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馬丁·路德·金一樣，黃浩芃的競選演講主題，同樣是「我有一個夢想」。
但不同的是，這個14 歲男生的夢想，只是成為深圳市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南山附屬學校的學生自主委員會（以下簡稱「學生會」）主席。
在2009 年年末，他已經夢想成真。學校裡，隨處可見這個新任學生會主席的大幅海報。海報上，這個戴著眼鏡、看上去文質彬彬的八年級學生，正高舉右手，做出一個揮拳的動作。
這張獲勝者的海報，只是這所擁有某種獨特氣質的學校的一個縮影，還有更多讓人驚訝的事情，正持續不斷地發生著。
在這裡，每年的10 月15 日至11 月15 日，是約定俗成的「競選月」。
學生會的主席要經過班級、年級到學校的層層公開選舉，然後由全校1800 多名學生選民投票產生。一個見證過「競選月」全過程的中央電視台記者說：「這和美國總統大選沒有太大的差別。」
在這裡，學生會的主席有權組織自己的「內閣」。在每月一次的校長例會上，他和「內閣成員」們將對學校的公共事務提出意見和建議，校長會一一記錄，然後當面解釋，或立刻做出整改。
在這裡，有一個40 多人組成的學生記者團，成員遍佈每個班級。
在每週一的早會上，他們能夠通過廣播站，對教師甚至校長本人提出直言不諱的批評。
最有代表性的場景是，只要沒有特殊原因，學校的校長一定風雨無阻地站在校門口向學生鞠躬，並要求學生也對他鞠躬還禮。
5 年多來，這所坐落於深圳市著名富人區「華僑城」中，被每平方米6.5 萬元的豪宅、種滿名貴花木的園林和高爾夫俱樂部環繞的公立九年一貫制學校裡，50 歲的校長李慶明，正致力於向下一代推行他的公民教育主張。
「我們要挖掘每個孩子身上的潛質。但如果達不到這個目標，也沒有關係，他可以當一個好公民。」李慶明說。
競選月
李慶明培養「好公民」的第一個努力，是讓孩子們學會選舉。
他從2004 年開始推行學生競選制度。剛開始，他只選擇了一個四年級班級作為試點，但效果「出人意料的好」，於是第二年，他便把競選推廣到整所學校。
每年10 月15 日至11 月15 日，是學校雷打不動的「競選月」。
小到每個班級的班長，大到學校的少先隊大隊長、團支部書記和學生會主席，都由學生選舉產生，一人一票。
李慶明和教師一起，為「競選月」確定了嚴格的程序和制度。
一屆學生會主席的選舉，先要通過班級海選和年級海選，從高、中、低年級各選出2 名候選人；然後，在全校的競選大會上，6 名候選人要經歷演講、才藝展示、公開辯論、回答選民提問等各個環節；最後，經過全校1800 多名學生的幾輪投票，選出獲勝者。
選舉章程規定，任期一年後，主席自動離職。學校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公證小組」，負責監督選舉過程以及計票。這個機構的成員，通常由已經卸任的學生會成員擔任。
一個叫孫曉峰的學生，連續參加了4 年競選，並在2008 年成功當選為學生會主席。一年後，他離職，卻拒絕了進入「公證小組」。
「我承認，自己是有私心的，」這個前學生會主席解釋自己的動機，「我知道哪些學生更適合進入學生會，但這種判斷，會影響我在公正小組的工作，這樣對其他候選人是很不公平的。所以，我寧可放棄這個職位，讓所有人都在一個公正中立的環境裡競選。」
在競選過程中，孫曉峰給李慶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2005 年到2008 年，孫曉峰連續參加了四年競選，雖然屢戰屢敗，卻始終不放棄。
第一次參選，他比第一名少了600 多票。但就在宣佈結果時，出人意料的一幕發生了，在演講台上，這個五年級男生非常有風度地向自己的對手握手表示祝賀。但走下台後，他卻躲到角落裡，抹起眼淚。
曾有人問過孫曉峰：「如果有一個機會讓你競選『華僑城』社區的人大代表，你會怎麼做？」這個15 歲的中學生考慮了幾分鐘，便說出了如下答案：先是走訪社區的各戶居民，瞭解他們的需求，然後再告訴選民們，如果自己當選了，能夠為他們做些什麼。在選舉的宣傳上，他會在社區各處張貼自己的宣傳海報，然後定期舉行競選演講，並且和「智囊團」一起，為自己的選舉確定一個系統的、能夠持之以恆的方案。
