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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模特大獎賽背後的秘密

在野雞藝術學校上學的第二年秋季,褚美美所在的那座城市舉辦了一場模特大獎賽。

這類不正式的模特大獎賽每年都會舉辦多次,他們號稱是什麼國際模特大賽中國賽區,其實就是模特公司一幫人在圈錢。要舉辦模特大賽,先賣出冠名權,名字叫作什麼什麼杯國際模特大獎賽中國賽區。你的企業叫紅日鍋爐公司,它就叫紅日鍋爐杯國際模特大獎賽中國賽區;你的企業叫舒心馬桶公司,它就叫舒心馬桶杯國際模特大獎賽中國賽區。有了冠名權的第一筆投資後,他們就向外發佈消息,我們要舉辦國際大賽了,媒體立即蜂擁跟進。模特大獎賽,觀眾、讀者都喜歡看,媒體樂意大力宣傳。

媒體宣傳出去了,很多企業一看,這是一個好機會,爭著搶著想當贊助單位。現在,這些企業就不是冠名了,而只是掛名,在模特賽場把自己的廣告牌亮出來,讓觀眾看一下。

還有些公司一看,就與主辦方聯繫,汽車公司請求把他們的車子作為指定用車,化妝品公司請求把他們的產品作為指定化妝品,保健品公司請求把他們的產品作為指定禮品,旅遊公司請求在他們的景區做一日游……因為美女是最搶眼的,美女走到哪裡,鏡頭就會跟到哪裡;鏡頭跟到哪裡,當天晚上觀眾就會在電視上看到哪裡;電視上看到了你們企業的名字,肯定就會有大把的人購買你們企業的產品。這就是美女經濟。

也就是各地風起雲湧舉辦模特大獎賽的秘密。

模特大獎賽,總得排個名次,什麼三甲小姐啦,什麼最上鏡小姐啦,什麼最有潛力小姐啦,這些小姐是怎麼評選的?

其實早就內定好了,哪家公司出錢多,哪家公司認為哪個小姐是第一名,哪個小姐就是第一名;哪個小姐放得開,和誰都能上床,哪個小姐就能夠入圍最佳。

中國的模特行業,進入門檻很低,行業缺乏自律,監管機制不健全,所以,整個的模特行業,就是一番亂象。

能夠亂到什麼程度?亂得就像馬蜂窩,你來我往,川流不息。觀眾熱心投票,媒體炒得火熱,專家進行評選,看起來好像很正規,其實都是假的,這一切都是蜂巢裡的蜂后說了算。蜂后是誰?就是取得冠名權的那家企業。

擁有冠名權的企業和模特公司勾結在一起,操縱著比賽的每一步進程。比賽還沒有進入到決賽,所謂的三甲都已經內定了。

看模特大獎賽現場直播的時候,有的觀眾感到納悶,這個最佳模特明明各方面都不突出啊,怎麼就能成為最佳?觀眾不知道,因為這個最佳和取得冠名權的企業走得最近,她不是第一,誰能是第一?

舉辦一次模特大獎賽,模特公司賺得盆滿缽滿,還包裝出了一批模特。以後,這些模特就得聽模特公司的,他們賺錢多少就取決於模特公司。哪個模特遵守行業潛規則,哪個模特賺錢就多些。哪個模特不願被潛,資質再好也沒有走台的機會。為什麼?因為誰能夠走台,誰不能走台,是模特公司說了算。模特公司對模特具有生殺予奪的權力,模特公司的經理掌握著模特的財富。

這些年,僅僅模特大賽還不夠,模特公司又搞出一些什麼胸模、腿模、臀模……都是為了圈錢。

外界人只看到模特大獎賽有什麼三甲,什麼十佳,不知道這都是事先圈定的。模特公司把觀眾當猴子耍,觀眾還心甘情願地替耍猴人敲鑼收錢。

外界人只看到模特在T型台上風光的一面,不知道她們走下T型台後很多人就得去陪睡。

更有那麼多的女孩子,幻想著成為一名模特,一夜成名,她們不知道模特行業有這麼多的潛規則。進了這個行業,你就得遵循潛規則。

褚美美就曾經獲得過模特大獎賽的冠軍,因為那次大獎賽是莆田人的私立醫院冠名的。這些私立醫院的名字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聽起來特別溫馨,比如什麼愛、什麼雅、什麼慈等。

