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的工作有三方面可說：一是史料方面，過去帝王起居注一類的無意義史料，已經刪除，另外卻發現許多新的史料，例如：（1）殷墟甲骨文及古器物的發掘，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等都有研究報告。如王之《殷虛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足證《世本》及《史記》的殷商帝系為實錄，又王氏的《殷商制度論》也很重要（參看第三節）。（2）西域考古的種種發現，羅振玉曾根據它編成《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及《鳴沙石室佚古續編》。（3）清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此物首先是羅振玉氏在北平市肆中發現，正有一批檔案已作廢紙出賣，將運往造紙工場去作原料，羅氏出重價收買之，編《史料叢刊》十冊。另一批未賣掉的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存整理，曾編成《明清史料》三集，每集十冊。（4）各民族文字的發現。中國史上若干民族的語文，現在已不可通曉，如遼、金、西夏文字，近年從北方各處石刻及地下發掘，逐漸發現，而且在西北各地發現了佉盧文、回鶻文、粟特（康居）文等。西南邊疆民族文字，有丁文江氏《爨文考釋》一書。（5）吉金文字的研究，見前第二八節。（6）無文字史料的采獲，即各地發掘的銅器、陶器、石器等。
一是研究工具方面，比過去擴大加多，如地質學、考古學、古生物學、解剖學、金石學、語言文字學等科學，都能幫助我們鑒別種種史料。某次一德國地質學家在北平見市上有賣龍骨治病的，他買來研究，發現似乎是第三紀人類的化石，可見隨處都是史料。
一是著作方面，綜合性質的有新通史的編著，章太炎曾擬《通史略例》而未寫，現有鄧之誠、章嶔、呂思勉、周谷城諸氏先後發表的著作，分析性質的有學術史、文化史、經濟史、政治思想史、音樂史、美術史、文學史、哲學史等等的專史產生，商務館的《中國文化史叢書》，包括專史至四十餘種，而社會發展史的問題，尤其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和討論。
在五四運動以後不久，以疑古精神為中心的國故整理，對於中國古代史曾盡了一種開闢道路的職任。過去一般好古崇古的學者，無論是理學家或考證學家，都相信古書上三皇五帝堯舜的故事為完全真實，因為他們不敢懷疑經典。自顧頡剛氏《古史辨》的皇皇大著出版，許多迷信古書的人為之震驚。比方說「禹是蟲」之類，這是過去考證家所不敢說的。這些疑古的學者，認為那些可作古代史料看的六經也不可靠，如《尚書》梅賾偽古文固不用說，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也沒有信史的價值，至於《易經》乃是一部卜筮之書，更不能作上古史料看，因此對於唐虞夏商的歷史，只好存而不論，要作史只可從春秋時代起。
這種存疑的態度為另一派新史學家所不滿，於是他們又開始運用科學的方法來進行中國原始社會史的研究。最初的一部著作就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利用《詩經》、《書經》、《易經》中的史料，又根據銅器銘文及殷墟甲骨文字的考證，旁采《山海經》、《楚辭》、《淮南子》等書裡面的神話，而加以合理的解釋，使那些荒誕不經的傳說，都成為古代歷史事實的說明。過去周秦諸子以至司馬遷一直到清代樸學大師們都不曾理解三皇五帝時代的歷史，因為他們都是用後世封建國家的制度去想像古代，而把古代傳說描寫成為帝王的故事。現在新史家根據社會由野蠻進文明的發展法則去分析那些傳說，便知古代沒有帝王，只是共財同居的部落的酋長。
繼郭氏而發表古史研究文字的是呂振羽，他應用舊石器、新石器時代的出土古物，配合著民俗學的知識，而同古書上的神話傳說相印證，寫出一部《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最近又有一部《中國原始社會史》出版）。郭、呂兩氏的意見雖然還不足為定論，但比之僅僅存疑的學者們是進了一大步，是表現了更深刻的見解。
關於中國社會發展史的時期區分，各史家還沒有統一的意見，如郭沫若把殷商看做氏族社會，西周看做奴隸社會，春秋以後看做封建社會，但呂振羽則認為殷商是奴隸社會，西周以後為封建社會，這是比較合理的兩派，還有種種離奇的意見，茲不贅述。
總之，這些新史家的觀點，與主張「六經皆史」的章實齋、章太炎諸氏以及懷疑古史不可靠的胡適之、顧頡剛諸氏，都有所不同。章氏過於相信古書，胡、顧則過於排斥神話傳說，但郭、呂諸氏能以另一種眼光來觀察那些荒誕的神話與不可靠的傳說（參看第三四節）。他們的古書新讀法，是從來一般國學專家所不曾發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