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羅莫
以色列是個全民皆兵的國家。以色列公民年滿18歲服義務兵役，男兵3年，女兵21個月。
「周，我明天就走了！」在埃雷茲檢查大廳遇到我，施羅莫一臉興奮。在這裡服役半年，明天他將轉到以色列南部旅遊城市埃拉特繼續軍旅生涯。施羅莫正向檢查站其他士兵告別——看上去，高興的只有他一個。
陪我走出大廳，施羅莫說：「總算要走了，這裡太恐怖！」對於服義務兵役的以色列青年來說，分到埃雷茲可謂背運。埃雷茲和猶太人定居點是加沙地帶巴勒斯坦激進組織最直接的攻擊目標，槍擊、自殺爆炸、卡桑火箭……都是家常便飯。
「上星期，我的好朋友在這裡被巴勒斯坦人打死。」施羅莫指著狹長幽暗的「工人通道」說。「為什麼要殺我的朋友？他們根本不認識，」施羅莫難以理解巴勒斯坦人對每一個以色列士兵「個體」的仇恨，「我不恨那些想好好過日子、養家餬口的巴勒斯坦人，我恨那些『恐怖分子』。」這倒讓我想起經常聽巴勒斯坦人講的一句話：「我們不是恐怖分子，可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怒火」。
根據施羅莫的說法，士兵一般在同一地點服完兵役，但如果想調換崗位，可以打報告，國防部「酌情考慮」。
說起埃拉特，施羅莫露出笑容。這座城市離巴勒斯坦區域較遠，幾乎沒有遭受過恐怖襲擊。以色列有個地下賭場，專賭下次自殺爆炸在哪裡發生。耶路撒冷「一賠二」，埃拉特「一賠二十」，可見後者安全係數較高。
道別時，施羅莫塞給我一瓶可口可樂，分享他遠離是非之地的快樂。我從攝影包上解下中國結回贈，說這也許比防彈背心管用，但最管用的還是「和平」。
莫蒂
初冬夜晚，提著4只大包，我搖搖晃晃走向埃雷茲最後一間值勤室。遞上出關條，裡面一個士兵正抱著膝蓋上的收音機前後搖擺。起身收條，他沒有照例放行，而是要求我出示護照。「叫什麼名字？為什麼去加沙？待多久？」這個士兵20歲左右，下巴剛冒出鬍子碴，臉上青春痘正旺。耐著性子回答十幾個問題之後，我提包的手都抬不起來了。「要不要放下行李歇歇？我想和你聊一會兒……」原來如此。
他叫莫蒂，20歲，孤獨，抽煙，聽音樂。最後一項違反值勤規定。莫蒂把收音機塞進地上的黑書包：「長官看不見就行。」風吹過，很冷，他要值班到午夜12時。
值勤室是一間薄薄的鐵皮房，面積不足兩平方米，門總是開著，日光燈壞了。藉著路燈，我看見地上躺著一台車載電瓶似的跳頻步話機和一隻手掌大小的對講機。莫蒂用步話機和整個檢查站聯繫，通過對講機與幾米開外的碉堡對話。
莫蒂討厭埃雷茲，因為「沒有自由，沒有音樂」。他隨口唱了幾句「泰坦尼克」。他不喜歡這裡的女兵，因為她們穿軍裝、拿槍，「像男人一樣」。作為男兵，莫蒂必須在相對危險的外圍崗哨值勤，女兵們則在崗哨環抱、明亮溫暖的檢查大廳裡查查證件、蓋蓋圖章。有規定男女士兵不許談戀愛，但是他擠擠眼睛說：「長官看不見就行。」
值勤室裡只有一把塑料椅子，他很「紳士」地讓給我坐。一輛軍車在不遠處停下。「晚飯！」莫蒂連蹦帶跳地過去拿。錫紙盒打開後是熱通心粉、一份蔬菜，還有一袋麵包、兩包巧克力奶。對講機響，碉堡的人向莫蒂借勺子。「你替我站一會兒崗，有人過去，就把出關條扔到這個箱子裡。」桌上有個木箱，半開著，裡面丟了十來張條子。
還真有聯合國車輛開過，司機把出關條遞進來，看到我，吃了一驚。
兩分鐘的工夫，莫蒂回來，手裡多了支煙。他的英語不是很好，父母是摩洛哥來的猶太人，所以會幾句阿拉伯語；阿拉伯語中的一些單詞和猶太人使用的希伯來語相近，我也學了幾句，所以我們就3種語言（英語、阿拉伯語、希伯來語）混著說，外加手勢比畫。
「你向巴勒斯坦兒童開過槍嗎？」我問。他斷然否認：「那會令我發瘋的。」他說，那些執行抓捕任務的以色列士兵精神壓力很大，有些人甚至表現異常，命令被捕的巴勒斯坦人站成排，原地轉圈，呼喊反對以色列總理沙龍的口號。
莫蒂不相信巴以之間會有和平，因為「巴勒斯坦人教育下一代仇恨猶太人」。「那你會怎樣教你的孩子呢？」我問。
「我的父母沒教我恨巴勒斯坦人，我也不會教自己的孩子恨他們……但是會告訴他們：『當心巴勒斯坦人，離他們遠點。』」
十幾分鐘後，我起身告辭。莫蒂急了，在我身後喊：「別走，別走，好容易有人跟我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