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威斯康星綜合醫院，圓您生兒育女之夢。」收音機裡面傳出這樣的話。噢，天啊，我想，醫院廣告的降臨，這是自我離開之後美國的又一項新進步了。如今無論到什麼地方，你都能遭遇醫院廣告。給誰聽呢？一個傢伙被車撞了，他會說：「快，把我送到密歇根綜合醫院去，那裡有磁共振成像機。」我搞不明白。當然，事關美國醫療保障方面的一切，我都搞不懂。
就在開始這段旅程之前，我得知一位朋友住在得梅因的仁愛醫院，我就在電話簿中找醫院的電話，然而，在仁愛醫院名下共列了94個電話號碼，按字母排列順序從「住院處」開始，接著是「生化室」「癌症熱線」「性無能治療計劃處」「嬰兒窒息熱線」「骨質疏鬆症治療計劃處」「公共關係室」「睡眠咨詢服務」，一個叫作「共享醫療公司」的什麼東西，以及「戒煙班」，等等，不一而足。美國的醫療保障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且已完全失控。
我要去探望的那個病人，是我們家的老朋友，她也是剛知道自己患了卵巢癌，而且還有併發症——肺炎。正如你能想像到的，她看上去非常衰弱。我正在陪她的時候，一個社工走了進來，溫文爾雅地向她說明治療中的收費問題。舉例來說，我朋友可以服用A藥，一劑藥為5美元，但一天要服用4次；也可以換用B藥，一劑藥為18美元，但一天只須服用一次。這就是社工的工作：充當醫生、病人和保險公司的橋樑，確保病人不會收到太多保險公司拒絕支付的賬單，當然，我朋友得為這種服務支付賬單。這一切讓人覺得那麼瘋狂、虛幻，病人從氧氣面罩裡艱難地呼吸著，已經瀕於奄奄一息了，卻還要根據自己的支付能力，用微弱的點頭或搖頭為那些事關自己能否延續生命的問題作選擇。
與國外通常的看法相反，在美國，到縣立醫院接受免費治療並不是不可能的，相反還是非常容易的。那當然不是讓人歡欣鼓舞的地方，事實上還相當鬱悶，但也不比任何一家英國國家健康服務網的醫院更差。沒法兒不提供免費醫療，因為4000萬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但是，假如你在銀行裡有存款，卻還想溜進縣立醫院揩點兒免費治療的油，那讓上帝保佑你吧。我在得梅因的縣立醫院工作過一年，因此我能告訴你，那裡有一大批律師和討債人，唯一的工作就是摸清那些使用他們設備的人的背景，以確認他們是否真的跟聲稱的一樣窮。
不管美國的私立醫療保障體系怎樣不合理，但其治療品質居世界第一也不可否認。我朋友得到了高超且無微不至的治療（他們把她的癌症和肺炎都治癒了，而且絕不是誤打誤撞的），她住著一個單間，房間裡有獨立的盥洗室，有帶遙控器的電視機，有錄像機，還有自己的電話。整個醫院都鋪著地毯，到處點綴著異國風情的棕櫚樹和賞心悅目的繪畫。在英國的公立醫院，你能找到地毯或彩色電視的地方只有護士長休息室。幾年前我在一家英國國家健康服務網的醫院工作過，有天深夜，我溜進護士長休息室想一睹究竟，好傢伙，那簡直就像女王的起居室，到處都是天鵝絨的傢俱和吃了一半的盒裝牛奶巧克力。
與此同時，病人們卻在光禿禿的燈泡下睡在寒冷的蕩著回音的大廳裡，白天就用至少丟了1/5的拼圖打發時間，等候著每兩星期一次約20秒鐘的檢查——那些負責檢查的醫生與見習生一個個還都是來去匆匆。當然，這都是英國國家健康服務網醫院舊日的美好時光了，現在已經沒那麼美好了。
抱歉，我好像有點兒跑題了。我本來該引導讀者你走過威斯康星州，給你講述一些這一美國的主要產奶州的趣聞軼事來著，結果離題太遠，對英國和美國的醫療保障做起缺乏建設性的評論來，這很不得當。
