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的研究生院大樓像是一幢崢嶸的哥特式要塞。巍峨矗立的塔樓和壁壘俯視著下方的約克街，彷彿是在宣示它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並警告世人並非所有來者都會受到它的歡迎。耶魯大學在一九三年代建起這棟建築，整個設計都帶有象徵含義。一連串交錯的廳堂與過道讓訪客完全無法從外面窺見位於建築物中央的綠地；一名研究所所長給這種設計取了一個稱呼，叫作「壕溝」，因為它「把街頭的一切凡庸阻絕在外」。
向晚的斜陽將花崗岩和石灰岩砌造的建築立面染成炫目的色澤，約拿從幾個拄著枴杖的年邁學者身旁走過，穿越一群群衣著一絲不苟的新鮮人，朝大樓走去。邊門上精雕細琢的金屬把手讓他想到他在弟弟妹妹的故事書上見過的那些中古城堡。他拉了一下把手，沉重的橡木門應聲而開，展現在他眼前的是一條燈光昏暗的長廊，隱約飄散著舊書的氣味。
他找到那扇標著「註冊組」的門時，心跳驀地加速。他伸手撫平褲子，那是一條法蘭絨長褲，是他在離開耶路撒冷前買的。少年時代的他在死黨什洛莫家的陽台上看到班耶胡達街上那些「沙龍族」年輕人，就是喜歡穿這種面料的衣服。約拿的手伸進夾克口袋，手指滑過入學許可書的邊角。那封信函不僅正式通知他獲准進入耶魯大學的近東語文學系就讀，也確認了他的獎學金資格。信函所用的高級紙張帶有美好的觸感，讓他充滿全新的信心。自從確認信函在幾個月前寄到他在耶路撒冷的家中，他幾乎已經把信中所有字句牢記於心；紙上的墨跡甚至因為經過反覆翻閱都褪色了。「我們非常期待在今年9月見到您。」信中最後一句這麼寫道。「非常期待見到您」這幾個字在他腦海縈繞不去。約拿從未聽過這個詞句，但他喜歡其中的含義。他心想，耶魯雖然遠在天邊，但至少當他跨進註冊組的大門時，會有一群委員會的人在那裡歡迎他，那將是無上的榮譽。基於禮貌，他只要行程安排一有變動，不管事情大小，他都會馬上通知註冊組。現在看情況他應該會在5號抵達，而不是5號。喔，對了，飛機會在瑞士中轉，而不是阿姆斯特丹。他認為自己的做法非常合宜。有一大群人非常期待見到他，要是讓他們乾等，就未免太失禮了。
可是當他推開厚重的木門，他看到門後的辦公室幾乎空空如也，只有一個梳了蓬蓬頭的秘書坐在桌前卡嗒卡嗒地打著字。他是不是走錯地方了？
「對不起，」約拿說。他覺得自己的喉嚨彷彿打了結，努力開口也只能發出青蛙呱呱般的聲音。「打擾一下。」
秘書抬起頭。「什麼事？」
「我是約拿·薩巴爾，我到了。」
「太好了，」秘書邊說，口中邊吐了個口香糖大泡泡，「你是何許人也？」
「我是來註冊就學的，請看這封信。」他將入學許可書遞給秘書。
一陣沉默。
「是你們這裡寄發的，沒錯吧？是不是有人會在這裡等我？」
「沒有噢，小帥哥，不過有一堆表格要填。你拿著這些，去隔壁房間填好，兩邊都要填，在這裡和這裡簽名，然後回來找我。」
約拿帶著那沓表格，推開隔壁的橡木鑲板門，坐進一張橘色塑料椅。房間裡已經有一位整潔清爽的金髮男子，他穿著人字紋西裝外套，看樣子應該也是個學生。但約拿在他旁邊坐下時，他一副沒看到人、也沒聽到聲音的模樣。約拿瞄著一長串關於個人病史、飲食偏好、運動興趣等方面的包羅萬象的問題，在一個接一個的框格裡打鉤。他試著理解childhood vaccines（兒時的疫苗注射）、vegetarian（素食）、table tennis（桌球）等詞彙。
約拿在耶魯的第一年看到了他在耶路撒冷的電影院裡沒見過的美國。在這裡，大家會不斷要你填問卷，對個人喜惡進行評估分類，把生活區隔成千百個區塊，而後學校裡某個行政人員會把這些信息做成統計數據。
而且在學生餐廳裡，大家都會把個人生活中的私密細節鉅細靡遺地搬出來說，完全不顧忌旁人會聽到。某天晚餐時，一個學生若無其事地說出「我姐姐懷孕了，不過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誰」，他那輕描淡寫的口吻彷彿像在聊天氣，「只希望那混蛋東西沒傳染什麼性病給她。」有人說醫師又開了什麼藥方，治療他們一直很「大便」的心情；有人說獸醫又在他們的狗糞裡發現了哪些病蟲；有人說某個住在兄弟會會所(1)的學生因為酒駕被警方逮捕。
