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所見的札胡在外觀上與色諾芬(1)時代的描述有驚人的吻合。
——威廉·弗朗西斯·安斯沃思（William Francis Ainsworth），《循跡萬名希臘人之旅》（Travels in the Track of the Ten Thousand Greeks），1844年
目光越過我父親的家鄉城鎮，可以看到一片有如童話般的迷人景致。古老的小島坐落在河中央，河水流過遼闊的平野，四周遠方圍繞著白雪皚皚的山峰。世世代代的猶太人居住在這寬近四百米、長近八百米的半月形島嶼上。這地方如此遺世獨立，早年極少數來到此地的西方訪客甚至經常幻想自己發現了一個失落的古代以色列部落。
“這般猶太人！”猶太裔美國教授沃爾特·菲謝爾（Walter Fischel）在一九四年代造訪庫爾德斯坦後寫道：“男人陽剛粗獷，女人戴著刺繡頭巾、耳環、手鐲，有些甚至還戴鼻環，臉上有象徵圖案刺青。他們都是我們的手足哪！”
他們的語言也引人遐想無比，因為世人過去曾以為這個語言早已消失。極盛時期的亞拉姆語就像今日的英語，是當時人類文明核心地區的共通語言。最早的亞拉姆語文字大都出現在敘利亞的阿勒頗（Aleppo）附近發現的一些石碑上，這些石碑大多是呈獻給帝王或神祇的，距今已有三千年左右的歷史。那時，亞拉姆人這個來歷鮮有人知的閃族遊牧族群開始從敘利亞移居到中東的肥沃月彎地區各處。他們的生存王牌不在財富或權力，這些東西他們向來罕有，他們的厲害之處在於游移遷徙的天性。
亞拉姆人身為遊牧民族，廣泛散居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全境，他們的語言因而成為該地區的實質共同語，可謂人類史上第一個世界語。眾人都使用這個語言實地交流，而且似乎無人質疑這個事實。到了公元前八世紀，亞述帝國將亞拉姆語定為行政上的官方語言。亞述帝國崩解後，巴比倫人隨之在美索不達米亞建立起大帝國，也將亞拉姆語定為帝國的官方語言。巴比倫帝國敗亡後，波斯帝國又繼承了這項傳統。
三個大帝國逐一興起、衰頹，卻都沒有強制推行統治者的語言；這個事實顛覆了“語言隨權力而擴張”的理論。亞拉姆語之所以存續，其實正是因為使用這個語言的族群缺乏政治野心。亞拉姆人是無足輕重的漂移者，某位史學家曾經稱他們為“粗鄙的貝都因人”。他們四處為家，但因為完全缺乏組織，掌有的財勢少之又少，因此歷代新帝王都不認為採納他們的語言會對帝國造成什麼威脅。亞拉姆語還有一個讓人無法抵禦的魅力：它具有高科技的特質。在它成為通用語以前，在近東地區勉強可稱為共通語的是阿卡得語（Akkadian）。阿卡得語採用楔形文字記錄，大多刻寫在硬化的黏土板上；亞拉姆語則已高度進化，可以寫在莎草紙上。對管轄範圍遍及帝國龐大領域的亞述或巴比倫行政官僚而言，以莎草紙作為文書載體顯然比石塊來得方便。
亞拉姆語的魔力在亞述王薩爾貢二世（Sargon II）時也未消失。他大力推廣這個語言，以石刻銘文宣揚自己讓亞拉姆語快速普及的事跡，這塊石刻在摩蘇爾（Mosul）附近被人發現，銘文寫道：“世界四方不同文不同種的民族，各處高山與低地的居民……我成功讓他們書同文、語同聲。”
亞拉姆語言及文字的普及範圍持續擴大，很快地，從高加索山到埃及南部，從土耳其西部到印度南部，甚至中國西部等亞洲及北非地區，廣大民眾都開始以亞拉姆語交談及書寫。過去從未有過任何語言曾如亞拉姆語這樣無遠弗屆地跨越國界和信仰的隔閡。不僅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以它作為日常溝通工具，拜火教徒、佛教徒、伊斯蘭教徒、曼德恩人、摩尼教徒及各地的異教徒都曾在不同時間點陸續採用過這種語言。
亞拉姆語有一段時間似乎承載著永垂不朽的命運。身為在基督教及離散猶太教形成年代普遍流通的語言，它成了重要宗教典籍的撰寫文字。希伯來聖經的一個亞拉姆語翻譯版本經過增修之後，成為猶太教劃時代的訓詁巨著《塔古姆譯本》（Targum）——“塔古姆”即“翻譯”之意。《但以理書》（Book of Daniel）及《以斯拉記》（Book of Ezra）一部分以亞拉姆語撰寫。巴比倫猶太人用亞拉姆語寫下猶太法典《塔木德經》（Talmud）。中古時代一名西班牙詩人用亞拉姆語撰寫猶太神秘教派喀巴拉（Kabbalah）的主要典籍《佐哈爾》（Zohar，一稱《靈光之書》）。預言巴比倫敗亡的“牆上文字”原版是以亞拉姆語書寫。耶穌基督被釘上十字架後，臨死前用這個音韻抑揚頓挫的語言呼喊：“Eloi，Eloi，lama sabachthani？——主啊，主啊，為何你捨棄了我？”
在突如其來的狀況下，一度身為世界主要語言之一的亞拉姆語面臨了死亡。公元七世紀，來自阿拉伯地區的伊斯蘭教大軍征服了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阿拉伯語隨之席捲而至，取而代之成為中東最主要的語言。一千多年後，當其他地方——包括伊拉克境內其他地區——的猶太人在二十世紀初次聽到庫爾德猶太弟兄們說著耶穌的語言，幾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雖然它既非阿拉伯語或波斯語，也跟希伯來語截然不同，但這種語言卻令人有似曾相識之感，”巴格達醫師赫斯克爾·哈達德（Heskel M.Haddad）在其回憶錄中這樣寫下自己初見庫爾德猶太人時的感覺，“某些隻字片語可以說很容易理解，而且我馬上就知道其來源。這支衣衫襤褸、成分混雜的民族口中說的，居然是亞拉姆語的一種變體，非常接近我在《佐哈爾》中讀到的語言！當然它經過長年的融混與扭曲，已經失去原有的純淨，但這毋庸置疑就是古時那個語言！”
