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注意緝拿匪首蔣介石
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蔣介石來到自李宗仁位於南京傅厚崗的住宅。李宗仁後來回憶道：
蔣說：“過去的事不必再提。徐蚌失敗後，共軍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麼辦？”我說：“我們現在樣樣都站在下風，但是也只有和共產黨周旋到底，做一步算一步！”蔣搖搖頭說：“這樣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頂起局面，和共產黨講和！”我說：“你尚且不能講和，那我就更不行了！”蔣說：“……我看你還是出來，你這姿態一出，共軍的進攻可能和緩一下。”我仍然說：“總統，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無論如何，我是不能承擔此事的。”“我支持你”。蔣先生說，“你出來之後，共產黨至少不會逼得我們這麼緊！”我還是堅決不答應，蔣先生便回去了。次日，蔣先生派張群和吳忠信（國民政府秘書長）二人來找我，還是逼我出來繼任總統，好讓他“退休”。我便很露骨地表示，當今局勢非十六年（民國十六年）可比，蔣先生下野未必能解決問題，張、吳二人未得結果而去。不久，蔣先生又找我去談話。我還是堅持。蔣先生說：“我以前勸你不要競選副總統，你一定要競選。現在我不幹了，按憲法程序，便是你繼任。你既是副總統，你不幹也得干！”
幾個月來，白崇禧策劃了一系列要求蔣介石下台的輿論風波，而明知蔣介石無法維持局面的李宗仁三番五次地拒絕出山，目的就是把蔣介石一步步逼上絕路。此刻，蔣介石的困境也許是桂系首領們早就希望看到的——由他們營造的一個共識似乎已經形成：既然仗打下去沒有希望，那麼只有與共產黨講和；而只要蔣介石在台上，毛澤東就不可能坐下來談，因此必須換一個人——好像有意配合桂系“逼宮”似的，國民黨朝野突然充滿了要求與共產黨和談的呼聲，報紙上類似《首都飛出和平鴿》的文章連篇累牘，各路頭面人物開始輪番在南京中央廣播電台進行“和平演講”，儘管這種演講與國民黨軍在戰場上的慘敗相比顯得有些滑稽。
蔣介石的無奈，更多的源於軍事、經濟、政治和外交上的巨大壓力——桂系的興風作浪只不過是落井下石而已。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美國人馬歇爾離開中國時，蔣介石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政府“有信心在八個月到十個月的時間內消滅共產黨的軍隊”。然而僅僅過去了兩年，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除太原、西安、新鄉以及西北馬家軍所盤踞的少數據點之外，中國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已全部在共產黨人的掌控之中，軍事上的慘敗令國民黨軍在北方的所有精銳主力損失殆盡，幾百萬的軍隊、全部的美式裝備，大多已經變成人民解放軍的兵員與武器，而且這支日漸強大的軍隊就要從北向南壓向蔣介石眼前的那條大江邊了。
為了維持龐大的戰爭開支，國統區的經濟已完全崩潰。一九四八年，南京政府的財政赤字高達九百萬億元，不斷增加的紙幣發行量，導致無法遏制的通貨膨脹，物價以天文數字瘋狂上漲。一九四五年可以買兩枚雞蛋的一百元錢，到一九四九年春只能買到五十萬分之一兩大米。上海的物價指數上漲了近十四萬倍，桂林的糧食價格比一九四五年上漲了二十七億倍。南京政府發行的金圓券在這個國家完全失去了信用，百姓只要手裡落下金圓券，就得立刻去買能夠買回的任何東西，他們甚至“不願留著金圓券過夜”——“由這樣一個政府的資產作保證的新鈔票只是一堆廢紙而已”。政府稅收的逐年加重和強行抽丁擴軍，迫使大量農民逃離家鄉，土地因此荒蕪，農村經濟遭到徹底破壞。
