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瓦內塔在「旅館」四周藏了糖果做的復活節蛋，讓她的孩子可以找著玩。小肯德爾把找蛋的活兒交給了籐碧和波波。這孩子偶爾給人一種「少年老成」的感覺。他才四歲就不肯牽媽媽瓦內塔的手，也不喜歡在學前班上唱歌。小肯德爾生得十分帥氣：他有著精緻的嘴唇和濃縮咖啡般深邃的黑色眼睛。直覺告訴他，媽媽已經有太多事情要操心了，而這一點同樣也讓瓦內塔十分擔心。
復活節的前幾天，籐碧拉開了火警的警報器。物業的人發現始作俑者之後，要瓦內塔隔天走人。瓦內塔並沒有浪費太多時間抗議。她直奔貧民窟的心臟，開始一間間找公寓，絲毫不肯放過任何一個出租招牌，屋況或社區環境都不在她的顧慮之列。她相中一間公寓，除了髒，牆壁還有一大片龜裂，天花板上則有油污。這是一塊荒廢的住宅區，房屋的外牆上滿是幫派塗鴉。她咬著牙，填好申請表。
「這位小姐你這麼能忍，是為了小孩吧？」克裡斯特爾問道。那個寒冷的夜裡，在前廊上，克裡斯特爾終於找到一位好心的平輩親戚，而對方也答應讓她過上一夜。這之後克裡斯特爾就開始睡在惠頓·方濟會的候診室，她管那個地方叫「聖約瑟夫醫院」。另外她也會假裝是等車的旅客，混在人群中，睡在美國國鐵剛裝修過的舊城區車站。某天在公交車站，她遇到一個叫帕特裡夏（Patricia）的女人。那天要結束之前，她們就成了室友。克裡斯特爾需要有地方住，帕特裡夏則計劃了好久要遠離她那有暴力傾向的老公，因此帕特裡夏需要一份可以不靠老公的收入。帕特裡夏的年紀是克裡斯特爾的兩倍，她帶著十幾歲的女兒住在北區相對安靜的一隅，有間獨門獨院的房子。而克裡斯特爾也開始叫帕特裡夏「媽媽」。1
隔天瓦內塔搬出了「旅館」，她先把隨身物品放在姐姐的公寓。姐姐埃博妮住在拉丁布道院附近的果園街，那裡算是一片住宅區。她和丈夫、三個孩子，以及瓦內塔的妹妹一起擠在三居室的小公寓裡。這個家雜物不少，房子本身也相當陳舊，米色地毯上沾了髒東西，幾乎每個房間都有床墊，房子的最深處則塞了一個小廚房。瓦內塔並不打算久待，她塞了50美元給姐姐，把自己的孩子安置在其中一個小房間裡，然後動身前往市區的法院出庭。當天是德肖恩回監服刑的聽證會。
德肖恩是波波的父親，而瓦內塔覺得自己還愛著他。不喝酒的時候，他真的是個好爸爸。半年前他因非法持有毒品違反假釋令（六個月以後他將符合假釋條件），被警察逮捕。法官在審酌案件的事證時，援引了瓦內塔在德肖恩動粗時打的911求救電話記錄。「10月10日，瓦內塔·埃文斯打了一通電話。沒過多久，在10月19日，埃文斯女士又打了通電話。」瓦內塔雙手捂面，開始痛哭。那些電話和她把德肖恩踢出去之後的事，她都記憶猶新。德肖恩後來又喝了個爛醉跑回來，把門砸到稀巴爛，接著又將她毒打一頓。事後瓦內塔記得房東一手收走了她繳的租金，一手把限期二十八天的「無條件」驅逐通知單交到她的手裡。回監服刑的聽證會結束，法官判德肖恩十八個月的刑期。瓦內塔本來是滴酒不沾的人，但那天晚上她買了瓶新阿姆斯特丹牌琴酒，在孩子身邊喝到不省人事。