不管怎麼說吧，威斯康星州是美國的首要產奶州，生產了全國乾酪和奶製品的17%，老天！儘管如此，在高低起伏的美景中穿越時，我倒也沒有被大群的奶牛所震撼。我已經行駛了很久，向南經過格林灣、阿普爾頓和奧什科什之後，開始拐彎向西朝艾奧瓦駛去。這是個典型的中西部農業區，到處是深淺不一的焦黃，有矮樹覆蓋的山、光禿禿的樹、乾枯的牧場和搖搖欲墜的玉米，有一種靜穆的美。四處分散的農場都很大，看上去都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差不多每隔半英里就會經過一座外表非常溫暖舒適的農舍，有前廊環繞，還有栽滿樹的院子，附近總會有紅色的穀倉，有圓圓的屋頂和高聳的糧庫。到處都是快被撐破的玉米倉庫。候鳥飛滿了灰白的天空，田里的玉米看上去已經乾枯，不時可以看到大型收割機，它們正一行行地將玉米吞下去，然後吐出金黃耀眼的玉米穗。
在午後淡淡的光線中，我在偏僻的路上穿行，就好像要沒完沒了地在這個州穿行似的，但我毫不介意，因為這裡的景色是如此動人與安詳。這種季節、這種白日、這種冬天正一步步走近的感覺，都有種不同尋常的魅力。到下午4點，白晝已漸漸遠去；到5點，太陽在雲層後墜落，漸漸隱沒在遠處的山巒中，就像一枚硬幣投進小豬存錢罐似的。在一個叫作費裡維爾的地方，我突然與密西西比河不期而遇。它就那麼一平如砥地待在那兒，那麼浩瀚、那麼美麗、那麼莊嚴，一瞬間我簡直停止了呼吸。夕陽下，密西西比河就像一塊液態的不銹鋼。
大約1英里遠的對岸，就是艾奧瓦，我的家。我受到一種興奮感的奇特壓迫，迫使我更低地俯下身子、更緊地握牢方向盤。我沿著河東岸行駛了20英里，一路凝望著艾奧瓦州那側高聳的昏黑的峭壁。在普雷裡德欣[1]，從一座到處都是支架和橫樑的鐵橋過了河，這就到了艾奧瓦了。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心跳在加速。到家了，這是我的州，我的車牌和其他人的都一樣了，再沒有人會露出一副好像在說「你在這兒幹什麼」的神色看我，我屬於這裡。
在漸漸衰弱的光線中，我幾乎完全隨性地在艾奧瓦東北部信步遊蕩。每兩三英里就會碰到開著拖拉機的農夫，拖拉機轟隆隆地強烈震動著，載著歸心似箭的農夫們回家吃飯，他們的家就在密西西比河岸邊樹木蔥蘢的小山上。這天是週五，是農夫們一周中的重大日子之一。他們會洗洗胳膊和脖子，和家人團團圍坐在擺滿大碗大碗食物的餐桌旁，全家一起祈禱感恩。晚飯之後，全家會開車到胡特維爾去，坐在10月寒冷的空氣中，透過自己呼出的寒氣，觀看胡特維爾高級藍魔鬼隊在橄欖球賽中以28︰7的比分大敗克勞特城隊。農夫之子小默爾會拿到三次觸地得分，老默爾就會到埃德酒館慶祝一番（兩瓶啤酒，絕不會更多），接受社區居民對他兒子的道賀，之後回家倒頭就睡。第二天在有霜的清晨早早醒來，和最好的朋友埃德、阿特和沃利一道，踏過黃色的田野，享受著純淨的空氣和純樸的友情，去獵捕野鹿。我對這些人和他們簡單寧靜的生活深感羨慕，想來，生活在一個安全的時光幾乎停止的地方一定很愜意，你認識所有的人，每個人也認識你，大家可以互相信賴。我羨慕他們的親密無間，羨慕他們的足球賽，羨慕他們的實物交易，羨慕他們的教堂活動。我為對他們的嘲弄而深感羞愧，他們可都是好人哪。
