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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冬至
這裡似乎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張嘉璈，p.1。我不是要搞什麼地域論，不過弗朗西斯這個東北人認為南部沿海的廣東省（省會廣州，毗鄰香港）也當得起這句話。
僅僅是1927年到1929年間，Reardon-Anderson，p.98。書中說這個數字超過了美國的移民潮。1907年美國移民潮達到最高峰，有一百萬人來到埃利斯島。根據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的統計，移民高峰期的年均移民人數是七十八萬三千。
儘管不知道上帝到底將人間天堂選址何處，這句話出自法國神父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c），他還在旅行筆記中寫道：「滿族人成為大中國帝國的主宰已歷經兩個世紀，在這兩百年中，他們不斷自我毀滅。他們的行為禮儀、語言文化和本來的大本營，都已經完全漢化了。」這位神父在四十七歲仙逝，《紐約時報》上的訃告蓋棺定論道：「在他身後，沒有更真切的教士；沒有更誠意的作家；沒有更有趣的筆法。」
遠早於日本侵略之前，Elliott 2，p.635。1937年，文中提到的共產黨機關被搗毀。但Elliot寫道，早在周恩來和劉少奇在相關刊物中使用「滿洲」一詞之前，「這個詞並不敏感，也不會觸犯當時人們的民族主義情緒」。
皮特·弗雷明寫道，韃靼一詞，「嚴格來說並非地理名詞，和基督教教徒的感覺差不多」（p.14）。這個詞指的是居於裡海到朝鮮一帶的某一人群，首見於喬叟的《坎特伯雷傳說》。也許這個詞（Tartary）脫胎於拉丁文Tarturus，一指「冥王哈迪斯的內臟」，一指「蒙古人在東歐發動的毀滅性打擊」（Elliot 2，pp.625-626）。
耶穌會繪於18世紀的一幅中國地圖包含了這些民族志的信息，並強調東北「過去是滿洲，後來征服了全中國」。此處是法語文獻，在裡面「滿洲」叫做Mantcheou。日本版的改成了Manchū，而倫敦的版本用的是Manchew。19世紀早期，美國的地圖冊上出現了Manchuria（包括Mandshuria和Mantchooria），並逐漸發展為普遍的用法，常帶著一種浪漫主義的色彩（Elliot 2，pp.626-632）。
1993年，美國人口普查已經不把農民的數量算在統計範圍內了，出自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的「網站導讀」頁面：http：//www.epa.gov/oecaagct/ag101/demographics.html。美國只有2％的人口居住在農場上，而這之中只有一半的人真的以農業為生。因此，美國只有不到1％的人是「全職農民」（每年農產品銷售額超過一千美元的機構才能稱之為農場）。美國的農場總數已經從1935年的六百八十萬下降到了二百二十萬，其中有十八萬八千個（總數的9％）農場採用集約化和機械化生產，出產了美國三分之二的農產品。規模很重要，為了長期可行的經濟效益，美國的玉米種植帶在作物種植和畜牧業上需要投入兩到三千公頃土地和六百多台播種機。
這個數字正在直線下降，Boehler 1。2012年，村莊數量從去年的三十六萬八千下降到二十六萬九千。
這類米普遍用於製作壽司，荒地村種植的稻子叫做粳稻（japonica）。中國的植物學家一直以來都不滿亞洲栽培稻的兩個亞種的命名方式：秈稻（indica）和粳稻。從名字完全看不出這兩個亞種形成的過程，英文聽起來好像是從印度和日本進口的。雖然稻米的確起源於印度，但秈稻和粳稻卻是實實在在的中國製造。
公司為他們提供種子，中國農村地區人均年收入是七千元（城鎮人均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所以東福米業承諾的年收入相當於翻了番。
第三章 血濃於水
1976年，在多年響應「多生孩子」的號召後，城市居民迎來了新政策，所謂的獨生子女政策，官方的說法叫計劃生育。1979年正式實施，有效放緩了中國人口增長的速度，但隨之帶來性別不平衡的問題。殺女嬰和流產現象嚴重，因為很多夫妻都有重男輕女的思想。農村居民、少數民族和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父母可以生育兩個孩子，城市居民可以生育雙胞胎。除此之外，多生一個需要繳納不菲的罰款。
1947年一本名為《鄉土中國》的書中，作者是社會學家費孝通，英文版還有個副標題，中國基層傳統社會。他在日記裡寫「同上」，結果被老師嚴厲批評，但費孝通心想，「那是真情，天天是『晨起，上課，遊戲，睡覺』，有何可記的呢？老師下令不准『同上』，小學生們只有扯謊了。」
事實上，關於中國的農場，我讀過的最好的「回憶錄」，是得克薩斯大學歷史學教授李懷印所著的大部頭學術研究著作《鄉村中國紀事：1948—2008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歷程》。書裡寫的小村莊是東部沿海省份江蘇省東台縣的秦村。
第四章 去日留痕
大規模的墓葬群裡有堅實的房屋地基，Nelson，pp.213-218。
這些發現表明，五千到七千年前生活在這裡的人們，同上，p.252。
有些考古現場的發現甚至表明這裡二十萬年前就有過人類居住的痕跡，同上，p.252。
肖的長官把他帶到一個房間，Condon，p.20。
滿洲的騎兵旋風般，Elliot I，pp.1-2。書中對這場戰役進行了精彩描述，將其稱為「中國閃電戰」。
事實上，長城不過是位置一直在變化的堡壘，三個世紀以來，大明王朝在東北的統治可謂興衰起伏，當時的疆域包括了今天的遼東半島和遼寧省，分界線是位置多次變化的城牆（感謝研究長城的學者David Spindler）。
1754年，乾隆皇帝在一首古詩中如此描述這道屏障，Edmonds，p.599。乾隆詩作《柳條邊》，英文翻譯取自Edmonds的文章。
1886年，一群英國探險家穿越東北，James，p.6。
小男孩痛失雙親，Crossley I，p.48。
他還下令女真婦女不用纏足，而男人要削髮梳辮，依照傳統，漢族人不剪頭髮，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然而，在清朝統治下，那些拒絕剃掉額發的人將面臨重刑甚至殺身之禍。將近三個世紀以來，中國人都熟知一句口號，「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例外」的只有和尚。
叫做努爾哈赤，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是小時候看到的另一個故事。在《奪寶奇兵2》電影開頭的一幕，我們的男主角拿著一個裝著努爾哈赤骨灰的玉雕瓶和一個滿族黑幫老大做交易。老大叫做「老車」（大概取自著名的滿族小說家老捨）。
他的兒子建立了清朝，1635年頒布法令，Crossley I，p.15。這個名字和清朝的軍隊管理組織形成對照。該組織是由來自蒙古的女真和漢軍一起組成的，名為「八旗」。裡面包含了類似於俄羅斯哥薩克人的世襲莊園制度和武裝種姓制度，將疆土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分別劃歸於正紅、鑲紅、正黃、鑲黃、正藍、鑲藍和正白、鑲白這八面旗幟之下。
現在中文裡的「滿族」其實並不對應英文裡的Manchu。Manchu是一個詞，而滿族，英文裡應該翻譯成the Man ethnicity。
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將朝代取名為「清」，此名和水有關，而前面的朝代「明」和火有關，剛好以水滅火。同時，清這個字也有滿族要文明開化的意思。之前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修建了很多佛寺，包括1137年修建的佛光寺，至今還佇立在華中地區的五台山上。
重命名的法令是在1635年11月頒布的，其中說道：「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拉、葉赫、輝發等名，向者無知之人，往往稱為諸申。夫諸申之號，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我國建號『滿洲』，統諸綿遠，相傳奕世。自今以後，一切人等，止稱我國滿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稱。」諸申即女真（Elliot I，p.71）。
很多人都是群居，集中在清原滿族自治縣這樣總人口在十萬左右的地方，滿族雖然是中國最大的少數民族之一，卻是最後一個被分配給自治地區的少數民族，此事發生在1983年。那時候，十五個大少數民族中，已經有十四個擁有自治區和轄區。也許這種延遲源自某種忌憚，但也許說明滿族已經融入了漢族社會，沒有盡力爭取自治區（Shao，pp.210-211）。
一位陪同皇帝視察吉林造船業的耶穌會傳教士，Verbiest，p.75。
第五章 驚蟄
1903年，一個英國人旅行到此地，Simpson（筆名Putnam Weale），p.431。
