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謝倫娜送來的驅逐通知單後，拉馬爾回到了他在第十八街跟萊特街交叉口的公寓，跟他兩個兒子還有兒子的朋友打起了撲克，他們玩的是類似橋牌的黑桃王[1]。和平常一樣，他們在一張木頭小餐桌前圍成一圈，一會兒用力摔牌，一會兒用手腕的勁道巧妙地把牌送出去。住附近的男孩都知道，無論白天黑夜，他們都可以到拉馬爾家吃點東西，運氣好的話還能抽根大麻煙，然後很快來一局黑桃王。
黑鬼，你的黑桃打光了吧？
看好，我們要痛宰他們了。
拉馬爾的對家是巴克（Buck）。十八歲的巴克是附近最年長的孩子，綽號「大哥」（Big Bro）。面對面坐著的另外兩個，是拉馬爾十六歲的兒子盧克（Luke）與盧克的好友德馬庫斯（DeMarcus）。十五歲的埃迪（Eddy）在旁邊弄音響，他是拉馬爾的小兒子。另外四個也是附近的男生，他們正等著上牌桌。拉馬爾坐在輪椅上，把從腳延伸到脛骨上端的義肢直挺挺地擱在他的床沿，在粗木地板上投射出像人一般的剪影。
「警察都瘋了。」巴克端詳著手中的牌說。他是名即將畢業的高中生，平常會在學校的自助餐廳兼職打工。在自助餐廳工作時，他會戴上發網，包住那頭濃密的玉米辮。巴克晚上睡他爸媽那兒，但白天都會待在拉馬爾家。被問及原因時，他會盯著自己12碼的靴子，淡淡地回上一句：「不為什麼。」這群男生常一道去店裡購物或者練足球，動輒九個十個人湊在一起，趾高氣揚地走在萊特街上。被警察攔下簡直成了家常便飯。這也是他們買大麻時一般單獨行動的原因。「下一次，我就會說，『你攔我做什麼？』」巴克接著說，「我們有權利問他們嘛……他們一定是看到什麼、聞到什麼或聽到什麼有異樣才有理由這麼做吧。」
「他們才不用。」拉馬爾回答。
「他們要啦，老爸！學校是這樣教的。」
「那就是學校教錯了。」
德馬庫斯笑了一聲，接著拿打火機點了根他剛捲好的大麻煙，深吸一口後將煙傳下去，牌局正式開始。一開始大家出牌很快，隨著手上的牌越來越少，出牌的節奏也相應放慢。
「警察過來的時候，」巴克堅持說道，「就算你在開車時被臨時檢查，讓你靠邊停車，你的車窗也不能全開。只能開一點點。」
「想得倒美。」拉馬爾忍不住笑出聲來。
「你說什麼呢，老爹！」巴克顯然不服氣。
「跟你說，不要想當出頭鳥啦，」從中插進來的是德馬庫斯。根據拉馬爾的描述，前不久他才因為「油嘴滑舌」被警察抓起來，「講了不聽，到時候苦的是自己。」
拉馬爾又落井下石地補上一句：「出了事可別打『對方付費』的電話給我喔。」大夥兒笑得更大聲了。說完他吸了一口大麻煙。「孩子啊，」他放輕了音量說，「我都五十一（歲）了，什麼事我沒經歷過。」
「警察不會保護我們的啦。」巴克說。
「我知道你為什麼這樣想，但警察也不是都一個樣……要是我住在一個很亂的地方，我也會希望警察好好『清理門戶』，」拉馬爾丟出方塊K，看了看左手邊的德馬庫斯，「來吧，孩子，出牌吧。」方塊A已經有人出過了，他估計方塊Q在德馬庫斯手上。德馬庫斯看向拉馬爾，厚厚的眼鏡後面擺著一張撲克臉。
「老爸，鄰居會罩你的……如果有人膽敢帶槍來撒野，同條街的只要有槍，都會拔槍相助的。」
「小子，我打過越戰啊，開槍我當然可以。」
1974年，十七歲的拉馬爾看過一則廣告後，跑去加入了海軍。對他來說，海軍生涯的記憶已經日漸模糊，無非是百無聊賴的海面，充滿異國風情的風景、上岸休假的派對、吞進肚裡的迷幻藥丸，還有就是花錢如流水。拉馬爾不懂為什麼麥迪遜（Madison）那群披頭散髮的大學生會那麼反對越戰，他們被警棍打破頭，甚至還在大學裡炸掉了一棟樓。打仗的那些日子拉馬爾很是開心，但也可能太開心了，1977年他被勒令退伍。