這麼一睡，克裡斯特爾的電話她也沒接到。克裡斯特爾掛上電話，改撥給她的親戚和寄養家庭的姐妹。她與帕特裡夏「互惠關係」已然崩解，主要是帕特裡夏十四歲的女兒把克裡斯特爾的手機拿到學校，也不知道是搞丟了還是賣掉了。克裡斯特爾要帕特裡夏賠，但帕特裡夏不肯。「我要把你趕出去！」帕特裡夏大吼。帕特裡夏剛喝了混有E&J白蘭地的葡萄酒，這讓她醉意十足。克裡斯特爾打電話拉人來壯聲勢，一幫人正在車上等著。這場兩個女人的戰爭來到了屋外，帕特裡夏一個踉蹌，跌在地上。居高臨下的克裡斯特爾順勢提起腳往帕特裡夏的臉上踢。氣頭上的她一蹬，又蹬，再蹬。看到這一幕，克裡斯特爾的「好姐妹」衝上來，拿槌子往帕特裡夏身上砸。「賤人，你再這樣試試看！」加入戰局的姐妹先是吼了這麼一句，然後拉著克裡斯特爾離開。帕特裡夏痛得蜷縮著身子，在人行道上一動不動地躺著。克裡斯特爾請朋友在「聖約瑟夫醫院」讓她下車，她要去那裡過夜。2
嘗試找了73處地方以後，瓦內塔和克裡斯特爾終於申請到了一間月租500美元的兩居室公寓。一邊是急著租房、對房子年久失修睜隻眼閉只眼的房客；一邊是急著把房出租，對驅逐記錄跟前科視而不見的房東。兩邊一拍即合。這間公寓的木質地板上積了厚厚一層灰，變得黏糊糊的；前門鎖不上，房間小到放張雙人床就幾乎滿了；到廚房一看，碗槽水管不通，地板瓷磚也有瑕疵；牆上的櫥櫃被許多有夾層的紙封死；原本該放燃氣爐跟冰箱的地方也空著。但在這種地方竟然有個浴缸。這間公寓位於第七街跟梅伯街的路口，算是南區邊陲：透過廚房的窗戶，你可以看到聖斯坦尼斯洛斯天主堂的一對尖塔。瓦內塔知道這一帶不算安寧，街角的毒販她從小認識。「這不是什麼正經的地方，但我真的沒力氣再找了，」瓦內塔實話實說，「我不想租這裡……但我還有其他選擇嗎？」
這對新朋友搬進了這間公寓，他們僅有的「行李」是幾個垃圾袋的衣服和玩具。克裡斯特爾的大部分東西都落在了帕特裡夏家，她也不指望能拿回來了。新居唯一的傢俱是不知道哪任房客留下來的老搖椅沙發。
瓦內塔和克裡斯特爾計劃在這裡待上一年。但人算不如天算，她們才搬來沒多久，兩人在「旅館」的舊識克拉拉（Clara）就跑來用光了克裡斯特爾的手機儲值。克裡斯特爾只好打破窗戶爬出去偷接電話線。警察找上門來的時候，克裡斯特爾給自己做了兩個三明治在路上吃。瓦內塔拿出所有在收容所存下的錢來賠償被打破的窗戶，還叫克裡斯特爾不要再回來了。只有做到這個程度，房東才答應放瓦內塔一馬，讓她和孩子可以留下來。
事隔數日，兒童保護服務局的人打電話到埃博妮的公寓，指名要找瓦內塔。3埃博妮打電話去警告瓦內塔，瓦內塔立馬想到了克裡斯特爾。「我要宰了那個賤貨，」她對著媽媽「脆餅」怒吼。「那個賤人竟然向社福單位舉發我！」
「你拿她開刀，她現在就拿你開刀啊，」脆餅說。
「誰叫她先拿刀對著我的小孩！」瓦內塔朝脆餅大喊。
兒童保護服務局要來的消息讓瓦內塔大失方寸。她不覺得兒童保護服務局的人會讓小孩待在連燃氣爐和冰箱都沒有的地方。瓦內塔真的一毛不剩了，但她還是去了一家位於轉角的二手家電行。那兒放著西班牙文的音樂，有一堆用過的洗碗機、烘乾機和林林總總的舊家電。老闆羅德裡格斯先生是個體態發福、發量頗豐的墨西哥人。他拿著手杖，洋洋灑灑地清點著店內那些待價而沽的二手產品，活像拿著教鞭上課的老師一樣。
「你這兒最便宜的燃氣爐和冰箱多少錢？」瓦內塔直接問了。
「你要不要烤東西？」羅德裡格斯操著濃重的口音問。
瓦內塔搖頭表示她不烤東西。她只是要做做門面，烤箱不能用也沒關係。