因為當過模特大獎賽的冠軍,所以褚美美眼光朝天,心高氣傲,認為自己非常了不起,她和誰說話都是一種高高在上的口氣。

這年臨近春節,褚美美回家了,她來到了妹妹褚麗麗租住的房屋。而在半年前,褚麗麗租住在這裡的時候,她曾經來過。她知道褚麗麗在這裡要租住一年時間。

她沒有想到的是,她這次回來見不到妹妹褚麗麗了,她只能聽到褚麗麗被殺的消息。

得知妹妹褚麗麗被殺後,褚美美一下子老實了,再也不是那種冷漠的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超模表情,我們問她什麼,她就說什麼。

我們決定循著褚麗麗打工的路線,尋找線索,偵破此案。

第一站,先去褚美美的家。

在去褚美美家中的車上,褚美美悄聲對我說:「別告訴我的爸爸媽媽,麗麗出事了,他們年齡大了,身體都不好。」

我點頭答應了。

這些在城市裡討生活的,出生在鄉村的女孩子,她們的心地並不壞,是社會上這些無恥的潛規則,斷送了一個又一個女孩的前程。

褚美美的家在秦嶺山區,那裡比我想像的還要貧窮。

汽車開到半山腰,就無法再開上去了,因為通往山頂只有一條人行小道,而小道的一邊是陡峭懸崖,一邊是萬丈深淵。

我們走下車子,徒步行走。對面的山崖上,有幾個青年農民抬著一口豬,艱難地向山下挪動。他們抓著岩石,一步步地下移,他們的吆喝聲和豬的嘶叫聲,相互混雜,交相呼應。山下有一個集市,他們要把豬抬到集市上出售。

既然居住環境這麼惡劣,他們為什麼不搬遷到山下呢?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不能隨便搬遷的,因為他們的戶口沒有在山下,就不能在山下批到宅基地,也不能分到責任田;沒有宅基地,沒有責任田,他們就不能蓋房子,不能種田;沒有房子,沒有田地,他們就不能安居樂業。

我們走了一個多小時,才走到了山頂上。山頂上有一個平台,平台上有一個村莊,這就是褚美美和褚麗麗出生的村莊。

村莊的房屋普遍低矮破敗,很多人家的屋頂上還苫蓋著積年的黑色稻草,也有的是用石片作為瓦片。唯獨有一戶人家蓋著兩層樓房,紅磚綠瓦琉璃牆,鶴立雞群一樣地站在一大片低矮的房屋中,顯得異常氣派。這就是褚美美姐妹的家。

看到這樣一幢房屋,再看看褚美美姐妹倆的穿衣打扮,明眼人不用聯想就知道她們家的房屋是依靠什麼蓋起來的。

著名作家閻連科有一篇小說,寫的是有一個村莊,家家蓋樓房,是因為家家都有人在城市裡做小姐,是小姐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褚美美的父親是一個極度老實巴交的農民,他端出來兩張凳子讓我們坐在大門口,然後倒水沏茶,燒火做飯。褚美美的母親四十多歲了,但是風韻猶存,從眉眼中能夠看出年輕時候的俏麗。我們在大門口坐了很久,沒有見到一個年輕人,褚美美的父親說:「村子裡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年輕人都去了城裡打工,混得好的,還會回來;混得不好的,一年年都不會回來。」

我和譚警官都穿著便裝,褚美美的父母都不知道我們的真實身份,我們是以生意人的身份來到這座村莊的。所以,他們什麼都告訴我們。

褚美美的父親和我們交談了半個小時後,我走進樓房,看到牆壁上的鏡框裡有一張照片,照片上,兩個身材高挑兒的女孩子手拉手笑著,她們長得一模一樣,那是褚美美和褚麗麗。還有一張照片,是在一家工廠的門口拍攝的,不知道是褚美美還是褚麗麗,手臂搭在一個比她矮了一個頭的女孩子肩膀上,也在甜甜地笑著。

