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和船夫，這兩個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職業，已經在王勇身上共存了20 年。這個48 歲的東北男人有時會自嘲地說：「我是書教得最好的船夫，也是船開得最好的老師。」
可清楚內情的人都知道，在這句貌似輕鬆的玩笑話背後，卻隱藏著一段厚重的故事——在過去的20 年裡，在每個上學日的早上，遼寧省丹東市寬甸滿族自治縣碑溝小學的這個教師都要划著船，把住在河這邊的孩子送到河那邊去上學；到了傍晚放學時，再划著船，把他們一個個送回家。
早些時候，孩子們坐的是王勇自己打製的木船；再後來，換成了燒柴油的鐵皮船；枯水期的時候，王勇會領著孩子的家長們搭橋；等冬天河封上了，王勇就帶著孩子們走過凍得結結實實的冰面；而實在沒有路走的時候，他就只好背起孩子們，趟過去。
這些年來，在這條求學路上，究竟擺渡過多少個孩子，王勇已經記不太清楚了。他只能模模糊糊地記得，最多的一年，他帶過19 個，最少的時候，也有六七個。
在他的呵護下，一茬茬的山裡孩子長大成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離開了小山村，開始一種全新的城鎮生活，而這個山村小學的老師，卻依舊生活在幾乎是一成不變的日子裡。
求學路上的河
4 月12 日清晨5 點來鐘，王勇起床了，他簡單地扒了幾口飯，就出門往河邊走。
王勇從來不敢賴床，因為每天早上6 點，孩子們都會準時在村頭的渡口等著他。山裡溫度低，如果他出門晚了，孩子們就容易被凍感冒。
這個小學老師所在的碑溝村，是個有著15 個村民組的小村子，位於鴨綠江南岸的一處山溝裡，四百多戶人家，散落在山溝各處。
住得最深最遠的一戶人家，走到村口，要在山路上花上近一個小時。
即便到了這兒，出村也並非易事，橫擋在人們面前的一條大河，成為這個小村與外界最大的阻隔。它是鴨綠江的一條支流，兩岸相距四五百米。河上多數時候看不到一座橋。而王勇和孩子們每天要去上課的碑溝小學，位於這條大河的北岸，與碑溝村隔河相望。
對面前這條大河，碑溝村的人們感情很是複雜。
一方面，這條大河是養育了他們的母親河。他們祖祖輩輩都在這裡生活，許多人的生計來源，正是在這條河裡捕魚、挖沙。可另一方面，這條河也讓他們的出行變得極為困難。
村子裡家家戶戶都有小船，大多數時候，如果沒有它，人們都無法出門，尤其到了豐水期，水位能一直漲到半山腰，漲到許多人的家門口。也正因為如此，村民們平時會盡可能減少去對岸的次數。
每次出門，都是把好幾件事「攢」在一起辦。
但大人們可以把事情攢在一起辦，孩子們的上學，卻成了大問題。
一度，村子裡曾有過一所小學，但上世紀80 年代，由於生源過少，這所學校被取消了。從那以後，村子裡再也聽不到朗朗的讀書聲，孩子們要上學，都得到對岸的碑溝小學去。
這兒的許多孩子都會划船，所以剛開始時，是由年長的孩子划著船，帶著年幼的孩子們去上學。但有一次，因為風大浪急，孩子們劃的船翻了，所幸河邊長大的孩子水性好，才沒出什麼大事。
從那時候開始，碑溝村的家長便開始輪流接送孩子上學和放學，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碑溝村是個窮地方，成年人的大多數時間，不是在山林裡種地或者養蠶，就是在河裡捕魚或者撈沙，總有抽不出時間的時候。
這種提心吊膽的狀態，一直持續到1990 年。那一年，自小在碑溝村長大的王勇，回到碑溝小學任教。
擺渡者
如果粗略打量，會發現從表面上看，這個小學老師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個頭不高，身體壯實，雨後的泥巴路，旁人都踮著腳，他卻滿不在乎地踩著走，一雙可以拉到大腿的藍色長筒膠鞋沾滿了泥，說起話來帶著濃厚的東北口音。
