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房子。不斷地蓋房子。一九五年代中期的聖城耶路撒冷彷彿只有一個產業——建築業。無論薩巴戈兄弟們走到哪裡，舉目所及只見推土機揚起一陣陣沙塵，將岩石遍佈的山坡推平，造起購物中心、學校、道路、公寓大樓。政府的邏輯跟照映在色澤金黃的舊城城牆上的艷陽一樣清晰透亮：大規模移民使得這個新國家的猶太人口在短短三年內暴增兩倍，六十多萬新移民需要地方居住、購物、工作、休閒；由於瑪哈巴拉已經變成國家的恥辱，以色列政府全力鼓勵人民投入營建業。比起別人，薩巴戈兄弟可以早早站穩在起跑線：他們有足夠的資金成立公司。
在飛離伊拉克之前，拉哈明在巴格達的生意夥伴埃茲拉介紹他跟一些幽靈人物會面，這些人個個神通廣大，有辦法躲過機場警察的檢查，將錢財偷渡出國。其中一名走私者說他挖空肥皂或鞋跟，把鈔票塞進裡面。另一人說他知道怎麼把黃金熔化，巧妙地植入行李箱的外殼構造中。拉哈明最後挑中的是一位看起來老老實實的年輕人，他穿著做工細緻的西裝，拉哈明看一眼就知道那是昂貴的英國貨。「我是個拉比，」年輕人說，「上帝是我的證人，我會到以色列的營區裡找到你。」拉哈明聽了這句話便決定買單。
他們住進塔爾皮歐移民營區幾個星期後，年輕拉比提著布袋，出現在他們的棚屋門口。布袋裡裝了他們交給他的一萬第納爾。拉哈明在巴格達看的那套昂貴西裝已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短褲和遮陽帽。他盤腿坐在泥地上，像專家般嫻熟地數著鈔票，接著抓了一把塞進自己襯衫口袋。
「可是拉比——」拉哈明錯愕道。
「我的服務費是兩千，」年輕人說著起身準備離開，「怎麼，難不成你以為我是免費工作？」
在札胡時，埃利亞胡已經提過家族底下各個商店變賣後，錢要怎麼分的敏感話題。「拉哈明，我們在札胡是一起賺、一起花的，」他在他們離開伊拉克前那個星期告訴哥哥，「可是在以色列，我們連能不能住在附近都不知道。」跟許多其他人一樣，埃利亞胡心裡想像，到了以色列後，他就能擺脫札胡的社會秩序羈絆。如果自己口袋裡有點錢，就可以不必再幫哥哥工作，他可以有自己的事業，或許開個公司當老闆什麼的。他提議，「我們在這裡就把錢分成三份吧」，邊說邊拍打著摩擦雙手，一副希望事情處理得乾淨利落的模樣。
但拉哈明清楚地表態他無法接受這種做法。他認為三兄弟向來是一體的，沒辦法弄清楚誰賺了多少錢，因此要計算每個人的份有多少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當然，他相信由於自己是家族事業的掌舵者，如果要分財產，他自然有理由拿大份。他還有一個反對埃利亞胡提議的原因，但這個原因他不可能對別人承認：他料想，如果他失去對家族財富的控制，家人對他的尊敬也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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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色列國民銀行行員把八千第納爾兌換成兩萬四千里拉（lirah）——相當於目前的十九萬美元，存進一個特殊的小型企業賬戶時，拉哈明忍不住滿面春風。離開銀行時，他昂首闊步，彷彿自己忽然間長高了兩英吋。他知道巴格達的商人都在銀行開了賬戶，現在，他終於也能擺出大都市生意人的架勢，煞有介事地談論「控股」「資產」之類的事。對庫爾德裔以色列人而言，那是一筆足以令人眼紅的大錢，能在耶路撒冷的高級地段買下一幢好公寓。但砸這筆錢買公寓對誰都沒好處，因此拉哈明的弟弟們請年紀較長、閱歷也最豐富的他想辦法打進以色列欣欣向榮的建築業。才剛一打探，好運就來敲門了，至少起初看起來是這樣的。