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危機越來越烈。為了求得生存，學生、教員、工人、手工業者和城市平民舉行的罷課罷工、遊行示威日甚一日。當上海的平民衝擊米店和雜貨店的時候，警察“把頭扭過去，裝作什麼都沒看見的樣子”，然後他對站在一旁的記者說：“我幹嗎要抓他們呢，說不定明天我也會跟他們一塊干呢。”美國記者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從這個警察所說的話，可以聽出舊社會的喪鐘已經敲響了。社會制度的保衛者竟然準備跟老百姓一塊干，這就充分說明政府的權力正在崩潰。”國民政府的信譽度下降到了最低點，就連蔣介石的親信也對這樣一個政府失去了信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剛剛組成半年的以翁文灝為行政院長的行政內閣提出辭職，國民黨內再沒有任何人願意接替行政院長之職，蔣介石強迫孫科出面組閣，孫科在邀請國民黨內一些核心人物擔任內閣成員時均遭拒絕，折騰了一個月之後內閣才勉強組建——“除去蔣委員長的直屬親信人員和某些高級軍官而外，沒有多少中國人繼續心悅誠服地支持他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這個政府特別是蔣委員長已較過去更加不孚眾望，並且愈來愈眾叛親離了。”
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行政院被迫遷往廣州，而負責軍事指揮的國民黨軍國防部卻遷至上海——無論是表象還是實質，國民黨政權都已支離破碎。
美國政府把國民黨政權的結局看得清清楚楚。美國國務院提出的“重審並制定美國對華政策”的報告，在全面分析了中國的人口、地理、歷史、資源、社會矛盾和當前國共兩軍的戰爭形勢後，作出結論：“全力以赴地援助國民黨政府是一條規模巨大沒有盡頭和十分冒險的行動路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和二月連續兩次提出對華政策建議書，建議的內容還是不再支持國民黨政府，“除非它證明即使沒有外援也能有效地抗擊共產黨”——儘管美國政府從來沒有真正停止對國民黨軍的援助，但至少已經停止了對蔣介石政府的大規模援助。更重要的是，美國人正在積極推進國民黨政權的“換馬”行動，司徒雷登表示：“我們反對共產主義在全世界蔓延，並急於在中國幫助制止此種蔓延；但另一方面，我們不能通過一個失去本國人民支持的政府來這樣做。”美國人在萬般無奈中之所以還要有所動作，目的是盡量幫助國民黨政權保持“半壁江山”，以阻止國民黨政權的迅速垮台，同時遏制未來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可能的結盟。
美軍顧問團撤走了，團長巴大維在呈給華盛頓的工作總結中，分析了國民黨政權迅速崩潰的原因：
我認為，中國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犯下的第一個致命的政治與軍事錯誤，是他們完全將軍事力量集中於重占前日本統治區，忽視了長期形成的、已有悠久根基的原有區域的民情，忽視了以創建有效的地方管理來贏得解放區民眾的認可和支持。此外，受政治擺佈而在軍事上卻無能的高層指揮造成的戰略決策失誤，也使國民黨軍隊備受困擾。本應鞏固華北就行了，可軍隊卻被命令還要同時去佔領東北，而且還是一項毫無後勤保障能力的任務。蔣政府總希望用最少的兵力佔領最多的地盤，結果造成了自己的兵力散佈在數千英里的鐵道線上。鑒於這些部隊的物資由華中各基地供應，佔領鐵路顯得至關重要。可要守住鐵路，就必須佔領鐵路沿線的各大城市。隨著時間的推移，具有進攻能力的野戰部隊，逐漸退化成了衛戍部隊和交通運輸護衛隊，這就不可避免地喪失了攻擊能力。對共產黨的軍事力量、民眾的支持以及技戰術等，從一開始就嚴重估計不足。共產黨在鐵路沿線的廣大農村佔據了支配地位。要在這些區域維持有效的控制越來越難。國民黨缺乏能與共產黨抗衡的合格的野戰部隊，這也使得後者變得日益強大。國民黨的可用資源有限，但其對手不但能隨意調用人力物力來制定戰略，而且還巧妙地利用了國民政府的戰略戰術失誤以及經濟上的脆弱等……自我抵達中國之日起，就沒有一場戰鬥是因為缺少彈藥或裝備而失敗的。在我看來，他們的軍事失利，完全歸咎於那算得上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領導能力以及其他許多毀滅鬥志的因素。是這些東西使得部隊完全喪失了作戰意志。
