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讎之學有廣狹兩義。廣義的校讎學，包括校勘學、版本學及目錄學三部分的內容，其任務是：搜集圖書，辨別真偽，考訂誤謬，釐定部次，裝潢保存，即整個整理書籍的專門事業，有一部分和現代圖書館學極相類似。狹義的校讎學就是校勘學，只是比勘篇籍文字而求其正確，而改正古書因傳寫日久而產生的錯誤，盡可能地恢復其本來面目。
校讎兩字的意義，就是劉向《別錄》所謂「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校勘的法子以後者為好，因為單用一種本子，校其上下，所得的謬誤是有限的，必須用不同的本子對勘，「若怨家相對」，方才可以發現較多的錯誤。
公認為校讎學的先驅者是劉向、劉歆兩父子。漢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術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向死，他的兒子歆繼其業，總群書而為《七略》。劉氏校書的方法是相當精密的，大約可分幾點：（一）根據許多版本，互相對勘，錯誤則改正，遺漏則補充，重複則刪除；（二）古書多沒有載篇名書名的，他們按照內容替它分篇，加篇名書名；（三）寫內容提要及介紹批評的文字，並敘述學術源流派別等。
後來唐朝陸德明，宋代岳珂、周必大、彭叔夏，對校讎學都有成績表現，周、彭校刻《文苑英華》一千卷，方法尤其切實。
清代樸學盛時，校讎學成了一個重要部門，包含考訂文字及事實，輯補逸文等工作在內。重要的成績表現，有顧炎武的《九經誤字》，齊召南的《註疏考證》，阮元的《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王引之的《經義述聞》，俞樾的《群經平議》、《諸子平議》等，這些書都是由校書所得的材料編成的。此外，以校讎著名的還有戴震、盧文弨、丁傑、顧千里（廣圻）等，連上面那些人共計，有三十一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