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庫爾德人而言，山毫無疑問象徵著神性。山是他的母親，他的庇護所，他的保護者，他的家園，他的農場，他的市集，他的伴侶，以及他唯一的朋友。
——梅爾達德·R.伊札迪（Mehrdad R．Izady），《庫爾德人的故事》
（The Kurds：A Concise Handbook），1992年
札胡的猶太人在群山環抱的家園中過著桃花源般的生活，幾乎完全不知道在五百公里外的南方，巴格達正經歷巨大的轉變風潮。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聯軍分食奧斯曼帝國的大餅，將伊拉克領土劃歸英國管轄。英國托管維持了十二年，直到1932年伊拉克獨立。那年，伊拉克向它所加入的國際聯盟提出「關於少數族群的宣言」。這份文件誓言「完整、全面保護伊拉克所有居民的生命和自由，不分出身、國籍、語言、種族或宗教」。
來年，伊拉克軍隊屠殺了三千名亞述人。伊拉克的亞述人是說亞拉姆語的基督徒，從遙遠的古代就世居在伊拉克北部。亞述人要求得到更多政治權力，並組成八百人的民兵。伊拉克對此進行了大規模的血腥鎮壓，數十個亞述村落遭到夷平，死難者中包括許多平民和兒童。這種慘無人道的響應方式令各界嚴重質疑伊拉克在前一年關於確保少數族群權利的宣示。
這次攻擊的消息像一陣淒風苦雨般地掃過巴格達的猶太人小區。伊拉克中部的猶太人世居當地將近三千年了，與穆斯林共存共榮。猶太人形成昌盛的商人階級，貿易商、銀行家、金融家輩出，他們有效運用巴比倫長久以來身為多條重要國際貿易路線匯聚處的樞紐地位，成功地發達致富。他們在蘇拉（Sura）和尼哈迪亞（Nehardea）建立兩座大型猶太高校，培育優秀的拉比，讓猶太教能在這個流散各處的族群中代代相傳。公元499年，伊拉克的猶太學者已經完成劃時代的《巴比倫塔木德經》，這部典籍是以亞拉姆文撰寫而成，無論是當時或現在，都被視為世界上最具權威性的猶太律法指南。
雖然波斯帝國的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在公元前538年擊潰巴比倫軍隊，並允許遠離聖土的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興建聖殿，但大多數猶太人還是決定留在巴比倫。即使一千一百年後伊斯蘭軍隊征服整個中東地區，多數人依然留了下來。只要猶太人乖乖繳納稅賦，並且好好地恭維伊斯蘭統治者，他們就持續享有高度的經商和信仰自由。儘管帝國興衰、時代更迭，族群包容的氣氛一直存在，1908年時，奧斯曼統治者甚至在新憲法中以白紙黑字賦予非穆斯林民眾同等的權利。
當英國軍隊在1917年開進巴格達時，猶太人已經是這座城市的最大族群，二十萬居民中有八萬人是猶太裔。根據史學家尼希姆·雷吉旺（Nissim Rejwan）的研究顯示，富裕的猶太父母此時開始根據倫敦的最新時尚打扮自己的小孩，並為他們取愛德華、喬治、黛西、克萊兒等饒富不列顛風情的名字。
長期以來，猶太人也在政府部門中擔任低階和中階職務。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猶太人在英國托管下的伊拉克開始爬升到更高的政治階層。沙遜·赫斯克爾（Sassoon Heskel）在獨立的新伊拉克當上首任財政部長，其他猶太人也獲選為國會議員，或是在最高法院中任職。但獨立也為伊拉克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與此同時，中東各地出現越來越多要求建立泛阿拉伯聯盟、並在伊斯蘭世界中終結西方殖民勢力的聲浪。伊拉克成為阿拉伯狂熱分子和意識形態煽動者的天堂，在一九三年代發生過不下五次政變。
其中快速竄起的一個人物是耶路撒冷大穆夫提(1)哈吉·阿敏·阿爾—胡賽尼（Haj Amin al-Husseini），英國當局以他在巴勒斯坦煽動阿拉伯人叛亂為由，對他發出通緝令。另一個人物是納粹駐巴格達特使弗利茨·格羅巴（Fritz Grobba）博士，這個人文質彬彬，喜歡將自己視為德國版的阿拉伯勞倫斯。格羅巴買下《阿拉伯暨世界報》（al-Alam al-Arabi），以連載形式在該報中刊登希特勒自傳《我的奮鬥》（Mein Kampf）的阿拉伯文譯本。他經常舉辦華麗的宴會，吸引伊拉克政治、媒體、軍事等各界精英參加。有些伊拉克人張大眼睛看著納粹在歐洲各地節節勝利，被認為納粹的第三帝國是泛阿拉伯主義運動可以倣傚的模式。
伊拉克首席拉比——智者沙遜·卡杜裡（Sassoon Kadoorie）以及其他猶太社群領袖設法讓自己與歐洲和巴勒斯坦錫安運動保持距離。即便某些伊拉克猶太人在知識層面上認同建立猶太祖國的救世主降臨論理念，他們並不特別想拋棄在伊拉克安穩舒適的日子，而去追尋某種不確定的未來。他們也完全不希望激起穆斯林朋友、鄰居和生意夥伴的憎恨。
早在1922年，巴格達猶太領袖梅納赫姆·沙立·但以理（Menahem Salih Daniel）就告訴過倫敦錫安組織書記，最好要放慢行動腳步。在尼希姆·雷吉旺撰寫的伊拉克猶太裔歷史中，他引述但以理在一封信中寫下的話：「我無法不思考，倘若錫安組織在巴格達正式建立辦事處，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猶太人與其他族群之間向來良好的關係將會遭受多大的負面衝擊。」
