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兩位從汶川回來的記者，請我在一本蒙著塵土的舊雜誌上簽名。這是1986年3月號《解放軍文藝》，整本刊登了《唐山大地震》。我謝謝他們找來這件「出土文物」。「文物」是戲言，「出土」倒不假。因為汶川，許多人想起遺忘已久的唐山。如今，汶川的記憶也已差不多被歲月掩埋了。
不同年代的故事，一層層相疊。新的痛楚覆蓋了舊的創傷，舊的懸疑又被新的追問覆蓋。讀者遇到此書，可能是在唐山地震40年後，也可以是在50年、60年後。書中的一切，包括敘述風格，可能與新的讀者逐漸疏遠。他們能否理解「1976」？他們怎樣看「1986」？
1976年，唐山地震發生。1986年，《唐山大地震》發表。前者發生在「文革」末期，後者發表於80年代改革中期，社會與政治發展的關鍵一年。
自然災害和社會演變有關聯，但沒有簡單的因果律。將兩者連在一起的，是人。唐山地震發生時，「文革」已近尾聲。「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全面專政」的口號飄蕩在廢墟上。作為一名軍中文學青年、上海文學雜誌《朝霞》的「工農兵編輯」，我參加了抗震救災。但那時我絕無可能寫這樣的《唐山大地震》。十年後，時移世易。還是那場災難，但人們對災難的態度，人們對「人」的態度開始改變。
1976到1986，是浩劫後，在精神廢墟上開始清理和重建的十年。我親歷了這種清理和重建，感受了它的艱難。我走進職業新聞隊伍，走進報告文學隊伍，告別虛矯，學習誠實面對現實和歷史，包括重新搜集整理唐山地震資料，重新審視這場災難。
居於災難核心的是什麼？是人。是人性。是人的悲劇，而非被意識形態所需、所用的其他。這是常識。但常識的確立不容易。這本身是一個痛苦的歷史過程。
《唐山大地震》已成為史料。這本書記錄了1976，也留下了1986的印記。1976年唐山人、乃至中國人的命運是一種真相；1986年一個中國記者的思考與寫作狀態，是另一種真相。因為這個原因，本書再版時除了訂正事實錯誤，對1986年的文字（包括「十年」這樣的時間概念）未做改動。
1986年初版的《唐山大地震》，由我的老師、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徐懷中先生作序。他寫道：「錢鋼是把《唐山大地震》作為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的畢業作品來寫的。這當然不只是一份考卷，而是作者為今天和明天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地震學家、心理學家……為我們整個星球上的人們留下的一部關於大毀滅的真實記錄，一部關於蒙受了不可抵禦的災難的人的真實記錄，也留下了他的許多思考和疑問。」
2005年，當代中國出版社再版此書，我在序言裡說：「我沒有看清前面的一切。對無數的悖論，我沒有答案。但我相信，答案埋藏在20世紀最慘烈災害的廢墟裡面，埋藏在我曾經目睹、曾經記錄的歷史裡面。」
這仍然是我今天想要說的。
錢鋼 2016年4月15日寫於香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