老吉林有城牆，充滿了古老的木建築，Fogel，p.255。這位詩人名叫大町桂月。Fogel提到，「滿洲京都」這個詞，其實就是想讓目標國家的國民對一個外國的所在有直觀的想像（比如東方巴黎，亞洲紐約）。這個詞裡面沒有什麼帝國主義的語氣，作者提到：「京都，特別是冬季的京都，在日本人眼中是美的典範，所以，這是來自一個日本人對吉林的高度讚賞，或許還有些誇張。」
19世紀末，一位英國探險家，Younghusband，p.43。我非常喜歡他的描述，好像打開了通往過去的回憶門。部分原因是，在紐約圖書館，我是自1918年以後第一個借閱這本書的人。書的外觀、感覺和味道都是那麼古老。他寫道：「本書獻給所有志趣相投的靈魂；與我同享對冒險與探索未知的熱愛。這種熱愛在我心中滋生萌芽，已經深深扎根。寫下這些經歷令我無比愉悅，原因就是我能通過這種方法，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們……能把這種熱愛傳遞給別人，讓他們也開始探索的事業。我也是從前人的身上，找到了這種對旅行和大自然的無限熱情。」
第六章 谷雨
2010年，中國有65％的群體性事件，數據來自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該所對中國十七個省進行了調查，2012年報告問世。調查人員走訪了一千七百九十一個村莊，發現自1990年以來，43％的村莊都有過強制徵用耕地以為商用的經歷。據估計，每年大概有四百萬農村居民的土地被徵用。
劉博士建議他們做種植有機水稻的先鋒，中國的有機食品遵循國際標準，要求第三方進行鑒定，確保食物非轉基因，種植時未添加人工肥料、除草劑或殺蟲劑，種植土壤也要求通過重金屬殘留檢驗。
2010年，全國進行了一場土壤調查，調查由國務院環境保護部進行。2013年初，該部門在名為《土壤污染和人體健康》的書中寫道：「每年收穫的農作物中，有超過一千三百萬噸被重金屬污染，兩千兩百萬英畝的農業用地殺蟲劑超標。」書裡做出評估，全國大概有六分之一的耕地被污染。
宣佈全國有將近八千萬畝土地污染嚴重，不應進行農業活動的中央高官叫王世元，是國土資源部副部長。
2014年初，政府，《土壤污染「家底」揭開，治理刻不容緩》（英文報道標題：China Alerted by Serious Soil Pollution，Vows Better Protection），新華社，2014年4月17日。調查報告是環保部和國土資源部共同發出的，依據是相關人員從2005年4月到2013年12月進行的調查研究。
第七章 朝聖之路
儘管各大城市的天際線日新月異，2013年，世界銀行對中國進行表彰，因為它是第一個讓半數人口擺脫貧困的發展中國家。各個機構對貧困人口的估算數字不太一樣。中國的新聞機構報道，根據國務院提供的數據，該數字從2010年的一點六六億下降到「現在的九千八百九十九萬」（《聯合國官員讚揚中國扶貧成效顯著》，新華社，2013年10月17日）。
我找不出任何語言來形容這裡種類繁多的蚊子，James，引自Lee，p.5。
1886年遠涉東北時，Younghusband，p.12。
要是還有人下落不明，Du Halde，p.98。
旅人們進入高山樹林，湮沒其間，同上，p.96。
一百年後，這些樹林卻面目全非，Younghusband，p.12。
一位英國領事來到吉林，Hosie，p.23。
一個發了橫財的中國礦工，Lee，p.92。
一個諢名馬瘋子的土匪，同上，p.94。
19世紀時，夏末的霏霏淫雨，Reardon-Anderson，p.112。
探險家亨利·E·M·詹姆斯，裹著厚厚的羊皮襖，James，p.15。
天黑時隊伍來到一個貌似可駐紮之地，Younghusband，p.11。
榮赫鵬先抱怨了一通當地人總是盯著他們看，同上，p.8。
（「在我看來，這是上帝的恩賜之一」），James，p.168。
他和今天到東北旅遊的人們一樣，Younghusband，p.18。另外，和今天到東北旅遊的人們一樣，他也被宴席上的飲品弄得苦不堪言。「最近我們一直在過清苦而健康的生活，胃口不錯，」他記錄道，「但喝酒這件事實在太可怕了。要是一直喝一種酒可能還受得了，但葡萄酒混啤酒，雪莉酒混干紅，黑啤混伏特加，顛來倒去，一杯又一杯，簡直要命。」
東北有僅次於長江的，Reardon-Anderson，p.113。
美國總統皮爾斯派一位海軍上校，Collins，p.232。柯林斯還寫了關於鐵路的文字，「就算我們發現無法依靠自己的努力達成這項事業，還是應該記住，我們比較有先見之明地知曉了這個國家的需求」（p.399）。
吾輩竟成游魚之玩笑，Verbiest，p.77。即使是在吉林上游的大壩建成之後，松花江的數條支流也相當容易發洪水。我在荒地的第一年夏天，就遭遇山洪暴發，汽車被沖毀，道路被淹沒，一個倉庫也葬身水底，三千個裝有有害可燃化學品的藍桶被衝進松花江。市政自來水關閉，人們陷於恐慌，瘋狂搶購瓶裝水。另外，富有中國特色的是，河岸上站滿了人，圍觀相關人員打撈藍桶，沒有一桶洩漏。
裡面裝的都是客死滿洲的殖民者，Younghusband，p.50。
1938年，東北一共有將近四百座天主教教堂，1838年，羅馬教廷設立了東北宗座代牧區。在這之前的一個世紀，都是由教廷斷斷續續派遣神父前來，將相關報告遞交回去。讓·巴普蒂斯特·杜赫德在1741年出版的著作中，描述了東北邊關的吸引力：「這裡的土地大體上肥沃優良，盛產小麥、粟米、根菜和棉花。此處物產豐富，有大批的牛羊，是中國其他地區少見的情況。水稻甚少，但卻有好幾種歐洲水果，如蘋果、香梨、堅果、栗子和榛子，在森林之中繁茂生長。」
當時一位傳教士解釋說，之所以要讓懂醫術的人來傳教，是因為，Christie，p.26。這位傳教士也認為，因為他的病人都是移居此地，所以比起他們那些「被圈在長城之內舊中國的親屬們」來，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做派（p.14）。
我也許會哭泣，但並非出於痛苦和憂傷，O'Neil，p.37。
到了春天，她寫道，東北的顏色就是「泥土與藍」，同上，p.52。
「每天，」她寫道，「我都越來越感覺到」，同上，p.47。
第八章 火車開往滿洲站！
他們騎在馬背上奪取了政權，上海曾經有一條短短的鐵路線，是香港怡和集團下屬貿易公司在未獲得官方許可的情況下修建的。十年後，政府下令將其拆除。而北京至漢口的鐵路線的修建時間是1898年到1906年，但直到1915年才正式通車。
大概是全世界現代交通變化，Chirstie，p.64。他以蘇格蘭長老教會（現在的偕我會）醫學傳教士的身份來到東北。1913年，他出版的書中寫道傳教士這個群體：「三十年過去了，他們都記錄下了什麼呢？一路遭遇的敵意，不斷跟隨的迫害。我們的棲身之所和一切身外財物全部付之一炬；戰亂連連，瘟疫纏身。我們的同伴悲慘地死去。有的不得不將孩子們送回故土，致使妻離子散。日子過得很苦很不順，然而很值得。」斜體的部分，大概只是他的個人感受。
也是在這個時期，與英法進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算是對清廷的懲罰，因為後者違反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條約。1858年，英法兩國，再加上戰爭中提供支持的美國和俄國，與清朝官員簽訂了《天津條約》，打開了很多對外通商口岸，且允許外國公使進駐北京。
你很難想像我們燒掉的這座園林是何等美麗壯觀，查爾斯·戈登的這封信寫於1860年，引自Elder，p.246。
新的協議中，兩國邊界回到了黑龍江，1858年和1860年，中俄分別簽訂了《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開放鬆花江沿岸（以及吉林市），俄國軍艦和商船可以自由航行，同時也將中俄邊界南移。
俄國人實際上或自以為控制著河道，一直持續到17世紀，東北開始抵抗外侮，收復中國失地。隨之而來是各種戰爭和攻擊，到1689年塵埃落定。中俄雙方一起坐下來，中國簽訂了和歐洲國家的第一個條約。這個條約是清廷的天主教外國顧問用拉丁文寫成的，史稱《尼布楚條約》，以條約簽訂的村莊命名，就在額爾古納河邊上。條約中規定，黑龍江—阿穆爾盆地屬於中國。
當時俄國認為這條河易攻難守，而且由清廷兩次主導改道，於是同意了條約的內容。這條邊界就這樣一直存在了兩百年。直到東西伯利亞總督尼古拉·穆拉維約夫發起「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運動，認為俄國的未來在太平洋地區，就如同美國的未來在加利福尼亞。穆拉維約夫帶領一支艦隊南下黑龍江，通過修建堡壘，簽訂新的條約，重新奪回了盆地。近年來，穆拉維約夫遺留下來的思想又在俄國有所抬頭，他的墓從巴黎遷回了海參崴，而曾經被列寧雕像代替的紀念雕塑也重新樹立起來。這座雕像還被印在5000盧布的紙幣上。（見「Amur's Siren Song：The Long River That Marks the Borde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Has Proved to Be a Site of Dashed Hopes」，《經濟學人》，2009年12月19日。）
然而中國人也在穿越邊界，以自己的方式收復失地。蘇聯解體後，大片的國有農場荒廢了，而現在，這些面積幾百萬公頃的土地被租給中國的自耕農和企業家，甚至還包括縣政府。中國綏芬河的東寧縣，就將邊界那邊俄國領土上的二十萬公頃（八百平方英里，面積相當於半個羅德島）閒置耕地租了下來，種了土豆、洋蔥、小蘿蔔和黃瓜，收成後就在當地賣。