這位在中國生活甚久的美國軍人，最終觸摸到了這塊土地上自建立起封建帝國之後便逐漸生成，並由國民黨人繼承和發展下來的最致命的弊端：
有一點必須明白，那就是在國民政府所有的組織機構中，充斥著中國人特有的家庭、經濟、政治等方面的裙帶關係。不管一個人多有能力，他決不會僅僅因為是該項工作的最佳人選而獲得一個要職。他必須得有後台。從舉不勝舉的例子裡不難看出，這總後台便是委員長本人。他給他在軍隊中的老關係以足夠的支持和信賴，使得他們穩居要職，不管他們稱職不稱職。這種做法的直接後果，便是在與共產黨作戰中暴露無遺的荒謬戰略和錯誤戰術。
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戰場上的杜聿明集團已在突圍中全軍覆沒，二十一日，北平的傅作義與共產黨方面達成了和平協議，蔣介石在南京以“因故不能視事”為名宣告引退。
在南京黃埔路官邸，蔣介石召集黨政軍高級人員舉行告別會。李宗仁對當時的情形印象深刻，因為事後他發現蔣介石再次耍了一個令他憤怒不已的政治手腕：
蔣先生首先發言，將目前的局面作詳細的分析，最後的結論說，軍事、政治、財政皆瀕於絕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到達頂點。我有意息兵言和，無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況下，我個人非引退不可，讓德鄰兄依法執行總統職權，與中共進行和談。我於五年之內決不干預政治，但願從旁協助，希望各同志以後同心合力支持德鄰兄，挽救黨國危機。蔣先生聲音低沉，似有無限悲傷，與他平時訓話時的慷慨激昂，截然不同。他說話時，眾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淚……全場空氣萬分哀痛。CC派少壯分子、社會部長谷正綱忽忍淚起立大聲疾呼說：“總裁不應退休，應繼續領導，和共產黨作戰到底！”蔣先生以低沉的語調說，事實已不可能，我已作決定了。隨即自衣袋裡掏出一張擬好的文件，告訴我說，我今天就離開南京，你立刻就職視事，這裡是一項我替你擬好的文稿，你就來簽個字罷。在那樣哀傷的氣氛中，四週一片嗚咽之聲，不容許我來研究，甚或細讀這一擬好的文稿。那氣氛更使得我不得不慷慨赴義似的，不假思索地在這文件上簽了名字。蔣先生便收回去了。我問：“總統今天什麼時候動身，我們到機場送行。”蔣先生說：“我下午還有事要處理，起飛時間未定，你們不必送行！”說著，他走向門外。
但是，眾人散去後，當李宗仁細看蔣介石擬定的文稿時，發現裡面根本沒有“引退”、“辭職”的字樣，只是說：“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之規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什麼叫“因故不能視事”？憲法的解釋是：總統被暴力劫持而無法履行職責。現在沒有人劫持蔣介石，他應該是“辭職不能視事”；總統的職權也不是“代行”而應該是“繼任”。憤怒的李宗仁要求蔣介石修改文稿，蔣介石承諾說要修改到李宗仁滿意為止。可是，第二天早上，文稿一字未改地已經登報了。那些依舊守在風雨飄搖的南京城中的外國記者說：“他閃爍其詞地為自己捲土重來埋下了伏筆。”
傍晚，在陳誠、陳儀、湯恩伯、蔣經國、俞濟時等人的陪同下，蔣介石乘飛機離開南京飛往杭州。
第二天，蔣介石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
蔣介石心裡很清楚，那些“和共產黨作戰到底”的表態全是空話。
打仗是需要本錢的，這個本錢說到底就是軍隊。
在戰爭即將向長江以南推進的時刻，國共雙方的軍力變化令人難以置信。