我指著那張工廠門口的照片問褚美美:「這是你嗎?」

褚美美說:「不是,是麗麗。」

我又問:「身邊這個女孩呢?」

褚美美說:「是我鄰居家的,她和麗麗一起出去打工的。」

和褚麗麗一起拍照的這個女子名叫夏荷花,她至今還在工廠裡打工。

夏荷花沒有手機,那時候的打工妹都沒有手機,一部手機上萬元錢,而打工妹的工資只有幾百元。那時候有手機的都是大款,而手機,也是那種像磚頭一樣大小的,名叫大哥大的玩意。這種手機的作用有兩個,一個是通話,一個是防身,因為這樣的手機扔出去,都能把狗砸死。

夏荷花很長時間沒有給家裡打電話了,她難以支付昂貴的長途電話費用,但是,她留給了父母一個傳呼號碼,這是一個數字傳呼,如果父母需要找她,則通過傳呼就能找到她。

傳呼,這是現在已經被淘汰了的通信工具,估計全中國都已經沒有人用了。傳呼是這樣使用的:你先用自己的電話撥打傳呼台,比如126或者127,這是國信傳呼台;比如198或者199,這是聯通傳呼台;每個傳呼台的前一個號碼是人工台,後一個號碼是自動台。傳呼也分為兩種,漢字傳呼和數字傳呼。如果對方是漢字傳呼,一般撥打人工台,傳呼小姐會把你的呼叫內容發在對方的傳呼機上;如果對方是數字傳呼,一般撥打自動台,你的電話號碼會直接出現在對方的數字傳呼機上。當然,漢字傳呼機價格高於數字傳呼機。一部數字傳呼機價格在一兩百元,一部漢字傳呼機價格在七八百元。

我們想在村莊裡呼叫夏荷花,可是全村僅有的一部電話安裝在村長家,而村長因為很長時間沒有繳納電話費,電話已經停機了。

那時候的電話和手機都要繳納座機費。座機費,簡直就是巧立名目亂收費。

我只能讓夏荷花的母親用我的手機,通過傳呼小姐,呼叫夏荷花。我的手機是工作手機,我和譚警官也只能共用這一部。誰拿手機,另一個人就拿對講機。兩個人之間的距離超過五百米,對講機就不能使用了。

我們一直等候了兩個小時,夏荷花的電話才回過來了,她氣喘吁吁,顯然是跑步趕來回電話的。

我在電話裡對夏荷花說:「我在你家中,最近要來省城,你媽媽讓我給你捎帶一些紅棗和核桃。」然後,我把電話交給了夏荷花的母親。

只要能夠給夏荷花捎帶東西,夏荷花就會主動聯繫我。

褚麗麗的案件,所有線索都已斷了,目前只能從她進入城市開始,重新尋找線索。

兩個出生在貧困山區的雙胞胎姐妹,怎麼生活作風會這麼隨便?我從這座鄉村也打聽到了一些情況。褚美美的母親從嫁到這個村莊開始,就作風不端,經常偷漢子。這個女人總覺得她應該嫁給一個城裡人,可是最終嫁給了一個農民,所以她心裡很不平衡,就在偷漢子中尋找補償。她的雙胞胎女兒耳濡目染,也很早就談戀愛,經常和不三不四的男人在一起。

原來,這一對雙胞胎的生活習性是遺傳的。農村有句俗語:逮豬娃要看母豬娘。意思是說,如果你想挑一頭健康的好豬崽,就要看豬媽媽是否健康。農村的父母在給兒女找對象的時候,一定要打聽這戶人家的為人怎麼樣,有沒有惡習。因為父母有問題,孩子也好不到哪裡去。父母走得端行得正,兒女一定也是正人君子。