觀禮尼古拉斯加冕儀式的一位中國外交官，Wolff，p.5。這位清朝外交官名叫李鴻章，他是一位改革家，之前支持修建一條穿過長城山海關的鐵路。鐵路不用於客運，用於運輸煤炭，對於李鴻章來說，也是有利可圖的副業。
三百萬盧布的賄賂，同上，p.5。向李鴻章行賄的人是謝爾蓋·維特，總管中俄銀行的俄國財政大臣。中俄銀行非常支持修建「中東鐵路」，這是俄國通行東北的一條捷徑。
第一次中日戰爭時間很短，中國人稱之為甲午戰爭，甲午是那一年的傳統紀年。
1894年9月，日本軍艦在平壤打沉北洋軍艦，對於日軍來說，在中國的陸戰可以說是打靶練習。從當時拍攝的照片可以看到，穿著軍服的清朝軍人前後都畫著大大的白圈。
七個月後，清廷簽訂了條約，這就是中日《馬關條約》。原哈里遜總統旗下的國務卿約翰·W·福斯特作為中國的顧問，起草了各項條款。簽訂條約期間，外交官李鴻章遭到日本右翼勢力刺殺，但沒有危及性命。遇刺地點就在日本南部的馬關（今山口下關市），條約簽訂的地方。
您當然已經知曉，親愛的母親，Nicholas II，p.130。
為使俄國便於運輸部隊，Wolff，p.7。即便簽訂了條約，也沒能阻止1900年俄國人在東北北端展開針對中國人的大屠殺。然而這場屠殺被遺忘在歷史的角落裡。弗朗西斯和我坐了一夜的火車，從哈爾濱來到黑河，這是個河港城市，對岸就是俄羅斯的布拉戈維申斯克市（又稱海蘭泡）。1900年義和團運動剛剛興起時，清朝的艦隊曾經試圖封鎖河道，襲擊布拉戈維申斯克。俄國的軍隊都統下令從該地區驅逐一切清朝人員，無論滿漢。本來在條約簽訂邊界變更之後，這些人還被允許留居當地。從7月17日開始連續四天，俄軍聚集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其中包括婦女和孩子，將他們驅趕到湍急的深深河水中。大多數人不會游泳。人群一入水，俄軍就開火。
「對於命令的執行讓我差點噁心吐了，」一名俄國軍官說，「我就好像可以踩著那些漂浮的屍體，輕鬆走過河去。」估計死亡人數從三千到八千不等，倖存者僅有四十到一百六十名。那幾天黑龍江沿岸常常發生類似的屠殺。下令進行屠殺的將軍說：「阿穆爾—哥薩克軍的威名將如雷聲一般，響徹整個滿洲，讓中國人恐懼害怕，畏縮不前。」屠殺三個星期後，一名俄國作家沿著河水南下。看著船頭不斷被撥開的腫脹漂浮的屍體，作家吐了。
三年後，作家的書在聖彼得堡出版了。在當時很容易因言獲罪的沙皇首都，很少有人像他一樣提到這件事。相反，比較常見的書有著《在滿洲的最後歲月》之類的標題，詳細描述了義和團和清朝軍隊（他們只開槍殺了一名乘客）挺進之前對俄國鐵路工人的疏散和撤退。唯一對大屠殺的新聞性記錄出現在十年後，作者「匿名」。成千上萬死亡的平民當然不能出現在開闢西伯利亞邊疆的「英雄史詩」裡。沒有進行任何軍事審判，關於屠殺的調查也在暗中秘密進行。主導的將軍被控告，暫時撤職，但沒有坐牢。其他指揮官被判服刑幾個月。而參與其中的哥薩克軍則完全被宣告無罪。沙皇尼古拉斯二世還頒發了獎章，上面刻著「獎賞在中國進行的軍事行動，1900—1901」。
弗朗西斯和我在中國這邊的河岸沒找到任何關於那場屠殺的紀念物。中俄歷史上的關係在往南三十多公里的小鎮璦琿展示著。那裡新修了一座博物館，裡面擺著很多模特，一邊戴著一模一樣的肩章，留著山羊鬍；另一邊穿著綢子衣服，梳著辮子。有四幅花裡胡哨的油畫講述了這一帶的村莊在清朝被焚燬；住戶們被驅趕到河岸，跳進河裡，屍體浮在水面上。這個名為「璦琿英雄衛國園」博物館又是一個典型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展現歷史的方式是羅列一串串數字，而沒有親歷者生動的講述。油畫下面的說明冷冰冰地告訴參觀者們，1900年7月17日到20日，哥薩克人殺掉了五千多名中國人，而清政府簽訂條約，割讓了領土。閉口不提首先獲得這塊領土的，也是清朝統治者。
也許，把這場大屠殺的紀念館放在這麼一個少有外人來訪的偏僻鄉村，是因為黑河與布拉戈維申斯克現在貿易互通，有頻繁的經濟往來。我們回火車站時，出租車司機說，曾經黑河街上的垃圾筒都是俄羅斯套娃的樣子，結果俄羅斯人不幹了，狀告外交部，表示強烈抗議。當地只好把這些垃圾筒作廢。現下這個冬天，就在大屠殺曾經發生的現場，我們在河岸邊找到的唯一標識上用中文寫著，小心地滑，英文寫著SLIP AND FALL DOWN CAREFULLY[1]。
1901年，列車的第一批乘客中有人寫道，Shoemaker，p.67。
「這個地兒叫啥名字？」，Fraser，p.225。
郎先生和我遇到的每個滿族人一樣，不會說滿語，不會寫滿文，大家普遍誤解，認為滿語是中國紙幣上的五種語言之一，其實那是蒙古語。其他四種是藏語、維吾爾語、壯語和漢語。
當時通往這裡的火車上，一名英國乘客，Shoemaker，p.67。
「試問世上誰人見過如此歎為觀止之事？」，Simpson（筆名Putnam Weale），p.397。
「他們暢想，這條鐵路將構建一個新的滿洲」，同上，p.383。
1903年從這裡出站的那位英國人看到的站前廣場，同上，p.139。
過去與未來並存，少有例外，同上，p.93。
要是籃球的發明者詹姆斯·奈史密斯目睹這一切，該有多麼欣慰，Naismith，p.109。我首次看到這句話，是Ian Frazier在On the Rez一書中的引用。
火車從1901年俄羅斯人修建的一座橋上跨越松花江，2013年，在「服役」一百一十三年後，這座橋宣告光榮退休。橋沒有被拆除，而是被作為文化遺跡，成了一個旅遊景點。
我們在綏芬河下了車，這名字和東北很多地方的名字一樣，在漢語裡沒有任何特殊含義，只是用了附近河流的滿語諧音。綏芬河也是一條中俄兩國的界河。一本地名集上說，綏芬河的漩渦就像蝸牛背上那種尖尖的有對稱凹槽的殼。綏芬的發音接近滿語裡的錐子一詞，既可以形容那種蝸牛的殼，也可以形容河裡的漩渦。
照片的解說涵蓋不了多少內容，沒有告訴參觀者的是，Carter I，pp.190-191。會議舉辦地改成了哈爾濱在俄羅斯的友好城市，哈巴羅夫斯克。
就像學者們常說的那樣，中國人在俄國曾經的殖民中心加蓋的建築讓我想起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Eric Hobsbawm所說的「再造的傳統」。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英國議會的哥特式建築，修建於19世紀，遵從歷史傳統，使其能夠「延伸到迷霧一般的過去，符合人們對舊時代的觀感」。Carter的優秀著作《創造一個屬於中國的哈爾濱：國際化城市中的民族主義，1916—1932》（Creating a Chinese Harbin：Nationalism in an International City，1916-1932）中對這種觀點和現象有詳細的闡述。我在這段文字中的兩個引用都出自此書（p.161和p.195）。
1970年代，一名記者踏足此地，Burns。
政府用了包括長時間電視廣播宣傳等很多辦法公開集資，Carter 2，p.111。
1903年，英國親華派辛博森，Simpson（筆名Putnam Weale），pp.167-171。
「這周有兩個人自殺」，同上，pp.169-170。
辛博森寫道，此行令他，同上，p.148。
「所謂的俄國滿洲只是個神話」，同上，p.149。
1903年，辛博森，同上，p.430。
倫敦應和著西方世界的預測，在1904年3月19日的一封家書中，被困在漢城（今首爾）的傑克·倫敦抱怨說，根本沒法去前線。「我從來沒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有這麼噁心。我在這兒簡直要發霉了。這根本不是什麼戰地報道。日本人根本不允許我們去見證什麼戰爭。」4月1日，還被困在原地的他寫道：「我再也不去摻和東方國家之間的任何戰爭了。困擾重重，到處受阻。我現在還困在首爾，什麼都寫不出來。我的五匹馬和翻譯在仁川，我的服裝細軟在平壤，我的記者站在（法國）安茹。哪兒都去不了，什麼都做不了，實在讓我心急如焚。我真是如同一頭焦躁的困獸，連信也寫不下去了。」6月，他寫了《黃禍》（The Yellow Peril），預言了中國和日本的崛起。
在爭奪東北城市奉天（今瀋陽）的戰鬥中，瀋陽相當於東北原來的王城，而過去西方的地圖上就寫著奉天（Mukden）這個名字。名字來源於滿語的mukembi一詞，意思是崛起，這座城市還曾經有個名字叫盛京，後來才改名瀋陽。
海軍的將領和水手發生暴亂，Brooke，pp.302-310。
1905年8月，中國要求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出面調停，在主持談判之前，美國對滿洲事務並未顯露出濃厚的興趣。美國傳教士那時已經頻繁現身長江三角洲，在東北卻完全不見蹤影。約翰·洛克菲勒這樣的巨擘在北京等地修建醫院，卻從未涉足過東北；他的「中美發展公司」在廣州組建團隊，規劃鐵路，卻未曾派遣過調查員去東北考察，制定類似的計劃。當然洛克菲勒旗下的美孚石油在華北進行棉花、鐵路設備和煤油方面的小貿易。但總體來說，當時在全中國包括東北進行的貿易，僅佔整個美國對外貿易的2％。
「我一向認為這對人類文明大有裨益」，Morrison，p.112。此信寫於1901年7月8日，收信人是喬治·費迪南德·貝克爾（George Ferdinand Becker），著名的美國地質學家，美西戰爭期間曾在菲律賓服過兵役。
