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麗·賓福德的職業是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學習研究滅絕了的文明和尼安德特穴居人；但是，和她挖掘研究的許多史前對像不同，她可以適應各種氣候、氛圍、居所，一旦對環境和其中的人不滿意了，她很快就會從某地搬到另外的地方。
從她在長島郊區的青少年時代開始，那些影響了大部分同輩女性行為的社會習俗和性規範，基本上都被她忽視。她被富有的父母在配有傭人的大房子裡養大，但和她被青睞的姐姐——一個她深深憎惡的循規蹈矩的人——不同，薩麗·賓福德在家是反叛者、假小子，某種她母親容忍但從未理解的小怪物。
薩麗也無法理解母親，這個女人在紐約大學獲得了法學學位，卻為這樁在郊區締結的婚姻放棄了事業。之後她的生活圍繞著這棟房子，消遣的方式就是一些麻將聚會，還有與其他無所事事的貴婦一起參加慈善活動。其中一位女士介紹給她廣受好評的富爾頓·約翰·申主教的布道，在他的影響下，薩麗·賓福德的猶太母親轉信了天主教。
薩麗的父親是個精明專斷的人，出生在倫敦，有德國猶太血統，大蕭條時期靠進口蟲膠清漆在美國小賺了一筆。用這筆錢，他培養了一種彬彬有禮的個人做派和體育愛好，享受著其他女人私下的愛慕，買了一輛凱迪拉克，週末可以開著它去長島最好的鄉村俱樂部，那兒允許猶太高爾夫球手入內。
長島無處不在的排猶主義、種族歧視、趨炎附勢——更不用說對兩性的雙重標準，激起了薩麗想要與眾不同、反傳統、反公眾準則的慾望，遠離母親那起裝飾作用的家庭生活，而貼近她更青睞的父親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作為勇敢的年輕騎手，從錫達赫斯特馬房騎馬出來，薩麗對自己能控制一匹高大強健的動物頗感興奮；作為在學校舞會上穿著低胸禮服的放肆小妞，她輕而易舉就誘惑了年輕男人，令女同學們心生嫉妒，說她不知廉恥傷風敗俗。在伍德米爾學校上完高二又在鱈魚角劇院找了份暑期學徒工後，她遇到了一個耶魯大學的大二學生，戴上從第五大道下區一個婦科醫生那裡拿到的避孕隔膜，她開始了第一場戀愛。
一年後，1942年，母親堅持讓薩麗上瓦薩學院，一所薩麗覺得無聊透頂的女子學院，為反抗這一決定薩麗翹了足夠多課，第一年還沒結束就被開除了。薩麗從伍德米爾學校畢業時父母親戚給了她一些戰時公債，她把它們換成現金，搬到紐約，在西十三街租了一間單間公寓，在兒童法院的精神病治療診所找了份工作，打字輸入一些案例，與這些案例相比她自己的過往倒顯得如此審慎小心。
她過得很開心，喜愛格林威治村的小酒館和波希米亞風格。有天晚上她在謝裡登廣場附近的酒吧遇到一個40歲的黑人爵士音樂家，他之後帶她進入哈萊姆區，向她介紹了大麻沉靜平和的刺激，還有許多新潮複雜的做愛技巧。
在格林威治村待了將近兩年，中間還在《長島日報》社當了一陣兒記者，薩麗決定應該回到學校；在父親的財力支持下她在1945年秋季進入芝加哥大學，因為被它的本科項目和富有革新精神的校長羅伯特·M.哈欽斯所吸引。
搬到中西部去沒有令她失望，在那兒她成為出類拔萃的本科生，之後又拿到了人類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她也參加了到歐洲和中東去的考古考察隊。在芝加哥她住在海德公園區，那是湖邊一個滿是維多利亞式房子的迷人街區，住著大學教員、作家、藝術家、年輕夫婦，還有一個憔悴的黑頭發出版商，他家客廳地板上攤著一本雜誌的創刊號，日後他要將它取名為《花花公子》。
儘管這城市的政治系統腐敗，種族歧視嚴重，用索爾·貝婁的話說就是「沒有哪個世故明智的人在芝加哥走動時會不加防衛」。但薩麗·賓福德在街道上卻感到安全，在伊利諾伊州的阿德萊·史蒂文森[115] 日漸增長的聲望中，薩麗也看出他是更為文明開放的選民的代表人，因此她去了史蒂文森的競選團隊工作。她也為芝加哥的文化生活驕傲，包括第二城戲劇俱樂部，那兒捧紅了像邁克·尼科爾斯、伊萊恩·梅、塞弗恩·達登和芭芭拉·哈里斯這種天才[116] 。在芝加哥薩麗·賓福德只有一個領域沒獲得滿足：婚姻。到最後，她與其說是和那三個嫁了又離的男人不和，不如說是和他們所代表的整個男性世界不和。像當時大多數男人一樣，他們不能接受自由解放的女性——那些女性痛恨雙重標準，痛恨這種設定：不管她有怎樣的事業野心和聰明才智，都應該專注於家庭雜務、撫養孩子和煮飯。她領先了美國的女性運動十年；但是聰明如她，卻似乎天生易於愛上最不合適的丈夫：像她父親一樣的大男子主義者。
結果，她的婚姻充滿了火藥味又短命；薩麗常常獨身，焦躁不安，沒法滿足性慾，在很多孤獨的夜晚對著腦海中朦朧勾畫的男人自慰，都是些她想像中在火車上、飛機場、認不出的城市裡遇到的陌生人。這些男人尾隨她，溫柔老練地強迫她、控制她，最終引誘她投身情色的場景，類似於她存放在海德公園公寓臥室裡的色情讀物中所描繪的。