「公務員就應該為公民服務，如果沒有做好，那是他的錯，但如果我漠視自己的權利，不對身邊的公共事務發表意見，那是我的錯。
如果大家都漠視了，這個社會怎麼能進步？」經過4 年的競選洗禮，這個嘴角剛冒出稀疏胡茬兒的九年級學生已經對公民、權利這些字眼非常熟稔。
自由民主的種子
這更像是一場發生在少年間的選戰。
為了獲勝，候選的學生開始學習如何動員身邊一切資源。父母和家人是首要支持者。他們會和孩子一起學習各種才藝，幫助孩子修改演講稿，準備公開辯論的題目，糾正他們的演講姿勢。
每個候選人都有自己的「智囊團」，並在宣傳上各出奇招。有人在糖果上印上自己的名字，然後到各個班級去散發；有人帶著助手，在操場上抬著自己的大幅海報轉圈，還喊著整齊的口號；甚至有家長在學校周圍升起10 多個大氣球，氣球下方的橫幅上寫著孩子的名字，號召選民投他一票。
當然，無論用什麼樣的方式，每個人都會強調同一個口號：「為同學們服務。」這是由校長確定的主題。
黃浩芃依然記得初次登台參加競選時那種「緊張感」。在此之前，他是個內向的男生，雖然成績一直很好，但他很少在公共場合說話，也從來沒有當過班幹部。有段時間，身為某國企高管的母親，一度還想讓他轉學，因為這個新學校才成立了兩年多，她很擔心孩子的「學業問題」。
2008 年，他決定參加競選。第一次演講，他全身都在發抖，腳抖得「幾乎站不住」，左手拿的發言稿「抖得嘩嘩響」，右手「抖得連麥克風都拿不穩」，他好幾次用力握拳，試圖固定住麥克風，卻發現「手有點不聽使喚」。原本設計的開場白是大喊一聲「大家好」，可他緊張得控制不住聲音，一開口就破嗓了，台下的選民噓聲一片，他在台上聽得清清楚楚。
「豁出去了，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往下念了。」時隔一年，這個男孩回憶起當時的場景，看得出有些不太好意思。「反正只是抱著嘗試的想法去的，凡事總得有第一次吧 。」
克服了初期的緊張後，他覺得和這個舞台「越來越熟悉」。在接下來的幾個環節中，他開始逐漸適應了競選的節奏，在才藝展示詩朗誦《海燕》中，他甚至做出了一個「在排練時都很難練好」的展翅飛翔的動作。
這個初次參加選舉的男孩一直走到了最後一個環節，在全校1719 張學生投票中，他以20 多票的微小差距，輸給了孫曉峰。
在接下來的一年裡，黃浩芃並沒有閒著。他決心要參加第二年的「競選」，並成為最後的勝利者。
他開始關注新聞裡那些播音員播報新聞的方式，也開始模仿電視上那些政治人物的舉手投足。他的「智囊團」，則早早從各個方面對他的「競選」提出建議。作文好的人幫他修改演講稿，美術好的人設計海報上的各個細節。甚至，一位演講顧問會告訴他要改正在台上的一些小動作，並糾正他演講時的語氣與節奏。
在11 月15 日全校競選日那天，他和「智囊團」抬著自己的大幅海報，到各個班級去「拉票」。一個在音樂方面有特長的「助手」，還帶了一支長笛，走到每個班級，都會吹上一曲。
在演講台上，他說出精心準備的演講詞：「一年前，我與今天一樣，信心百倍地站在了這裡，我落選了。但是今年我又來了，因為我不想錯過這樣一個偉大的時刻，因為無論是對於我，還是你，無論是對於學校，還是中國，今天都是一個超越平凡的日子，因為在這樣的日子裡，一顆嬌嫩的自由民主的種子，已經植入你我的心中，並悄悄成長。」
他最終如願以償，在最後的全校投票中，獲得了1120 張選票。
新任學生會主席工作很賣力，挑選了「很精幹的內閣成員」、「整頓了學生會工作的風氣」。他要求助手們每週都寫工作計劃，在每週例會上共同討論。
黃浩芃的母親，對兒子的學業多少有些擔心。她希望兒子在「服務好同學」的同時，也能保持住現在「班上第三名」的成績。畢竟，「無論學生會的工作做得多麼好，最後能有好成績，考上好大學，才是根本」。
但黃浩芃卻對自己的未來很自信。他覺得，「在這所學校裡學到的東西，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用得上」。
監督與批評
當了近30 年老師，陸平還是第一次被學生當面批評，而且是在校長主持的學生會例會上，這讓她「當時多少有些不適應」。