褚美美姐妹倆和她們的媽媽就是證明。

回到省城後,我就約見了夏荷花。那個數字傳呼是她男朋友的,她的男朋友和她在同一家玩具廠上班。

和很多打工妹一樣,夏荷花性格內向,表情靦腆,生活的貧困和壓力讓她們思維遲鈍,缺少活力。而她們,正值青春年少。

夏荷花說,三年前,褚麗麗是和她一起離開山村來到城市打工的,她們先在飯店裡端盤子,打掃衛生;後來,一起辭職來到超市打工,做理貨員。就是在這時候,褚麗麗的身份證被人偷走了,她沒有再補辦。再後來,褚麗麗聽褚美美說當模特能賺錢,就一門心思想當模特。有一次,一家服裝公司招聘模特,要求身高170厘米以上。身材高挑、容貌靚麗的褚麗麗成了一名服裝模特,而身高達不到標準的夏荷花去了現在的這家玩具廠打工。

兩人因為工作分開後,就很少見面了。夏荷花能感覺到褚麗麗有錢了,她用上了手機,而且穿得也很時尚。還有一次,褚麗麗來看她,是一個男人開著汽車送來的。

我問:「你知道褚麗麗的錢怎麼來的嗎?」

夏荷花說:「不知道,聽說當模特能賺很多錢。」

我繼續問:「你認識那個開車的男子嗎?」

夏荷花說:「以前不認識,後來認識了,我有他的照片。」

夏荷花從隨身攜帶的坤包裡翻找著,找到了一個皮夾子。她的坤包和皮夾子一看都是地攤貨,夜晚馬路邊的路燈下就有老太太在擺賣,一個十元錢。夏荷花打開皮夾子,從夾層裡抽出了一張照片,遞給我。

這是一張四人合照,兩男兩女,兩個女的是褚麗麗和夏荷花,兩個男的呢?夏荷花指著個子矮小的那名說:「這是我的男朋友。」又指著那名高個子的男子說,「這是麗麗的男朋友。」四個人的身後,是一輛別克轎車,從四個人的腿腳縫隙,只能看到678三個相連的車牌號碼。

照片中的這名「麗麗的男朋友」,不是曾經大權在握的風衣男子,也不是房地產老闆樂青,更不是大學生郎先鋒,而是一個從來沒有進入過我們視線的男子。

我問:「這輛轎車就是褚麗麗他們開來的嗎?」

夏荷花說:「是的。」

我問:「褚麗麗的男朋友做什麼的?」

夏荷花說:「不知道,但是感覺他很有錢,他那次來請我們去吃大餐了,花了一百多塊。」

我又問:「他們感情好嗎?」

夏荷花說:「那次照完相,吃完飯後,他們就在爭吵,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情。」

我問:「你知道他現在在哪裡嗎?」

夏荷花說:「不知道,我和他們半年多都沒有聯繫了,我們不是一個檔次的人。」

現在,又冒出了一個男人,褚麗麗到底有多少個男朋友,也許無法統計清楚了。

褚麗麗的案件,會不會從這名男子身上打開缺口。

當天下午,我們就來到交警大隊,按照678三個相連的車牌號碼,查找這輛別克轎車,最後得知,這輛轎車是生產資料公司的公車。

我們立即來到生產資料公司,讓這輛別克轎車的司機辨認那個高個青年,他看了一眼就說:「這是我的初中同學康勝青。」半年多前的一天,康勝青來到生產資料公司要借用車輛,而司機就把單位的別克轎車借給了他。

康勝青在哪裡?司機說:「聽說他殺了人,跑了。」

我身上的毛髮突然一齊豎起,不由得睜圓了眼睛,我們辛辛苦苦查找了半年,原來兇手就在這裡。我們這半年一直不知道兇手是誰,而兇手的同學、朋友卻都知道了。

我極力壓抑住心中的狂喜,問:「不知道他殺了什麼人?」

司機說:「不知道,只聽說他殺了一個女的,殺人後就跑了。」

我問:「跑了多久?」

司機說:「起碼有半年了。」

我在心中暗暗想道:千真萬確,康勝青殺死的就是褚麗麗,時間吻合,性別吻合,他們感情又不好。這是一起典型的情殺案。

需要趕快追捕康勝青。

當時,我們還想去當地有關部門查閱一下康勝青的檔案資料,看他是不是有犯罪記錄,可是,那時候臨近年關,那天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找不到管理戶籍的人,我們不能再等了,只能自己主動出擊。