羅德裡格斯把他的手杖指向一台小燃氣爐。「多少錢？」瓦內塔問。
「90美元就好。」
她又搖搖頭。「太貴了，便宜點要多少？」
羅德裡格斯聳聳肩。
兩人開始討價還價，瓦內塔說服羅德裡格斯降價到80美元，還附送他原本想要單賣的燃氣管接口。她在另一家店找到了個冰箱，和老闆一路殺到60美元。她向一個朋友借錢買這兩樣東西，答應對方下個月1日還，然後在阿爾迪量販店（Aldi）為這天的血拼畫下句點。在結賬櫃檯，她把冰淇淋三明治等垃圾食物放在輸送帶尾端，萬一食物券不夠用的話，這樣會較方便把東西擺回去。
擱下雜貨後，瓦內塔疲憊地癱坐在搖椅上，點上一根煙。這下子，就算兒童保護服務局找上門來，她也可以接招了。
又有其他事鑽進了她的腦海。瓦內塔還沒想好萬一自己真的因為搶劫被抓去監獄，小孩子要交給誰管？最近她比較屬意日托中心的一位女士。「我可能會瘋掉，但至少我知道他們有人照顧。」瓦內塔這麼告訴自己。另外，小肯德爾學前班的畢業典禮快到了。瓦內塔想盡可能籌出錢來，替他買雙重要日子能穿的新鞋。她希望肯德爾覺得自己很特別，有成就感。在舊城區生活，人生前邊的那些里程碑你千萬別錯過，因為後邊那些你不一定過得到。
宣判聽證會的早晨，瓦內塔把小孩統統叫起來。待他們吃飽穿暖後，瓦內塔才開始在客廳的地上重新熨燙自己要穿的服裝。除了裝爐子跟冰箱以外，她沒能在公寓裡下太多的工夫。這兒仍給人一種空蕩且沒人住的感覺。肯德爾走到了瓦內塔所在的客廳，他雙手叉腰，在黃褐色的晨光裡站著。瓦內塔給肯德爾換上了紅領的襯衫和新鞋。幾英尺外的壁爐架上有一幅學前班畢業典禮的照片，照片裡的肯德爾身穿小小的學士袍、頭戴學士帽。
「媽媽，」肯德爾開口，「小孩子不應該去法院，他們應該去托兒所或上學。」肯德爾在說這話時並沒有不開心，只是覺得這世界有點奇怪，好像哪裡不太對勁。他的語氣像是在說「狗狗不應該喜歡貓貓」或「四月怎麼會下雪」一樣。
瓦內塔放下熨斗，深吸口氣。「肯德爾，你可以來法院陪我嗎？」她重問了一遍昨晚的問題。肯德爾看得出媽媽需要他。「媽媽，我跟你去法院，」他決然地回答。
「如果他們要處罰媽媽，你應該怎麼做？」
「像一家人一樣照顧弟弟妹妹，聽阿姨的話。」
在最後一刻，瓦內塔決定在萬不得已的時候請她的親姐妹照顧孩子。原因她卻說不上來。
瓦內塔早早來到了法院，安靜地在那套保守的黑色毛衣和長褲底下發抖。她化了妝、戴上耳環，頭髮也緊緊地盤了起來。她在走廊踱步。除了苦思冥想要和法官說些什麼以外，她隔段時間就停下來看那些身著橘色囚衣、腳戴鐐銬、步履維艱的黑人受刑人。母親「脆餅」戴著毛帽，身穿冬日大衣出席，一道前來的還有瓦內塔的雙胞胎兄弟和妹妹。埃博妮留在家裡照顧籐碧、波波和其他小孩。再後來，瓦內塔所屬的全聖經浸信教會（All Bible Baptist Church）也來了，包括牧師太太和教區另外一名白人女士。他們都穿著針織毛衣，戴著厚重的眼鏡。
時間一到，瓦內塔在公設辯護人的身邊坐下。他點著腳，是名身穿全黑西裝的白人。真正的法庭跟電視上演的不太一樣。電視上的佈景像露天戲院一樣有包廂，天花板有大大的吊扇，旁聽席的木椅也會坐得滿滿的。但這天的法庭只是個狹小逼仄的屋子，旁聽席也被厚實的玻璃牆隔開——「實況轉播」靠的是天花板上的擴音器。