「我們的立場比較窘迫」，同上，p.478。這封信是1903年5月22日寫給海伊的。海伊協助參與了《巴黎條約》（結束美西戰爭的條約）的談判。他同時也是門戶開放政策的擬定者，該政策規定外國列強在中國「利益均沾」，任何一國不得控制中國的貿易或條約中涉及的港口。
「私人信件——千萬注意」，同上，pp.830-832。這封信寫於1904年6月13日，收信人是英國外交官塞西爾·春稻。他是羅斯福婚禮的首席伴郎。1912年到1918年期間，擔任英國駐美國大使。
1904年9月，在長島牡蠣灣度假的羅斯福，同上，p.917。這封信寫於1904年9月2日，收信人是國務卿約翰·海伊。
「哈爾濱陷入無政府狀態，」1908年，《紐約時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如是說，《紐約時報》，1908年4月19日。該報駐哈爾濱記者寫道：「各種事件紛亂，惹人注目。這座全是俄羅斯人的城市被一個私有鐵路公司控制和管理著。」
他的副領事是個人高馬大卻長著娃娃臉的大學畢業生，Tisdale，p.139。他記錄下了和當地人進行的洋涇濱英語對話。比如，Boy！Boy！You no belong proper boy. You have sleepy. Plenty piecie（bandits） kill two gentlemen，night time no have catchee place sleep。而費爾柴爾德則努力學習中文。
「我一點也不奇怪，中國人希望如此秀麗的國土」，Fairchild，p.111。
費爾柴爾德來到東北的時間是1906年10月，同上，p.153和p.136。這些日記語氣是快樂輕鬆的，讀來感覺卻像讀那個貝爾法斯特女醫生的日記一樣，令人心如刀割。這個快樂的年輕人不知道，他很快就要客死異鄉，而這裡離故土家人是如此遙遠。
然而，那個冬天，《紐約時報》的頭版，「領事飲彈自盡」，《紐約時報》，1906年12月20日。費爾柴爾德被葬在奉天的萬國公墓。但到1930年代，公墓被日本人關閉。兩個月後，他的屍骨被挖出來，往南移到牛莊（營口）的租界，現在蹤跡全無。
巧合的是，美國駐哈爾濱總領事後來也飲彈自盡，《紐約時報》1914年5月12日的頭版標題寫著，「華納領事自殺」。
東北就此失去了一個仰慕者，Fairchild，p.100。
第二年，一名朝鮮民族主義者在哈爾濱，「伊籐博文遭到刺殺」，《紐約時報》，1909年10月26日。伊籐博文希望朝鮮一直是日本的受保護國，而不進行正式的吞併和佔有。
「我刺殺伊籐博文不是個人恩怨」，Perlez。
布爾什維克和俄國白黨在街頭展開血戰，Chiasson，p.46。
一個美國旅人記錄了這場大規模的逃亡，Franck，p.93。
「到底有多少俄國女孩」，同上，p.101。
軍閥張作霖控制了東北，張作霖不是個簡單粗暴的土匪。在他制定的「殖民發展計劃」下，東北的人口和耕地面積都翻了番。新政策主要是為了吸引勞動力前來移居，並在東北扎根。政府可以提供住房，五年租期後，住房歸個人所有，租期內不用交稅，而且還能分到用於耕種的土地。當時，一位日本旅人乘坐火車經過吉林，寫道：「僅僅是滿洲北部，就大概有三萬朝鮮人搬遷到此，以農耕為生。稻米種植業一定會欣欣向榮，也許會在滿洲的農業生產中佔據重要的一席。」（Yosano，p.58）在大量移民湧入之前，東北僅有少量的稻米種植，而且是旱田。
勒令將那些用斯拉夫字母寫成的商店招牌全部換成漢字，Cater I，p.146。
在列寧主義者的抗議下，Chiasson，p.127（這一頁展示了該神像的照片）。
哈爾濱的法定假日多了起來，包括，同上，p.114。「中東鐵路」的蘇聯管理者走馬上任之後，一直小心謹慎，苦苦維持著和平的局面。直到1920年，中華民國政府宣佈接管一切執法和司法職權，取消俄國的治外法權以及俄國和日本對中東鐵路北段與南段的實際管轄權。哈爾濱火車站上獵獵作響的旗幟非常奇怪，中華民國五色旗的紅色橫條上，竟然加了蘇維埃的錘子和鐮刀。
他幫土匪們治療梅毒、沙眼和皮癬等疾病，以此來換取好感，Howard，p.156。醫生名叫Harvey J. Howard，他曾在北京做過溥儀的眼科醫生。
一部較為誇張的戲劇展現了英國音樂廳裡的場景，同上，pp.209-211。
賽後的數據表上，統計了雙方的傷亡人數，Chiasson，pp.198-199。後來，中國還發生了很多場籃球賽後的群架。2011年，喬治城大學校隊和中國一支職業籃球隊的比賽，就以互相丟椅子，大打出手的混戰告終。
1924年，中國農民襲擊了一個俄羅斯人開辦的牧場，把牧場上住的人都趕走，拆毀了所有的現代設備，種上了傳統的農作物，然後日日夜夜蹲守在地裡。還有的農民發起了拒付租金的行動。
住在中國人治下哈爾濱的俄國人，「哈爾濱的緊張局勢加劇」，《紐約時報》，1927年10月23日。
哈爾濱當得起東方小巴黎這個美稱，「哈爾濱遊客驚歎高昂物價」，《紐約時報》，1928年10月28日。
俄國白黨現在沒有了國籍，也沒有有效護照，「哈爾濱的緊張局勢加劇」，《紐約時報》，1927年10月23日。
一個英國人被警察暴打一頓，同上。
《哈潑斯雜誌》刊登的文章說哈爾濱，Gilbreath。
計劃刺殺的是一名日本陸軍上校，日軍高層當時並未提前得知刺殺計劃，所以沒能及時採取措施，利用這次刺殺，以維護治安為名義，取得更多的東北控制權。結果被愛國主義者張學良搶得先機，日本又等了三年才等來又一個好機會。
「老張」和日本本來是親密盟友，他到底做了什麼，被痛下殺手呢？1920年，張作霖企圖推翻中華民國政府，進攻北京未遂後才退居長城以北，在東北建立攻防，自成一國。1926年，他成功佔領北京，自封「安國軍總司令」。後來，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軍隊揮師北伐，意圖剿滅各路軍閥。1928年，對戰中張作霖被趕出了北京。也是在那一年，中國首都南遷至長江邊的南京。張作霖自作主張進軍北京讓日本人生氣，因為他們希望這位可靠的合作夥伴能維持東北的現狀，保證日本能從鐵路上分一杯羹。雪上加霜的是，在日本看來，擊潰張作霖的是蘇聯的盟友國民黨。而這兩股力量都想把日本趕出東北。
「俄國暴徒與華人在哈爾濱對戰」，《紐約時報》，1932年1月5日。
警方派人進行驅趕，俄國人隨即佔領了中國大街，Yosano，p.96。
原來是家咖啡店，叫做蘇菲婭，胡宏從咖啡店的書架上抽了一本書，書名是《東方小巴黎》。這是一本攝影集，裡面有哈爾濱現存主要的殖民時代建築。有除了聖索菲亞之外更小的一些教堂，有翻修後的猶太會堂，還有美國領事館舊址。這簡直是在哈爾濱閒逛的最佳指南。這本書出版有些時日了，那時候哈爾濱大大小小的殖民時代「化石」還沒有成為吸引遊客的熱門景點，我很想知道，是什麼促使這個攝影師去記錄這些的。
「我親自去了現場，看著他們拆掉的。」中年攝影師宋紅巖說起自己小時候的家。「我很受震動，決定開始記錄還沒消失的歷史。」我們站在一條貫穿道外區的狹窄小巷裡。這裡曾是殖民時代哈爾濱的「唐人街」，當時都是非歐洲人在居住。一棟棟磚房挨挨擠擠，外牆連成一片，牆上開著一扇扇小門，通向每家每戶的院子。很多人家都有木頭的欄杆，腐朽的樓梯，通向二樓的陽台，兩邊都是公寓的門。現在這個看上去很不適宜居住的地方裡全是農民工。「這不是很諷刺嗎？」宋女士說：「最窮的人住的地方，以前住過最有錢的人。」
這裡是中國現存最大的殖民時代民居片區。正在重建的過程中，開發項目名稱叫中華巴羅克。宣傳手冊上有一幅中國地圖，標出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成都、杭州、蘇州和長沙那些被改建成露天購物廣場的歷史片區。照片上是一座座歐式的建築，灰色的外牆上有星巴克和哈根達斯的招牌。「每個城市都有無法忘卻的記憶，」售樓小姐一邊說一邊遞給我們一本投資指南，「中華巴羅克結合了傳統文化，同時創造嶄新的未來。」
我很喜歡和宋紅巖一起在城市裡邊散步邊聊天。後來，胡宏打電話給我，說她從自己公寓的窗戶跳樓自殺了，我萬分震驚。
第九章 隧道與岔路上的舊時空
中國考古學之父，紀念資料上沒有說明的是，這個頭銜本來是屬於梁思永在哈佛大學的校友李濟的。1949年共產黨執政後，李濟逃往台灣。
梁思永日誌的手稿在一萬多公里之外，非常感謝哈佛大學Tozzer圖書館的助理館員Janet Steins幫助我找到這些手稿。我曾向「圖書館聖人」祈禱能一睹手稿，而她必定是聖人的使者。
雖然之前沒聽說過梁思永，我卻寫過那場讓他的建築師哥哥留下終身腿部殘疾的北京摩托車事故。當時哥哥就在南長街他們家的四合院外騎摩托車，結果被一輛官員的汽車撞倒了。而梁思永就坐在那輛老式摩托車的邊車裡，只受了一點皮肉傷。兩兄弟應該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繫。在工作日誌中，梁思永寫道，他陪著「思成和菲利斯（梁思成的妻子，建築師林徽因）」去參加了張學良少帥在奉天舉行的舞會。
到哈爾濱採購生活必需品，梁思永，p.6。
梁思永對這位鐵腕人物的描述，同上，pp.23-24。
一群匪徒騎著馬，追趕著梁思永， 同上，p.30。
最難熬的是天寒地凍，同上，p.109。
我的手指已經完全僵硬，同上，p.116。
行進在東北的偏遠地區，同上，p.13。
第二天，他就發現了，同上，p.9。
他花了整整一天，「在沼澤地裡走了六千多步」，同上，p.9和p.14。
不管怎麼說，同上，p.14。
全世界六千八百種語言中，有一半將會滅絕，Lague and Yu。出自趙阿平教授，哈爾濱黑龍江大學滿族語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僅存的另一些會說滿語的人在遙遠的中國西部，與哈薩克斯坦交界的地方。當那裡還是中俄邊界的時候，三萬名軍人後代被送去保衛邊疆，他們說的是錫伯語，滿語的分支。更多信息請參閱Johnson。以下網頁，點擊可獲得滿文短語有聲書：
