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十七八歲的時候，你不能誠實面對自己的十七八歲——儘管那很貧乏、很小資，你怎麼可能誠實地去面對自己的五十歲、六十歲？
一
歲月無情，首先改變了他們的身體。當等待的人們艱難分開，讓出一個謝頂、始終微笑的大鬍子唐諾，後面是朱天心，已是中年婦人的微胖身形，齊耳短髮，穿著大紅有墊肩的上衣，只有圓圓的眼睛，在褪色的時間中仍然照亮滿室光華。
時間在她身上，顯出奇怪的錯亂。衰老在到來，提醒人們，這不是《擊壤歌》時期，那個意氣風發、只想要時間永遠永遠留住的少女，也不是1970年代、青春的台灣，這是52歲的作家，在2010年的北京，春天遲遲不來、兩岸不再敵對關係卻更為繁複的今天。
因為常年簡樸的生活，朱天心的衣著莊重而並不入時。2009年香港書展時，作為演講者的她看到現場擺放的《印刻》雜誌，直說，糟了糟了。旁邊的朋友問怎麼了，她說，穿的是一樣的衣服。果然，兩年前的《印刻》封面上，她正穿著這身黑色西裝套裙，凝神與唐諾交談。
姐姐朱天文，梳著兩條辮子，穿著碎花裙子出現在台灣的街頭，像一個女中學生。姐妹兩個，在最易變的時裝領域，表達對過去年代的忠貞，和簡樸生活的本質。
面對她們，你又會覺得，時間停止了。曾經在少作中、在年輕的面容上熠熠生輝的純真，穿越時空，依然留存。
三年前的秋天，我在台北一個咖啡館，等著朱天心的到來。我問印刻出版社社長、朱家的好友初安民，天文和天心是什麼樣的人？初安民詭異一笑：你見到就知道了。然後正色說，她們很好，善良、低調、純粹、堅定，無論外界發生什麼事情，她們都能保持自己。他看了看門口，她們一定非常準時，不會早也不會晚，她們會早到，在附近晃來晃去，到時間再進來。
天心進來的時候，我看了一下表，兩點整。我一眼認出她認真、不防備的表情。她專注地看著我，像個小學生一樣，聽完每一個問題，都重重點頭“嗯！”，表示自己明白了，然後開始回答，毫不迴避，更不世故。
有一年，哈金去台灣訪問，一些學者和評論家組織了一個茶敘，朱天文也被請去。座中極盡讚美之詞，朱天文越聽越不對，當主持人點到她，她勉力克制，仍說出，哈金的英文翻譯成中文之後，只剩題材，沒有風格。她期期艾艾，百般轉圜，仍說出這些不中聽的話，一邊講，一邊覺得自己大煞風景。
茶敘之後，原本已經深居簡出的朱天文更閉門謝絕參加活動，自言為“巫”。
拒絕，是為了保持自身的完整性。更何況，演講、採訪、交談，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都是枝葉，多數時候，是贅枝。真正重要的，是回到書桌前，背對讀者，背對評論，在艱苦孤絕的書寫中，把那些未知的句子、形象，從身體裡、從自己都已遺忘的經驗中呼喚出來。這是寫作者的使命。
蘇珊·桑塔格說，寫作，是因為內心有痛苦，非要表達不可。偉大的文學，是一個不老的夢，也是一門殘酷的藝術。它逼一個寫作者經過長年的寂寞歲月，啃食自身細密的經驗，啃食愛、痛苦、絕望，啃食一切，然後以想像，以艱苦的努力，凝成獨特的聲音。
而這一切，以創造、永存為誘餌，要求著寫作者的意志力，拒絕熱鬧，拒絕虛榮。
在台灣，朱天心不和讀者在任何場合見面。她說：“寫作是很個人的事情，出來和大家說什麼，也幫不了任何的忙，你回去還要面對紙筆。”而每次來北京，她和唐諾都謝絕活動、採訪，只是去前門買燒餅、吃羊肉串。
這一次，面對著海峽這邊殷殷期待的人們，朱天心滿月之臉，紅撲撲的，說：“大家好，其實還是蠻緊張的，唐諾也打個招呼吧——我們是夫妻。”在大家的笑聲中，唐諾站起來，禮貌而謙和地說：“不曉得要跟大家講什麼，感覺上還是打擾了。”
