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讓自己變得「無家可歸」，從而獲得補助。參見Adrian Nicole LeBlanc，Random Family：Love，Drugs，Trouble，and Coming of Age in the South Bronx（New York：Scribner，2004）。
2.身在嚴酷的環境下，人們的所作所為也會跟著殘酷起來。「沒有長時間挨過餓的人往往會低估飢餓的影響力，」心理學者A.H.馬斯洛（A.H.Maslow）說，「衣食無憂者被較高層次的需求控制。在他們眼中，這些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很多思想家和所謂的大師們都沒有意識到這點——他們想解釋貧困社區的暴力問題，卻從未設身處地地考慮，掙扎於匱乏和苦難的人身上，還會有多少的理智。
歲物豐成的年頭，鄰居全無齟齬。而若遇到饑荒，他們還是會為了從運糧卡車上扔出的麵包互相撕咬、張牙舞爪。又或者按照馬斯洛的說法：「一旦『麵包』沒了，人就只有為『麵包』活了。」考慮低收入社區的暴力行徑時，我們還要想到貧窮對人的壓迫，以及嚴重剝奪帶來的沉重情緒和認知負擔。否則我們就無法真正掌握像阿琳和克裡斯特爾這些人的生命經驗。A.H.Maslow，「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 50（1943）：370-96，375，387.關於人在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下做出的反應，參見Elie Wiesel，Night（New York：Bantum Books，1982[1960]），95；Tim O』Brien，The Things They Carried（New York：First Mariner Books，2009[1990]），64-81。
人會對像是饑荒、極度貧窮這類的結構性問題做出回應。讓『貧窮文化』（culture of poverty）一詞眾所周知的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認為，一些思維定式、行為習慣會產生某種「意識」，反過來強化催生出它們的環境與條件。在「意識」的作用下，這些行為和思想構成了一種近乎於「文化」的東西。在某種文化模式下，人的言與行不斷趨同；它不會稍縱即逝，或因勢而動。但劉易斯的這個模型忽略了在人與結構性問題間佔有一席之地，並決定了各族群的語言／習慣／信仰系統／行為舉止孰強孰弱的各種社會與政治體系。
在窮鄉僻壤那些教學資源匱乏的學校，學生的常用語言匱乏、批判思考能力往往較低下。就算他們以後搬遷到安全繁榮的社區，這些不足之處還是會如影隨形。把這些因為教學資源匱乏產生的語言模式和思考體系視作「貧窮文化」的證據，認為它們是貧困家庭自身的發明，就等於在無視落後的公共文化設施（如學校）對低收入家庭造成的衝擊。
我們不會覺得有錢人之所以有錢，是因為他們發明了某種「富裕文化」吧？他們有錢是因為他們出身於精英的社會文化體系，這套體系形塑著他們的行為舉止、習慣與世界觀。由這些技巧和存在方式組成的「星叢」，反過來會讓他們順風順水地進入其他精英體系分支。或許，被視為是「富裕文化」的東西，不過是富裕本身。卡羅爾·斯塔克（Carol Stack）在All Our Kin：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一書中有著非常精闢的見解：「許多據稱可以代表貧窮文化的特質……其實僅僅是貧窮的定義而已。」關於貧窮文化，參見Oscar Lewis，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New York：Basic Books，1959）；Michele Lamont and Mario Luis Small，「How Culture Matters：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in The Colors of Poverty：Why Racial and Ethnic Disparities Persist，eds.David Harris and Ann Lin（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8），76-102；Mustafa Emirbayer and Matthew Desmond，The Racial Ord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chapter 6；Matthew Desmond，「Relational Ethnography，」Theory and Society 43（2014）：54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