http：//online.wsj.com/public/resources/documents/MANCHU-LANGUAGE.html
但一千萬份清朝史料中，大概只有20％是滿文，Et Tu，Manchu？ One Hundred Years on，Only a few Native Speakers Remain，《經濟學人》，2011年10月8日。文章作者採訪了政府檔案保管員吳元峰，他說：「全國大概只有三十名真正通識這種語言的學者。」
周圍綠樹環繞，像繁忙喧嚷的鬧市中一片安謐的淨土，在中國的大城市中，哈爾濱的殖民時代建築解說牌算是獨樹一幟。「國際友好城市展覽館」的建築附近還有一棟差不多的建築：東大直街289號的美國領事館舊址。現在是哈爾濱商業銀行的一個支行。近年來才開始提到建築過去的歷史，當然是為了吸引遊客。更多信息請參閱Carter。
在「後邪惡帝國」時代，SCI的一個條目是「伊拉克和美國和解工程」，裡面將美國的城市和伊拉克的城市配了對：丹佛配巴格達，達拉斯配基爾庫克，費城配摩蘇爾，還有夫勒斯諾、圖森和蓋恩斯維爾等，都找到了伊拉克的「城市伴侶」。
這個港市已經在積極輸入賭城的文化，不過，長期的友好關係也有可能走向惡化。2012年，南京中止了和名古屋長達三十四年的友好城市關係。因為名古屋市長對1937年日軍在南京進行的大屠殺提出了質疑。事實上，日軍當時的確屠殺了二十五萬到三十萬中國人。南京市政府一名發言人說，名古屋市長歪曲史實，「嚴重傷害了南京人民的感情」。名古屋市政廳的發言人則說，市長川村隆之的話「僅代表他的個人意見」。同時表示，日本政府的立場就是名古屋的立場，「日軍在南京對平民進行屠殺和劫掠是不可辨駁的事實」。
校園是某個工程的一部分，哈爾濱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Barboza I。
但政府允許人們表達對外星生命的相信，事實上，中國對天空宇宙的興趣由來已久。前《時代週刊》北京分社社長傅睦友曾找到一本約成書於公元4世紀的古書《拾遺記》，裡面記錄了「十二年一周天」，如月亮般出入西海上空的「貫月船」（書裡稱為貫月查）；還說中國古代一位著名的航天員曾經在一個湖上看到空中盤旋著珍珠一般的光芒。
第十一章 三姨的歌謠
但還種在土裡時叫稻子，稻，種在土裡的大米，這個漢字的起源要追溯到公元前1046年開國的周朝。並不巧合的是，這個朝代也開闢了水利工程和灌溉的先河。三舅種的這種短粳米從新石器時代就開始了（粳米從公元1世紀就有了，見Bray 2。）。
中國古人將此稱之為，宋朝時，首次出現了指導農業生產的專著和手冊，並且在全國範圍內流通。比如成書於公元1149年的《陳敷農書》。建立了獨特的農學體系，提出了「十二宜」，分別是：財力、地勢、耕耨、天時、六種、居處、糞田、薅耘、節用、稽功、器用、念慮。其中還引用了約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詩經·頌》：「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拔掉雜草，雜草枯萎了，穀物自然就長得豐茂。）……古人留意如此，而今人忽之，其可乎？」在後面的「念慮」一節中，陳敷寫道：「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這話聽起來也像是對一個作家的諄諄教導。
公元8世紀時，一位詩人寫下一些詩句，詩的題目是《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鑒賞》，作者是杜甫。引自Needham，p.510。
沒有《草原上的小屋》這樣的電影，不過，倒是有一本書類似於厄普頓·辛克萊揭露社會醜聞的《屠宰場》。書名是《中國農民調查》，寫的是華中大省安徽的事情，一本類似於報告文學的書。該書的英文版書名是Will the Boat Sink the Water？（舟能覆水嗎？）安徽省也是《大地》這部小說的背景。見Chen Guidi。
裡面提到的佃戶，只是在每年的祭奠之前出出場，交個租子，《紅樓夢》裡還是出現了中國古典文學中少見的對農民的正面描寫。大人叫書裡的男主角，十幾歲的賈寶玉自己到外面去玩。他帶著手下的小廝到處探訪，遇到了一系列的農耕工具：
凡莊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寶玉一見了鍬，橛，鋤，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項所使，其名為何。小廝在旁一一的告訴了名色，說明原委。寶玉聽了，因點頭歎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
就像一本浸透了更多汗水的《瓦爾登湖》，《一個美國農民的信》更多是來自作者短暫的突發奇想。克雷夫科爾的父親留給他三百七十一英畝的土地，然而這片土地帶給他的是一生的悲劇。他不在的時候，印第安人殺了他的妻子，毀掉了農田。他最後又回歸到城市的生活，成為法國駐紐約、新澤西和康涅狄格州領事。接著，1789年法國大革命期間，他被困在巴黎。後來，就像兩個世紀後的賽珍珠申請回中國被拒簽一樣，他返回美國的簽證申請被詹姆斯·門羅大使拒絕了。他在法國這片父輩的故土終老。就我所知，美國只有一個關於他的紀念館，位於佛蒙特州小小的聖約翰斯堡。這個小城的名字還是獨立戰爭英雄Ethan Allen取的。
中國文學界讚頌她，欣賞她的作品，但真正認真讀她書的中國民眾卻寥寥無幾，我在伯克利的教授，小說家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推薦我讀這本書。我當時跟她談起《大地》改編的電影很糟糕，主角都是白人演的。王龍的妻子阿蘭的扮演者是德裔女演員Luise Rainer（還因為這個角色獲得了奧斯卡影后）。湯亭亭帶著愉快的表情回憶起被分配到讀賽珍珠的學生時代。「我很幸運，」她對我說，「在加州的公立學校上學時，賽珍珠的作品還是必讀書目。所以1955年讀九年級的時候，我就讀了《大地》。這本書對我來說非常重要。黃玉雪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作家。但賽珍珠卻向我展示了，中國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是有人性的。她是帶著深切同情來寫他們的。那本書賦予了中國人人性。裡面的感情那麼濃烈，讓美國人不得不第一次將中國人平等看待。」
然而，最近才翻譯過她著作的中國譯者告訴我，這位譯者是南京大學的劉海平教授。我曾在《紐約時報書評版》寫了我和劉教授探訪中國的賽珍珠故居與博物館的故事。見參考資料部分，作者Meyer。
劉教授第一次讀到賽珍珠，是在美國。當時是1980年代，他還是哈佛的一名學生。不過這不是課堂作業。「我到朋友家去的時候，有位二十多歲的女士問我，怎麼看賽珍珠對中國的描寫，」他告訴我。「當時我很尷尬，因為還沒讀過她的作品。她的書在中國是禁書。後來我讀了她的書，也讀了她的生平。讀得越多，越想為她正名。」
1986年，劉教授在南京組織了一次文學會議，標誌著賽珍珠研究在中國的復甦。
在《中國的過去與現在》中，賽珍珠回憶起《大地》。一位著名的中國作家曾經說過：「我對這本書唯一的批評，就是它本應該是中國人寫的。」
「我有一個雙重的精神世界」，Buck，Pearl，2，pp.10 and 52。Spurling為賽珍珠寫的精彩傳記中，也巧妙地引用了這句話。
賽珍珠的父親將《聖經》翻譯成白話的中文，Buck，Pearl，1，p.86。
前文提到的約翰·斯坦貝克，這些系列報道發表在1936年他在《舊金山新聞報》的專欄上。後來集結成書，名為The Harvest Gypsies：On the Road to「the Grapes of Wrath」。
十八年後，兩人離了婚，同上，p.92。布克在南京成立了中國第一個高校的農業經濟系，並逐漸成為當時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教職員工達到一百人。但革命以後，他的工作就沒那麼受青睞了。他推崇的是機械化生產，減輕農民的負擔，並不贊成馬克思主義「打土豪，分田地」的那一套。布克回到美國成為國務院教育與文化事務局的專家以後，還是一直在發表關於中國的研究。還有一位記錄中國農業的人比布克要出名些，韓丁（William Hinton），他的著作《翻身》，厚厚的六百頁，記錄了1948年共產黨土地改革期間一個鄉村的情況。麥卡錫主義盛行之時，美國海關扣押了韓丁的手稿和筆記。後來韓丁發起訴訟要求予以歸還。本書一直到1966年才得以出版。
「讀書學不會插秧，只跟鄰居學樣」，Buck，John Lossing，2，pp.240-241。
她的妹妹格蕾絲曾對一名傳記作家說，同上，p.166。在《中國農家經濟》一書的致謝中，布克整整提到了十個人，其中包括「特別感謝Mertsky小姐收集各種數據和其他共事時間較短的人」，接著才想起來說，「在編輯修改方面，我對我的妻子虧欠良多」。他完全沒提到她的名字，她對書中內容的翻譯，或者她與他在田間一起進行的研究。