在無邊的黑暗中，我經過了米爾維爾、新維也納、喀斯喀特、斯科奇格羅夫等。每隔一會兒就會看到在遠方顯現的農舍，窗戶裡亮著黃色的燈光，溫暖而好客。偶爾也會出現大一點兒的城鎮，在黑暗中劃出更大的光圈——那裡是中學足球場，正在舉行周賽。這些足球場把整個黑夜都點亮了，幾英里之外就可以看到它們。我從每個城鎮駛過時，發現大街上空無一人，顯然每個人都去觀看比賽了。只有一個孤零零的十幾歲女孩，站在當地一家「牛奶皇后」的櫃檯後，等待著賽後人潮，而其他人都去了比賽現場。在艾奧瓦州舉辦中學足球賽時，你簡直可以帶隊貨車開進去把整個小鎮都搬個一乾二淨，也可以用炸藥炸開銀行用手推車將錢運走，而不被任何人看到。但是當然了，沒人會想到這樣的事情，因為艾奧瓦州鄉間是沒有犯罪存身之處的。在這樣的地方，所謂的犯罪可能就是錯過週五的足球賽，比這更糟糕的事情只存在於電視和報紙上，存在於那種叫作「大城市」的半神話式的遠方。
我原打算繼續驅車前往得梅因，但心血來潮地又在艾奧瓦市區停下了車。這是個大學城，是艾奧瓦大學的所在地，我還有幾個朋友住在這裡——他們來這裡上大學，之後就找不到離開的理由了。我到達時已近晚上10點，但大街上擠滿了出來狂歡的學生。我在一個街角給老朋友約翰·霍納打了個電話，他叫我到菲茨帕特裡克的酒吧去找他。我攔住一個經過的學生，向他詢問到酒吧的路線，但他醉醺醺地說不成話，只是木然地盯著我，這小子看起來才不過大約14歲而已。我又攔住一群幾乎同樣醉醺醺的女孩，問她們是否知道到酒吧的路線。她們都說知道，但是分別指著不同的方向，然後就嘰嘰咯咯笑得簡直要瘋掉，還能站著已經是很難得了，她們在我面前搖來搖去，就像在波濤洶湧的海上坐船，這些女孩子看起來也不超過14歲。
「你們總這樣狂歡嗎？」我問。
「只有在返校節才這樣。」其中一人回答。
啊，這就解釋了一切。返校節，這是大學裡的重大社交事件。在美國的大學裡，與返校慶典相關的儀式有三段：一、喝得爛醉；二、在公共場所嘔吐；三、醒來時反穿內褲，不知道身處何方或者如何來至彼處。好像我來到此處的時間介於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事實上有幾個更投入的學子已經致力於向水溝翻腸倒肚了。我在艾奧瓦鬧市區穿梭如織的人群中左衝右突，不時抓住個什麼人詢問到菲茨帕特裡克酒吧的路，似乎沒人聽說過它——但當時遇到的很多人恐怕用一屋子鏡子也認不出自個兒了。最終，我自己撞見了酒吧。像艾奧瓦週五晚上所有的酒吧一樣，人多得都快到屋椽上了。每個人看起來都只有14歲，只有一個人——我朋友約翰·霍納——除外，站在吧檯後的他從頭到腳都顯示著他35歲的高齡，沒有任何地方比大學城讓你感覺比實際年齡更老了。我走過去跟霍納一起站在吧檯後。他變化不大，現在是一位藥劑師，在這個社區頗有名望，雖然眼睛裡仍舊閃爍著帶點兒野性的光芒。當年他曾是社區裡最投入的吸毒者之一，實際上，儘管他總是極力否認，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學藥理學的動機就是想要製造一種更奇特的迷幻劑。至少從小學一年級起，我們差不多就是朋友。互致了燦爛的笑容和親熱的握手，我們開始試著說話。但周圍人聲鼎沸，音樂又震耳欲聾，以致我倆只能看到彼此嘴巴開合，於是就放棄了談話，而是喝著啤酒相對傻笑——通常我們遇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就那樣，邊傻笑邊掃視著周圍的人。他們看起來是那麼年輕，那麼精力充沛，這讓我簡直無法忍受。他們從頭到腳都是簇新閃亮的（衣服、臉和身體都是），沒有一絲一毫的滄桑。喝完啤酒，我和霍納就出了門走到街上，一起走向他的汽車。清新的空氣感覺很棒，到處都有人斜倚著房子嘔吐。「你這輩子見過這麼多討厭的小笨蛋嗎？」霍納很講究修辭地問。
「而且他們都不過才14歲。」我補充說。
「生理上他們是14歲，」他糾正我，「但在情感和智力上他們還不到8歲呢。」
