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裡亞姆奶奶去世剛滿一年，我太太就如奶奶生前最後一晚祈求上帝的那樣，順利生下我們的第一個孩子。是個兒子，取名賽斯（Seth）。不過我們做了一個奶奶可能不會祈求上帝同意的決定：我們不打算為他行割禮。我的妻子是在每週上公理會教堂的環境下長大的，不過在賽斯出生那時，她並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唯一確定的是她絕不讓任何人在兒子出生後第一個星期，就拿著刀接近這個小生命。她完全不反對我們按照猶太人的禮俗撫養孩子，但條件是不可「動刀」。「如果有人讓穆漢（mohel，割禮師）進來，」她事先就提出警告，「我一定會把賽斯抱進浴室，鎖上門大哭。」
賽斯快要出世時，我父母試圖發揮影響力，強力要求我們為他行割禮。「免得他覺得自己為什麼跟爸爸不一樣。」這是我母親的說辭。在希伯來大學擔任猶太藝術史教授的沙洛姆叔叔態度更激烈，他從以色列發來一連串長長的電子郵件，用各種論證方式說明割禮何以是上帝與猶太民族之間千古不變的盟約。
我覺得有必要揭竿而起，捍衛我自己的小家庭。但當我仔細反省這個問題時，我卻無法下定決心。基本上，我不是嚴守教規的人，連自己上次什麼時候上過會堂都記不得；加上我的妻子是個異教徒，因此嚴格來說，賽斯從一開始就不能算是個猶太人。況且，一個就某種意義來看非常野蠻的儀式，能為我們帶來任何好處嗎？盲目遵守道統難道不是一種自我欺瞞？
我告訴長輩們我支持梅格的立場，設法讓他們明白，他們無須為我們的決定多做臆測。我們還是會按照猶太人的方式撫養賽斯，只是我不認為割包皮是猶太人身份認同中的關鍵要素。
我很不喜歡那種集體壓力。我發現自己跟父親的關係因為這個問題產生了齟齬。他自己不就是在四十年前離開以色列那一刻，就為如今這個情況埋下種子了嗎？當一個人放棄了猶太祖國，在洛杉磯都會區撫養小孩長大，又怎麼可能指望生活會像他從前認為的那樣？在遙遠而閉塞的札胡，猶太人或許曾經堅守不變的傳統，但洛杉磯不是那種地方。
按邏輯來看，移民行為的終極歸趨不就是同化？當猶太人只佔美國人口的百分之二，異族通婚豈不是無可厚非，小孩不行割禮難道不是無法避免的事？父親老是強調要把傳統從晦暗朦朧中拯救出來，但我現在發現他大話會說，實際做又是一回事。就在我認為我開始對他有更清楚的認識時，他忽然又變得若即若離。他到底要我怎麼樣？他又有什麼合理的立場要求我？
賽斯出生幾個星期後，我父母從洛杉磯到馬里蘭州的安納波利斯來看我。我開始為《巴爾的摩太陽報》工作以後，就跟梅格搬到這裡住。父親要我們把賽斯帶到猶太會堂讓拉比為他祈福，梅格和我對此倒是不反對。
我們通過電話簿找到一所保守派會堂，於是在那周的安息日上午開車前去。在誦讀妥拉經文之間的空當兒，一些男女信徒爬上讀經壇祈禱，拉比的助理走到我們的座位前，詢問我們要不要也做個禱告——這是一種他們按照慣例對我們這種訪客表示的禮貌。
梅格抱著賽斯，和我及約拿步上讀經壇，站在展開的妥拉經書卷旁邊。忽然間，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在我們身上。我的心臟開始劇烈跳動。這裡是一處保守派會堂，有一些教規必須遵守。
拉比是一位活力充沛的中年女性，她開始為賽斯禱告。但當她念到與上帝的盟約——也就是割禮——那個部分時，她忽然停了下來。「他做過割禮了嗎？」
聖堂裡鴉雀無聲，隱約透露出一股不安。我感覺全身血液衝上臉頰。
「還沒有。」我支支吾吾地說。
就在同一時刻，我父親忽然以介於點頭與叩頭之間的動作深深一鞠躬，而後咕噥著發出一個聲音，聽起來似乎有點像是「有喔」。
我不確定拉比聽到的是什麼，但她很快就重新開口為嬰兒祈禱。
我非常震驚。父親剛才是否在展開的妥拉經前對拉比撒謊？方才充斥全場的不自在感已經消失，我鬆了一口氣，但父親表現出的不誠實讓我難以接受。我打算在禮拜結束後要和他理論。