尼克松訪問中國的1972年，Buck，Pearl，4，p.171。書裡有原拒簽信的照片，信的日期是1972年5月17日。寫信的是個公務員，「我被授權通知您，我們無法接受您前往中國的要求」。結尾用「您誠摯的×××」署上了名。賽珍珠是想去為父母親掃墓。在她的最後一本書的最後一頁，她寫道，「我心中懷著謙卑的歡喜，看到（諾貝爾獎頒獎詞和）關於我的精彩傳記中也提到了我的父母」（Buck，Pearl，3，p.177）。
賽珍珠說過，她竭力不去台灣旅行，在中國的內戰中也努力不偏向任何一方。但她無可避免地有所偏向。1970年，她語氣晦澀地在文字中暗示了自己的政治立場。「1933年我永遠地離開了中國。我知道共產主義會取得勝利，因為這對廣大農民群體的吸引力太大了。我也知道，我無法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生存下去，而且共產黨也不會放過那些不是共產黨的美國人。回國以後，我一直致力於幫助美國的中國人，不要被遣送回中國。」（Buck，Pearl，3，p.294）
我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Spurling。
當然了，還是有些非常積極的收穫，感謝我的朋友張彤禾（Leslie T. Chang）為我提供了如此真知灼見。見Chang。
1970年，賽珍珠寫道，Buck，Pearl，3，pp.294-295。
如果你降落在中國的農村怎麼辦，Buck，Pearl，3，p.175。她還告訴那些士兵：「也許你要學的第一句中國話就是，『我是美國人』。」（我真希望她繼續教他們瞭解十二生肖、怎麼對待中國人覺得你太高這件事，以及怎麼用筷子。但她沒有教。）
中國正在全世界瘋狂購物，Romig。購買阿根廷大豆的公司是黑龍江北大荒。公司名字中的北大荒是東北過去的綽號。
中國對食品和能源的購買，Barrionuevo。
中國大批從國外進口食品，相當於紐約州的總面積是我比較後得出的。而原來的面積數字出自周孝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見O'Neill）。
「過分追求高產量可能導致……」，Chuin Wei。農業數據和財務報表一樣，總讓我頭暈眼花。光是理解裡面幾百萬公頃有多大，一公噸大米有多少，我就有點抓瞎了。我知道一百七十份一公噸的大米能裝滿一個標準尺寸的航運集裝箱，但這沒什麼幫助。所以我一直集中精力去進行不同時段的對比。比如，中國現在一公頃稻田的產量是六點三噸，五十年前是一點五噸（全球平均產量是四點三噸）。袁隆平，「中國雜交水稻之父」一直在打破自己的紀錄。2013年，一塊水稻試驗田每公頃產量達到了十九點四噸。不過他的「超級雜交水稻」的種子還沒有商業投放，市面上買不到（Zuo 3 and Zhou）。
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時，全中國共有一點一億公頃的耕地，餵養五點四二億人口。現在是一點二二億公頃的耕地，餵養十三億人口。增加的耕地面積來自開荒。
中國將玉米、麥子和大米歸為穀物，同上。
中國每進口五美元的美國產品，就有一美元是花在食品上的，Wessel和Carlson。
佐治亞州一位農民喜滋滋地，Wessel。
中國不斷地進行業務外包，Zuo 4。據報道，該項目是中國目前最大的海外農業項目。數十年來，中國一直致力於穀物生產的自給自足。最近，該目標被降低為90％的自給自足率。
這首歌後來成為中國國歌，毛主席去世之後，國歌的歌詞曾一度修改，讚頌毛主席，突出共產黨。不過現在傳唱的還是最初的歌詞。2004年，一項憲法修正案最終確定，這是中國的官方國歌。
唱出了所有南逃的東北人的心聲，Shao，p.289。
第十二章 偽滿洲國的傀儡
這棟兩層的博物館看不出從前皇宮的樣子，反而有點像工薪階層的療養院，日本人把溥儀安頓在這裡之前，這棟樓曾經是管理吉林、黑龍江兩省鹽務的吉黑榷運局官署。
在一本回憶錄中，這位末代皇帝小時候的英語老師，Johnston，p.166。英語老師的名字叫Reginald Johnson。
（在個人回憶錄中，溥儀寫到了在日本使館的這段經歷），Puyi，p.129。
「雖然他現在已經完全西化了」，Johnston，p.241。在Scotland，pp.37-39中也能找到非常精彩的敘述，記錄了溥儀這段被放逐的日子。可以想像他在天津這段日子感覺到的自由，這種自由對於他來說，前無古人，也後無來者。回想他遜位後在紫禁城生活的十二年，溥儀寫道：「我在這塊小天地裡一直住到民國十三年被民國軍驅逐的時候，渡過了人世間最荒謬的少年時代。其所以荒謬，就在於中華號稱為民國，人類進入了20世紀，而我仍然過著原封未動的帝王生活，呼吸著19世紀遺下的灰塵。」（Puyi，p.37）
他回憶道，「（我）渾身發著蜜絲佛陀、古龍香水和樟腦精的混合氣味」，Puyi，pp.154-155。
全世界的信像雪片般飛來，Johnston，p.241。
「我心裡燃起了無比的仇恨怒火」，Puyi，p.146。
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一位澳大利亞記者說，Donald寫給Harold Hochschild的信，1927年2月14日。世界真小，我在一棟樓裡找到了Donald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檔案，開始讀他的信件，逐漸意識到他那些語氣最親密的信是寫給Adam Hoschschild的父親的。而Adam是《瓊斯夫人》雜誌的創辦人之一，還寫了很多書，比如《萊奧波爾多國王的鬼魂》（King Leopold's Ghost）和《終止戰火》（To End all Wars）。他也是我在伯克利的教授，更是一直以來的良師益友。
1941年年末，通信中止，1945年5月19日又恢復了，Donald給Harold寫信說，「我在一個收容所待了三年」。在收容所的他日漸衰弱，靠吃草料活命。和很多飢腸轆轆的獄友一樣，只求速死。「我能逃出來，實在是奇跡。」
5月23日，哈羅德回信了，但內容形成了鮮明對比，「1941年11月26日，我結婚了。你應該可以想見，我們的婚姻非常快樂幸福。我們生了個男孩（Adam），快滿三歲了。」
1945年秋天，七十高齡身體虛弱的Donald推辭了去曼哈頓發表演講的邀請。「作為朋友我說句實話，再也不想談起有關中國的任何話題」（9月9日）。他要求這位朋友不要和為他寫傳記的人合作，然後隻身回了上海，第二年在醫院溘然長逝。那時統治中國的國民黨以「國葬」的規格厚葬了他。
但這遠遠不止一列火車那麼簡單，Young，pp.31-33。這裡有個南滿鐵路概況的簡明介紹。「三分之一」的工人數字在33頁，作者補充說，「剩下的很大一部分也都參與到和鐵路間接相關的商業活動中」。更多信息，請查閱Fogel，pp.124-125。
在「平民裝束，軍事準備」的口號下，Fogel，viii。後籐說：「我們必須建立一個中央實驗室，實施文化入侵，開展對大眾平民的教育，形成其他學術上和經濟上的聯繫。『入侵』這個說法可能不太好聽，但撇開咬文嚼字，我們可以逐漸把我們的政策稱為平民一線的入侵。」
事無鉅細地記錄了很多數據和故事，美國研究者John Young花了八年時間，才找到保存至今的南滿鐵路報告。1966年，Young在一本七百頁的文獻綜述中記錄了散見於國會圖書館，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圖書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圖書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密歇根大學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俄克拉何馬大學圖書館，賓夕法尼亞大學圖書館和日本二十五所大學圖書館的六千二百八十四份報告的標題。其中很多都是一名日裔美國士兵在一群佔領軍中發現的。他們集結在碼頭上，剛剛從東北過來。「他被這些資料的數量和價值震驚了（其中還包括了俄語和日語的文件），趕緊利用疏散的機會，把它們送到了美國。」
因為灌溉問題起了矛盾，起爭執的村子叫萬寶山，該事件被稱為萬寶山事件。日本間諜中村大尉被殺一事，史稱中村事件。
甚至都沒怎麼中斷鐵路交通，一個小時後，北京開來的快車就以八十八公里的時速開過了爆炸發生地。
「我們沒有贏的可能」，Chang和Halliday，p.120。
按照官方的說法，日軍一開始就只想找個由頭。我去過日本的游就館，一個戰爭博物館，旁邊就是靖國神社，紀念那些為天皇而戰死的士兵。我很理解為什麼當代中國人（和很多日本人）都對日本官方對戰爭的解讀感到義憤填膺。博物館的偽滿洲國展區說，「滿洲事件」的發生，僅僅是因為「張學良明目張膽的反日政策引起東北日本居民的仇視，同時他們也對日本政府以安撫為主的溫和對華政策感到不滿（在關東軍中，這樣的情緒尤甚）。中國的民族主義陣營發展壯大，要把外國勢力清除出去，這違反了當時的條約。民族主義活動蔓延到滿洲，反日騷擾和恐怖活動不斷爆發。在這樣的情況下，關東軍才開始使用武力」。
石原莞爾，九·一八爆炸事件的幕後策劃者之一，日本陸軍中校。他本以為自己會因為辦事不力被撤換。但他回到日本後升了官，成為全軍總指揮。六年後重回偽滿洲國，石原對日本在中國的殖民統治感到噁心，於是公開抨擊關東軍的指揮官，結果被強行退休，偏居京都附近。戰後他免於被起訴，在東京審判中以證人身份出庭。和他共同策劃事件的板垣征四郎，1945年9月在新加坡和日軍的東南亞軍隊一起，向蒙巴頓將軍投降。後來被判有罪，處以絞刑。作為整個事件的總策劃和總監督，日本的情報軍官土肥原賢二命運也一樣。他在偽滿洲國可謂呼風喚雨，掌握著整個地區的賣淫產業和鴉片運輸，還主使了將鴉片秘密注入當時流行的金蝙蝠香煙，把毫無防備的消費者也拉入毒品的深淵。