「子彈可不長眼，」拉馬爾接著說，「聽我說，先前我們不是陪德馬庫斯出庭嗎？」拉馬爾一說起故事，大家的牌就打不下去了。在開庭前，拉馬爾說，他們一夥人看到有個年輕人不過才十來歲就被判刑十四年，原因是他哥哥把一個癮君子活活打死時，他在旁邊看著。「他在法院哭得撕心裂肺。」
「他們會這樣亂栽贓，是因為那小毛頭是黑人吧。」巴克說。
「那你還不好好想想自己該怎麼做，你不也是黑人嘛。」
在巴克大笑的同時，德馬庫斯將牌壓在桌上，是黑桃8。「這是我老媽教的！」他興奮地大叫。黑桃王顧名思義就是黑桃最大。勝負已定，德馬庫斯開始收牌。
「嘖！」拉馬爾說。然後他把眼光移回巴克身上：「別做傻事啊，不值得……坐牢可不是開玩笑的。進到牢裡你每天都得拚命，不拼你會活不下去。」
「這我知道。但有時候氣到一個程度我會忍不住想出手，誰也攔不住。」
「你要成熟點啊，孩子，」看到巴克深吸了一口大麻，拉馬爾馬上教育他，「還有，抽這寶貝要慢一點，你這老煙槍。」拉馬爾特意拖長了老煙槍三個字，聲音又細又高。
被這麼一逗，巴克笑得直不起身來，但拉馬爾的話還是聽進去了，大麻輪到他那裡的時候，他客氣地說：「不用了。」
當兩個兒子在學校上課時，拉馬爾會在家裡邊聽老歌邊打掃衛生，再來上一杯加糖的速溶咖啡。他向前滾動輪椅，拉好剎車、停住，然後將灰塵掃進帶著長柄的簸箕裡。拉馬爾沒讓兩個孩子擠在一間單人房。盧克與埃迪一人一間，兩人都有自己的床，而且還是金屬床架。客廳的一角放著拉馬爾的床，另外一邊則擺了青苔色的沙發、與橄欖球隊隊友的合照、白色的假花，外加盛有孔雀魚的小魚缸。這是間有點空蕩但不失整潔的公寓，采光充足。你可以從食物的儲藏室那裡推理出住戶有強迫症：午餐肉罐頭碼得整整齊齊，各安其位；紙盒裝的早餐麥片排成直線，等待檢閱；高湯跟豆子罐頭被分門別類，正面朝前按次序擺放。拉馬爾自己改裝了一個加州寶林酒莊（Clos du Bois）的紅酒酒架，用來收納餐盤，上頭還放著一台小音響；福爵（Folgers）的咖啡罐裡裝著煙草跟午夜專屬（Midnight Special）牌的捲煙紙。
這個家並不是一開始就有今天的模樣。拉馬爾第一次來看房的時候，這裡簡直一塌糊塗，廚房堆積著沒洗的碗盤，蛆都長出來了。但拉馬爾需要個家——跟兩個孩子窩在自己媽媽家的地下室不是長久之計，而且住媽媽家有「宵禁」，規定所有人都要在晚上九點前回家。再來就是拉馬爾看出了這間公寓的潛力——謝倫娜免了拉馬爾的押金，主要是她判斷拉馬爾應該申請得到「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SSI），也就是美國逐月發放的「聯邦救濟金」，發放對象是老年人、殘障人士（肢體或是精神有障礙）等低收入人群。沒想到審查結果並不如人意。
一放學，男孩子就會陸續到拉馬爾家「集合」——有時是跟著盧克與埃迪一起回家，有時是不請自來。天色一暗，這群男生就會湊錢買一兩根大麻煙抽，撲克牌也緊跟著開場。拉馬爾的管教風格，無論是對自己的親生兒子，還是他當自己兒子看待的其他孩子，都很開明。「凡事都逃不過上帝的眼睛，所以有事也不要瞞著老爹，」他會這麼跟他們說，「就把這裡當成自己家好了……同樣的事情我寧可你們到我家來，在我的眼皮底下做，也不要跑去街角巷尾偷偷摸摸做。」拉馬爾邊抽煙邊與孩子們談笑風生，順便「傳授」一些跟工作、性、毒品、警察有關的人生經驗。遇到孩子抱怨女生，拉馬爾會試著「秉公而論」：「你們都講女生怎樣怎樣，但搞亂她們生活的好像都是男人。」拉馬爾會看孩子們的成績單，催促他們把作業做完。「他們覺得我在跟他們玩，但其實我是在看管他們。」拉馬爾有辦法當這些孩子的「保姆」，是因為他不會一直出門，可以值很長的班。跟拉馬爾同街區的人大多都得工作；孩子們很少能見著上班的大人，除了撞見他們穿著熨燙過的制服衝著去開車的時候。