但如果你仔細觀察，還是能在這個中年人身上發現一些異樣。
看上去，他有一頭濃密的黑髮，但白色的髮根卻洩露了秘密——他的頭髮全白了，每年過年，都要上理髮店裡去染一次。
這是時間在王勇身上留下的最為深刻的烙印。
「2001 年民辦代課教師最後一次轉正，考試前一天夜裡，我緊張得整夜睡不著，早上起來就這樣了。」他摸摸頭髮，歎道。
1984 年，20 歲的王勇剛剛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又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經人介紹，他進入了教育系統，成為一名民辦代課教師。
在那個剛剛改革開放的年代裡，教師還常被人叫做「臭老九」，更不用說像王勇這樣的編外人員。他每個月的額定工資只有32 元，連自己的花銷都不夠。
而就連這點微薄的收入，都經常發不到手上。那些年裡，教師的工資還是由鄉鎮發放。寬甸是個窮縣，經常發不出工資來，有時候用縣裡自產的啤酒、水果代替，甚至還打過幾個月的白條。
1989 年，王勇與當地一個叫任淑梅的姑娘結婚了。妻子一家人時常勸他，不要繼續擔任民辦教師了，甚至有親戚對他說過這樣刺耳的話：「你怎麼就找不著活兒干了？一個月拿這三十、五十的，我都瞧不起你！」
碑溝村的前任村支書隋延文也記得，1992 年，他曾3 次找到王勇，希望他能到村委會工作——老支書想把這個村裡唯一的高中畢業生培養成自己的接班人，而另一個很具誘惑力的條件是，當時村幹部的年收入，是王勇的10 倍。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這個民辦教師考慮了幾天，卻拒絕了這個人人羨慕的「肥缺」。
時隔多年之後，當回憶起這段往事，王勇露出一絲輕快的笑容。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眾口難調，天天得挨罵。我可幹不了這樣的活兒。」他說，「還是干老師自在，和娃娃們在一起，老開心了。」
1990 年，從教6 年的王勇調回了碑溝村小學，他是當時村子裡唯一的高中畢業生，之前，一直在縣裡的其他學校擔任代課教師。
調回這兒的目的，是為了照顧日漸年邁的父母。
他每天划船上下班。有孩子家長找到王勇，希望他能擔起接送學生的擔子，他便爽快地答應了下來。但不曾想到，從這時起，王勇便開始了自己的「擺渡」生涯，而且一幹就是20 年。
小學
和城裡的許多小學比起來，碑溝小學無疑是簡陋的。幾隻放養的豬崽在教學樓旁撒歡，頭天晚上剛下過雨，操場上一片泥濘，在生銹發黑的籃球架下，有幾個孩子在打籃球，皮球已經看不清顏色，落在地上就粘住了，壓根彈不起來。
可這是方圓幾十里地唯一的一所小學，也是村裡孩子就近上學的唯一途徑。
居住在南岸的家長們，小時候幾乎都有過河上學的經歷，並深知這當中的辛苦。為了給孩子創造好一些的教育條件，稍微有條件的人家，都搬離了這個小村子。
交通不便還引發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村裡的女孩大多選擇了嫁到外面去，而外面的女孩卻沒有人願意嫁進來，全村1000 多個居民裡，光棍就有100 多號，其中不乏四五十歲的老光棍。
所以，碑溝小學的學生生源越來越少。最多的時候，這個小學有150 多名學生，但現在只剩下52 名，人數最少的六年級，只有5名學生。
現在，每天跟著王勇上學的，只剩下6 個學生，最大的是六年級，最小的是一年級。
王勇和這些孩子之間，已經培養出了一份單純而美好的情感。
二年級的陳偉，是個梳著辮子的小姑娘。有人笑話她年紀小，她就會說：「誰說我小了，我叫陳偉大！」