二
最好的時代和最壞的時代，往往交疊在一起。屠殺和創作力的爆發，有可能同時發生。壓迫與戰鬥、苦痛與榮光，一一相伴而生。社會與人性相同，常常在犯賤，必要有敵人，有壓力，才會克服天性中的懶散。
1970年代的台灣，恐怕當時的人們不會自覺那是一個黃金年代。1971年，台灣及海外掀起“保釣”運動，同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2年，尼克松訪問北京，中日建交。1978年，中美建交。這些大陸民眾熟知的歷史事實，在台灣激起了絕然相反的震盪。“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的正當性動搖，一個關於大陸山河的夢想破滅；而在島內，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仍在持續，也受到越來越大的反彈。
與此同時，1975年蔣介石去世之後，蔣經國上台，在他治下，台灣經濟開始起飛。社會在一點點鬆動，幾代人的激情、焦慮、痛苦在尋找出口。沒有電視、沒有網絡，還沒有過多的街頭抗爭，辦刊物、寫文章、進行思想討論，是那個年代進步人士重要的抗爭方式。
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爆發。一方面有論者發言批評白先勇、餘光中等現代派作家“逃避現實”，他們認為，作家必須負有社會責任；另一方面，現代主義文學應該克服西方的影響，扎根本土。這場辯論看似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美學之別，事實上混雜了台灣社會的種種政治矛盾：“黨外人士”與當政者、統一與獨立、民族主義與西化、外省與本土等等。
國民黨在台灣禁止了“五四”、左翼文學傳統，文藝是“自由”“現代”，而遠離政治的。“鄉土文學”在討論文學的同時，也啟動了政治能量，這種危險迅速被國民黨政府發覺。“鄉土文學”還未來得及深入討論，就被鎮壓了，但是它內在的思想，卻在台灣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當時的台灣，也是文學的台灣。年輕一代，無論將來從政、從法，還是從醫，都勤於讀文學。小說大量出版，拿起筆來寫東西，是很常見的事。身處其中，朱天心自覺不算一個特例，“區別只在於，因為父輩的影響，我們覺得寫完文章去投稿，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常常會發表，也會繼續寫下去。”
也是1977年，朱天心的長篇散文《擊壤歌》出版。這本書記錄她的高中生活，寫於她等待進入大學的暑假。在時代的風起雲湧中，一群小兒女並無知覺，她們想辦法逃學，四處遊蕩，“遂行自己的小小叛逆”，朱天心回憶說，“是這樣‘大觀園’的日子，讓我畢業離開時仍戀戀不捨，想用筆，記下當時的風日，當時的親愛友人，當時的每一絲情牽，見證曾有那麼一群人是這樣活過的。”
《擊壤歌》出版第一年便再版十餘次，五年內暢銷30萬冊，成為一代人的青春讀本。但是在正當濃烈的“鄉土文學論戰”中，這本書，包括當時朱家姐妹的其他作品，被批評為“閨閣文學”，是“商女不知亡國恨”。