海軍退伍後，拉馬爾換過好幾份工作。他在不少寫字樓當過門房，也在阿泰亞實驗室[2]裡開過鏟車，負責在生產過程中倒入化學原料。不過這都是他還能走路時的事。失去雙腿後，他申請過兩次「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但都遭到了拒絕。拉馬爾回憶他被告知的理由是對方認為他「還能工作」。就這一點而言，拉馬爾不想跟對方爭辯，但好工作並不是到處都有。
以前在密爾沃基好工作還真是到處都有。但到了20世紀下半葉，老闆們為了尋求廉價勞動力，不是遷廠到海外，就是把生產線搬到美國的「陽光地帶」[3]。「陽光地帶」工會的力量微弱，有些甚至還不存在工會。1979年到1983年之間，密爾沃基的製造業有56000個工作機會憑空蒸發，情況比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那會兒還嚴重。戰後那幾年，此地是人人各司其職；現如今，失業率正攀升至兩位數。有些幸運兒在新興的服務業找到工作，薪水卻大不如前。根據一位歷史學家的觀察：「1987年之前，在阿利斯·查莫斯公司[4]的老工廠當機械工人，時薪少說有11.60美元，但在工廠舊址上重建的購物中心裡當店員，你只能賺到每小時5.23美元。」1
這類的經濟轉型——當年橫掃全美各大城市的經濟變革——讓密爾沃基的非裔勞工蒙受了重大打擊，畢竟他們有半數的人都在製造業工作。一有生意要收攤，老闆更傾向把舊城區的工廠關掉，而舊城區正是密爾沃基黑人的大本營。黑人的貧窮比率在1980年升至28%，1990年進一步惡化，達到42%。理查茲街（Richards Street）跟開彼托街路口曾經有一間「美國汽車公司」[5]的工廠，位於密爾沃基以黑人為主的北部，如今這裡已經變成沃爾瑪超市（Walmart）。在今天的密爾沃基，梅諾米尼河谷（Menomonee River Valley）岸邊那排制革廠，就像一座座陵寢，埋葬著這座城市工業時代的黃金歲月。施麗茲（Schlitz）跟帕布斯特（Pabst）釀酒廠也都關門大吉了。現在每兩名適齡工作的非裔男性中，就有一名為失業所苦。2
1980年代的密爾沃基曾是「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進程的中心；1990年代，這兒又成了「反福利運動」的焦點。當年，在克林頓總統微調其「終結現行社會福利制度」計劃的同時，一位名為傑森·透納（Jason Turner）的保守派改革者正把密爾沃基變作一項社會福利計劃的實驗田。這項被命名為「威斯康星要工作」（Wisconsin Works，W-2）的福利政策打動了全美各地的立法者。上述所謂的「要工作」，可不是一句玩笑話：想領到福利救濟的支票，你就得去工作。你可以去私營企業打工，也可以去做政府提供的社區服務工作，但就是不能無所事事。為推動此項福利政策，兒童保育補助和醫療補助都擴大了規模，但W-2意味著只有打卡上班的時數才能換算成福利補助，即便這份工作只是把小玩具按照不同的顏色分類；領導將它們打亂之後，第二天你便又有「工作」可做。W-2也意味著不乖乖照著這劇本走的人就會連食物券都領不到。這項福利政策讓密爾沃基多達22000戶家庭從福利救濟人員的名冊上被除名。就在密爾沃基建立了美國社會福利制度史上第一個真正「以工代賑」計劃的五個月後，克林頓總統正式簽署了福利改革法案，將其列入聯邦法律。3