「我心裡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Puyi，p.172。
「聽到了這個回答，我怔住了」，同上，p.173。
「車還未停」，Yamamuro，p.93。這段節選自從溥儀回憶錄日文版翻譯過來的英文版。裡面寫道，溥儀是下午3點到站的。今天全中國用的都是北京時間，但那時候不同，共有五個時區。長春用的是長白時間，以吉林省東邊的長白山命名。在回憶錄的英文版中，溥儀也提起了這個時間，「我已公開露了頭，上了台，退路是絕對沒有了。……如果對日本人應付得好，或許會支持我恢復皇帝尊號的」（Puyi，p.180）。
溥儀正式就任，Yamamuro，p.105。
九·一八爆炸事件的幕後策劃人之一，同上，p.97。
「接著我便發現，執政的職權只是寫在紙上的」，Puyi，pp.181-182。
日本已經有了東京（東邊的首都），當時，新京（Xinjing）還有個寫法Hsinking。
這座城市不會像其他規劃齊備的首都，Capital Punishment，《經濟學人》1997年12月18日。1792年，喬治·華盛頓解雇了哥倫比亞特區規劃者皮埃爾·查爾斯·朗方，因為後者拒絕修改自己宏大奢侈的規劃藍圖。特拉華大道周圍的大片區域一直到1850年末都是一片沼澤；華盛頓國家大教堂到1991年才完全竣工。
在新京的建設全面啟動之初，一位英國記者就寫到，同上。
規劃者們的藍圖上畫了清晰的分界線，圓形的廣場，Buck，David，pp.74-89。他的文章非常清晰地概述了長春的規劃和建設，也寫到了那些為此地劃下清晰界限的人。1906年，日本任命後籐新平為首任南滿鐵路總裁。後籐出生在一個武士家庭，少年時去德國學醫。後來為日本和中國台灣地區規劃了自來水和污水處理系統。後籐還主導了對台北的規劃，大大區別於城市規劃還不是一個研究領域的日本的那些城市裡縱橫交錯而狹窄逼仄的典型街道。來到東北以後，他發起了對奉天（瀋陽）和長春的規劃，規劃者們繞過了俄國人和中國的聚居地，從無到有地建立起日本人的居住地。今天，上述城市的地圖還能看到後籐的影子：網格狀交織的街道，對角線上也有大道橫貫，通往廣場和公園。
布克提到，長春的第一位設計者是加籐與之吉，具體畫新京藍圖的是佐野利器。兩人都是後籐新平的徒弟。其他參與過新京規劃的建築師包括弗蘭克·羅伊德·懷特（當時他在東京，設計帝國酒店）的徒弟和柯布西耶的徒弟。更多信息見Young，Louise，pp.249-250。
翻閱DuBois名下參考文獻，可以看到一個很棒的附註，新京城市規劃中，主路是環繞著一個孝子墳的，這說明偽滿洲國在刻意宣揚孔子文化。
他們抬頭望著滿洲龍（恐龍的一種）高大的骨架，滿洲龍比較像體型稍小直立的雷龍。情理之中，滿洲龍是否能作為單獨的一種恐龍存在已經在國際上引起多年爭議，一些古生物學家將其稱為「疑難種類」，由於種類下的有效研究資料殘存不全，所以難以界定。
這裡的建築和中國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同，這些行政大樓是1936年建成的，第二年日本就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五年後爆發珍珠港事件，日本還向峴港和新加坡開火，迫使美國和其他盟友參戰。
「我剛剛聽說國際聯盟」，Powell，p.189。
又叫李頓代表團，得名於團長李頓伯爵，1932年，日本成立偽滿洲國以後，中國要求初創不久的國際聯盟進行干預。國際聯盟下令日本撤兵，但日本沒理會。那時候西方國家的注意力都在國內的憂患上：英國水手在蘇格蘭因弗戈登皇家海軍的船上發起了兵變；歐洲最好的銀行之一破產，讓整個歐洲大陸的經濟都面臨著崩潰的危險。而美國一直深陷大蕭條的泥潭難以自拔；因此頒布了以當時的國務卿命名的史汀生主義，即不承認主義，宣佈不承認日本以武力獲取的國土，東北的主權仍然屬於中國。但除了嘴上說說，沒有實施任何制裁。這個毫無威懾力的「主義」倒是起了一個作用，就是進一步讓日本擺脫了美國的影響，不再懼怕其威脅。
一名日本軍官對記者表示，Morton，p.41。
另一篇報道中提到，那些政治意味明顯的海報，Holmes，p.12。
「他們向我提出了兩個問題」，Puyi，p.188。
代表團無論走到哪裡，日本官員們都寸步不離，Roy L. Morgan文件收藏，第一箱，第6文件夾，MSS93-4。條目2：Affidavit of Henry Pu Yi，p.8。
南滿鐵路總長，Elliot 2，p.639。那首詩的作者是乾隆皇帝，詩題《盛京賦》（又名奉天，今瀋陽）。現在東京的戰爭博物館還能看到日本的辯駁，展示了一條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時間線，不知是否有省略，但至少展示了滿洲人的故鄉「在歷史上不斷變化的官方名稱」，和那些「不斷與漢族人起紛爭」的王國。
想知道與李頓代表團相關的更多信息，請翻閱Young，Louise（p.150），Duara（p.53），以及國際關係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的相關資料，從新聞報紙的社論，一窺當時全世界對時局的普遍觀點。
代表團並未被說服，代表團聲明，不會承認偽滿洲國，日本需要將軍隊召回南滿鐵路周邊區域。《時代》週刊將這份報告稱為經濟上陷入危機的代表團「最後一次避免政治和道德敗壞的機會」。
日本在國際聯盟的代表松岡洋右宣稱：「日本已經做好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準備！但我們相信，堅定地相信，短短幾年內，世界的觀點就會改變，我們會得到全世界的理解，就像耶穌在他的故鄉拿撒勒一樣。」
這些事件的目擊者之一，是美國學者，Newman，p.21。
休戰協定中提出，休戰協定簽訂於1933年5月，以協定簽訂的渤海灣港口命名，史稱塘沽協定。
「開國皇帝登基」，《滿洲日報》。
我本以為這個故事會證明一個觀點，黑格爾的名言，「一切重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一般地說都會出現兩次」，卡爾·馬克思後來補充說「第一次是作為悲劇，第二次是作為鬧劇」。
「需要戴大禮帽，穿雙排扣長禮服」，日本鐵路局，p. oooviii。
他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文章，Kinney，Henry，I。
1924年，凱尼又在《大西洋月刊》上發文，Kinney，Henry，2，p.130。
文章裡寫到了1923年可怕的關東大地震，裡氏震級是1930年代才逐漸發展起來的，所以該地震的裡氏震級是後來測算的，在七點九到八點四級之間。
凱尼寫了一份發給西方媒體記者們的通稿，Kinney，Henry W.，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庫，1931年11月30日通稿。
他沒提到的還有：日本人在這裡建設神廟，Yamamuro，p.187和p.194。
外國媒體將這個傀儡政權戲稱為，同上，p.189。
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Flemming 3，p.130。這本書很有趣。遊歷東北的弗萊明時年二十歲，這段信息記在日記裡，直到1952年才編入書中。今天如果去東北旅遊，看他寫的內容會覺得很熟悉。「旅館真是令人情緒低落。前台的男人們對我倒是很熱情，我猜是懷疑我那天會把他們語焉不詳的滿腹牢騷公佈出來……一個很典型的哈爾濱男人推測出我是記者；最後還堅持要告訴我他的名字，寫在一張紙上，後面寫著drunk（醉）。他真是哈爾濱唯一有幽默感的俄國人。」
旅行者們能享受到齊備的美國設施，南滿鐵路株式會社2，p.49。
「這些美國機車的長鳴」，同上，p.69。
他的備忘錄和通稿後來被一名美國記者發現並公開，Powell，p.309。
還有據說日本人「在餐館和其他公共場合相當囂張跋扈」，Kinney，Henry W.，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庫，1935年6月8日備忘錄。
他「飽含深情」地寫道，偽滿洲國有將近九千公里的鐵路，同上，1937年3月10日備忘錄，偽滿洲國「建國」五週年。
1933年，亨利·凱尼寫道，Manchukuo：A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p.96。
過去日本人也不時地有過集體移民行為，Wilson 2，pp.251-252。同見Young，Louise，pp.310-312。
只有不到一千名日本農民移居到，同上，p.253。
正當規劃者們為偽滿洲國首都和宮殿畫出藍圖，Young，Louise，p.324。
官方記錄顯示，該地區有一萬一千六百零四名女孩，同上，p.324。
1932年，經過在東京一系列激烈的辯論和遊說之後，同上，p.321。
不過，1936年，日本政府將，同上，p.307。
之前，日本曾經支持朝鮮人移民到該地區，Hyun，pp.36-43。
南滿鐵路公司就曾號召日本轄下的朝鮮農民，同上，p.52。文中提到的地圖出現在p.48。
溥儀去看望了傷員，Manchuria，pp.211-12。在俄羅斯，諾門罕戰役被稱為哈拉哈河戰役（Khalkhin Gol）。