事情說來也簡單：2009 年12 月最後一周，陸平主持的學校「公民養成中心」接連舉辦了兩場活動。學生們覺得這周活動安排過於密集，而上一周卻什麼活動也沒有。於是，在每月末的學生會例會上，有學生會的幹部當著校長的面，對此直接表達了不滿。
按照會議的程序，接下來，陸平便向學生解釋，原本安排義賣活動的第三周，恰好趕上初中學生的月考，為了不耽誤考試，才做了這樣的調整。並且，她向學生表示，「中心以後在安排活動的週期上，一定會注意頻率和方式」。
作為每月一次例會的參加者，陸平直言自己「有壓力」，因為「你不知道孩子在會上會說什麼」。
的確，這樣的會議已經舉行了將近5 年。在與會教師和學生們的回憶裡，會議上的議題五花八門：從「室內球場的通風條件不好」，到「學校魚池的換水不夠及時」；從「教師拖堂，沒有按時下課」，到「初三的課程過多，佔用了學生社團的活動時間」；從「集會散會後的地面紙張無人清掃」，到「檢查廁所衛生的學生，最好注意性別」，幾乎囊括了學校日常管理工作各方面的細節。
最為「尖銳」的時候，學生甚至直接對校長本人提出了批評。
有一次開會，李慶明不斷地接聽電話，有學生便提出：「希望校長能夠尊重我們，開會的時候不要打手機。」
李慶明只得放下手機，向學生們解釋，剛才的電話，是為了落實學生們提出的建議。但從此以後，他開會時都把手機調成了靜音。
這樣的監督與批評，不僅僅發生在學生會的例會上，而且發生在許多更為大型的公共場合。在某次週一的早會上，有學生會記者團的播音員播報了一個小記者寫來的稿件。稿件中稱，上周的升旗儀式上，有幾位老師在交頭接耳，「希望這幾位老師能夠尊重國旗」。
更令人吃驚的是，記者團並非只會批評，孩子們「居然也懂得鬥爭策略」。在時隔一周的週一集會上，記者團的播音員又播報了一篇稿件，文中稱，「在上一周的集會中，那幾位老師沒有再出現交頭接耳的狀況，這說明他們虛心接受了批評，這種精神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學學習」。
看著這些「小屁孩」們在參與公共事務時「嚴肅認真的大人樣子」，陸平有時候也會覺得「很搞笑」。
在她的記憶中，有這樣一幕在成年人看來頗為有趣的場景：有一次會議時間延長了，一個三年級的學生會幹部，一本正經地看了看手錶，然後舉手說，「校長，會議的時間已經到了，你看我學習也很忙，我媽媽在外面接我，我能先走嗎？」
但在覺得有趣之餘，她也深切地感受到，在這所學校裡，師生關係確實有了一些「和以前不一樣的改變」。她甚至會用「公民社會」
和「臣民社會」的區別，來解釋這種變化。
「以前的孩子很順從，將就老師，而老師也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孩子，不需要任何解釋。」她說，「但現在不一樣了，在公民社會裡，我們也是為學生服務的，做任何事情，都要公開透明，讓接受服務的人滿意，這不是很好嗎？」
而在李慶明看來，這種新型的師生關係，正是他追求的教育目標之一：「我們要鼓勵學生成為公民，首先要保證他們能有一個表達意見的暢通渠道，鼓勵他們用這樣的方式來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這才是公民教育的應有之道。」
鞠躬教育
在深圳的教育界，李慶明是一個公認的「爭議人物」。
在學校老師和朋友們的眼中，這是個「精力超人、多才多藝」
的校長。他能用意大利語演唱「具有專業水準」的歌劇，還能畫一手漂亮的鉛筆畫；上大學的時候，他的100 米能跑出11.2 秒的成績，至今仍是那所高校無人能破的紀錄。在學校裡，大到各種規章制度的確定，小到校門口張貼的標語上的標點符號，事無鉅細，他都親自過問；同時，他還兼任著一本全國教育類期刊的執行主編；一忙起來，這個50 歲男人可以幾天幾夜不睡覺，在椅子上打幾分鐘的盹，又精神抖擻。
但在許多教育局的領導和同行眼中，他又是個不折不扣的「異類」。在深圳教育界，他有著「瘋子」、「狂人」的外號。每年，圍繞著他的去留，都有諸如「死定了」、「馬上就要被調走了」之類的傳言。
自從2004 年正式擔任這所學校的校長以來，李慶明一直致力於「在學校滲透公民意識」。他把自己的公民教育主張歸納為5 點：公民人格完善、公德基本倫理、公益服務精神、公共事務參與和公理世界認同。包括「競選月」和每月一次的學生會例會，都是他一手推行的。