就這樣，在1997年，W-2正式取代「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計劃」[6]，開始提供兩種不同的補助：工作者可月領673美元；未工作或無法工作者（多半因為身心障礙而不具備工作能力）可月領628美元。拉馬爾被認定是未工作者，所以他領的是較少的628美元，也就是代號為「W-2 T」（W2-Transitions）的津貼。在扣掉每個月550美元的房租之後，拉馬爾還剩下78美元可以過活，相當於一天只能花2.19美元。
拉馬爾搬去謝倫娜的公寓沒多久，上述的津貼就開始發放了。與此同時，他還收到了兩張誤寄的支票。而在威斯康星州兒童和家庭部（Wisconsin 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編纂的《權利與義務指南》（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這樣告知收到超額津貼的救濟對像：「無論是本署或是您自己的緣故造成誤發，誤領的津貼都必須歸還。」4你可以試著把這段話說給要靠福利救濟支票養兩名青春期男孩的單親爸爸聽。拉馬爾想當然地兌現了兩張支票，然後給盧克和埃迪購置了鞋子、衣服跟其他學生用品，也給新家添了些窗簾與傢俱。「我怎麼可能不花，上面都印著我的名字了。」他對發現錯誤打電話來找他的社工這麼說。社工將超額支付的金額從下個月的救濟款支票中扣掉了，這讓拉馬爾積欠了一個月的房租沒法繳清。
幫謝倫娜跟昆汀整理地下室，拉馬爾自認應該值個250美元。畢竟地下室到處都是發霉的衣服、垃圾，還有狗糞，簡直就是他的噩夢（他總是夢到自己爬進一個怪誕而陰暗的地下室買毒品）。他沒讓孩子幫忙清理地下室，覺得不應該委屈他們，於是獨自一人將地下室收拾乾淨，搞到他的殘肢酸痛到不行。然而，前前後後忙了一周，謝倫娜卻只算他50美元，算起來拉馬爾還欠謝倫娜260美元。
基本上，每個月多繳些房租來補欠款是不可能的任務。扣除固定的房租，拉馬爾剩下的錢都得用來購買家用（香皂、廁紙）和付電話費。為此拉馬爾按密爾沃基的行情價，以75美元賣掉面額150美元的食物券換了現金。冰箱跟食物儲藏室一到月底就唱空城計。盧克跟埃迪只好跑去祖母那兒蹭飯吃，而平日來串門的孩子都知道不能亂吃拉馬爾家的食物。
這麼拼恐怕還是不夠。若想保住這個家，就還得再找些別的差事。而從二樓搬走的帕特裡斯算是給了他一件活計。帕特裡斯在接到謝倫娜的驅逐通知單後並沒有再爭取什麼，最早她就是帶著三個孩子跟母親多琳以及三個弟妹擠在一樓的兩居室裡。一拿到粉紅色的通知單，她就默默帶著孩子回到了樓下。
拉馬爾盤算著謝倫娜會重新粉刷二樓，於是自告奮勇要謝倫娜將工作交給他。謝倫娜答應了，還說她會讓昆汀送油漆跟工具過來。「叫他多送點，寶貝，我要組個粉刷隊。」
