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Poor People』s Movements：Why They Succeed，How They Fail（New York：Vintage，1979），53-55；St.Clair Drake and Horace Cayton，Black Metropolis：A Study of Negro Life in a Northern City（New York：Harcourt，Brace，and World，1945），85-86；Beryl Satter，Family Properties：House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9）.關於被掃地出門這件事情，具全美代表性的歷史資料付之闕如。20世紀前半葉的《紐約時報》將被驅逐描述成一件罕見而會使人訝異的事。到了20世紀後半葉，據某些地區性的研究記載，非自願搬遷在美國的發生頻率已是不容小覷。參見Peter Rossi，Why Families Move，2nd ed.（Beverly Hills：Sage，1980[1955]）；H.Lawrence Ross，「Reasons for Moves to and from a Central City Area，」Social Forces 40（1962）：261-63。
2.Rudy Kleysteuber，「Tenant Screening Thirty Years Later：A Statutory Proposal to Protect Public Records，」Yale Law Journal 116（2006）：1344-388.
3.這項估計所參考的是「美國住房研究」（American Housing Survey，AHS），1991—2013。這些數據是相對保守的，因為當中排除了自稱無現金收入、零收入或負收入的租房家庭。AHS的數據指出：一些租房家庭的居住成本完全超過了家庭收入。對一些家庭來說，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但對另外一些靠積蓄生活、租金和水電燃氣費支出大於收入的家庭來說，這就是極有可能發生的事了。分析完那些居住支出超過收入的租房家庭後，我發現只有少數家庭接受了租金補助（11%）或水電燃氣費的補助（5%）（包括持續性的與一次性的補貼）。如果把居住支出完全超過家庭收入的家庭都算進去，你會發現在2013年，70%的窮困租房家庭在居住問題上用去了一半的收入，53%的家庭用去了70%以上的收入。如果將居住支出完全超過收入的家庭排除在外，你會發現有51%的窮困租房家庭至少把一半的收入花費在了居住上。將近1/4的家庭則會花費70%以上的收入。正確的數值應該介於這兩種假設之間，亦即在2013年，花費50%以上收入在居住上的租房家庭在50%到70%之間。而花70%以上收入在居住上的租房家庭，比例應該落在25%到50%之間。
雖然租房家庭總數從1991年到2013年間增長了將近630萬戶，但在租房上花費三成以下收入的家庭數量卻從1991年的130萬戶下降至2013年的107萬戶。在同一時間段，將收入的70%以上投入在租房的家庭數量從240萬戶增加到470萬戶（把自稱居住支出完全超過家庭收入的家庭計算在內）；另一種算法則是從90.1萬戶增加到130萬戶（把上述家庭排除在外）。
居住支出（housing costs）包含合同租金、水電燃氣費、房產保險、拖車的停泊費。收入（income）指住戶（一家之主）、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親屬（戚）、與戶主沒有親緣關係但居住在同一家庭的家長（primary inpidual）所能獲得的各種工資、薪酬、福利與實物形式的補助（如食物券）的總和。在計算居住支出時，AHS選擇以「家庭收入」（family income）而不是「住戶收入」（household income）作為衡量收入的標準，希望這樣能夠更準確地預估「哪些人的收入可以用來承擔居住支出，哪些人可以共同分擔生活費用」（但AHS對「貧窮」的定義仍以「住戶收入」作為標準）。參見Frederick Eggers and Fouad Moumen，Investigating Very High Rent Burdens Among Renters in the American Housing Survey（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2010）；Barry Steffen，Worst Case Housing Needs 2011：Report to Congress（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2013）。
4.Milwaukee County Eviction Records，2003-2007，and GeoLytics Population Estimates，2003-2007；Milwaukee Area Renters Study，2009-2011.詳細的方法論討論參見Matthew Desmond，「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2012）：88-133；Matthew Desmond and Tracey Shollenberger，「Forced Displacement from Rental Housing：Prevalence and Neighborhood Consequences，」Demography 52（2015）：1751-72。我為本書特別設計了衡量標準，以便於對密爾沃基全體租房人口的情況進行評估。所有取材自《密爾沃基地區租戶調查》（Milwaukee Area Renters Study）的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都經過了加權處理。
AHS在搜集「租房者為何搬遷」的資料時，向他們提問了以下這個問題「你最近一次搬離原址的原因是什麼？」並根據受訪租戶前一年內最後一次搬遷的情況來公佈統計信息。AHS在2009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受訪前一年搬過家的美國租戶中，約有2.1%到5.5%的人因為以下三種原因被迫遷出之前的住址，分別是私人原因（如房東要搬回自住、租房處被改為獨立產權的公寓）、政府干預（如出租屋被判定「低於最低居住標準」，不適宜居住）和遭到房東驅逐。「2.1%」這一數據是根據租戶自稱的「主要搬遷原因」得出的；這並不準確，因為迫遷的人若是把上述三種原因以外的因素（如住房條件過差）列為他們搬遷的主因，就會被排除在統計數據外。「5.5%」則是納入所有搬遷原因後得到的結果，那些提出多種被迫搬遷理由的租戶就會被重複計算。因此，最合理的統計方式應該是上述兩種方式的折中。根據《密爾沃基地區租戶調查》（2009—2011），在一年內搬過家的受訪者中，最近一次搬遷屬於迫遷性質的有10.8%。我估計的這個數值更大，但也更加準確，理由是《密爾沃基地區租戶調查》掌握了非正式的驅逐數據。若將非正式的驅逐排除在外，這個比例就會降至3%，接近於AHS預估的數據。跟多數有關「物質困窘」（material hardship）的研究一樣，AHS依賴於開放式問題，大大低估了被驅逐在租房者間的普及情況——開放式問題之所以無法完全掌握非正式驅逐的情況，是因為很多租房者並不覺得非正式的驅逐也算驅逐。
5.據2013年的AHS統計（表S-08-RO），我們可以得到那些無力支付全額租金、並認為自己會在短時間內遭到驅逐的貧困租房家庭，在全美所佔比例的預估值。AHS的研究同時顯示，全美有超過280萬個租房家庭認為他們「非常可能」或「有點可能」在兩個月內遭到驅逐。參見Chester Hartman and David Robinson（「Evictions：The Hidden Housing Problem，」Housing Policy Debate 14[2003]：461-501，461）。亦有研究估計美國人每年遭到驅逐的數目「很可能高達數百萬人」。參見Kathryn Edin and Laura Lein，Making Ends Meet：How Single Mothers Survive Welfare and Low-Wage Work（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