先發言的檢方代表是名身材健碩、臉色紅潤的地區助理檢察官。這位檢察官的發量稍嫌稀薄，但鬍鬚修整得頗為講究。他為瓦內塔所做的不少事情感到驚訝。首先瓦內塔是初犯，而且「有過一些就業記錄」。「顯然她有上學到十一年級，這樣的教育程度算是不錯了。聽起來雖然有些悲哀，但這比我們看到的多數被告要好，」他繼續說道。「她有家庭的支持，這點很好……只可惜她這次犯案的時候，情感和家庭的支持效果明顯不夠……我相信她此次走了彎路，背後必然有被現實所逼的因素。但被告再怎麼不得已，受害者所受的傷害也不會減少一分。」關於後面這一點，助理檢察官表示有一位受害者出門都不帶錢包了，因為她眼中的社區不再安全。「州政府的立場是我們要樹立觀念，要讓人知道你不可以拿槍去搶人的東西，否則就要坐牢。」
瓦內塔的公設辯護人接著發言。他雜七雜八地講了一堆，希望法官輕判，但給人言不由衷之感。他說瓦內塔對所作所為坦承不諱，而且本人深有悔意。他說還年輕的她不像其他在外頭混過的共犯那麼「複雜」。他說拿槍的並不是她，而是她的朋友。而且這宗犯罪實在是被生活所逼。「我認為處罰可以在社區進行，」公設辯護人做出結論，「法官大人不需要把她送去坐牢。」
換瓦內塔自陳，她說她為自己的行為「負完全的責任」，並且當場向受害者和法庭致歉。「事情發生的那會兒，我和孩子的日子都不好過。我們幾乎要被房東掃地出門，晚上也快要沒電可以點燈。我實在是走投無路，才會一時糊塗。當然這不是我做錯事的理由……我現在只求您能對我從輕發落……尤其是看在我孩子的份上。」
再來有一堆人輪番上場替瓦內塔講話。牧師的太太說，「環境很艱苦，但我看得出她有一顆沉靜的心」。母親脆餅貢獻了四句話。瓦內塔的雙胞胎兄弟說他們「才剛滿二十一歲，」還說，「他外甥跟外甥女每天醒來看到的不應該是哪個阿姨或舅舅，應該是自己的媽媽。」
終於輪到法官陳詞。這位年長的白人男性法官開始整理他一路聽下來的內容。「所以說，諸位概括了這宗犯行的本質。基本上，被告誤入歧途……被現實逼到沖昏了頭。我有考慮到這點。但我也注意到從事發到現在，情況並沒有任何改變……我是說被告整體的經濟條件並沒有變好。大律師，我沒說錯吧？」
「確實沒有，」公設辯護人只能如實回答。他曾主張瓦內塔有去找工作，但他沒有說明即便瓦內塔每天清晨五點就起床，扣掉找房子、上同等學力課和照顧孩子的時間之後，她沒剩多少時間可以求職。他也沒有指出做老闆的通常不會僱用承認曾犯下重罪的人。
「你說得不錯，」法官順著辯護人的話說。「而且老實講，除了看不出來被告的狀況有變好外，就這段期間所發生的事情而言，被告東奔西走、搬來搬去，我甚至覺得她的處境變得更差了。」
法官說了這麼多，基本上的意思是：我們都同意你很窮、很害怕，所以才會犯下如此暴力且傷人的罪過，也同意如果你能繼續在老城自助餐廳一周工作五天，無論是把空了的湯鍋倒滿、還是把被灑在地板上的冷凍優格抹乾，我們今天就不用湊在這裡大眼瞪小眼了。搞不好你已經存夠了錢，搬到一間除過鉛又乾淨的公寓，出門時不會看到有人販毒、學區又很安全的社區。假以時日，你甚至可以讓波波接受癲癇治療，自己則可以去夜校接受護理訓練，圓你長久以來的護士夢。誰知道呢，搞不好你真的會以護士的身份在社會生存，你會有自己的護士帽、護士袍，各種配備一應俱全。若是當上護士，你可以讓孩子擁有完全不同的童年，不用像你一樣忍受母親脆餅給予你的人生。