巴克跟德馬庫斯都跑來幫忙了，一道的還有盧克跟埃迪，再來就是六個住附近但是把拉馬爾家當成自己家的男孩兒。他們在空曠的兩居室公寓裡一字排開，將滾刷跟油漆刷往約19升的大油漆桶裡一蘸，一層一層往牆壁上刷。他們特別認真，無聲的二樓瀰漫著一股嚴肅的氣氛。過了一會，有人索性脫去帽衫和上衣，光著膀子幹起活來。5這時拉馬爾停下手，打量著眼前這幅畫面。不過是去年冬天的事，他曾吸食快克可卡因[7]吸到嗨，爬進一間荒廢的房子，毒品藥力退了之後，他才發現自己被困在裡頭，因為腳凍僵了爬不出去。從海軍退伍後，回到家鄉的拉馬爾仍舊天天在外頭飲酒作樂。1980年代中期，快克可卡因入侵了密爾沃基的街頭，而拉馬爾也深陷其中無法自拔。他在阿泰亞的同事會知道他不對勁，是因為剛發薪水沒幾天，拉馬爾就連買香煙的錢都拿不出來了。他因此丟了工作，公寓也沒法租了。這之後，他開始帶著盧克跟埃迪輾轉於收容所與廢屋。晚上太冷，沒被子可蓋，他們就會把地毯拆開。盧克跟埃迪的母親當時還在，但毒癮終究讓她失去了健康與理智，也讓她拋棄了兩個兒子。被困在廢屋的那幾天裡，拉馬爾吃的是雪。凍瘡讓他的雙腳腫到發紫，像是爛掉的水果。到了第八天，神志不清的他從樓上的窗戶縱身一跳。回首這段過往，他說是上帝將他扔了出去。在醫院醒來時，他已經沒了腿。此後，除去兩次短暫的毒癮復發，他沒再吸過快克可卡因。
「上帝保佑。」拉馬爾看著盧克跟埃迪有感而發。滾筒上的白漆像霧一樣弄花了男孩們黑色的皮膚。「我有兩個好兒子。」
事隔一個月，謝倫娜在滂沱大雨中開著車。車流的聲響就像有人從後門丟出上千個拖地水桶般那麼誇張。她這麼拼，是要去參加一場會議。說得更精確點，是要去密爾沃基最南邊的機場旁的貝斯特韋斯特飯店（Best Western Hotel），參加由「密爾沃基房產投資人聯盟」（Milwaukee Real Estate Investors Networking Group，RING）主辦的會議。出席的五十人裡，有投資客、（房屋）黴菌檢測師、律師，及其他與不動產有關的從業人士。不過話說回來，這群人裡最多的還是房東。現場一堆男人——打著領帶的小年輕們很多都是房東的寶貝兒子，在那裡不停地做筆記；還有穿著皮衣，不停抖腿的中年男人；以及戴棒球帽，穿法蘭絨襯衫，指關節乾瘦如樹瘤的老男人。6萬叢綠中一點紅的謝倫娜已經夠突出了，更別說她還是個黑人。除了她三十年前從牙買加搬來的朋友羅拉（Lora）以外，謝倫娜是在場唯一的黑人，其他人幾乎都是白人，開口閉口都是像艾瑞克、馬克或凱西這些白人的名字。
像這樣的會議，在幾代人之前會讓人覺得匪夷所思。那時候很多人都是兼職當房東：有些是工廠的機械工人、傳道的牧師、警察，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有了房產之後（比方說通過繼承），才開始覺得可以靠房地產賺點外快。7但這四十年來，物業管理逐漸成了一門專業，開始走上職業化道路。從1970年至今，以物業經理為職業的人數增長了三倍。8隨著房東購置的房產越來越多，並且他們多以房東的身份自居（相對於之前提到那些偶然變成樓下公寓業主的人而言），各種職業協會與團體開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配套的後勤服務、認證資格、職業培訓教材，乃至於融資工具也應運而生。美國國會圖書館提供的資料顯示，在1951到1975年間，以管理租賃公寓為主題的出版物只有3本，但到了1976至2014年間，這個數字卻暴漲至215本。9即便一些都市裡的房東不覺得自己是「專業人士」，「住」這件事成了一門生意已是不爭的事實。