朱天心原本看鄉土文學論戰，像是看大人吵架，突然自己被捲入其中。“左翼”文藝理念很容易把現實和文藝的關係簡單化，淪為教條，有人認為，這樣在城市長大，生活衣食無憂的女孩子，只會寫寫自己所處的環境，寫寫愛情，正如她們的祖師奶奶張愛玲，是“姨太太文學”，無法登入文學的廟堂。
“當時只要去寫農村、寫礦工，寫得差差的，就可以獲獎，身邊好多人一直都沒有離開過台北，也去寫農人……這樣你就會有壓力。”這是朱天心第一次面對文學的誘惑和壓力，該迎合當時的文學時尚，選擇宏大而“正確”的題材嗎？
今天，歷史已經一再證明，到底什麼是經得起考驗的選擇。強力的意識形態會令文學荒蕪。無論理念如何，文學終究有關個人的心靈，如果不能為人類的精神添加獨特的聲音，那些紙上產物終究不過是浮塵，一抖即逝。
身在時代的現場，這樣的選擇並不易做出，“可是如果十七八歲的時候，你不能誠實面對自己的十七八歲——儘管那很貧乏、很小資，你怎麼可能誠實地去面對自己的五十歲、六十歲？我們只能選擇誠實去寫作，哪怕這個題材是很小的。”朱天心說。
三
“鄉土文學”的作家和評論家們最終與反抗國民黨統治、爭取民主政治的“黨外運動”匯流。1979年“美麗島事件”爆發，隱藏在“鄉土文學”內部的本省籍、外省籍矛盾爆發，內部分裂，本土意識興起，對於中國的認同日漸衰落。
台灣的民主運動浩浩蕩蕩，腥風血雨，終於建立了民主體制，但也埋下了深刻的矛盾。這一進程形成也借助了一個歷史敘述：台灣，這個亞細亞的孤兒的四百年悲情，就是“被殖民”的歷史。關於現代民主政治的想像與民族主義、身份認同糾結在一起，這一次，本省人、原住民站在了道義的高度。
1987年，蔣經國宣佈台灣“解除戒嚴”，開放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1994年，蔣經國指定的接班人李登輝宣佈進行正副“總統”直選。2000年，陳水扁當選，民進黨執政。陳是第一個本省人“總統”，被稱為“台灣之子”。
在這一系列多半被正面描述的歷史進程中，身為外省第二代的朱天心，被擠壓到了邊緣。“外省人滾出台灣”“外省人欺負本省人”……樹敵永遠是有效的，省籍矛盾在選舉中、政治鬥爭中，一再被簡單操作，甚至超越了政黨體系，“在那個時候（李登輝時代），民進黨常常都會幫助李登輝對抗國民黨內的外省人，把黨的界限打破了。所以我常常覺得台灣的民主很假象。”朱天心說。
胡蘭成以李白形容朱天心，“李白是天之驕子，他對於世上的事物什麼都高興，又什麼都不平。”朱天文說，天心有一個爆炭脾氣，見不得世上不公，“本來南魚座的人，血液裡就是流有更多楚民族的赤膽忠心，濃愁耿耿啊。”
她不是沒有委屈的，在寫台北的小說《古都》一開頭，她說：“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生於此，長於此，何以就成了侵略者，成了客人，一兩代人的生命經驗，到底如何相看？
15歲之前，朱天心隨父親居住在眷村，那是國民黨中下級軍人的獨立封閉社區。那一代外省人，尤其是老兵，隨著國民黨來到台灣，一輩子漂泊，到了七八十歲，已經沒有任何能力回到大陸，去東南亞，但是在台灣的政治鬥爭裡，卻被描述成了國民黨的幫兇。這麼多年，台灣的發展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支撐他們一輩子的信念——回到大陸——反而被羞辱、嘲笑、糟蹋、踐踏。
“也有一些外省人，在高位的人，風向是轉得很快的，他們會倒過來怪，都是你們在扯我們的後腿，因為我們看起來是旗幟鮮明嘛。我為外省人的不平之氣不是為宋楚瑜，不是為馬英九，因為他們始終都享有權力和資源。”
