「我有時聽說有些猶太人身無分文就到美國來闖天下，這種事我做不到。如果不是因為我被大學錄取、得到獎學金，當初也不可能來美國。除非事情是百分之九十九或百分之百確定，否則我絕對不敢貿然行事。有時候，冒險的代價太大了。」
我母親拿起電話聽了之後說：「我認為那都是因為他的生活裡經歷過太多動盪。」
但父親只強調其中一件事：小時候被迫離開札胡。「到了以色列後，我所有的安全感都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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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著手為撰寫這本書進行研究時，原本傾向將父親研究亞拉姆語的工作視為他發動的一場聖戰：他竭力復興一個瀕亡的語言，就像一個世紀前，埃利澤·本－耶胡達（Eliezer Ben-Yehuda）奮力讓口說希伯來語在猶太聖地上復甦。
但發動聖戰的前提是對衝突有某種渴望，而那是我父親向來沒有的特質。父親還缺少另一個發動聖戰的必要條件：追隨者。我在以色列見面聊過的庫爾德猶太人雖然不少，但罕有人和我父親有相同的執著。在他們眼中，亞拉姆語已是無用的語言，庫爾德斯坦代表的則是貧困與匱乏。父親那一輩移民到以色列的人幾乎都已經脫離貧窮，他們的下一代也已融入以色列社會，大部分都有不錯的發展。我回以色列時，老一輩的人會把我當成皇族小孩般地邀到家裡坐坐，但他們之所以尊敬我父親並不是因為他記錄下他們的語言與文化——多數人對他的研究內容毫無概念——而是因為他是個「美國大教授」，他活生生地證明了庫爾德人可以揚名立萬，證明了庫爾德人可以走出另一片天。
然而，事實卻比這個要複雜得多。我父親確實成功了，但他並沒有真的「走出另一片天」。在許多方面，他是把思鄉之情昇華為一份事業。我後來明白，父親的工作並非一場聖戰，而是一種強烈的個人掙扎的外在表徵；他的目的是在調解過去與現在。除了一面學校頒發的百米短跑優勝獎牌以及一根舊湯匙，亞拉姆語是他的童年生活留給他唯一的東西。我漸漸發現，在美國教授亞拉姆語是他在異鄉禮讚天主的方式。
亞拉姆語跨越許多國界，滲透許多不同信仰，見證過許多帝國興衰。難道它就無法再騰空躍起，走向歷史的永恆？如今我不禁好奇，對我父親而言，這是否正是亞拉姆語的魅力所在？在他的心目中，亞拉姆語是否不僅是一個語言，更是一種譬喻？它是否足以證明，一個普通語言——不只是它所傳達的文字，還包括它所涵括的價值——也能用來縫合一個分裂的世界？它是否足以證明，儘管你我之間存有差異，我們其實都生活在同一座村莊、同一條河畔、同一座山巔？
如果亞拉姆語代表了這一切，它逐步邁向消亡又像征了什麼？這個語言的口說形式在邁入第四個千年之際，驟然變得苟延殘喘。目前有十五萬名庫爾德猶太人生活在以色列，一九五年代移民人口的下一代仍會說基本的亞拉姆語，但這些人的子女已經完全不會說了。信奉基督教的亞拉姆語使用者——迦勒底人、亞述人、雅各布派信徒（Jacobite）、聶斯脫裡派信徒——人數也在急遽減少。兩次世界大戰、伊朗革命、宗教迫害、兩次波斯灣戰爭……種種因素使得近東地區的基督教徒大舉流向歐洲及北美的芝加哥、聖地亞哥、底特律等城市。碩果僅存的基督教亞拉姆語社群勉強生存在土耳其東南部的圖爾阿卜丁（Tur Abdin）、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附近的瑪阿盧拉（Ma\'alula）等被周邊為數眾多的他族人口緊緊包圍的小範圍內。但在高速旅行與因特網的時代，他們是否能將語言傳遞給下一代，將是極大的挑戰。目前亞拉姆語在全球大約還有五萬名母語使用者，但當這些「最後的莫希干人」離開人世，他們的語言也將永遠消失。
雖然亞拉姆語在歷史上的長壽令人驚奇，它如今面臨的命運卻極為普遍。在目前全球大約七千種語言中，據估計有半數將在本世紀間消失。根據現存語言調查統計權威《民族語言數據庫》（Ethnologue）的最新版本顯示，已經有五百一十六種語言「瀕臨滅絕」。這個現象發生在全世界各大洲，例如：澳洲的古尼仰地語（Gooniyandi）只剩最後一百名使用者；喀麥隆的達瑪語（Dama），五十名；台灣的噶瑪蘭語，二十四名；巴西的西帕雅語（Xipaya），兩名；美國的平原米沃克語（Plains Miwok），一名。
飛機、電視和網絡消弭了文化疆界。年輕人離開鄉村前往城市，在城市裡被廣大的世界吞噬。新世代成員紛紛放棄母語，改用全球經濟體系中市場應用價值高的語言，其中最主要的是英語。全世界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使用僅僅百分之五的現存語言。
每當一種語言死亡，一個文明的火炬就隨之熄滅，一個文化的聲音也跟著消失。當亞拉姆語、達瑪語、平原米沃克語最後的喘息聲被週遭的喧囂淹沒，我們能做什麼？
我們應該停下腳步默禱，但也應該將故事用另一種語言流傳下去，讓故事至少能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