「我們在他們的年齡時也這樣嗎？」
「我以前也這樣疑惑過，但我想不是。我以前可能是那麼蠢，但絕不會那麼無知。這些孩子穿著領尖有紐扣的襯衣和休閒鞋，看起來像是要去聽奧斯蒙德音樂會似的。而且他們什麼都不懂，在酒吧裡跟他們聊，他們甚至不知道誰在競選總統，也從沒聽說過尼加拉瓜。這可真讓人揪心。」
我們邊走邊擔憂著。「但是還有更糟糕的事，」他補充說。此時已經在他車旁了，我越過車頂看著他。「是什麼？」我問。
「他們不吸大麻，你能相信嗎？」
噢，我不能。艾奧瓦大學的學生不吸大麻，這種想法……哦，完全無法想像。到艾奧瓦大學唸書的原因中，吸大麻至少排在前五條中的頭兩條。「那他們到這裡幹嗎？」
「他們在接受教育，」霍納用一種懷疑的口吻說，「你能相信嗎？他們想成為保險推銷員和計算機程序師，這就是他們生活的夢想。他們想賺很多很多錢，這樣就能買更多休閒鞋和麥當娜簽名紀念冊。有時候這真把我嚇著了。」
我們鑽進他的汽車，駛過黑暗的街道去他家裡，霍納一路向我解釋這一切變化是怎麼開始的。我離開美國到英國時，艾奧瓦城裡到處都是嬉皮。可能這很難讓人相信，可是位於片片玉米地之間的艾奧瓦多年以來就是全國最激進的大學之一，巔峰時期只稍遜於伯克利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那時候，每個人都是嬉皮，學生是，教授也是。他們不只是吸大麻和經常暴動，而且都思想開放、智力發達，都關心政治、環境和世界的走向等諸如此類的事情。而現在，從霍納的話中可以感覺得出，人們好像都在羅納德·麥克唐納的精神調整研究院裡洗過腦了似的。
「那麼是發生了什麼事？」當我們在霍納家裡坐下來喝啤酒時我問他，「是什麼改變了所有的人？」
「我也不太明白，」他說，「我猜，主要是因為裡根政府對毒品各種管制，而他們又不區分致癮毒品和軟性毒品。如果你是一個毒販，帶著大麻被抓，你會受到跟賣海洛因一樣的懲罰，所以現在沒有人賣大麻了。以前賣大麻的人現在都改賣海洛因了，因為冒的風險不會更大，但收益更好。」
「聽起來真瘋狂。」我說。
「當然瘋狂！」霍納回答，一時有些激動，然後又平靜下來，「實際上許多人只是不碰大麻了。你還記得弗蘭克·多特梅爾嗎？」
弗蘭克·多特梅爾過去是個毒癮極大的傢伙，給他一點點兒機會，他就會用花園裡的水龍軟管來吸可卡因。「當然記得。」我說。
「我以前常常在他那裡買大麻。後來政府頒布了一項法律，說如果你在一所公立學校1000碼範圍內被抓到賣麻醉藥品，就把你永遠投進監獄。哪怕你只是賣給自己媽媽一點兒大麻捲煙，他們也仍然會把你關上一輩子，就好像你是站在學校台階上，把大麻塞進了經過的每個流鼻涕的娃娃的喉嚨裡似的。他們一頒布這項法律，多特梅爾就開始犯愁，因為他住的街過去一點兒就有所學校。所以他就在一個黑漆漆的夜晚，帶了條100英尺的捲尺測量他家到學校的距離，他媽的，竟然只有977碼。所以他就不再賣大麻了，就這麼著。」霍納悲哀地喝了口啤酒，「真夠洩氣的，我的意思是，你試過不吸大麻看美國電視嗎？」
「那一定很糟。」我隨聲附和。
「多特梅爾把他供貨人的名字告訴了我，於是我就自己去買。哦，那傢伙竟然在堪薩斯城，我本來還不知道這個呢。開著車巴巴地趕到那裡，就只是買幾盎司大麻，簡直是瘋了。房間裡到處都是槍，那傢伙從窗戶裡一直看著我，好像一直在想警察會在外面叫他舉起手走出來，他幾乎認為我是個秘密的緝毒警呢。我的意思是，現在我這樣—— 一個35歲的有家男人，有大學學歷和體面的工作，驅車180英里來到那麼個地方，尋思自己會不會被槍打得稀巴爛，這一切都只是想得到點兒東西幫我熬過電視上《愛之船》的重播，這對我來說太瘋狂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自己毒癮奇大又沒腦子——就需要一個像多特梅爾這樣的人。」霍納在耳邊搖了搖啤酒罐，確定已經空無一物，然後看著我，「你沒有這麼湊巧身上正好帶著大麻吧？」他問。