我們來到康勝青的家中,康勝青住在一幢古老的樓房裡,是那種計劃經濟時代建造的褸房,笨重而結實。樓道的走廊裡,堆滿了各家各戶的蜂窩煤爐子,一到做飯時間,煤球味和炒菜味就洶湧澎湃,穿梭來往,讓人無法通行。

居住在這裡的人,都是當初計劃經濟時代的工人,他們有的下崗,拿著低保;有的靠打零工維持家用。而居住在這裡的康勝青居然能夠和野模褚麗麗談朋友,花錢又那麼大方,可見康勝青的錢財肯定來路不正。

康勝青的父母居住在一間十多平方米的房子裡,房間陰暗潮濕,散發著一種濃郁的揮之不去的霉味。狹窄逼仄的房間裡堆滿了各種各樣老式的油漆斑駁的傢俱,傢俱上疊放著各式各樣的塑料包裝袋和吃完了還捨不得扔掉的油鹽醬醋的瓶瓶罐罐,可見康勝青的父母是一對錙銖必較、敝帚自珍的老人。

我們向老人打聽康勝青的下落,父親一聽到兒子的名字,就破口大罵,他說他早就與這個畜生斷絕了父子關係,他死在哪裡自己連看也不會看一眼;母親一直在牆角流淚,用袖管不斷地擦著紅腫的眼睛。這是一對看起來很老實的下崗職工。

譚警官和他們拉著家常,我的眼睛裝著無意地在房間裡瀏覽,突然看到擺放在牆角的垃圾筐裡,有一個被揉皺了的信封,團成一團。我裝著拍打褲管上的塵土,趁他們沒留意,將那個信封抓在手中,放進了口袋裡。

這對下崗老人居住在這裡,和外界幾乎沒有來往,誰會給他們寫信?我感覺這個信封可能有線索。

走出了那幢古老的樓房,我展開信封,看到下方是距離省城一百多里外的一座小城市的地址,而收信人的地址也不是這幢老式的居民樓,而是這座城市的另一個地方。這封寫給別人的信為什麼會出現在康勝青家中?信封裡沒有信紙,無法斷定是誰寫的這封信。

我又查看郵戳,突然發現郵戳的地址和信封下方的地址又不一致,兩地相距上百公里,寄信人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分析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寄信人寫好書信和信封後,在外地郵寄;另一種是寄信人故意這樣做,在寄信人地址處寫的不是自己的真實地址。

那時候電腦還沒有普及,手機也沒有普及,人們之間的來往通過書信,大街上隨處可見郵筒,只要走幾十米把書信放進郵筒裡就可以了,所以,寄信人沒有必要因為投寄一封書信,而奔波上百公里。所以,第一種可能排除了,而剩下的,就只剩第二種可能了,寄信人故意寫錯自己的地址,這是為了掩蓋自己的居住地。

然而,寄信人沒有想到,郵戳的地址是真實的,他這樣做只會欲蓋彌彰。

這封信一定是康勝青寫來的,他現在就藏身在郵戳所在的地址——距離省城一百多公里外的一座小鎮上。

康勝青擔心寫給家中的信件遭到檢查,就寫給本城的一名親戚,然後由親戚轉交給他的父母。

我們馬上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到這戶人家,然而他們矢口否認最近收到過信件,也信誓旦旦地說,不認識一個叫康勝青的人。

我們又問,是否在認識的熟人中,有一個姓康。他們照樣矢口否認。

疑團更大了。

他們是在說謊。如果他們不認識一個姓康的人,那麼,寫給他們的信件,又怎麼會出現在康勝青家中?

我們又拿著這個信封,來到生產資料公司,尋找那輛別克的司機。很不巧的是,這位司機送領導回家了。我們打聽到領導的手機,撥打後,他告訴了我們他目前所在的準確方位。我們又開著車一路疾駛,找到了司機。

這位司機和康勝青是同學,他一看到信封上的字跡,就說:「這是康勝青寫的。」

剩下的就是需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康勝青。

我們連夜趕往那座深山中的小鎮,汽車駛上小鎮的青石板路面時,晨曦剛剛照亮了街道兩邊店舖的屋頂。一想到奔波了半年,踏破鐵鞋尋找的兇犯,就隱藏在這座小鎮上,我們渾身的細胞就勃勃跳躍。