這天晚上的講者是全美自助倉儲經紀人公司的肯·希爾茲（Ken Shields）。在賣掉名下的保險公司後，希爾茲便開始想方設法打進房地產市場。他一開始嘗試的是公寓合租，租戶多是沒什麼錢的單身男性。「這是收現金的，錢很好賺，但我已經不玩這個了，」他一句話逗笑了全場，「做這個我有賺到錢，請別誤會，我很愛賺錢，但我不愛到處跑來跑去，每天跟這些住合租屋的社會渣滓打交道。」10同樣擁有幾間合租公寓的謝倫娜連同屋中其他人一起笑了。就在此時，希爾茲發現了自助倉儲這個「寶」。「自助倉儲有可以跟租房比擬的利潤，但……」他放低聲音，瞇起眼睛，「但你不用跟人瞎攪和，你只需要收他們的東西！……這簡直是美國這麼大個經濟體裡最甜蜜的部分了，保準叫你賺個盆滿缽盈。」
在場的房東們都視肯·希爾茲為偶像，也不管他其實住在伊利諾伊州（而不是密爾沃基所在的威斯康星州）。當他的演講畫上句號，全場瞬時掌聲如雷。
其中有個人一邊拍手一邊站了起來，他是密爾沃基房產投資人聯盟的會長，一個留著八字鬍、挺著大肚腩的男人。找不到講者的時候，他會把會議改成「各抒己見、輪流發言」的座談，讓大家有機會集思廣益。在一個舉辦座談會的晚上，一名來自「鉛與石棉信息中心」公司（Lead and Asbestos Information Center，Inc.）的女士一開口就對全場常因為想替房子除鉛而虧錢的房東說：「鉛其實可以幫你賺錢。」有名房東問到，如果檢測石棉的結果是陽性，自己有沒有義務向市政相關部門或租戶通報。「沒有，不需要。」這位女士回答。
對話繼續向下推進，有其他人問到了扣押欠租人工資的事情。一名律師跳出來為全場解惑，原來房東有權申請扣押租戶的銀行存款，最多可以扣押其固定收入的20%，只要最後給對方留出1000美元即可。不過，領取福利補助的人不可以碰。
「那可以攔截租戶的退稅嗎？」丟出這個問題的是謝倫娜。
律師表示驚訝：「不可以哦，有這權力的只有州長一個人。」
謝倫娜其實是明知故問，她早就做過功課了。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多此一舉呢？她並不是真的在問問題，而是在向現場的「艾瑞克、馬克跟凱西」傳遞訊息，除非收到房租，否則她可不會輕易善罷甘休。不少白人房東知道房價便宜的舊城區是塊賺錢的寶地，但不要說有時得送驅逐通知單給租戶，光是想到要去密爾沃基的北部收租，許多人就會緊張地打退堂鼓。謝倫娜希望這些白人房東知道可以找她幫忙，只要價格合理，她會替他們管理房子，或是提供咨詢意見，比如貧民窟的何處可以置產。她願意以中介的身份做他們與密爾沃基黑人之間的橋樑。會議結束後，白人房東果然把謝倫娜團團圍住。當天謝倫娜穿了件背上用水鑽貼成「Million Dollar Baby$」（百萬美元寶貝）[8]字樣的牛仔外套。她一邊談笑風生，一邊收著名片，嘴裡還不忘提醒大家：「北部沒什麼好怕的！」
就在其他人離席後，謝倫娜跟羅拉在走廊找了個安靜的角落講話。「我碰到倒霉事兒了，」謝倫娜開始不吐不快，「倒霉透頂了！我跟那個拉馬爾·理查茲又槓上了——就是那個沒有腿的男人。他這個月沒交齊房租。」
「他少給你多少？」羅拉的聲音稍稍帶著一些威斯康星東南部的口音[9]，平素她是一名圖書館員，要比謝倫娜年長，那晚她身著深色寬鬆長褲、戴金耳環，還穿著一件紅色的分層襯衫，十分優雅。她一邊說話，一邊將有毛皮襯裡的大衣疊放在膝蓋上。
「30美元，」謝倫娜聳聳肩，「但重點不是多少錢，我在意的是原則問題……他之前把我的牆刷得亂七八糟，當時算起來就已經欠我260元了。」