但理論一轉化為實踐，就出現了種種在旁人看來「很難理解」
的行為。引發爭議的核心問題是，李慶明作為一個九年一貫制學校的校長，「不去好好抓教學，卻成天搞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5 年來，只要沒有特殊原因，每天早上7 點20 分學校開門，這位校長一定風雨無阻地站在校門口向學生鞠躬，並要求學生也對他鞠躬還禮。
「我們總在說要尊重孩子，與孩子們平等相處，但能夠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讓孩子們直接感受到這種尊重呢？我覺得鞠躬就是一個最好的辦法。」他解釋道。
不過，一開始，學生們也很不適應，反應也大不相同。有的孩子看到李慶明鞠躬，嚇了一大跳；有的孩子直接愣在門口，半天反應不過來；還有的孩子看著鞠躬的校長，錯愕地跑進學校裡，連頭都不敢回。
學校裡的老師們也對這個新任校長的「出格舉動」議論紛紛，甚至有人寫信到教育局告狀，稱校長在學校推行「日本式鞠躬」。
哭笑不得的李慶明只能翻出《禮記》告訴教師，鞠躬禮是中國自古就有的禮節。
即使是李慶明本人，在剛開始鞠躬時也很不適應。尤其是消息傳開，引來了許多家長和路人圍觀，他一邊鞠躬，一邊心跳加速，「臉燒得通紅」。
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這個鞠躬的校長，成了這所學校一道感人的風景。有媒體評論稱：「近6 年的鞠躬，他把孩子們的心鞠得純粹了許多。」的確，已經習慣了校長向自己鞠躬的孩子們，也用自己的方式，回報著對這個校長的尊重。
有一個低年級的小女生，經常在鞠躬之後，偷偷地往李慶明的手裡塞上兩顆糖，然後飛快地跑走。
有一個冬日，一個初三的女生走進校門，李慶明向她鞠躬，她也還禮，然後走到李慶明身邊，對著他的耳朵悄悄說道：「校長，天氣冷了，你要加件衣裳。」
一年級學生袁縱橫的母親張紅也記得，兒子頭一天到學校上學，她送他到學校門口。起初，她並不知道有校長鞠躬這件事，但兒子背著書包走過李慶明身旁時，這個校長照例向這個孩子鞠了一躬。
這個時候，她看到兒子停了下來，想了一小會兒，便轉身正對著李慶明，畢恭畢敬地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然後高高興興地跑進了學校。
那一瞬間，這個母親一下子沒控制住自己的眼淚。
「我從來沒有教過他鞠躬這個事情，但校長做了，他也照著做，我相信，這會在他的心靈裡留下一個深深的烙印，以後，他長大了，也會同樣去尊重別人。所以，我要感謝李校長，給我的兒子上了生動一課。」她說。
2009 年12 月24 日早上，李慶明同樣站在校門口鞠躬，但多少有些不一樣的是，他穿上了聖誕老人的衣服，在向學生鞠躬之後，他還會往學生手裡塞上幾顆糖。
但四年級學生桑雨晴卻對校長的裝扮不太滿意：「糖是挺好吃的，可他要是能貼上聖誕老人的白鬍子，那就更像了。希望他明年改進吧。」
在桑雨晴的記憶中，看上去和藹可親的校長，一共和她說過3次話，談話的內容她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只記得「一次是站著，一次是彎著腰，一次是蹲著的」。
「我最喜歡他蹲著和我說話，其次是彎著腰，最不喜歡他站著說話了，」這個小女孩認真地說，「因為蹲著離我最近，這能讓我體會到一種平等和尊重。」
生命教育
「鞠躬風波」剛剛平息沒多久，2006 年，李慶明又在學校裡做了一件「讓人大跌眼鏡」的事情，再度引發了一場大爭議。
這年暑假，學校裡一個男生跳樓身亡。在一向重視安全的中國教育界，處理這類事情的通常做法，都是「家醜不可外揚，低調解決」，但李慶明卻決定在學校裡舉行一場悼念儀式。
消息傳開，一下子炸了鍋。在很多人看來，讓這些未成年人過早地接觸死亡，容易造成他們內心的不安和恐慌。還有一個教育局的領導問李慶明：「事情弄大了，萬一引來了媒體，到時候收不了場，該怎麼辦？」
「我只是想讓孩子們正視死亡，這樣他們才能更加尊重每一個生命。」面對每一個前來質疑的人，李慶明都這樣解釋自己的動機。