一九三年代時，有一小群經濟狀況不佳的庫爾德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定居在瑪哈內耶胡達（Mahane Yehuda）市集附近一帶，其中一個是薩巴嘎家族的遠親，名叫薩利赫（Saleh）。當他聽到久無聯繫的堂親薩巴嘎一家人也來到以色列，他便前來拜訪。他告訴拉哈明，他現在是一家大營建公司的經理，知道某人想低價脫手一台空氣壓縮機和一些輕型鑿巖機。薩利赫從一個時髦的瓶子裡倒出亞力酒，斟滿拉哈明的杯子。他順口說，如果拉哈明願意出資，他們可以建立對雙方都有利的合作關係：「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拉哈明在購買合約上簽字時，埃利亞胡和伊斯拉埃爾就算對此有任何疑慮，也沒說出口。「我沒有反對是因為我們在庫爾德斯坦時一直很聽從你祖父的意思，」幾年前，我拜訪埃利亞胡時他告訴我，「可是或許我們當初應該更有主見一點才對。」
鑿巖機隔周就故障了，修理費非常昂貴，薩巴戈兄弟們砸了數百里拉下去，但全成了冤枉錢。薩利赫中介賣給他們的機器，是名副其實的爛貨一堆。結果工期拖延，營造商不高興，陸續取消合約。但拉哈明越是虧錢，就越是廢寢忘食地想要扭轉乾坤。如同在札胡時，他依然深信只要有一件事做好，成功就會接踵而至。他以低於成本的價格為主顧們工作，希望借此贏回他們的心。他沒有細看營造合約就簽字，等到發現條文清楚寫著工期只要落後一天就得付違約金時，已經來不及了。
兩年下來，薩巴戈兄弟們虧損嚴重，公司只好關門大吉。他們以購入價十分之一的價格賣掉蹩腳的壓縮機和鑿巖機，自此之後，過去形影不離，有如哈布爾河支流般總能匯為一氣的三兄弟分道揚鑣，再也不曾一起工作。
埃利亞胡對兄弟關係的瓦解感受特別深刻。「但願鳥糞掉在赫茨爾的大鬍子上，誰叫他讓我們來這個鬼地方。」他老愛這麼說，彷彿那位原籍匈牙利的錫安主義創始人必須親自為這個家族遭逢的不幸負責。
「你怎麼能說這種話？」米裡亞姆對小叔這般褻瀆的言語感到羞恥，有一天忍不住抗議道。她在照片上看過這位錫安領袖，假定他的大鬍子代表了他的拉比身份。「赫茨爾可是個非常虔誠的人。」
「讓他帶著他的虔誠下地獄去吧。」埃利亞胡說。
三兄弟分開後，埃利亞胡和伊斯拉埃爾走上與其他許多庫爾德移民相同的生命軌跡：成為建築工人。這是一份辛苦異常、幾乎用不上大腦的工作，他們雙手長繭，逐漸變得跟他們從前看不起的那些勞工階級一樣滿臉風霜。小有名望的父親死了，大哥則是漂泊不定，兩個弟弟自知沒本錢繼續讓優越感作祟，陶醉在不切實際的危險幻夢裡。他們放下身段，努力讓自己不在蒼茫人海中沉淪，在三十年間領取穩定的薪水，而後拿著相當優渥的退休金安享天年。
但拉哈明不為所動，只認為兩個弟弟是在作踐自己。他堅信薩巴戈這家人能有更好的成就。
「阿爸，上學的事怎麼辦？」有一天，拉哈明要約拿出去找工作賺錢補貼家用時，約拿這麼問道。他們來到以色列以後，從前叫的「巴爸」逐漸變成「阿爸」。
「晚上再去上課，工會有幫白天要工作的小孩子辦夜間部學校。」
「可是阿爸，白天要工作的小孩子還有辦法變成醫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