話說跟孩子們粉刷完之後，拉馬爾打了電話讓謝倫娜過來驗收。謝倫娜到現場一看，發現孩子們不但沒有把牆上的小坑小窪補好，還把白漆滴到牆壁咖啡色的邊飾上，甚至忘了刷食物儲藏室。拉馬爾的說法則是昆汀沒將填坑料和咖啡色油漆送來。「他沒送你不會問嗎？」謝倫娜回應道。她連一毛錢也不肯從拉馬爾所欠的金額中扣除。
「然後啊，」謝倫娜接著說，「他也沒跟我說一聲，就把浴室的地板給鋪了，還自己從房租裡扣了30元。」原來是拉馬爾在刷漆的時候發現帕特裡斯的舊公寓有一盒瓷磚，於是他就拿這當材料，重鋪了浴室的地板。他拿刷剩的油漆當膠水，把瓷磚一片片給貼上去了。「我跟他說，『不要再自己亂扣房租了！』再說這傢伙本來就欠我錢，他有什麼資格自己減房租？」
羅拉換了條蹺著的二郎腿。「這種人，就是在耍花樣啊。可以叫他走了啦……他們滿腦子都是要佔便宜、佔便宜、佔便宜。」
「問題是，」謝倫娜又將話題繞回拉馬爾粉刷牆壁的事情，「刷個油漆怎麼可能要260元。」
「我找人刷一個房間只要30元，五個房間也才150元。」
「並不用那麼多，20元就能刷一間了，頂多25元。」
「就是說啊！」
「反正在我這兒，就是他還欠我260元。哦，不對，我少算了，加房租他現在欠我290元。」
這兩個老朋友笑了起來，而謝倫娜現在真的很需要笑一笑。
[1]Spades，一種結對遊戲。
[2]Athea Laboratories，主要生產貼牌產品（代加工）的化學產品供應商，經營項目有殺蟲劑、擦拭劑與地板的保養劑。
[3]Sunbelt，「陽光地帶」（也譯作「太陽帶」），指美國南部北緯35度到37度以南的地區。這些地區的日照時間較長，因而得名。加州的洛杉磯是美國「太陽帶」的第一大城。
[4]Allis-Chalmers，生產農業、礦業、紡織、建築、電力與變速箱等大型機器設備的傳統製造商，創立於1901年。
[5]American Motors Corporation，AMC成立於1954年，1987年被克萊斯勒收購，1990年完全併入並更名為鷹牌（Eagle）汽車，商標權現握於菲亞特克萊斯勒汽車（Fiat Chrysler Automobiles）手中。
[6]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AFDC是美國自1935年到1996年實施的一項聯邦補助項目，對貧困家庭的子女進行經濟上的援助。
[7]Crack Cocaine，又稱霹靂可卡因或克拉克可卡因，是固態的、可當煙抽的可卡因類毒品，「快克」之名出自其製造過程中嗶嗶剝剝的聲響。
[8]「I Found a Million Dollar Baby」是1931年由亨利·沃倫（Henry Warren）所作的一首歌，歌詞裡說到「我找到了一個價值百萬元的寶貝／在一間東西只賣五分或十分錢的雜貨店」（I found a million dollar baby/In a five and ten-cent store）。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於2004年導演並與希拉裡·斯旺克共同演出的電影《百萬寶貝》，也以Million Dollar Baby為名，劇情描述拳擊教練在不起眼的練習場中發掘出天才女拳擊手，同樣取其在砂礫中發現寶石之寓意。舊城區的黑人社區或許殘破，但懂得門路的人卻能從中大撈一筆。
[9]「island accent」，威斯康星東南部的口音特別，被稱作語言學意義上的「孤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