他的報道中當然不會提到，Roy L. Morgan文件收藏，第一箱，第6文件夾，MSS93-4，條目7：Interrogation of Pu Yi，p.12。溥儀在東京審判中說，這件事發生在諾門罕，但我沒在其他資料上找到關於此事的隻言片語。Alvin Coox曾經寫過兩卷里程碑式的書，記錄了這場戰役的歷史，其中提到1936年偽滿洲國東邊發生的一場兵變，一百個中國軍人殺死了三個日本軍官，燒掉了營房，逃過蘇聯邊境，接著在蘇聯紅軍的護送下，又回來挑起更多的小爭端。書裡面描述了令人難忘的場景：「最激烈的一場戰鬥中，『有人明白無誤地看到蘇軍司令級別的三個軍官用鞭子來訓誡逃兵』。」（Coox，p.95）
1941年夏天的一份東北雜誌，同上，p.215和p.129。
在一篇關於溥儀和蓋世太保創始人的文章開頭，同上，p.175。
溥儀宣佈偽滿洲國也進入戰時狀態，Yamamuro，p.194。
日軍將他們秘密地稱之為，Young，Louise，p.406。
第十三章 占後餘波
「走走走！去殖民那片大陸！」，Young，Louise，pp.364-368。
殖民手冊上收錄的一些文章，同上，pp.368-369。
1941年，一篇文章信誓旦旦，Wilson 2，p.278。另見Tucker，其所著的文獻非常有趣，可以看看其中日本規劃者（包括內田祥三，東京大學校園的主要建築師）對這些居住地的看法。
像醫生、教師、農學家這樣的專業人才，Young，Louise，pp.400-401。
分給他們的都是本屬於當地人的現成耕地，同上，pp.401-404，另見Tamanoi 2，p.29。
若有人敢出言反對，將面臨嚴重的懲罰，Wilson 2，p.267。
當時最著名的移民村之一，Scherer。另見Tamanoi 2，pp.31-32。我看的是Scherer的翻譯版本，摘錄自她的論文。
種下一顆麥，同上，pp.205-206。
凌晨5點24分，火車開動了，車站在吉林市西邊，乘客不算多，建築有點像德國的天主教教堂。這裡算是一處遺跡，少帥張學良本想打破日本的壟斷，修一條足以與之抗衡的鐵路，叫吉海線。車站的設計者是林徽因，英文名Phyllis Lin。考古學家梁思永的嫂子；她有個侄女叫林纓，1928年華盛頓特區越戰紀念碑的設計者。入口的一塊牌子上解釋說，吉林西站哥特式的尖頂和花崗岩的結構寓意著「一頭坐臥的雄獅，獅尾被巧妙地設計成鐘樓」。我周圍的人群進入一個臨時候車室。戴著黃色安全帽穿著橄欖綠膠鞋的建築工人正在附近修建一個高層商品房，叫什麼錦繡花園。
「特別是在新鄉村的建設中」，Scherer，p.213。
作者描述說，移居者建立起來的新鄉村，同上，p.211。
日本移民離開故土，同上，p.205和p.209。
只佔了偽滿洲國一百五十萬日本人的17％，Chan，p.17和p.20。Young，Loiuse引用日本外務省的調查報告，戰爭結束時還留在中國的二十二點三萬日本移居者，只有十四萬（63％）回到了日本。「超過三分之一的移居者——約七萬八千五百人——因為戰敗而死」（p.411）。另見Tamanoi 2，p.167。Yamamuro的數據和Chan一致：「大概二十七萬日本移居者」和「大約八萬人」。
日本軍隊拋棄了他們，Young，Loiuse，pp.406-408。另見Wilson 2，p.283：「他們沒有受到任何軍方的保護，也沒有任何疏散撤離計劃。事實上，關東軍在事發前兩個月制定的針對蘇聯參戰的應急計劃中所制定的防禦措施，本就是打算將大多數日本移居者棄之不顧的。」
「我不幸年滿二十」，我是通過日本經濟新聞社Nikkie West的一篇文章和長峰相識的。新聞社的Nikkie West是「北加州歷史最悠久的日語—美語報紙，現在已經走過二十個年頭」，見Sammon。我和長峰，他的妻子，女兒簡妮特以及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教授Alan Christy見了面。他們合作的關於長峰人生經歷的書和紀錄片正在籌備中。
蘇軍的指揮官正是斯大林格勒反擊戰的將領，他叫亞歷山大·瓦西列夫斯基（Aleksandr Vasilevsky）。
「出乎意料地打起了閃電」，Glantz，p.44。書中引用了貝洛布羅多夫將軍的話。Glantz有著里程碑意義且可讀性很強的專著給了這場戰役「八月風暴」這個更生動的名字。
曾經是個忙碌的碼頭，這個小鄉村叫做伊漢通鄉。
四家房的移民後來回憶，Tamanoi 2，p.48。
有幾個人在集體自殺中活了下來，見Chan，pp.19-22和Ltoh，pp.186-187，其中舉了一些例子。
數百名日本婦女，到底有多少名婦女說法不一，從幾百到幾千都有。中國最大的新聞機構在2006年的一篇報道中說，陸續有一萬多名日本人聚集在碼頭等待救援船，後來「很多人選擇了自殺」。到春天，「其中五千多人都死了」。倖存者中，有兩千四百人選擇被遣送回國，而「另外兩千多人留了下來，大多數都是女人和孩子，被當地家庭收養」（見《戰敗後的日本平民：禍福相依》，新華社，2006年8月12日）。Chan寫道：「據估計，方正的難民營大概收留了兩萬日本難民。」其中只有八千六百四十九名挨過了冬天。到春天，有兩千三百名日本婦女嫁給了中國人，兩千三百六十名病死或餓死。有一千一百二十名兒童被當地人收養，有一千兩百人試圖步行到哈爾濱（Chan，p.22）。
日本投降後的第一年，Young，Louise，p.410。
另有相當數量的日軍被強制工作，Dower，pp.50-51。
我們的對話，農場一開始是種花的，名叫長峰苗圃，在沃森維爾。
在整個偽滿洲國，大多數倖存下來的移居者，Young，Louise，pp.410-411。一開始，由於國內住房和食物短缺，日本並不急於讓移居者回國。就算戰後的日本元氣盡失，回國的移居者仍然有政府提供的住房，語言和工作技能培訓課和每月發放的大約一千五百美元的補貼。但在東京這個全世界物價最高的城市，這樣的補貼杯水車薪。大概有60％的移居者靠福利生活（Tamanoi 2，p.131）。想瞭解登船時的細節，見Maruyama。
倖存者中，當地一名日本女人和中國人的後代告訴新華社記者，父母的結合不是自願的：「當時，誰去那兒都能領個日本女人或孩子回家，」五十四歲的畢中慶說。
縣政府說，《戰敗後的日本平民：禍福相依》，新華社，2006年8月12日。
公墓的起源要追溯到1963年，同上。另見Pulvers；Chan，p.22；Itoh，p.187。
「日本人民和這些移居者」，Pulvers。看到這句我想起一些「開拓團」農民離開日本前發的誓：「我不能讓家人干預我的決定。我應該為這片殖民地犧牲自己的生命。我應該竭盡全力，在滿洲永久定居。」
表示愧疚的日本軍官，Itoh，p.40。
「我們得叫那些日本人別再種樹了」，看門人的名字叫張林。
就在上周，五個中國民族主義者，Lau. Itoh（p.187）也提到，公墓有了看門人，就是因為之前的破壞事件。
「我們的經濟發展，要多虧那些從我們縣去日本的人」，Nishimura I。該縣政府是所有地方政府中外幣交換量最大的。去日本打工的人匯款回來都是日元。
這裡曾經是一個盟軍戰俘集中營，這個地方的中文全稱是二戰盟軍戰俘集中營舊址，在瀋陽市大東區，滂江街和珠林路交叉口的東南方向。
如今萊斯九十二歲高齡，對那一天還是記憶猶新，我找到他自出版放在網上銷售的書，之後才見的面。他給我寄了書，寫道：「親愛的邁克爾·麥爾！希望你喜歡我的回憶錄！我想跟你聊聊，所以給我打個電話吧！」我很感激萊斯的妻子海倫和他兒子麥克，他們熱情地歡迎我來到他們位於科羅拉多戈爾登的家，幫助整理和複製哈爾·萊斯在執行任務時拍的照片。2013年的平安夜，萊斯去世。
另外，還要打退，Yu，p.231。
這次行動被稱為紅雀行動，是一個系列行動，另外幾個行動分別是：喜鵲行動（北京），鴨子行動（魏縣），火烈鳥行動（哈爾濱；由於蘇軍的挺進最後被迫停止），麻雀行動（上海），鴿子行動（海南島），烏鴉行動（萬象）和鵪鶉行動（河內）。最後這次河內行動的指揮是一位年輕的上尉，名字相當神氣，阿基米德·L·A·帕蒂（Archimedes L. A. Patti）。他曾和胡志明狹路相逢，一邊安慰隊裡的五個法國士兵，一邊摩拳擦掌要和這個共產黨的游擊隊領袖決一死戰（想像一下，要真的打起來了，歷史會不會改寫。）。胡志明後來很快就發起了針對法國殖民者的獨立戰爭。同上，p.232。
有一場以一個行動者被處死告終，同上，pp.236-241。
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對《雅爾塔協議》，歷史學家對於富蘭克林·羅斯福是否在雅爾塔的一系列會談上「出賣」了東北爭論不休。不管怎麼說，俄國恢復了1905年日俄戰爭中失去的對東北鐵路和大連/旅順港船廠的控制權。Albert Wedemeyer將軍，駐中國美軍總司令，認為《雅爾塔協議》是對中國主權的背叛，持同樣觀點的還有美國駐中國大使Patrick Hurley。他曾試圖說服丘吉爾放棄香港來安撫斯大林。丘吉爾拒絕了，說：「除非我死，否則這塊殖民地絕不能從英國版圖上消失。」同上，pp.241-42。
最近的美軍部隊也在將近一千五百公里以外，Clemens，p.73和p.77。
「要是俄軍去的時候我們不在朝鮮和滿洲」，Yu，p.231。
他對手下的人下令，Clemens，p.76。
那場戰役中的倖存者坐船去了台灣，Harris，pp.162-164。這些士兵來自「地獄之船」（Tottori Maru）鳥取丸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