倘若真是如此，你就能抬頭挺胸走在這座冰冷的城市，甚至覺得自己有點價值，覺得自己可以找個男人。他不會給你把槍讓你去搶劫，而會與你一起同甘共苦；至少他不會把你的門給打破、也不會當著小孩的面打你。運氣好一點，你可以找到一個工作穩定的對象。結婚時你們可以訂一間小教堂，然後肯德爾會很有面子地挨著新郎，籐碧能穿上蓬蓬裙當花童，波波咧嘴傻笑，搖搖晃晃地遞上鑽戒，就像你曾夢想的那樣。從那天起，你的新郎見人就會介紹你是「我太太」。當然這些都只是一場夢。現實是你的班表被砍了、你家快要被斷電了、你跟你的小孩就要被掃地出門，風餐露宿。就在這時，你趁朋友拿槍指著別人臉的時候，一把搶走了別人的錢包。如果說這是一起由貧窮所引發的犯罪，那誰敢保證同樣的事情不會再次發生？案發時你窮，現在難道就不窮？大家都清楚問題的根源，我們在這法庭上天天都能看見。但法院就是法院，不是什麼慈善機構、就業輔導處，也不是密爾沃基縣的城市房屋委員會。違法亂紀我們或許沒辦法「除根」，但至少要盡可能「斬草」。
法官歎了口氣，現場陷入一片沉默。法庭速記員的雙手在鍵盤上懸著未動，伺機再度啟動。肯德爾在外婆脆餅的膝上睡去，一呼一吸，幾乎沒有聲音。法官最後宣判：「本案不符合……緩刑條件。被告將由州監獄系統收監八十一個月（六年九個月），前十五個月（一年三個月）為先期拘禁，後六十六個月（五年半）為延長監管。」[1]
法警上前，並告知瓦內塔站在原處配合上銬。
「喔，天啊，」脆餅忍不住叫出聲。她搖醒了肯德爾，拉著他到玻璃前。「快跟媽媽揮手說再見。」
手被銬在背後的瓦內塔轉過身來，臉上淌著兩行眼淚。肯德爾木訥地看著她，就像媽媽教過他的那樣。
在跟教友、主教，甚至自己的牧師發生好幾次衝突之後，克裡斯特爾告別了加略山五旬節派教會，加入了「國際恢復」（Restoratio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這是間位於舊城區四十一街跟伯雷街口的教會，外面看起來是棟不起眼的二樓建築。
某個主日，克裡斯特爾坐在從前往後數第三排的位置，隨著音樂鼓掌。她身穿黑色襯衫，底下是綠色的褲子。因為衣服不夠大，襯衫的扣子跟褲子的拉鏈都只能扣拉到一半而已。負責主持的黑人女牧師有著一頭氣勢十足的蓬鬆鬈發，垂在肩上，身上穿著一襲鑲有金絲邊的白袍。她走起路來像女王一樣震懾全場，停下腳步時又彷彿有聖靈的指引。「上帝說他是真理與世界的光，」她說。鋼琴前的年輕人飛速移動著手指，音符隨之流瀉，爵士鼓後的年輕鼓手則撥弄起了鈸。「真理！世界的光！我的話你們聽見了嗎？」
「阿門，」克裡斯特爾說。
在被踢出原本與瓦內塔同住的公寓之後，克裡斯特爾住進了一間收容所。在交朋友、利用朋友、失去朋友的反覆循環和折磨之中，她偶爾能找到乾淨而溫暖的地方睡覺。有處可去的時光像一座通往幸福的橋，而橋樑一斷，她又會墜入無家可歸的深淵，只能在聖約瑟夫醫院或美國國鐵車站過夜。有時候她會走上一整夜，天亮了就在公交車上睡。但這樣一路走來，她幾乎沒有錯過一次禮拜。
「夏拉拉拉，雅巴秀塔，塔嗎嗎嗎，」女牧師對著麥克風禱告。她口中有如囈語般的「方言」是與上帝溝通的語言，聽來像心電圖一樣抑揚頓挫：短促的開場，接著快速上揚，再之顫抖著拉出長尾。「你也是在槽中被壓搾著的葡萄嗎？[2]你也在人群中擠著向前，想要看見耶穌基督的那位嗎？啊！」她向後退一步，好像被什麼看不見的力量反彈回來一樣。