「真抱歉沒有，約翰。」我說。
「真遺憾。」他說，然後到廚房拿來更多啤酒。
那天晚上，我在霍納家的空房留宿。第二天早上，我、他，還有他可愛的妻子，一起站在廚房裡邊喝咖啡邊聊天，孩子們則繞著我們的腿在轉圈。我想，生活可真是奇怪。對霍納來說，居然會有老婆、孩子、大腹便便、抵押貸款，並像我一樣——正在接近中年的懸崖，這似乎很奇怪。我們在一起做了那麼久的小男孩，有時我簡直認為那種狀況永遠不會改變。我有點兒恐懼地意識到，下次見面時，沒準我們談論的就是膽結石手術和不同牌子護窗的優點了。這種想法一時間讓我很是傷感，直到我從鬧市停車場取回車再回到公路上，這種情緒還一直難以排遣。
我沿著老6號路行駛，這條路曾經是往返芝加哥的主幹線，但如今，由於在它南邊3英里就是80號州際公路，它差不多已經被遺忘了，一路行來我幾乎沒看到一個人影。腦袋空空地開了一個半小時車，我急切地只想回到家裡，想看看我媽媽、想洗個澡，渴望很長很長一段時間不再摸方向盤。
在早晨的陽光下，得梅因看起來棒極了。州議會大樓的圓頂在陽光下熠熠生輝，樹木仍然顏色濃郁。市區已經被改造得面目全非，鬧市區現在到處是摩天大樓和泡沫飛濺的噴泉，現在只要到那兒，我就只能靠路牌確定我的位置了。即便如此，我仍感覺這裡才是家。我想會一直這樣，希望如此。開車穿過市區時，我真高興到了這裡，也自豪於自己是它的一分子。
在州長公館附近的格蘭特大街上，我意識到我媽媽正開著車行駛在我前方。她顯然開著我姐姐的汽車。我之所以認得出她，是因為她在街上往前開時，右轉燈一直在毫無意義地閃爍。我媽媽總是一把車開出車庫就打開轉向燈，然後就讓它在剩餘的時間裡一直亮著。我以前跟她說過這個，但隨後就意識到這實際上是件好事，因為它會提醒其他開車者正在接近一位可能還沒完全學會開車的人。我就在後面一路跟著她。在31街，正要朝家的方向轉彎時，我媽媽的右轉燈跳成了左轉燈（我倒忘了她喜歡時不時把轉向旋鈕扭來扭去），最後1英里左轉燈一直在快活地眨眼。下了31街後我們又上了榆木路。
我不得不在離家尚遠時停車，然後，不顧孩子氣地極想見到母親的渴望，花一分鐘把此行的最後一些細節記錄在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上。這總讓我感受到一種奇特的重要感和專業感，就像大型噴氣式客機的飛行員結束了橫跨大西洋的航程一樣。此時正是上午10點38分，我已經行駛了6842英里，離家34天。我在這個數字上畫了個圈，然後下了車，從後備廂抓出行李包，輕快地朝家走去。我媽媽已經到家裡了，隔著後窗能看見她正在廚房裡走來走去，一面放雜貨，一面哼著歌——她總是哼著歌。我打開後門，丟下包，喊出那幾個全美國最通用的詞：「嘿！媽，我回來了！」
看起來她真的很高興看到我。「喂，親愛的！」她快樂地說，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我正在想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你呢。要三明治嗎？」
「太好了！」我說，其實並不餓。
回家真好。
[1]美國威斯康星州西南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