這天已經是大年三十了,街道上已經出現了放鞭炮的孩子,一些穿著新衣服的農人高高興興地走出家門,準備去置辦年貨,空氣中氤氳著一種新年的喜慶氣味,家家團聚,可是我們還要在這裡破案。沒辦法,做警察就是這樣,一穿上這身衣服,就身不由己。

鎮子上有幾十家商舖,書店、水果店、糧油店、理髮店、紙花店、縫紉鋪、雜貨鋪、棺材鋪、鐵匠鋪、蔬菜鋪……沿著街道兩邊排開,因為是舊年的最後一天,店老闆們也都早早開門了,準備只開半天門,後半天就收拾東西,回家過年。當然,紙花店和棺材鋪的門店沒有打開,沒有人願意在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買棺材和紙花。

鎮子上沒有派出所,在西北的很多地方,因為地廣人稀,往往幾個鄉鎮才有一個派出所,一個派出所要管理方圓幾十里甚至幾百里的村鎮。鎮子沒有派出所,但是鎮子有很多城市人沒有見過的小單位:抽水站、文化站、拖拉機修理站、糧站、郵電所,這些小單位都無一例外地烙上了鄉村的特色,它們普遍簡陋、寒磣、低矮、蕭條。

我們走進郵電所,郵電所裡只有一名老職工值班。我們拿出那封落款和郵戳不一致的信封讓老職工回想,老職工說:「這封信我見過,每隔兩個月就發一封這樣的信,都發了三四次了。每次我蓋郵戳的時候,都感到奇怪,怎麼寄信人是在外地啊,外地人怎麼總在我們這裡發信?而且每回寫的寄信地址都不一樣。」

我問:「這些信件是一個人所寫嗎?」

老職工說:「從字跡上看,是一個人寫的。」

我問:「你記得是誰發的這封信嗎?」

老職工搖搖頭:「從來沒有見過人,我每次都是從門口的郵筒裡取信的。」

郵電所門口有一個郵筒,當地人如果需要寄信,只需要把貼好郵票的信件扔進郵筒裡就行了。這個小鎮沒有多少人,每天發出的信件並不多,有時候幾天也沒有一封信件。所以,老職工對這幾封奇特的信件記憶深刻。

這個人就是康勝青,他過年不敢回家,前幾天才在小鎮給父母寫了一封信,現在一定還在小鎮上。

小鎮上的人並不多,很多人在這裡居住了幾十年,彼此都非常熟悉,如果有一個陌生人來到這裡,很多人都會翹首觀望,因為這個偏僻閉塞的小鎮,難得會有外地人來。

我拿出夏荷花提供的那張照片,指著康勝青問老職工:「這個人,你認識嗎?」

老職工瞇縫著眼睛仔細端詳著,想了想說:「面相看起來很熟悉,我應該見過。你等一等。」

老職工走了出去,過了幾分鐘,他領著一個小伙子走進來,指著小伙子給我們介紹:「這是我侄兒,在街道對面開文具店,他興許認識。」

小伙子只看了照片一眼,就說「啊呀,這是理髮店的小陳啊。」

在小伙子的帶領下,我們直撲理髮店,理髮店距離郵電所只有20多米。因為年關將至,理髮店的生意特別火爆,靠牆擺放的連椅上,坐滿了排隊的顧客。一個個子高高的男青年在鏡子前專心致志地剪髮,另外一個女孩子在洗頭盆前給顧客洗頭髮。

小伙子對著理髮店喊:「小陳,有人找你。」

男青年回過頭來,我一眼就看出來,那就是我們要找的康勝青。那天我們都穿著便裝,康勝青疑惑地看著我們,他的手中還握著剪刀。我用省城的口音叫了一聲「康勝青」,康勝青就嚇壞了,面如土色,剪刀掉在了地上。

我說:「康勝青,跟我回去吧。」

康勝青突然大聲喊道:「人不是我殺的,人是馬良和王強殺的。」奇怪了,殺害一個女孩子,居然還需要三個人,難道他們中有動手的,還有放哨的?

難道殺害褚麗麗的,是一個黑社會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