「說得好，牧師！」克裡斯特爾熱切地回應著。她一直覺得聯邦救濟金是比薪水更穩定的收入。你不會被聯邦救濟金背叛，你的班表也不會被砍。「聯邦救濟金就是這樣，該來的時候一定會來，」她斬釘截鐵地說。但有一天錢就真的沒有進來。原來她領錢的資格是成年前申請的，而她成年後的重新審核沒通過。這樣一來，食物券就成了克裡斯特爾僅剩的收入。4她想捐血漿換錢，但是她的靜脈太細了。她找精神意義上的媽媽、寄養家庭的媽媽，甚至親生的媽媽幫忙，但她們都只能救急而不能救窮。她倒沒有跟教會開口，因為這種事每次都會弄得大家不愉快。實在走投無路了，克裡斯特爾只好出賣色相。她一向不是能早起的人，但她入行沒多久就發現早上的「客人」最好拉，男人喜歡在上班途中來一發。
「嬤嬤還好嗎？」女牧師表達了關心。她口中的嬤嬤，是一左一右被兩個人攙住的一位老太太。
「不太好。」
「那我們就放下手頭的事情，替她禱告吧。」女牧師在老太太面前跪地。十多名教友將她團團圍住，有些跑到椅子上站著，有些人把雙手放在老太太的頭上。「把手伸過來，我們一起禱告！」牧師指揮若定，教友們也言聽計從，就連當中還是孩子的教友都沒有異議。「哦，耶穌！」女牧師洪亮的聲線傳入麥克風。「哦，憑著耶穌的寶血，哦，你這死亡的邪靈，你這使人中風的邪靈，出來吧！」
克裡斯特爾的雙手在肩膀與屁股之間來回揮動，手舞足蹈地復誦著，「憑著耶穌遭到鞭笞的痕跡，主啊，靠著你身上的鞭痕。」
「憑著耶穌的寶血，」牧師繼續禱告。「寶血！沙巴巴馬秀塔拉！我綁住你了。回來吧，嬤嬤，快回來！」
背景音樂低沉地延續，等待時機。把嬤嬤和牧師圍成一圈的教友中開了道缺口，讓人可以看見嬤嬤癱軟而血色盡失的臉龐。她彷彿睡著了，又像沒了氣息。圍觀者重新闔上了圓圈。幾分鐘後，人們的聲音慢慢變大，開始向外走，旁人這才看到女牧師在親吻嬤嬤的臉和手。只見嬤嬤站起身來，掌聲隨即響起。
「讚美主！」女牧師說。她像一個打了勝仗的將軍，朝麥克風發出號令，她的膝蓋發軟但仍不放棄禱告。原本退居幕後的鋼琴與鼓鈸開始大作，教會裡一片轟動。人們有的開始在走道上來回奔跑，還有的放聲呼喊、引吭高歌。不知道誰找來一個鈴鼓，順勢拍擊起來。鼓手正拚命打著鈸，鋼琴則無高音不歡，非高八度不彈。有名女人一邊大叫，一邊在原地作勢奔跑，汗如雨下。「今天在教會舉行的喪禮正式取消！」牧師宣佈。
這時的克裡斯特爾高舉雙手，五指分開，臉上是藏不住的笑意。她在跳舞。「主眷顧我，」她在嘶吼，「主會眷顧我！」
[1]鑒於假釋制度造成法官判刑與受刑人實際服刑時間的差距太大，「量刑確定制」（truth-in-sentenceing）之改革取消了假釋制度，將刑期分為前期的「先期拘禁」（入監服刑）與後期的「延長監管」，以免相互干擾。後者類似於假釋的「受監控釋放」（supervised release）。
[2]啟示錄第十四章第十九節提到：「那天使就把鐮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這個意象裡的葡萄就是接受審判的人類，而酒醡就是神審判的怒火，搾出的汁是人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