不過，「陳偉大」常有哭鼻子的時候。有一年夏天，王勇背著她過河，陳偉的左腳涼鞋沒繫緊，滑進了河裡，王勇把她送到岸上，連忙回身去撈，卻也沒撈著。
丟了一隻鞋，陳偉沒法走路了，再加上心疼剛買的粉紅色涼鞋，小姑娘就趴在王勇的背上，一路哭回了家。為了哄她高興，王勇特意買了一雙新涼鞋送給她。
三年級的王明嬌也記得，有一年春天，河水把剛搭好的木橋淹沒了，只能隱隱約約看到橋面，她不敢過橋，是王勇跳下河去，用身子擋著她，她才敢一步一步地蹭到河對岸。
六年級的尤明林，是這群孩子裡最大的，王勇已經送了他6 年。
這個小男生正在長身體，個子已經和王勇差不多高了，每次王勇背他過河都很吃力。
「如果沒有王老師，我恐怕讀不到這個年級，」尤明林感激地說，「在我心裡，他就像我的父親一樣。」
時間久了，壓在王老師肩膀上的除了這些孩子的體重，還加上了他們每個人的生活。在這群學生裡，有兩個特殊的孩子，他們來自一個特別貧困的家庭：11 歲的姐姐王名月，上小學三年級，她患有先天性斜頸，總是歪著脖子看人；弟弟叫王名利，患有嚴重的兔唇，口齒不清楚，但由於家境貧寒，父母沒有能力帶他們去看病。
這也成了王勇的一塊心病，現在，他最大的願望，是能夠找到好心人來資助這對姐弟。
「我自己是窮人家出身，所以我太明白這些窮孩子了。」王勇說，「我希望他們能平平安安地走出這個窮山溝，過上正常的城裡人的生活，不要再回來。」
可現在看起來，這樣的生活離孩子們還有些遙遠，起碼，他們得先過了眼前的這條河。
船、橋和老師的背
要過河，自然離不了船。
起初，用來擺渡學生的，是王勇自己製造的一艘小木船。它長約3 米，最寬的地方有1 米左右，一次只能運上四五名學生。最多的時候，王勇一個早上要來回三四趟，才能把學生們都送過岸去。
2002 年，縣教育局給王勇配發了一艘大型鐵皮船，這艘船帶著柴油發動機，長約6 米，寬1.5 米，一次能運10 個人，速度也快了很多。
王勇終於告別了人力划槳的日子，這讓他高興了很長時間。
不過，無論是木船還是鐵船，過河時，王勇和孩子們都是小心翼翼的，再活潑的孩子，上了船也都立刻安靜下來。
在王勇的教育下，他們對這條大河產生了某種敬畏感。
下船的時候，年紀最大的學生先上岸，然後用手把住船頭，第二個學生上岸後，把船繩牽住，不讓船身亂晃，後面的學生陸續下船，最後一個學生，負責把坐墊收進船艙裡。只有等學生們都安全上岸了，「船長」王勇才會離開船艙。
孩子們受到了王勇的嚴格訓練：在船上不允許嬉笑打鬧，河面上沒有風浪的時候，可以坐著，一旦風浪大了，孩子們都必須趴在船艙裡，這樣能夠集中重心，「船就不容易翻」。
儘管如此，20 年來，王勇還是遇見了很多次險情。
有一次，一個小姑娘在船上睡著了，到岸後，她迷迷糊糊地下船，卻被船頭的繩子絆了一跤，掉下河去，幸好王勇的注意力很集中，他趕緊跳進河裡，把小姑娘救了上來。
2002 的夏天，王勇遇見了鴨綠江有史以來最大的江汛，河裡的風浪有1 米多高，鐵皮船在波浪裡就像「一片小小的樹葉」，他只能命令孩子們趴在船艙裡，自己跪著開船。回家看新聞，看到鴨綠江上的很多大船被風吹到岸邊擱淺了，還翻了幾艘，他才有點後怕。
每逢秋天的清晨，河面上都瀰漫著濃濃的大霧，能見度只有兩三米，經常辨不清方向，船會在河面上打轉上數個小時，有好幾次都險些和來往的其他船隻撞上。後來，大河上空拉起了一條電話線，他讓年長的學生趴在船頭，看著電話線的走勢，才能勉強渡河。
有時候，即便有船也解決不了問題。
每到冬天，大河冰封，無法行船，王勇就帶著孩子，小心翼翼地穿過冰面。他走在最前面，拿著一根長木棒，敲擊著前方的冰面，來確定能否行人。
最危險的一次，發生在1995 年的冬天。王勇一腳踩破了冰面，大半個身子掉進了冰窟窿裡，他一邊喊著讓孩子們不要靠近，一邊用手肘支撐著冰面，花了半個多小時，才從冰窟窿裡爬了上來。他哆哆嗦嗦地爬回家裡，棉衣和棉鞋都結成了冰疙瘩，全身上下「有兩百多斤重」。母親和妻子摟著他心疼得直哭。
