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是疏離的，和所有人都是這樣。……我在做什麼的時候，總是想著假如把正在做的事情寫下來會怎樣，我總是對我能寫下來的故事感興趣。我也許正在打網球，但是心裡想的是寫下網球場的一個場景。可以說這是我做人最大的失敗。
——蓋伊·特立斯
《巴黎評論》2009年特立斯專訪
1972年的一天，40歲的蓋伊·特立斯走進紐約一家提供性服務的按摩院，開啟了他長達九年、跨越整個美國的調查採訪，最終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鄰人之妻》，以性愛這一獨特而隱秘的視角，抽絲剝繭般地展現了美國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社會和倫理觀念的巨大變革。該書甫一出版即毀譽參半：有譽之為文化新聞寫作的經典之作，也有對其強烈的道德抨擊，書中一些人物物化女性的態度也激怒了女權主義者，最終這些劇烈的反響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特立斯和他家人的生活。
現在，《鄰人之妻》的中文版第一次引入國內，距離其在美國首次出版已經過去了38年，在一個截然不同的時空語境中，不知同樣的內容會引起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反響？也許可以肯定的是，由於本書極為豐富、真實、多樣的內容，任何反響和討論都不會是單線條的。確實，當我們受文景委託翻譯這本書時，就被它多重複雜的氣質吸引：它既是一本包羅萬象的社會歷史百科全書，所涉及的領域包括出版、法律、宗教、家庭、自發組織的俱樂部等；也是一部錯綜複雜的非虛構文學作品，以細膩的筆法串聯起了若干精彩而真實的故事；它更是出色的深度新聞報道，其對「參與觀察」這種研究方法的極致運用，甚至可以對社會科學學科有所啟示。
除此之外，這本書也有一種讓我們既好奇又迷惑的特殊氣質：特立斯似乎對筆下真實的人物不持褒貶，以同樣的熱忱詳細展現人物生活的各個側面，在這種熱忱中有一種對於細節的迷戀。隨著翻譯的進展我們慢慢開始瞭解特立斯，發現他與其作品的關係是理解這種特質的關鍵，要把他自己、他的採訪、記錄、寫作作為一個整體來看，而這個整體也在回應他個人和他身處的時代的問題。
1932年特立斯出生於美國新澤西州大洋城，是意大利移民的後裔。他的父母在那裡開了一家裁縫店和女裝店。特立斯小時候在媽媽的女裝店裡幫忙，看到他富有同情心的母親如何和顧客交談，顧客如何向他母親吐露心聲。從這些顧客的個人故事中，特立斯也第一次意識到了外面的世界。上高一時，特立斯為當地一家報紙寫高中生活專欄，這幫他找到了自己在同學中的位置，而他之前因為穿著過於正式（他的衣服都是做裁縫的爸爸為他量身定做的），與這個群體一直是格格不入的。採訪和報道給了他與同學們接觸的理由。他覺得自己就像賣衣服給貴婦的母親一樣，即使並不是某一個群體的成員，新聞採訪讓他有了和這些人在一起的理由。
也許特立斯自己也沒有想到，這種與群體若即若離的關係，會貫穿他的一生。他在《紐約時報》和《時尚先生》當記者時認真而執著，總能採訪到大量私人故事；但與這種深入程度相悖，他卻似乎一直在採訪時和採訪後保持一種超脫，受訪者很少能在情感或者其他方面影響到他。在為《鄰人之妻》做調查時也是如此，雖然他親身參與所有私密的活動——在性開放的砂岩俱樂部，在按摩院，但他卻總有一部分自我跳出這些場景之外，反思面前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過去等。他既在這裡也不在這裡。從這種意義上說，這幾乎是「參與觀察」的理想狀態：他一直在既親身參與活動，又超脫出來觀察這些活動。
令人驚訝的是，特立斯在最親密的私人生活中也保持著這種若即若離。他接下來想寫一本關於自己50多年婚姻的書，像一個旁觀者一樣來觀察它的親密、複雜以及不和諧之處。或者就像他自己說的，他其實也一直是一個旁觀者。他從最開始就收集了很多資料，包括他和妻子寫的信（他會在信上標明是在什麼情境下收到了這封信）、拍的照片等。他的妻子南·特立斯是著名的編輯，聰明、有人脈、經濟獨立，在蓋伊·特立斯看來，她完全沒有必要維持這段婚姻，何況他寫作和發表《鄰人之妻》時的行為還深深傷害了她的名譽。為了寫作這本關於婚姻的新書，他僱傭研究助理來採訪自己的妻子，想要知道妻子內心深處的想法，而不是她常常在公眾面前呈現出來的「美好婚姻」。對於他寫這本書，南有時接受有時反對。當特立斯的編輯打電話問南時，她說特立斯想寫什麼是他的自由，但是她恐怕特立斯並不理解什麼是婚姻。
