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以周秦諸子時代最為發達，當時諸子百家，各有專長，不相剿襲。自漢朝表彰六經，儒家定於一尊，諸子之學衰落，而經學成為唯一的學術。兩千年來，除解釋經書外無學問。但到了清代，似乎從解經之中有開闢一條新路的趨勢。
過去漢儒解經，注重字句的解釋和制度的考證，但宋儒反對漢儒的方法，主張依經義而修養心性。清初學者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諸儒無補時艱，於是起而批評宋明心性之學的流弊，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然而他們所謂實學，仍然以通經致用為中心，因此即便是非常留心當世之務的顧亭林，也不敢稍為懈怠他的經學研究，並由經學而奠立了清代考證學的初基。顏習齋（元）、李恕谷（塨）繼起，提倡實踐，反對空言，無論性理考據，都在排擊之列，但由於他們要實行三代政治，最後也不得不歸於考古。其後戴東原（震）出來，一方面以新理學姿態批評宋明思想，一方面繼承顧亭林的考證學而加以發展。同時惠定宇（棟）亦標榜漢學。惠、戴以後，繼起有人，考證學派於是佔了學術界的支配地位。
但正統的考證學派繼承東漢經師為學而學的精神，埋頭研究，不談現實政治，到道光、咸豐以後，內憂外患交逼而來，不容許士大夫脫離現實，於是正統漢學又逐漸衰落了。代之而興的於是有繼承西漢學者經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學派。公羊學派中的康（有為）、梁（啟超），最後亦不嚴格地遵守西漢經說，而直接以己意解釋孔孟，以作維新運動的根據，清代思想如再進一步，就有解脫孔孟束縛的可能。
本來正統派中著名的學者如王念孫、王引之、俞樾、孫詒讓以及最後的章炳麟，都是對孔孟以外的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們開始的時候只是「以子證經」，拿子學做經學的工具，其結果便使擱置了幾千年的諸子學說也為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譚嗣同，更主張「沖決一切網羅」（見《仁學》）。這種發展的趨勢，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顯然的。因此梁啟超曾說清代很像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但是有一個問題。歐洲的文藝復興，是研究希臘羅馬的古學，解放中世紀的思想鐐銬，其結果引起了近代科學的勃興；中國的文藝復興，是闡揚周秦時代的古學，解放秦漢以來儒家思想的束縛，其結果應當也引起科學的發達，可是我國的科學為什麼沒有發達起來呢？這是清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及反動政治的妨害所致。
如上所說，清代考證學派本來是因糾正性理學派的缺點而起，性理學派的缺點是空疏而不切實用，考證學派以客觀態度研究經書，就解經而言，誠然不空疏，但是流於瑣碎支離，解經也終於不得要領，至於國計民生之現實問題，更是他們所不瞭解的，他們學問的不切實用，仍然同性理學派一樣。晚清諸學者因為受了列強入侵的刺激，及外來思想的影響，大家對於現實問題有所主張，如康有為的倡導維新，章炳麟的參加革命，他們各自代表考證學派的一分支，作為兩千年來經學的光榮的殿軍者。
辛亥革命以後，儒家的地位，至少在一般學者的眼裡，已經回復到與諸子同等的地位，國學不應當再以解釋經書為唯一任務，已是當然之理，而自己創立的學說，尤其不必假托古人的招牌來傳佈，也是毋庸多說的。不過前代學術的源流和得失，可供我們借鏡的地方很不少，而且他們整理古代典籍的成果，很可以供我們利用，所以我們不能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