每年有兩段時間，王勇是最辛苦的。
一段時間是在冬天，河水還沒結冰的時候，他不到四點就要起床，燒上一桶開水，燙一下船上的機器，否則機器根本啟動不了。
而另一段時間是春季的枯水期，水位要從半山腰回落30 多米，大多數地方的河底都裸露出來，隨處可見乾枯的水草和龜裂的泥灘，那艘鐵皮船也趴在一處岸邊，動彈不得。
使用了近8 年，這艘船到處都是鐵銹，船底已經破了一個小洞，王勇用木頭樁子堵上，上面再壓了個鐵塊，才勉強不會漏水。他正尋思著，在豐水期到來之前，要把這艘鐵皮船除銹、噴漆，再好好維修一下。
但眼前，還是有幾十米寬的河水，擋住了孩子們上學的道路。
每天早晨，他只能背著這些孩子趟過河去。
王勇也不是沒想過別的辦法。每年春天，他都會組織村裡的家長們，到山上砍來木頭，在河面上搭建臨時的木橋。可木橋的質量很差，如果頭一天晚上下雨，第二天河水暴漲，木橋就很容易被水沖走。2010 年開春至今，已經建過兩次橋，都被水沖得找不到蹤跡。
為了背孩子們過河，他特意買了一雙能夠套到大腿的長筒膠鞋，但很多時候，膠鞋也派不上用場，因為光著腳「踩石頭踩得緊，不容易打滑」。
因為長期浸水，王勇的雙腿都患上了嚴重的風濕，每到發病的時候，雙腿紅腫得「像大號的胡蘿蔔」。現在，他天天晚上都得用熱水燙腳。
「其實有時候挺後悔的，」偶爾，這個48 歲的老師也會吐露出真心話，「擔了太多風險了，我真怕這些娃娃在我手上出事，那我該怎麼和他們的父母交代啊？」
責任
王勇的家，在碑溝村的村口不遠。他和妻子住著2007 年新蓋的一座小平房，年邁的父母，住在不遠處的祖屋裡。
祖屋已經住了二十多年了，年久失修，屋頂被煙火熏得發黑，時不時地往下掉土坯。每逢下雨，四處漏水，連灶台都被淹過，牆壁上有多處破洞，經常會有蛇爬進屋裡。
對王勇送村裡孩子上學，家裡人都持反對意見。反對最激烈的，自然是妻子任淑梅，吵得最凶的時候，她甚至氣得跑回娘家住了幾個月。
最直接的反對原因，來自經濟方面。王勇的家境並不寬裕，儘管他每個月的工資有2000 來元錢，但妻子沒有工作，在家務農。他一邊要贍養兩個老人，一邊要養育18 歲的在寬甸讀高中的兒子。
但這些年來，他每年都得在這艘鐵皮船上搭進數千元錢。零件壞了要更換，船體要時不時地維修，光是一年的油費，就是一千多元錢，這些費用，大部分都是王勇自掏腰包。只有實在缺錢的時候，王勇才會向孩子家長象徵性地徵收一點油錢，每個孩子每天5 角錢。
而且，王勇身上的責任太大了。一旦這些孩子出了什麼事，他很有可能丟掉飯碗。
為此，家人們召開過好幾次家庭會議，要求王勇放棄送孩子上學，「又不多掙一分錢，出了事兒誰負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其實，王勇也曾想過放棄。可他要是撂了挑子，孩子們怎麼辦？
猶豫再三，他還是堅持了下來。不僅如此，現在，妻子和父母也逐漸接受了他的「傻勁」。
任淑梅從小並不在河邊長大，剛開始時，對划船一竅不通。但王勇偶爾外出學習、開會，孩子們上學就無人接送，現在，她學會了開船，王勇不在家時，她就主動頂替。
開船的事兒，父母幫不上什麼忙，但老人家主動當起了「安全監督員」，經常繞著鐵船一轉個把小時，檢查機器和船身。每天晚上，老人家都要看電視，一旦看到什麼安全事故方面的新聞，馬上就轉告王勇，要他當心。
這兒的村民們除了種田外，大多都有些副業——養養蠶，種點煙草，可因為接送學生，王勇每天都得早起晚歸，僅有的幾畝農田全靠妻子侍弄，因為人手「不夠」，王家至今沒有「副業」。就連週末別人休息時，王勇也不能閒著，這是他修補鐵皮船的唯一時間。
對於自己的兒子，王勇也有個願望，希望他將來也能當一名老師，哪天自己老得實在幹不動了，他能接替自己繼續擺渡，讓村裡的孩子們有學可上。