如此看來，觀察與寫作是特立斯與世界建立聯繫的方式，若即若離是他與人們的關係。最初那個寫新聞的高中生，一直影影綽綽地出現，但是他想要成長的衝動固化成了一種模式：他探索和報道周圍的一切，但是他仍舊不屬於任何群體，而一個沒有和他人融合的自我是不完整的，這種不完滿又會推動新一輪同樣的探索。這種模式是執著的也是永不饜足的，它似乎一步步將世界收於囊中，但是每一步「前進」都會退回原點。這是特立斯的「純粹、強烈、永無止境的好奇心，想要通過探尋別人的生活，來擴展自我經驗的疆界」，這也解釋了他對細節的迷戀。《鄰人之妻》這本書確實是這種好奇心的集中表達，讓人們看到他可以走多遠。
無疑，這種模式是由特立斯的個人經歷決定的，但是和他書中的人物一樣，特立斯個人的經歷和時代的大背景勾連在一起，個人所面臨的問題在很多層面上是社會問題的縮影。特立斯生於「二戰」前，經歷了戰後美國經濟深入資本化、社會結構變革，以及文化對於傳統價值的反叛。當傳統的社會結構開始變化，現代人也不再接受傳統家庭和工作方式背後的倫理價值時（雖然在美國，這種反叛並沒有徹底過，宗教和傳統一直是重要的勢力），日常的勞累難以再與生活的意義掛鉤，這種勞累似乎變成了純粹的壓迫。也正是在這時，「歡愉」具有了革命性的反壓迫意味。「性」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成為社會變革的重要形式和標誌，並不是偶然的。反對壓迫的個人奮力從傳統結構中溢出後，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再建新的意義體系，以何種新的方式與他人再度關聯起來。《鄰人之妻》中很重要的兩個角色休·海夫納和約翰·威廉森選擇了不同的方式。前者把「性的歡愉」打造成一種適合城市居民的「新生活方式」，並以之為籌碼建立了自己的商業帝國；後者把「性的歡愉」作為了一種類似於宗教（雖然以反宗教為旗幟）的社會理想，試圖建立新的性開放的社會共同體。
在同樣的時代背景中，特立斯也反對美國傳統的倫理價值，常表達對父母忠貞不貳的婚姻生活的輕視。不同的是，他沒有嘗試建立人與人之間新的關聯，而是以永恆的觀察者的身份游離於所有群體之外。這固然與特立斯的性格有關，他不像海夫納和威廉森那樣有克裡斯瑪型人格。但是他的狀態卻也許更加純粹、誠實、典型，隱喻出海夫納和威廉森事業的實質。當威廉森退出砂岩俱樂部後，之前共同體的形態也慢慢消散，這說明他們並沒能形成人人自發並維持的真正共同體，最終砂岩也耐人尋味地變成了商業化經營。海夫納的商業帝國，更加不是以建立所謂共同體為理想，他的「新生活方式」，訴諸個體的慾望，並以消費為方式將這些個體編進資本的大網。這其實即是現代資本社會本身的形態：原子化的個體被納入一個個人無力影響的大系統。
也就是說，特立斯的全部努力——不僅僅是他的作品，還有他的人生，他若即若離又執著的觀察、採訪、搜集整理——構成了他所處時代的縮影。他用來存放素材和寫作的地下室，沒有窗子，彷彿沒有時光的流逝。一如這個永遠向前，卻又原地未動的時代。特立斯從父親那裡繼承的工匠精神，讓他想要盡善盡美地呈現這一切。他本身所具有的好品質，例如對於小人物的關心、正義感、對歷史的尊重，也給這種浩繁的呈現注入一抹溫柔的色彩。他深信這樣的寫作已經堪比文學作品，也許還帶著更勝一籌的真實。可以看到，他對於「新新聞主義」的標籤是不以為意的，卻一直心心唸唸想要像菲茨傑拉德那樣寫作，想要和同輩作家菲利普·羅斯、約翰·厄普代克等一較短長。
因此當主流文學界忽視他的作品時，他憤懣的心情溢於言表，像受到傷害的孩子。確實，文學是他的成長所指向的方向，他對人的興趣和探索，必然會使他的野心從探求人物的歷史過渡到探求人物深邃的內心，而這也是所有文學作品的野心。但是前文提到的他成長過程中「固化的模式」，加上這個個人難以與他人融合的時代，使得這一步過渡成了一個他很難邁過的坎兒。他也許確實將非虛構寫作的觸角延伸到了通常小說才可以到達的領域——人物的心理世界、人物的私生活等，但是在他能夠真正「在這裡」、真正與人共情之前，他離真正的文學也確實仍有一個擁抱的距離。這個時代的道理也是如此，純粹的自由只能將人還原為互不相干的個體，它無法建立起任何東西，在它能夠讓人們跨越自身的邊界相愛之前，它離真正的自由也仍舊只有一個擁抱的距離。
這一切構成了特立斯的凝視。當時代挾裹著所有悸動滾滾而來時，特立斯回以凝視。我們邀請讀者一起走進他的凝視，並在其中照見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