在二十世紀聽到原本認為早已消失的亞拉姆語，再怎麼心如止水的人也不免頭暈目眩。“就我所見，亞拉姆語歷史代表的是以語言為表徵的人類心靈最純粹的勝利。”傑出的耶魯大學語言學家弗朗茲·羅森塔爾（Franz Rosenthal）寫道。這位一板一眼的德裔猶太人的論述口吻通常溫和中立，但此刻卻掩不住激情：“大帝國陸續被亞拉姆語征服；而當帝國沉淪，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這個語言卻屹立不搖，繼續活出自己的精彩生命。亞拉姆語的整個發展史一再告訴我們，受壓迫的弱者其實有機會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單純的語言力量確實有可能宰制帝國，並在帝國瓦解後持續壯大。人類心靈的真正成就確實可傳諸後世。”
亞拉姆語之所以在札胡綿延不絕，有一個重要因素是這個地方的遺世獨立特質。四周高聳山脈環繞的平原上，一座河中之島：這樣的地理條件為札胡提供了絕無僅有的天然屏障。在阿拉伯文流通一千兩百多年後，亞拉姆語依然代代相傳，其中有一大部分必須歸功於庫爾德斯坦兩萬五千名猶太人和他們的祖先。這群被歷史遺忘的農夫與商販自視是以色列失落部族的直屬後裔，千百年來一直將語言傳承視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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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來到1930年，也就是大約在本書敘述的故事即將展開之際，伊拉克庫爾德斯坦地區猶太人的活動中樞已經從過去的埃爾比勒（Arbīl）及阿瑪迪亞（Amadiya）轉移到札胡，但這只呈現出實際狀況的一角。在這個人口兩萬七千人的城市中，絕大多數居民都是穆斯林的庫爾德人，猶太教徒其實僅有一千四百七十一人。
猶太教徒居住在札胡的河中之島上，這裡是全札胡最古老的城區，也是商業核心。狹窄的巷道彎彎曲曲地通向哈布爾河，土磚房屋林立在巷道兩側。河岸上有成群的小孩在嬉戲，伐木工人將木筏繫妥，幾個男人坐在茶喀那(2)裡用小碗啜飲熱茶，雙腳泡在泛著浮泡的清澈水流中納涼。出了猶太街區後有一座擁擠的露天市集和一座古老的城堡，城堡內有一座小監獄及隸屬省政府的辦公室。石橋和吊橋將河中之島連向穆斯林城區、一個小小的基督徒街區，以及城裡的男子小學。
雜亂的低矮平頂建築物呼應著週遭一望無際的平野。金黃色的小麥田及大麥田在城外的山谷平原上延伸著，一英里接著一英里，直至平原化為險惡的溝壑與深谷。遠處的貝赫爾（Bekher）山脈和沙姆提爾（Chamtir）山脈有如巨大的堡壘，捍衛著這片山谷地帶，高聳的山巔自平原拔地而起，高達數千米，凌空守護著古老的城鎮。
“外人走近札胡時，會震懾於它那荒莽孤寂又桀驁不馴的樣貌，”英國旅行家威廉·弗朗西斯·安斯沃思如此描述他在十九世紀中旅行到札胡時的感受，“它與摩蘇爾不同，摩蘇爾位在半文明的地區，札胡卻是戰亂頻仍的庫爾德斯坦境內一個遙遠的前哨。”
在一段悠長的歲月裡，札胡不過是奧斯曼帝國邊緣地帶的一塊孤巖，是個位於摩蘇爾西北方一百公里、偶爾才會被人想起的地方。歐洲列強在奧斯曼帝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重新劃分中東地圖，札胡霎時距離兩道國界僅有咫尺之遙，往北八公里就是土耳其，往西不到二十公里就是敘利亞。它以邊境城鎮的姿態新生，堅韌孤傲的性格卻也益發強烈。拜大量非法走私的國際貿易之賜，札胡逐漸繁榮起來，這個原本就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因而更不需要與中央政府有任何牽扯。不過遺世獨立的處境有其負面後果：除了極少數人以外，札胡的居民終其一生都被生活束縛，工作辛苦且健康欠佳，各式各樣的迷信更如脫韁野馬般在社會中橫行。
有些人說“札胡”是亞拉姆語中“勝利之家”的意思，有些人則認為它相當於庫爾德語的“血之河”。這兩種說法似乎都足以暗示這裡古時可能發生過重要戰役：希臘軍事家兼史學家色諾芬在公元前401年間曾率領一萬名傭兵組成的軍隊通過札胡，結果遭到當時色諾芬稱之為卡杜卡亞人（Carduchian）的庫爾德人的野蠻攻擊。
還有一些人在這個地名中看到一種更單純、更雋永，而且聽起來更富童話感的意義。他們說，札胡其實就是庫爾德語中“河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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