如果說本省人的悲情是正統的本土意識，那麼這些外省老兵的生命經驗，就該在邊緣化的過程中被改寫和遺忘嗎？朱天心有一個朋友，她媽媽是台灣本省人，爸爸是1949年來台的大陸人，媽媽常常會說外省人怎麼欺壓我們，到後來她忍不住了，說，媽，幾十年，都是你在欺負爸爸，我沒看到他欺負你啊。“台灣每個人都把個人的生命的小歷史全部拱手交給這麼庸俗、這麼粗糙的一個大歷史。”
於是她寫《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寫《古都》，她著急，她想要告訴讀者，事情不是你們想像的那樣，個體生命經驗，不可以化約為政治教條。
2007年，當我到達台灣時，被溫和、友善的社會氛圍感染。但是深談之下，又感覺到一種明確的焦慮。由於兩岸關係的惡化，台灣經濟停滯許久，民進黨政府的貪腐弊案日漸爆發，民眾對於本省人主宰的執政黨越來越失望。媒體盛行一句話：“國民黨偷吃完還知道擦嘴，民進黨吃完連嘴都不擦。”2006年，民進黨前任主席施明德發起“百萬人民倒扁行動”，聲勢浩大，卻無疾而終。省籍矛盾仍然是碰不得的話題——朱天心說，如果朋友之間不想傷害感情，最好不要談這個——但是只要交談超過半小時，無人不提及。對台灣來說，這還涉及另一個根本的問題：和中國大陸該如何相處？
2008年，台灣大選。馬英九當選。很難說這是一次外省人的勝利，更恰當的說法是，台灣民眾用選票表達了對簡單粗暴的政治方式的厭倦。只是十多年過去，傷痕已經刻下。
如今回想起來，朱天心說：“那些年我覺得自己像希臘神話裡的卡珊德拉，喊破喉嚨，可是沒有一個人相信。我喊出來，想盡各種辦法讓大家去逃命。現在大家都會逃的時候，我反而覺得失掉了寫作的動力。”
這時候的朱天心，不是“閨閣派”，不是“商女不知亡國恨”，個人與時代之間形成強烈的張力，她充分經歷、感受著社會的變動，同時，居於邊緣，讓她必須尋找新的語言、新的眼光。
四
“台灣這些年，像做了一個夢。”唐諾說。
唐諾原名謝材俊。和朱天心結婚時，朱媽媽的朋友問，你這個女婿是什麼樣的人？朱媽媽說，他是住在樹上的人，如果樹上有書有圍棋，他可以好幾年不下來。
謝材俊生在宜蘭，本省人。搬到台北時，母親告訴所有的小孩：我對你們只有一個條件，不許找外省人。他和朱天心高中時認識，也是《擊壤歌》中四處遊蕩的一員。後來進入同一所大學，同一個系。
唐諾年輕時也寫小說，他的老師朱西寧（朱天心的父親）評論說：你這個人講話的時候這麼有意思，怎麼寫出來這麼不好看？也許正是因為，他的才秉並不在於想像力與敘事。阿城說，他第一次看到天心的文章，覺得自己真髒，看到唐諾的文章，覺得自己知道得真少。唐諾所知極為淵博，出口就是繁複纏繞的知識體系，他喜歡博爾赫斯，一點都不令人意外。
他講道，博爾赫斯發現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有一位神學者，早於馬丁·路德提出一些重要的神學理論，丹麥也曾有一個國王，武功、雄才偉略，不下於拿破侖，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同樣，北歐神話的複雜度、震撼力，比各個民族的神話都要強烈，可是大家都不在乎，所以博爾赫斯說，整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歷史，像做了一個夢一樣，跟人類集體無關。