戰爭進行了兩年零兩個月後，國民黨軍損失兵力累計達四百九十五萬。雖然經過不斷的補充，至一九四九年二月，其總兵力還是從四百三十萬下降到二百零四萬。除了空軍十萬餘人、海軍三萬餘人之外，陸軍正規軍雖然還有七十一個軍二百二十七個師的番號，但只有一百一十五萬餘人，加上非正規軍十七萬五千餘人，特種兵十三萬五千餘人，後方勤務部隊、機關、軍校四十五萬人，能用於作戰的陸軍部隊最大量也只有一百四十六萬餘人，且分佈在從新疆到台灣的廣大地區和漫長戰線上，已無法在戰略上組成有效防禦。
國民黨軍的兵力部署清單已顯得有些簡陋了：
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位於長江下游，總司令湯恩伯，兵力十九個軍六十個師，共計三十二萬八千餘人，非正規軍兩萬三千餘人，特種兵三萬二千餘人；
福州綏靖公署，位於福建地區，綏署主任朱紹良，兵力兩個師八千餘人，非正規軍兩千餘人；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位於台灣島，總司令陳誠，兵力兩個師一萬二千餘人，非正規軍三千餘人，特種兵八千餘人；
華中“剿總”司令部，位於長江中游，總司令白崇禧，兵力十二個軍三十七個師，共計二十萬八千餘人，非正規軍一萬一千餘人，特種兵兩萬一千餘人；
長沙綏靖公署，位於湖南、江西地區，綏署主任程潛，兵力三個軍九個師三萬三千餘人，非正規軍四千餘人，特種兵兩千餘人；
廣州綏靖公署，位於廣東省，綏署主任余漢謀，兵力兩個軍八個師共計四萬六千餘人，非正規軍一萬七千餘人，特種兵八千餘人；
桂林綏靖公署，位於廣西省，綏署主任李品仙，兵力三個師一萬二千餘人，非正規軍五千餘人；
重慶綏靖公署，位於西南地區，綏署主任張群，兵力六個軍十六個師八萬六千餘人，非正規軍一萬一千餘人，特種兵八千餘人；
西安綏靖公署，位於陝西省，綏署主任胡宗南，兵力十三個軍三十三個師，共計十六萬三千餘人，非正規軍一萬二千餘人，特種兵兩萬四千餘人；
西北軍政長官公署，位於青海、寧夏和甘肅地區，公署副長官馬步芳、馬鴻逵，兵力三個軍十二個師八萬餘人，非正規軍一萬二千餘人，特種兵一千餘人；
新疆警備司令部，位於新疆地區，總司令陶峙岳，兵力三個整編師十六個旅六萬餘人，非正規軍一萬二千餘人，特種兵九千餘人；
太原綏靖公署，位於太原地區，綏署主任閻錫山，兵力六個軍十四個師四萬二千餘人，非正規軍兩萬二千餘人，特種兵七千餘人；
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綏遠指揮所，位於綏遠及榆林地區，指揮所主任董其武，兵力一個軍七個師三萬餘人，非正規軍兩萬三千餘人，特種兵三千餘人；
第十二綏靖區，位於河南地區，司令官李振清，兵力一個軍一個師七千餘人，非正規軍一萬五千餘人，特種兵三千餘人；
第十一綏靖區，位於山東青島，司令官劉安祺，兵力兩個軍七個師三萬五千餘人，非正規軍三千餘人，特種兵一萬五千餘人。
上述部隊，只有白崇禧、胡宗南、馬步芳的部隊編制比較充實，尚有一定的作戰能力。
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其野戰軍和地方部隊總兵力，截至一九四九年二月，已達到令人驚歎的四百萬以上。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中央軍委發佈《關於統一全軍組織及部隊番號的規定》，將所有武裝力量分為野戰部隊、地方部隊和游擊隊三類，統一稱呼“中國人民解放軍”。野戰部隊實行正規編製，統一稱號，縱隊一律改稱軍，師和旅統稱師，地方部隊以警備旅、獨立旅為最高單位，游擊部隊仍然保留縱隊和支隊的名稱。野戰部隊按三三制編組，設野戰軍和兵團兩級。中國人民解放軍野戰軍為：西北野戰軍、中原野戰軍、華東野戰軍和東北野戰軍。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中央軍委發佈《關於各野戰軍番號改按序數排列的決定》：西北野戰軍改稱第一野戰軍，中原野戰軍改稱第二野戰軍，華東野戰軍改稱第三野戰軍，東北野戰軍改稱第四野戰軍。領導地方部隊的軍區分四級，一級軍區共有五個：西北軍區、中原軍區、華東軍區、東北軍區和華北軍區。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個野戰軍和華北軍區野戰部隊，已是一個擁有汽車、坦克、裝甲車、重型火炮，甚至還有一百零三架飛機的強大野戰陣容：