猶太學者埃茲拉·哈達德（Ezra Haddad）在一篇刊登於巴格達第一大日報《新聞報》（Al-Akhbar）的文章中寫下伊拉克猶太裔民眾普遍的心聲：「當一名阿拉伯猶太人談到阿拉伯大地，他指的是這些亙古迄今環繞著他、慷慨賜予他無比豐饒的家園；無論過去、現在或未來，他都會將這片土地視為綠洲，在充滿壓迫與不公的沙漠中為其提供源源不絕的滋養……」再早些時候，哈達德還寫過一篇文章，以簡潔有力的標題闡釋他抱持的觀點：「在變成猶太人之前，我們原本就是阿拉伯人。」
猶太裔領袖、巴格達大學法學院知名教授約瑟夫·艾爾卡畢爾（Yosef El Kabir）直截了當地抨擊英國在1917年表態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民族祖國的重要宣言——《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他於1938年在《伊拉克時報》（Iraqi Times）中撰文表示，「《貝爾福宣言》企圖解決的問題無論現在或未來都只是一個歐洲的問題。」
伊拉克猶太人的樂觀想法無法持續太久。
1941年4月，四名自稱「金色方塊」的反英派陸軍上校又發動政變。親英派攝政者——阿卜杜勒·伊拉（Abdul Ilah）王儲在美國外交人員的協助下逃往約旦河西岸。「金色方塊」四人組指名前總理拉希德·阿里·阿爾-吉拉尼（Rashid Ali al-Gilani）擔任新的伊拉克最高領袖。這名政治人物是個搖旗吶喊的民族主義者，而且非常欣賞納粹。什葉派神職人員和遜尼派的耶路撒冷穆夫提都倡議對英國發動聖戰。拉希德·阿里組成他所謂的「民族防衛政府」，並切斷伊拉克通往地中海的輸油管。納粹意識形態此時在學校中生根發芽，猶太人開始被貼上英國同謀者的標籤。提倡種族純粹理論的德意志納粹對阿拉伯人其實並無好感，對阿拉伯人的獨立野心也只是虛情假意地附和。但屢次成功進軍歐洲各國的德國此時氣焰高漲，並在阿拉伯人對英國統治的反叛中看到進一步羞辱盟軍的天賜良機。當拉希德·阿里和英國人在英國繼續使用伊拉克軍事基地的議題上爆發衝突，希特勒接受伊拉克的請求，運送槍炮給巴格達，並派出一個空軍中隊及一組軍事顧問前往支持。英國首相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得知這個消息後暴跳如雷，立即宣佈戰爭已經擴散到更廣大的層面。他下令軍隊奪回伊拉克，並發電報給駐伊軍區司令，要他「以空前魄力擊潰拉希德·阿里的勢力」。
1941年4月17日，英國皇家空軍在未受抵抗的情況下降落在巴士拉（Basra），隨後發動一系列猛烈的轟炸攻擊。伊拉克部隊的軍力完全無法與英軍相比，短短一個多月後的5月底，伊拉克就投降了。拉希德·阿里與德意兩國使節及一批支持者跨越國界，潛逃到伊朗，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則逃到德國，受到希特勒親自接見。
6月1日，阿卜杜勒·伊拉王儲返回伊拉克，重新坐上王位。此時正值猶太逾越節的第二天，猶太裔民眾穿著最漂亮的衣服在街頭穿梭，一群人甚至親自前往機場迎接攝政王歸國。但猶太人在拉希德·阿里潰敗後那麼快就明顯地歡欣慶祝，無疑就像在油料庫中點燃火柴。當天下午，當猶太歡迎隊伍從機場回到市區，一群退役士兵向他們發動攻擊。殺害一名猶太人，擊傷十六人，軍警則在一旁坐視不管。巴格達迅速陷入混亂。暴民在貧民區聚集，高中生紛紛以棍棒、刀子及斧頭武裝自己，因為被英軍擊敗而憤恨不平的軍人不斷湧進市區。日落時分，巴格達已經全面進入法胡德（Farhud，阿拉伯語「種族迫害、屠殺」之意）狀態。猶太人的住宅和公司行號遭到無情的攻擊，暴民屠殺幼兒，強暴婦女，他們的家人只能無助地看著這一切在眼前發生。在阿巴斯艾芬迪（Abbas Effendi）一帶，六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慘不忍睹的屍體被釘在牆壁上。巴格達市警袖手旁觀，有些甚至還主動指引新來到的暴徒前往猶太人的住宅和商號。猶太店舖被洗劫一空，接著還被放火焚燬，猶太會堂遭受褻瀆，《妥拉》典籍被丟到街上。
第二天下午，王儲終於命令軍隊向暴民開火，但巴格達此時早已成為一片血海。據估計有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名猶太人以及許多前來護衛他們的穆斯林慘遭殺害，八百九十六間住宅和五百八十三間商店被洗劫，將近兩千四百個家庭無家可歸。
那些曾經試圖對未來抱持樂觀態度的巴格達猶太人再也無法自我蒙騙。這場「法胡德」像是一把利劍，刺進了他們的心臟。
然而，如果那時你去札胡問當地的猶太人他們對這場屠殺有何看法，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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