人類集體的文化自有其勢利之處，身處大陸之畔，台灣在國際世界日漸邊緣化，文化亦受影響。假使諾貝爾文學獎要頒發給漢語作家，會想到台灣嗎？唐諾引用博爾赫斯的文章，是想說，台灣這些年的文化成就無人關注，“像做了一個夢，百無聊賴起來，做什麼事，感覺沒有人對你有興趣”，所以兩岸關係的改善、大陸讀者的期待對他們有重要的意義，“原來你做什麼，對別人還是有意義的，還是有人在乎的，這對我們的書寫非常非常重要。”這也是他們此次大陸行的緣由。
朱天心、林懷民這些1950年代出生的人，是台灣不可復現的“黃金一代”，此後台灣文化後繼乏力，如唐諾所說，“百無聊賴起來”。一方面，“去中國化”的過程抽掉了文化的重要根源——使用一種語言，卻拒絕這種語言背後的歷史文化，不可不說是一個悖論；另一方面，1980年代之後，台灣迅速資本主義化，文化成為商業，有才情的文學青年進入媒體、廣告業，拿一份不錯的薪水，很快可以出名，衣食無虞，也享受對社會施加影響的美好感覺。搞一個公司、一個網站，賣掉就是一筆錢。沒有人再能守得住寂寞了。一波一波，出產的是文化明星，而不是好作家。
二十多年前，朱天心和唐諾的好朋友詹宏志，因為種種原因要離開遠流出版公司總經理的職位。那時，朱天心夫婦一個月生活費只要5000塊（新台幣，下同），但詹宏志夫婦就要15萬，保險費、買房子、養車子……他們的物質水準已經很高，所以下一個工作，也只能是做總經理或者社長，這樣選擇的機會就變得很少。“那時候我們倆就有個默契，絕對不要哪一天過到選擇會有這麼小，而是要隨時保持我要不工作也可以的生活狀態，”朱天心說，“我理解的自由，不是說你寫什麼都可以，而是說你還要有不寫的自由，不用被一堆生活上的瑣事催逼著，非得寫個不停。真的面對大的困難時你敢不寫，我覺得那才是自由。”
若說他們極其自律，不如說他們對於生活的嗜好極為簡潔。他們盡量簡單樸素，以換得心境與創作的自由。唐諾形容這十多年來的生活：每天早上起來，錯過上班的高峰期，在九點和九點半之間到達咖啡館，開始寫作，寫到中午一點多，每天寫8000字，刪到300，自稱“寫得很慢，也寫得很少”。
這種沉穩的個性，讓謝材俊在追求天心的時候，吃了不少苦頭。朱天心從不避諱自己對於同性的情感，那時她喜歡的是一位個性飛揚、志在天下的女同學。最後，謝材俊和朱天心的結合，卻像是給世界的一份文學禮物。一個一流的評論家，和一個一流的小說家，以對文學的至誠熱愛，在日漸喧囂輕淺的時代，相互支持，做不墮落的人。
唐諾開玩笑說，好像40歲之前，他只做過兩件事，一是寫過一首很爛的電視劇主題曲的歌詞，二就是娶了朱天心。“我一直覺得後面這件事，我做得還不錯。”他很認真地說。
“我們究竟是誰？我們不就是一系列的偶然，我們自己所讀過的書，我們所思考的東西，這些構成了完整的我們。也許人生一個擦身而過，鬼使神差的結果，當初可能是轉到左邊，轉到右邊，那輛車沒有搭上，你的人生可能就改變了。所以在回憶的時候很危險，世界差點成不了世界，你差點成不了你自己。你可能會變成另外一個人，跟另外一個人結婚。
“我們到現在還可以不斷地談話，包括跟朱天文，每天還有說不完的話，不會是很身邊的柴米油鹽。我們本來以為很自然，後來發現好像蠻難得的。我們還有相當大一部分共同相信的東西，或者是共同喜歡的東西，這個蠻不容易的。
“如果你想問的話，我覺得我們對待彼此蠻認真的。你好像不太願意讓你身邊的人丟臉，所以有些事你不能做，有些事你必須做，有些事你可以勉強。這麼多年了，這也是一個動力，所以我說，作為朱天心的先生，我覺得我扮演得蠻認真的，也還做得不錯。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