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6年5月的事，情況並不順利。第一天晚上，當我讓中年翻譯法歇姆（Faheem）進到我在札胡的旅館房間，告訴他我到伊拉克的原因，我看到他臉部肌肉一陣緊繃。稍早片刻，在從邊境進城的出租車上，法歇姆還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樣：他誇稱自己在摩蘇爾大學拿到英文學士學位，吹噓他跟地位重要的氏族頭目關係甚密，還問我喜歡哪些庫爾德食物。但在我告訴他這次造訪札胡的緣由時，他的和善友好便忽然不翼而飛。
他似乎認為自己接下的工作並不是陪同一位美籍猶太人去打探一起七十年前發生的阿拉伯綁匪擄人事件。「我完全不認識那些人，」他在一陣尷尬的沉默之後說，「如果上次是蘇萊曼陪你去找人打聽，這次也應該由他去。」
蘇萊曼之前早已在電話上告訴我他這次太忙，沒辦法幫忙。他白天要上課，下午還得監督一項建設工程。他的兒子赫瓦爾英文說得很好，不過因為新工作的關係，已經到別的地方去了。城裡其他翻譯人員各自都有軍事任務纏身。三番五次沒有著落之後，我在華盛頓認識的一位庫爾德外交官終於介紹我跟法歇姆接洽。法歇姆是我唯一的希望，但才不過短短幾分鐘，他居然已經準備打退堂鼓。
「我很快就回來。」他說完後起身離去。
一個小時過去，兩個小時過去了。透過房間狹長的窗戶，我看著札胡市區的屋頂逐漸籠罩在夜幕中。窗外下方，一名少年正在旅館旁的空地上把玩帶有狙擊手瞄準鏡的長步槍。他舉槍對著天空瞄準，接著把槍放低，研究扳機，然後再度舉起，瞄準各個不同的想像目標。我忽然覺得房間裡的氧氣越來越稀薄。
晚上九點多，法歇姆終於回到房內。他挽著一位雙頰下陷、鼻子有如一顆植物球根的憔悴老先生。「這位是肯多·卡西姆（Kendo Qasim），」法歇姆說，「算是個歷史學家。他記得猶太社群的事，還認識你父親。他們年紀一樣。」
肯多的確認識我父親。小學時，他們是鄰座的同學。1992年我父親第一次返回札胡時，最高潮的活動是一場為期一周的婚禮慶典，肯多是當時那位新郎官的叔叔。
太好了，我心想。是個朋友呢。可是寒暄幾句之後，他提到那次婚禮結束後發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而我父親並不知情。某個人偷偷錄下我父親——一個猶太佬——跟肯多的家人跳舞的情形。影片被送到侯賽因派駐在摩蘇爾的安全部隊那裡；波斯灣戰爭之後，聯軍實施禁航管制，摩蘇爾成為侯賽因政權仍能控制的領土中距離札胡最近的大城市。侯賽因在阿拉伯世界裡素以痛恨以色列聞名，他曾經說過要用化學毒氣讓以色列「變成一片焦土」，並支付美金兩萬五千元給每個巴勒斯坦自殺炸彈客的家屬。侯賽因當上總統之後，重新出版了一本他叔叔兼代理父親寫過的宣傳手冊，標題為「上帝不該創造的三種生物：波斯人、猶太人、蒼蠅」。1991年，伊拉克被美國——以色列最堅實的盟友——打敗後，侯賽因對以色列更是深惡痛絕，任何人只要在伊拉克招待猶太人被發現，都會受到嚴逞。
肯多說，他弟弟的一位朋友是侯賽因的安全部工作人員，他在那場婚禮後兩三個星期出現在主辦人家中，警告他們如果他們到了摩蘇爾，會遭到不幸的後果。「任何跟猶太人有接觸的庫爾德人都不准到南部，」肯多在狹小的旅館房間裡告訴我，「如果去的話，會被當局逮捕並以吊刑處死。」
肯多和法歇姆離開後，我鑽進被單，關掉燈光，試著忘記我身在何處。我無法入眠。所有東西都設法讓我清醒著：牆上的時鐘奮力地嘀嗒作響，清真寺的宣禮吏在清晨四點準時以那超現實的呼聲召喚居民起來晨禱。我覺得自己瀕臨崩潰，整個人隨時都會瓦解。我的腦子受到無法止息的壓迫，額內嗡嗡作響。我全身痛苦不堪，像是處於戒斷狀態中的毒蟲。我希望能讓我的心思全面斷電，以便好好睡上幾個小時，但我就是找不到控制開關。
接下來一整天我都縮在旅館內。我緊張到不想出門，但在房裡又睡不著。我沒有任何具體的斬獲，開始氣自己。身為記者的我為了寫出好報道，經歷過許多困難，甚至危險的情況。但就我記憶所及，這次是首度感覺到一股令我癱瘓的恐懼。
晚間九點左右，電話響了起來。
「阿里埃勒？」一個溫和親切的聲音說。
「哪位？」我呼吸急促地問。
「蘇萊曼。」
聽到這個人的聲音，我前所未有地高興。
「我的好朋友，歡迎回到你父親的故鄉。」
半小時後，有人敲響房門。我打開房門，看到蘇萊曼如神跡顯現般地站在那裡。他臉上掛著電力強大的微笑，身上穿著熨燙整齊的灰色西裝，配著紅藍相間的條紋領帶，看起來有點兒像是有獎征答節目主持人。
「到我家吃晚飯吧。」他張開雙臂，微微傾身點著頭。
我們走出旅館坐進他的輕型卡車時，他告訴我他請了假，隔天可以陪我一起追蹤關於莉芙嘉的線索。
「謝謝你，蘇萊曼，」我忍不住淚水盈眶，「超過你想像地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