第一野戰軍，十五萬五千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副司令員張宗遜、趙壽山，參謀長閻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部隊組成是：
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王震。轄第一軍，軍長賀炳炎，政治委員廖漢生；第二軍，軍長郭鵬，政治委員王恩茂；第七軍，軍長彭紹輝，政治委員羅貴波，共計九個步兵師。
第二兵團，司令員許光達，政治委員王世泰。轄第三軍，軍長黃新廷，政治委員朱明；第四軍，軍長張達志，政治委員張仲良；第六軍，軍長羅元發，政治委員徐立清，共計九個步兵師；第八軍（不久該軍歸華北軍區建制），軍長姚喆，下轄兩個步兵師。
野戰軍下轄兩個騎兵師。
第二野戰軍，二十八萬餘人，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張際春，參謀長李達。部隊組成是：
第三兵團，司令員陳錫聯，政治委員謝富治。轄第十軍，軍長杜義德，政治委員王維綱；第十一軍，軍長曾紹山，政治委員鮑先志；第十二軍，軍長兼政治委員王近山，共計八個步兵師。
第四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賡。轄第十三軍，軍長周希漢，政治委員劉有光；第十四軍，軍長李成芳，政治委員雷榮天；第十五軍，軍長秦基偉，政治委員谷景生，共計九個步兵師。
第五兵團，司令員楊勇，政治委員蘇振華。轄第十六軍，軍長尹先炳，政治委員王輝球；第十七軍，軍長王秉璋，政治委員趙健民；第十八軍，軍長張國華，政治委員譚冠三，共計九個步兵師。
野戰軍下轄軍政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劉伯承；特種兵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李達。
第三野戰軍，五十八萬一千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副司令員兼第二副政治委員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員譚震林，參謀長張震，政治部主任唐亮。部隊組成是：
第七兵團，司令員王建安，政治委員譚啟龍。轄第二十一軍，軍長滕海清，政治委員康志強；第二十二軍，軍長孫繼先，政治委員丁秋生；第二十三軍，軍長陶勇，政治委員盧勝；第三十五軍，軍長吳化文，政治委員何克希，共十二個步兵師。
第八兵團，司令員陳士矩，政治委員袁仲賢。轄第二十四軍，軍長王必成，政治委員廖海光；第二十五軍，軍長成鈞，政治委員黃火星；第二十六軍，軍長張仁初，政治委員王一平；第三十四軍，軍長何基灃，政治委員趙啟民，共十二個步兵師。
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政治委員郭化若。轄第二十軍，軍長劉飛，政治委員陳時夫；第二十七軍，軍長聶鳳智，政治委員劉浩天；第三十軍，軍長謝振華，政治委員李干輝；第三十三軍，軍長張克俠，政治委員韓念龍，共計十二個步兵師。
第十兵團，司令員葉飛，政治委員韋國清。轄第二十八軍，軍長朱紹清，政治委員陳美藻；第二十九軍，軍長胡炳雲，政治委員張藩；第三十一軍，軍長周志堅，政治委員陳華堂，共計十二個步兵師。
野戰軍下轄特種兵縱隊，司令員陳銳霆，政治委員張凱；兩廣縱隊（該縱隊後歸四野建制），司令員曾生，政治委員雷經天；教導師以及軍政幹部學校。
第四野戰軍，九十餘萬人，司令員林彪，政治委員羅榮桓，參謀長蕭克，政治部主任譚政。部隊組成是：
特種兵司令部，司令員萬毅，政治委員鍾赤兵。
第十二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蕭勁光，轄第四十軍，軍長羅舜初，政治委員卓雄；第四十五軍，軍長陳伯鈞，政治委員邱會作；第四十六軍，軍長詹才芳，政治委員李中權，共計十二個步兵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