當他和旁人說起這個想法時，妻子可不答應了。這個農村婦女扯著嗓門吼道：「你自個兒上了賊船就得了，別把孩子再往火坑裡推。」
意義
曾有人問王勇：「送了孩子20 年，你覺得這事兒究竟有什麼意義？」
「我說不出什麼大話來。」這個老師憨厚地笑了笑，「我只能說，我在一天，孩子們就能安安全全上學一天，我的命，也就是他們的。」
可如今，在村子裡的很多人看來，「王勇老師家的事兒，也就是我們的」 。
2007 年，王勇家要蓋新房，村裡的鄰居們都不請自來，主動上門來幫忙，而且不收一分工錢。到了房子上梁的那一天，光是酒席就擺了數十桌，從早上10 點一直喝到晚上10 點。
村子裡一般人家的「隨禮」，通常是30 元錢，但大多數人給王勇包了50 元甚至100 元。在人均年收入僅有3000 多元的村子裡，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讓王勇感動的事兒還有很多。
碑溝村裡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每年春節前，村裡都要「殺年豬」，這是東北農村裡最為隆重的活動之一，而如果王勇不到場，酒宴不能開席。
2010 年春節前的一天清晨，他剛打開院門，就看見一個70 歲的老鄰居站在門口，拿著一條剛從河裡釣上的大魚。老人說，王勇一直在送自己的孫子上學，心裡過意不去，「只能用這條魚表些心意」。
「我也沒想到自己的人緣能這麼好。」王勇頗有些得意地說。
然而，很多事情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和諧。
有一次修橋，王勇自掏腰包，花了150 元錢。一個村幹部知道後，答應用村裡的賬戶出這筆錢，但遲遲未能兌現。第二年，村裡要改選，這個幹部又找上門來，說如果投他一票，這年修橋的錢就由他來出，結果這個村幹部落選，修橋又是王勇自掏腰包。
鐵皮船上配發的救生衣有5 件，但王勇現在送的孩子有6 個人，他只能從低年級到高年級分，最大的娃兒沒有分到，家長有意見，找到了王勇。他一口答應道：「下個月，我從獎金裡拿出錢來，給你補上。」
村裡也有一些鄰居議論紛紛，因為王勇的船要向家長收油錢，儘管不多，但一些不太清楚狀況的家長，覺得「這是公家的船，王勇不該收錢」。有些人甚至還在背後說，「王勇收了這麼多油錢，老賺了！」
曾經有一些明理的孩子家長，心裡過意不去，找到王勇，想要塞給他一筆錢，卻被他拒絕了。
「不計較，不計較。」說起這些和錢有關的事兒，他擺擺手說，「國家每個月給我發那麼多工資，大家又都是父老鄉親的，難道錢比感情還重要嗎？」
4 月11 日那天晚上，剛搭好的木橋又被河水沖走了。4 月12 日這天，水流湍急，王勇實在沒法背著孩子過河。他從學生家長那兒借來了一艘小鐵皮船。
這是剛剛入春的時節，前些天，寬甸縣還迎來了一場降雪，舉目望去，山上還滿眼可見未化的殘雪，在晨光的映照下，從嘴裡呼出的寒氣依然清晰可見。站在河岸邊的人們為了御寒，都把手插在衣兜裡。
只有王勇在忙活著。小鐵皮船上沒有槳，這個老師四處張羅，找了一塊長條的木板代替。他用力地把鐵皮船推進河裡，然後看著孩子們一個個按順序上船。
小船上裝上了七八號人，猛地往下一沉，水位已經到了船舷邊上。
王勇站在船頭，用木板輕輕劃著水，小船晃晃悠悠地前進著，看得人提心吊膽。他身後的孩子們都很安靜，小心翼翼地望著眼前的河面。
10 來分鐘後，小船慢騰騰地滑到了河對岸。王勇把孩子們一個個攙扶下船，接下來，他們只要翻過眼前這片巨大的碎石坡，再走上近半小時山路，就能到達學校了。
遠遠望去，這些背著鮮艷的書包，穿著亮色衣服的孩子們，成為灰暗的河岸邊一個個鮮亮的小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