「他們會跟你說一堆我再怎麼樣也不可能跟剛認識，甚至不認識的人說的話，」不久前我父親這麼告訴我，「我會以為，哇，這個人一定覺得跟我很合得來，說不定我們能成為永遠的朋友。等我隔天在他旁邊坐下，他可能根本不記得我是誰。」這種聊天內容讓我父親渾身不自在，於是他沉默了。後來有個日本學生以為自己終於猜到我父親為什麼那麼莫測高深：那種自我約束一定是貴族身份的表徵。於是，日本學生某天開口問道：「閣下，您是不是某個阿拉伯王子？」
美國似乎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地方。餐廳裡的學生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排隊，把自己的餐盤重新添滿蔬菜意大利面、烤鱈魚、藍帶雞排。但有一次他到紐約市區時，卻看到一大堆看起來沒吃東西的可憐人睡在走道上，彷彿一隻腳已經踩進墳墓裡。「我看到美國版的『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情景，」他在1965年9月寫給父母的一封家書裡表示，「在美國的社會競賽裡，一個人如果沒有成功，就會被人踩在腳底。」
一個令他比較高興的發現是：美國到處都有猶太人，而且包括名人在內，大家都會談論猶太人的事。在1966年的一封家書中，約拿提到奧斯卡頒獎典禮的電視轉播時寫道，「聽到鮑伯·霍普（Bob Hope）在主持晚會時用上一些猶太人的詞彙，感覺實在有趣。例如『受戒禮』：『丹尼·凱耶（Danny Kaye）現在人還沒到，因為他還在參加受戒禮……』這時所有人哄堂大笑，想必他們也知道丹尼·凱耶應該早就超過受戒禮的年齡了。」約拿還指出，復活節時他在一座教堂外面聽到兩位老先生在爭論耶穌說的語言是什麼，「其中一位說一定是希臘語，另一位說，『不對不對，是意第緒語，別忘了耶穌是猶太人』。這裡許多人都以為意第緒語是猶太民族永遠的語言。」
後來約拿在一間社團交誼廳觀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電視台的當紅影集《無敵情報員》（Secret Agent），忽然聽到片中演員說起流利的希伯來語。那時的劇情是在描繪一名無賴模樣的以色列情報員正指揮一架英國間諜機飛越埃及的沙漠，試圖除掉一位在納粹大屠殺時對猶太人進行人體實驗的德國科學家。跟約拿坐在交誼廳裡一起看電視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黎巴嫩來的物理系和經濟系學生，一個法律系的沙特阿拉伯學生，兩個巴基斯坦人，一個希臘人，一個台灣學生，還有一位波蘭猶太裔學生。這名女學生的父母在納粹大屠殺時不幸喪生，她被一個天主教家庭領養，後來改信天主教。約拿聽到演員說希伯來語，雖然心中雀躍，但也有點兒不自在。他在家書裡寫道，「有一段用希伯來語說的話我聽了覺得特別刺耳：『我們要快點兒殲滅他，因為我們現在是在敵人領土上，要是那些死阿拉伯佬來了，會毀掉整個計劃。』我心裡祈禱坐我旁邊的阿拉伯同學不瞭解這個句子的意思，我也很慶幸聽得懂希伯來語的那個約旦籍阿拉伯人當天沒來看電視。」關於那天晚上他感受到的那種文化衝擊，他的結論是：「這種情況只可能在美國發生。」
儘管猶太教在美國看起來具有相當的能見度，約拿卻在其中感覺到某種心靈層面上的膚淺。他在耶魯的猶太朋友很少上會堂；他在希伯來主日學校教的小朋友們總是一副「去什麼地方都好，但我怎麼會被困在這裡」的無奈模樣。在以色列時，每逢慶祝收割的住棚節（Sukkot）期間，他母親都會忙著做出一桌可泰爾皮斯拉（kotel pisra）煎餃、香檸米飯和庫維（kuvi，鄉野）哈穆斯塔濃湯。在紐黑文，他卻只能可憐兮兮地和一位朋友到附近一家小館子吃幾塊已經放到走味的猶太薄煎餅。他第一次在美國過贖罪節時，心情跌落谷底。在這個猶太人禁食贖罪的重要節日，氣氛理當莊嚴肅穆。他走到校園附近的一座猶太會堂，坐在一對年約四十、穿戴體面的夫妻旁邊。拉比開始朗讀《罪過》（Al Chet）告解文時，那對夫妻開始討論週末計劃，約拿記得他們提到要到賓夕法尼亞州東北部波科諾山區（Pocono）的小木屋度假。
「儀式好無聊啊！」男士對妻子說。
「是啊，」女士以旁人都聽得見的低語回道，「幸好小孩留在家裡讓保姆帶。」
