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音樂尚不如繪畫的進步，當然比現代的西洋音樂落後很多。可是我們古時的音樂水準，並不在西洋之下。西洋古希臘發明十二律的時候，我國也從五音、六律、七律而達到十二律的發明。
五音即宮、商、角、徵、羽，代表ㄨㄛㄜㄧㄩ五個由低而高的聲音，是歌唱時的音階。六律是六支長短不同的竹管，可以吹奏六個高低不同的音，大約就是五音以外再加一個變宮。後來又加一個變徵，就是七律。這七個音的次序如果是從徵開始，即徵、羽、變宮、宮、商、角、變徵，則與風琴上CDEFGAB七音相同，半音都在第三、四音及第七、八音之間。不過我國古代是以宮為第一音的。
十二律則繫在此七音之間再插入五個音，好像風琴上七個白鍵之間插入五個黑鍵一樣。十二律的名稱和次序，是黃鐘、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鐘。這十二律是十二個固定的音，還可以加上長度加倍的一組（倍律）為低音部，長度折半的（半律）為高音部。戰國時發明十二律旋相為宮，那宮、商等七音便成了多來米化似的唱音，可以從任何律開始，以形成高低不同的調式。據《管子》、《呂氏春秋》、《史記》等書記載，這十二律管的長度有一定比率，如四比三或三比二是，因之就有所謂「三分損益」的理論。
三分損益包含減三分之一及增三分之一的兩種關係，如以黃鐘為基本律，依黃鐘那根竹管的長度減三分之一，而成較短的林鐘，就叫做黃鐘下生林鐘。再以林鐘的長度作標準，增加三分之一，而做成稍長的太簇律管，就叫做林鍾上生太簇。照這個樣子，太簇又下生南呂，南呂又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又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仲呂下生半律黃鐘。古希臘十二律也是根據三分損益的原則制定的，但系用弦定音，不用竹管。我國至西漢末年，京房也發明用弦定音。這種由三分損益原則而規定的十二律，包含大、小兩種半音，半律黃鐘也太高了，並不是純八度音程，很不便於旋相為宮。所以到了南北朝宋元嘉中，何承天發明十二平均律，使每個半音相等，而高音黃鐘恰好比黃鐘高八度。但他還沒有計算到十分精密。到明代朱載堉，便將何氏理想完全實現，西洋人至1691年方才發明十二平均律，比何氏遲了一千二百年，比朱氏也遲了一百年。
我國雅樂中最重要的樂器，包括鍾、鼓等敲擊樂器，笙、簫等管樂器，琴、瑟等絃樂器三類。而最重要的是七絃琴。但七絃琴音過低，不便於在大庭廣眾中演奏。現在雅樂已不流行，僅文廟祭祀時採用它，並與古舞相配合，因為雅樂的傳統在南北朝時已經中絕，唐宋以後，只知機械地師古而不能改進它，因此就不足重視了。南北朝時，因為阿拉伯琵琶經龜茲傳入中國，我國音樂於是開始胡樂化，同時雅樂俗樂化。
唐宋時代，音樂重心已不是雅樂而是燕樂。唐代燕樂即梨園樂，是伴奏歌舞及簡單戲劇的，以琵琶為主樂。宋代燕樂，以觱篥為主樂，觱篥也是從龜茲傳來的，是管樂器。元明以來，歌劇發達，伴奏音樂足以代表當時的國樂，而主要樂器也無不是外來的。元曲伴奏以三弦為主，南曲伴奏以笛為主，昆曲盛行後，無論南北曲，均用小工笛伴奏。皮黃戲之主樂為京胡，梆子戲之主樂為胡呼。笛系漢朝西域傳來的「橫吹」，三弦胡琴來自蒙古。
近代昆曲與皮簧的盛衰，和音樂頗有關係。昆曲以樂曲遷就字音，違背了歌唱藝術的主要原則，所以失去了它的地位。皮簧代興，犧牲字音以遷就樂調，頗有流暢自然之美，但樂曲只有幾個固定的，變化太少。而昆曲與皮簧兩種東西，都不能像西洋音樂一樣，以音樂描寫詞句的意義，使人於未聽詞句以前，一聞音樂，就已大受感動。這尤其是我國音樂落後的表現。
我國器樂單奏，在周朝即有俞伯牙《高山流水》的名曲，晉代亦有嵇康的《廣陵散》。復音音樂也發生很早，《周禮》所稱「奏黃鐘，歌大呂」，即是短二階的歌奏和聲。西洋復音音樂產生於十世紀，在《周禮》出世後八九百年。然而在今天，西洋音樂大進步，而我國國樂水準還和數千年或數百年前一樣，甚至退化了。我們在輸入西洋音樂之餘，是不是可以借助於西洋現代音樂，而改造國樂樂器與樂曲等，以成功新型的國樂呢？這就是新音樂家與國樂家的共同責任了。（國樂書籍有宋代沈括《夢溪筆談》，明朱載堉《樂律新書》，清陳澧《聲律通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