而悼念儀式的舉行，也收到了李慶明期望的教育效果。
這個男孩所在班級的班主任老師，特意選擇了一張男孩生前快樂地吹泡泡的照片，「來表達這個逝去生命曾經有過的最為陽光燦爛的一面」。
在低沉的音樂聲中，這個班級的孩子手捧著鮮花和蠟燭，緩緩走到教室中央，把鮮花放在正中間，再將蠟燭放置在鮮花的四周，組成心形。然後是一分鐘的默哀儀式，整個教室裡鴉雀無聲。
隨後，男孩的班主任念了一首剛剛創作的小詩，來表達自己的悲傷和惋惜，男孩的好朋友們也陸續上台發言，回憶起和小夥伴相處的點點滴滴。
在場的人們都哭得淚眼朦朧，李慶明無意中看見，那位之前提出過反對的教育局領導，也在人群中擦眼淚。
2008 年5 月12 日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李慶明又在學校裡組織了全校師生的悼念儀式，他從巴赫的樂曲《Air》中節選出一段52 秒鐘的旋律，學生們雙手十指併攏，低頭在心中默默祈福。
如今，這種生命教育已經成了學校的常態。每天的早操結束後，學生記者團便會播報前一天世界上發生的災難新聞，然後全校學生在《Air》悲傷旋律的陪伴下，舉行一個一分鐘的靜默儀式。
有學生在校內論壇上這樣說道：「當自己和父母之間產生特別大的分歧時，我也曾衝動地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但參加了『靜默儀式』後，我開始明白生命、親情和友情的可貴，今後我將更加尊重自己的生命。」
這樣的留言，讓李慶明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
「我們要教育孩子們成為有靈魂、有情懷的公民。這些悼念儀式，就是教給孩子們這些層面的東西。我可不希望自己教出的學生，是只懂得知識技能、只懂得謀生之道的人。」他說。
希望
無論是「競選月」、「鞠躬教育」，還是「生命教育」，即便是在深圳這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都是「一種很難讓常人理解的超前行為」。一名學校老師說，根據自己的瞭解，教育局領導桌面上關於李慶明的告狀信，已經有厚厚一疊了。
但李慶明並不後悔自己的選擇，他甚至認為，這幾十年來的「德育教育」，已經被歷史事實證明，是「完全失敗的產物」。
「這些年來，我們的德育教育，總是喊一些假大空的口號，我們幾十年的教育，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對自己對社會負責任的人？」他托了托眼鏡，「對學生的要求，不要太高太多，只要他們能做一個好公民就行了——有活力，有自信，有智慧，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有情懷。」
這個50 歲的校長，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個「知識分子型」的校長。
在一篇題為《尋找知識分子》的演講中，他這樣寫道：「這4 年多來，我最關注的就是，如何為一所學校灌輸一種獨立、自由、高蹈的精神……4 年了，我依稀感受到這種精神已經在我校氤氳化生、凝聚成氣。為此，我是有些暗自欣喜和欣慰的。我有時甚至得意地認為，即使我離開此地，誰也無法再輕易地拋棄這種自由精神、獨立品格和高蹈情懷。」
2007 年，學者丁東曾應邀到學校訪問，他旁聽了一節九年級學生的歷史課。課堂的主題，是4 部關於恐怖主義的影片。
根據丁東的回憶，在課堂上，學生討論起這樣的主題——恐怖主義有什麼特點？它產生的原因是什麼？人類應當怎樣對待恐怖主義？如何看待中國青年前幾年為「9·11」事件喝彩的現象？
這些初中生，在課堂上爭相發言，各抒己見，成人能提出多少種看法，他們也能提出多少種看法，甚至能提出許多連成人也想不到的見解。而教師的作用，則是引導學生的思考步步深入，「只尋求倫理的底線，不要求統一的結論」。
事後，他十分感慨地說：「這所學校的學生，無論學習成績、藝術修養、公民意識，都有良好的發育。中國能有100 所這樣的學校，未來就大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