「喏。」男士邊說邊從口袋掏出口香糖給他的妻子。他似乎忽然意識到自己不太禮貌，於是轉頭看著一臉寂寞的約拿，遞給他一片口香糖。
「吃個口香糖吧？」男士露出友善的微笑說。
約拿在以色列讀書時，因為懂得不少深奧的英文詞彙，又能背誦英文文學經典作品的許多段落，老師都會給他很高的分數。但在美國，大家卻聽不懂他說的英語。
有一天，他在紐黑文一家很小的熟食店買三明治吃。
「哪一種？」頭髮花白的店老闆問。
在以色列，老闆當天做哪種三明治，客人就吃哪種。在美國，一個人時時刻刻都得做選擇、下決定。這大概就是所謂自由吧，約拿下了這樣的結論。
「雞蛋的？」約拿說出他的選擇，不過語氣聽起來卻像是在問問題。
「雞蛋色拉，好。要生菜西紅柿嗎？」
「呃，好啊。」
「哪種麵包？」
「呃，你有黑麵包嗎？」約拿將希伯來語中的「裸麥麵包」一詞照字面意義翻成英文。
「黑麵包？沒聽過，」掌櫃的說，「不過我們有很好的裸麥（rye）麵包。」
約拿沒聽懂rye這個字。「干（dry）麵包？」他遲疑地問。
「小伙子，你一定會喜歡的。我做這行很久了，可以跟你打包票雞蛋色拉跟裸麥麵包是絕配。」
「好吧，」約拿無可奈何地說，「就給我幹麵包吧。」
在美國，亞拉姆語不再是他和家人在晚餐時談天說地所用的那個生動又親切的家鄉話；現在他唯一能聽到這個語言的機會是在猶太會堂。猶太經文中兩篇內容格外悲情的祈禱詞是以亞拉姆語念的：一個是悼念死者用的《珈底什》（Kaddish），另一個是解除贖罪節誓言用的《柯爾尼得萊》（Kol Nidre）。約拿在紐黑文度過第一個贖罪節時，聽到他的母語被以許多優美的長元音和莊嚴的節律念出來，讓他不禁覺得自己終於懂得古老的塔木德經裡那段文句了。「世界被賜予了四個偉大的語言。」貝特·顧卜林的喬納森（Jonathan of Bet Gubrin）拉比在公元四世紀完成的耶路撒冷塔木德經裡寫道。在他眼裡，希臘語是詩歌的語言，拉丁語是戰爭的語言，希伯來語是交談的語言，而亞拉姆語則是輓歌的語言。
☆☆☆
我父親在耶魯大學就讀的第一年寄回以色列的家書，道盡了思念家鄉和夢想破滅的心情。2005年，我來到耶路撒冷卡塔蒙區祖父母生前居住的公寓，在地下儲藏室的一個鞋盒裡看到這些信。
父親的妹妹莎拉當年對美國也懷有許多浪漫的憧憬，但父親在寫給她的信中難掩大夢初醒的情緒。
1965年11月14日，他寫道：
一個社會在技術和物質層面越是進步，它的人民就越是複雜，相互之間也越疏離。這裡的每個人，特別是那些高級知識分子，都是一個個孤立的個體。莎拉，我們知道的那種不會去捕風捉影的單純的人，那種不只是關心自己，更會為別人操心的好人，那種人在這裡都不見了。
你很難明白我有多懷念那種簡單誠懇、自然不做作、沒有膚淺八卦的談話。就像媽媽和哈比卜阿姨或埃利亞胡叔叔和他的朋友聊天那樣。約拿瑪莫隨口說的一個故事，都要勝過美國娛樂媒體裡所有的無聊內容。莎拉，你不知道身邊有父母、有兄弟姊妹、有溫暖的家庭，那是多麼美好的事。美國大多數人都是悲哀的，因為他們的家庭生活都已毀損，無法復原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但約拿舉目無親的孤獨感依然強烈。他在一封信中告訴妹妹「美國是一個有兩億寂寞心靈的國家」。在另一封信中，他把美國描述成一個充滿虛幻期望的國度。
1966年秋天，在耶魯第二年的他陷入某種存在主義式的恐懼感。
莎拉，我年紀越大，待在這裡而認識的人越多（我沒誇大其詞，我見過不下數千人），我就越感覺生命是不完整而且受損的。我在以色列認識的人，特別是那些庫爾德人，他們是完整心靈的理想化身，完全不像這邊的人那麼複雜糾結、問題重重。這裡每個人乍看之下都很快樂，無憂無慮，但談過一兩次話以後，你會發現他們都有各式各樣的問題，人們似乎都經歷過無數的生活危機和心理創傷……
在以色列，我被夾在札胡和耶路撒冷兩個世界之間。現在我有了第三個世界，紐黑文。莎拉，你無法想像我做過多少奇怪的夢，札胡、耶路撒冷和紐黑文在那些夢裡用詭異至極的方式交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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