50年代，幾乎所有這些書在芝加哥都是違禁品，被去過巴黎的教員和富布賴特[117] 學者偷運進美國。有《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欲經》《我的秘密生活》《香水園》，亨利·米勒的《熱帶》，還有許多法國情色小說，精通法語的薩麗直接讀了原版。書中最挑逗她的，是那些她私下渴望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得不到的性行為，或者她很好奇但不太能在生活中嘗試的。在這些性幻想中，她有時想像自己在一場縱慾盛宴的中心，被技巧嫻熟的愛人們包圍，他們同時滿足她每一個奇思異想，愛撫她身體的每一寸，而她反過來將他們激發到高潮的狂喜巔峰。
但在現實生活中，她和一任丈夫曾按照一份浪蕩子期刊上的廣告赴約，想嘗試群交，結果在一家餐廳酒吧見到的，是個翻領上別著戈德華特[118] 徽章的胖子，和帽子上別著塑料雛菊的膽怯妻子。在一片尷尬的友善氛圍中，這一對兒解釋說他們並無興致四人性交，只是想私下交換伴侶。之後他們握了手，那對夫妻就消失在溫煦宜人的夏日夜晚中。
在這段婚姻、情史、教學、旅行的時間裡，薩麗·賓福德也養育了一個憤世嫉俗的女兒，她一長到差不多大就馬上離開了家，在60年代輟學成了一個嬉皮士。薩麗自己邁入60年代時，煩惱纏身但苗條時髦，穿著緊身合體的藍色牛仔褲，戴著玫瑰色的金屬框架眼鏡。透過鏡片她再次以年輕人的感官看這世界，似乎她個人的自由指日可待。她搬到了南加州，轉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人類學系，在那兒作為一個激進的行動派教員捲入了校園和平運動。
在威尼斯租來的面朝沙灘的公寓裡，她結交了學生激進分子，和像她一樣對權貴階層的政策方案滿懷憤慨的年輕人，而這種憤懣之火在她的同輩人心中早已熄滅。肯特州立大學事件——四名俄亥俄州學生在與國民警衛隊的對抗中被射殺——發生之後，1970年5月她參加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罷課抗議；她發表反戰演講，參與遊行示威。這段時期她與四處漂泊的女兒重逢，女兒自己也已經有了一個孩子。
薩麗在學生家裡也遇到了一個留著傅滿洲[119] 式八字鬍和長頭髮的魁梧男人，他叫安東尼·拉索。一年後他作為詭詐的理想主義者在全美家喻戶曉，和丹尼爾·埃爾斯伯格一起他拿到了五角大樓文件並洩密給媒體，向公眾揭露出美國政府在對越政治和軍事事務方面扯下的一系列謊言。但當薩麗初次見到拉索時，他的言行中還沒有那個政治亡命之徒的影子；只是一個有意大利鄉下血統的南方人，30多歲，剛剛信奉反主流文化，還沒完全適應長及肩膀的頭髮。他當了很多年公司智庫，已獲得安全許可，但現在靠著失業保險住在洛杉磯，對薩麗描述自己是一個「蘭德[120] 輟學生」。薩麗挺喜歡他。和他更熟了之後，又通過他見到了他的朋友丹尼爾·埃爾斯伯格，薩麗決定介紹他們倆去砂岩。
兩人中埃爾斯伯格更快地適應了砂岩。他以前曾和裸體主義者在一起，拜訪過洛杉磯的「極樂仙境」和南法著名的勒旺島。1967年回到蘭德之後，埃爾斯伯格和美國國防部赴越南執行一個為期兩年的任務，那時他將近40歲，剛離婚尚未再婚，參加了不少縱慾派對，那裡的人他要麼是通過洛杉磯《自由報》上的廣告認識的，要麼是在洛杉磯影視城一個叫「搖擺」的特殊酒吧中遇到的。
「搖擺」或許是全美頭一家這樣的酒館，店主名叫喬伊絲和格雷格·麥克盧爾，是一對迷人的夫婦。格雷格曾是電影演員，出演過《偉大的約翰·L.》。埃爾斯伯格結交了麥克盧爾夫婦，常常光顧酒吧，在1968年稱呼自己是「唐·亨特」。考慮到自己在蘭德的職位，埃爾斯伯格不想讓真名出現在泛泛之交的地址簿中，尤其是沒人能確定群交在當時的加州是否合法。但除了使用假名，他對在酒吧和性派對中交往的人們幾乎不設提防；對暗示挑逗他來者不拒，不管是三人行還是群交他都怡然自得，尤其對自己性愛時的精力和格調志驕意滿。甚至當他拷貝了五角大樓文件，幾乎能確定聯邦調查局馬上就會竊聽跟蹤他時，埃爾斯伯格也一點不想掩蓋他夜間的暢飲，前往性酒吧到性派對和砂岩就像參加哈佛校友會一樣若無其事。
回想起來，埃爾斯伯格推測，在他1971年以間諜罪、叛國罪被起訴後，有可能正是他在性方面的開放最引起尼克松白宮中清教徒們的好奇。他們或許覺得，如果參加縱慾聚會對埃爾斯伯格來說都稀疏平常，那他真實的私生活一定離經叛道、凶險邪惡。不管怎樣，尼克松總統決意讓埃爾斯伯格名譽掃地，懲罰他把政府文件洩露給媒體的行為。總統授權了一項徹底的調查，要將這名曾是忠誠的海軍、國防部鷹派高級幕僚的叛徒的本性揭露出來。這項由前中情局特工霍華德·亨特和前聯邦調查局特工戈登·利迪進行的調查，後來使他們闖入埃爾斯伯格的精神病醫師在貝弗利山的辦公室。
八個月後，亨特、利迪和其他「滲入者」會被委以相似的手段對付總統的敵人，那些敵人住在華盛頓，辦公室在一棟叫水門的建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