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市
以色列仰賴一大群巴勒斯坦籍網民提供的情報，這背後的機制究竟是如何運作？
就在以色列結束長達七周的軍事行動的幾天前，有一群疑似與以色列私下往來，被加沙當地居民稱之為「通敵者」的巴勒斯坦人當眾遭到處決，這起事件也引發國際社會的關注。
這幾位嫌疑犯的頭都套著卡其色的布袋、雙膝跪地，整齊地排在一堵白牆前方。站在他們後方的就是執行死刑的槍手，這群巴勒斯坦士兵穿著黑色衣服，臉上套著羊毛包頭帽，身上配著AK 47步槍。
8月22日，在加沙，至少有18名巴勒斯坦人遭到處決，因為他們在2014年的戰爭中，疑似向以色列軍方洩露反抗組織的情報。但是為什麼這群巴勒斯坦人要跟以色列情報機構合作，他們的動機究竟是什麼？他們彼此是如何合作，背後的機制也相當耐人尋味。
「因為面臨龐大的壓力，所以我只好屈服、答應他們的要求。」一位只願意匿名接受採訪的告密者對半島電視台說。這名男子住在加沙，他表示1995年時，有一名以色列情報機構的指揮官找上他。指揮官出言恐嚇，要是他不肯透露哈馬斯成員出沒的地點以及行動內容，就要撤銷他在以色列的工作許可證。
「但是身為通敵者，我每天都鬱鬱寡歡。有一天我終於忍不住那股恥辱感，所以一早醒來後我就對太太說，我永遠不要再到以色列工作了。」那位男子回想當時的情景。他隨即去找了巴勒斯坦國安部隊，對他們吐露一切；後來他被監禁幾周之後，就因為主動認罪而獲釋了。
幾年以來，以色列非常仰賴這些巴勒斯坦人所搜集來的情報。以色列指揮官通常會用工作或家庭來威脅當地居民，或是提供一點好處，像是讓他們得以出國、獲得現金，來脅迫民眾跟他們合作。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於1979年頒布的革命刑法是允許官方執行死刑的，其中第九個條款就明文規定，「如果民眾的言行舉止與國家安危，以及反抗組織的利益相違背」，那麼就將之處以死刑。
人權觀察這個組織在2012年指出：「我們手中握有可靠的證據，哈馬斯不僅嚴重違反司法訴訟程序，還對嫌疑人犯施加殘暴不堪的酷刑。哈馬斯應當立刻收手，暫時不得對嫌疑人士施以死刑。」
政治研究人員哈贊姆·阿布·夏納卜表示，最近有許多在加沙被處以死刑的通敵者，大概都在牢裡待了一個月左右。他們在審問的過程中都承認自己曾經對以色列士兵洩露巴勒斯坦的情報，並在以軍的要求下到加沙各地安裝監視系統。
「其中一個吸收網民的辦法，就是先封鎖拉法關口（連接加沙與埃及），再讓巴勒斯坦人從埃雷茲關口（連接加沙與以色列）進出，這樣就能栽贓這些民眾、對他們施壓，逼他們提供巴勒斯坦反抗組織的情報。」阿布·夏納卜說道。
巴勒斯坦人權組織哈克的執行長薩萬·加巴裡恩表示，根據《日內瓦第四公約》，那些在加沙被判處死刑的犯人，在法庭審理的時候似乎沒有遭到合理的對待。因此他也呼籲巴勒斯坦的政黨派系，請他們暫時不要處決這些人犯。
他還提道，有時候以色列為了要逼這些民眾就範，還做了很多泯滅人權的惡行。「以軍不管巴勒斯坦民眾的需求以及身上的病痛，逼他們在以色列的軍隊以及維安小組裡工作。以色列必須為他們犯下的罪負責。」
現年30歲的穆罕默德·阿布·哈瑟拉對半島電視台說，以色列現在也開始運用社交媒體來尋找適合的網民。現在加沙的失業率高達40%，達到2009年以來的巔峰，因此有了金錢和其他好處的誘惑，巴勒斯坦人民不免心動。阿布·哈瑟拉表示：「很多網民都是無辜、天真的年輕人，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幫以色列做事。」
事實確實如此。在加沙國安單位服務的質詢官阿布·哈邁德——他並沒有向半島電視台提供完整姓名——表示，以色列要求網民提供的信息，聽起來確實不會讓人特別警戒。
「有一位網民就跟我說，以軍問他非常簡單的問題：『看看對街陽台上掛著哪一種衣服。』」阿布·哈邁德對半島電視台說。「這種問題聽起來根本無傷大雅，不過其實對面那棟公寓是哈馬斯領導人的住家。以色列情報機構想要從住戶是否在晾衣服，推斷出裡面的人是醒是睡。」
還有另外一例。加沙國安機構抓到一名小販，那名小販應以色列的要求，帶著一小包沙子到連接加沙與以色列的埃雷茲關口。「後來才發現，原來以色列要檢測那名小販帶過去的沙子，來找出巴勒斯坦人的地下隧道在哪裡。」
加沙新聞記者法提·沙巴哈深表同意，他對半島電視台說：「通敵者就是國家的叛徒，他們唯一的下場就是死。不過司法審理的程序應該還是要公平，也要讓他們有機會能替自己辯駁。」
「我們要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跟其他巴勒斯坦軍事組織插手介入。無論動機與理由為何，這種不合法的處決行動都應該即刻停止。」巴勒斯坦人權中心加沙分部的主管拉吉·蘇拉尼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加沙的巴勒斯坦政黨派系宣佈有超過13名通敵者，紛紛到各地的安全中心自首投案；不過似乎仍有許多嫌疑犯被判處死刑。
「巴勒斯坦反抗組織必須展現公平正義的風範，依照法律程序行事。」一位專門審理通敵案件的法官對半島電視台表示，不過他希望電視台能隱匿其姓名。「以色列每天都奪走一堆巴勒斯坦人的生命，這已經夠殘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