我們回到座位。完成最後一段禱告後，仍站在讀經壇上的拉比請我們自我介紹。
聽到我們姓薩巴爾，拉比整張臉亮了起來。「哇，聽起來很有塞法迪猶太人的味道，你們是從哪裡來的？」當父親說他的故鄉是在庫爾德斯坦，拉比的表情顯得更加興致勃勃，彷彿一道天堂的光就此時從會堂的天窗灑了下來。「非常非常有趣。」她語調高昂地說，還特別重複了兩次「非常」，「我在拉比學院聽過有關庫爾德斯坦猶太人的事，但我們這個會堂好像還不曾有庫爾德猶太人來過。」拉比和父親就這樣在所有會眾的面前開始對話。拉比站在講台上問了一個又一個關於札胡老家的問題，我父親則站在後排，像在大學課堂上那樣不厭其煩地提供解說。
拉比欣喜若狂。「孩子們，聽到了吧，」她環視了一下會堂裡的男女兒童，「你們今天在這裡看到的是活生生的歷史。」小孩子們和一些大人紛紛轉頭看著約拿，彷彿他們忽然覺得這個髮型左右不對稱、褲子拉得太高的奇怪訪客特別有意思。
約拿告訴在場會眾，他是札胡的猶太人在大舉移民以色列之前最後一個做受戒禮的人。他提到自己仍然記得他念的那段出自《出埃及記》的妥拉經文。坐在我們前面一排的一位漂亮媽媽轉過頭來，說她的兒子今年行受戒禮時也是要念那一段。
「我們應該邀請你來呢。」她露出燦爛的笑容說。
稍後，在進行祈福餐會時，拉比和六七位中年女性圍著我父親說話。她們那種崇拜的表情，彷彿就像看到摩西本人忽然出現在會堂裡。
後來我一直沒有質問我父親，為什麼拉比問賽斯是否做過割禮時他要那樣回答。在我看來，他似乎是刻意要表現得模稜兩可。他發出有點兒像在清喉嚨的聲音，希望拉比會認為那代表「做過了」。他彎腰鞠躬也可能是為了表示答案是肯定的。對於我祖父那樣的移民而言，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絕對的，當他們失去舊有的東西，會有必須接受夢想全盤破滅的準備。但我父親似乎認為，如果要在新環境中求生存，就必須日復一日地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取捨。有些時候，以務實主義替代正統教規，用模糊曖昧化解僵化的真理，反而是比較明智的做法。
如果來自加州洛杉磯西區的約拿·薩巴爾需要這麼做，以便說服自己他的孫子能夠合乎道統，我又能責怪他嗎？賽斯是否行割禮並非重點所在，我真心希望無論是對拉比、對我，乃至對我父親而言都是如此。
真正真實且動人、真正重要的，是我父親童年時代在庫爾德斯坦的人生故事。那天緊緊扣住拉比和在場會眾的，是父親與三千年前被逐出亞述的猶太族群之間的關聯。他代表著猶太教的初始，他是有血有肉的歷史。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聖約。
接下來幾年中，我到底該如何處理自己與過去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一直折磨著我。我知道時間所剩越來越少了。賽斯一天天長大成一個地道的美國孩子，他的父母沒有經歷過真正的磨難，不曾只帶著幾包行李跨越國界尋覓新生，不曾為了生存學習陌生的語言。
與此同時，我父親也正逐漸老去。他經常背痛，也開始不得不用彈性護膝保護自己日益退化的關節。他的雙親都已經不在人間。每隔幾天，他那一代庫爾德猶太人之中又會有人離開，長眠在別稱「札胡城」那個規模越來越大的耶路撒冷庫爾德公墓下。
時間一直流逝，我益發感受到必須有所行動的壓力。我的強大動機有一部分源自我的記者本能；我知道什麼時候必須積極追蹤一個故事，以免報道它的時機永遠消逝。但另外一個更深層的因素源自我內心的恐懼。我有一個大好機會為自己找到救贖，但如果我不行動，我害怕這機會將會離我而去。
2004年秋天，我辭去在《巴爾的摩太陽報》的工作，正式投入這場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