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論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與《大學》《中庸》《孟子》《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並稱“四書五經”。通行本《論語》共二十篇。
《論語》首創語錄之體。漢語文章的典範性*也發源於此。《論語》一書比較真實地記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禮”和“中庸”。
《論語》的語言簡潔精煉,含義深刻,其中有許多言論至今仍被世人視為至理。
《論語》以記言為主,“論”是論纂的意思，“語”是話語，經典語句，箴言，“論語”即是論纂（先師孔子的）語言。《論語》成於眾手,記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傳弟子,也有孔門以外的人,但以孔門弟子為主.《論語》是記錄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書。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於變化，娓娓動人。
《論語》又善於通過神情語態的描寫，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征聖》）；書中不僅有關於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於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回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欲 慎施於人”，答司馬中“仁者其言也訒”。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中則答以細目。又如，同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論語》是名列世界十大歷史名人之首的中國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門人記錄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書於戰國初期。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到西漢時期僅有口頭傳授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計有：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20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22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論語》21篇。西漢末年，帝師張禹精治《論語》，並根據《魯論語》，參照《齊論語》，另成一論，稱為《張侯論》。此本成為當時的權威讀本，據《漢書·張禹傳》記載：“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東漢末年，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考《齊論語》《古論語》，作《論語注》，是為今本《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不久亡佚。現存《論語》20篇，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章，記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
五四運動以後，《論語》作為封建文化的象徵被列為批判否定的對象，而後雖有新儒學的研究與萌生，但在中國民一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國並未形成新的氣候。時代的發展，社會的前進，不能不使人們重新選擇新生的思想文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社會主義新文化的誕生與發展 。
然而，嚴峻的事實是，一個新型的社會，特別是當它步入正常發展軌道的時候，不能不對自己的民族精神及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反思，這是任何一個社會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所不能忽視的重要環節。特別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們重新認識，重新探索。這使我想到人類的共性*與個性*，文化的共性*與個性*，民族文化的辯證否定本性*。同時，也使我感到一毛一|澤|東“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思想的價值之所在 。
事實上，當我們擺脫了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真正確立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並用它剖析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就會發現其中的精華，《論語》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認，《論語》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極之處，但它所反映出來的兩千多年前的社會人生一精論，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華民族文明程度的歷史展示。即使今天處在改革開放、經濟騰飛、文化發展的時代大潮中，《論語》中的許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和時代價值。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俄語：. 兄弟排行第二,故也有人稱為孔二,春秋後期魯國人，漢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歷八月二十七日）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魯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農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3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南岸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北宋政治家趙普曾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
《論語》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典著作，許多篇章談到做人的問題，這對當代人具有借鑒意義。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來，一個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僥倖而避免了災禍。按事物發展的邏輯推理，這種靠僥倖避免災禍的人遲早要跌觔斗。
其二，做人要重視“仁德”。這是孔子在做人問題上強調最多的問題之一。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於第一位的。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這說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才有意義。孔子還認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裡仁》）“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季氏》）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力量。
那麼怎樣才能算仁呢？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只有克制自己，讓言行符合禮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禮，天下的人就會讚許你為仁人了。可見“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後天“修身”、“克己”的結果。當然孔子還提出仁德的外在標準，這就是“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即剛強、果斷、質樸、語言謙虛的人接近於仁德。同時他還提出實踐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陽貨》）。即恭謹、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他說，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家擁護，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眾。孔子說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當然，在孔子看來要想完全達到仁是極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即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用禮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同時也要重視向仁德的人學習，用仁德的人來幫助培養仁德。而仁德的人應該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希望達到也幫助別人達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幫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溫習了呢？強調從自身出發修養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孔子強調做人還要重視全面發展。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即：志向在於道，根據在於德，憑籍在於仁，活動在於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那麼孔子為什麼強調做人要全面發展呢？這裡體現了孔子對人的社會性*的認識，以及個人修養的相互制約作用，他說：“舉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即：詩歌可以振奮人的精神，禮節可以堅定人的情操，音樂可以促進人們事業的成功。所以，對於個人修養來說，全面發展顯得極為重要。
關於君子人格的塑造
《論語》許多篇幅談及君子，但這裡的君子是一個廣義概念，重在強調一種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個不同於平凡的人。為實現這一目的，《論語》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標準及道德修養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認為作為君子必須具備多種才能，不能只像器一具一樣，而應“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衛靈公》）也就是說，君子應以道義作為做人的根本，按禮儀來實行，用謙遜來表達它，用忠誠來完成它，否則就談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視自我修養。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裡仁》）在孔子看來，作為君子就必須重視仁德修養，不論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離開仁德。同時曾子認為，君子重視仁德修養還必須注意三個方面的規範：一是“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二是“正顏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說，君子要嚴肅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臉色*，注意自己的言辭。只有這樣才能使人對你尊敬，信任，溫和。同時，孔子還認為“君子泰而不驕”（《子路》）；“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一黨一”（《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稱焉。”“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即作為君子應心境安寧而不傲慢，態度莊重而不與人爭吵，能合群而不結一黨一營私；君子要重視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對社會多做貢獻。只有這樣才能稱得上君子的修養。
其三，君子要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孔子認為，君子除了自我修養，還要重視用“戒、畏、思”幾項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這些思想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對君子的要求，概括起來有三點：一是要隨時注意戒除個人的慾念；二是處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無忌憚；三是認真處理，隨時嚴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義避利，追求道義。孔子認為，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差別還在於具有不同的生活態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認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裡仁》）“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裡仁》）也就是說，作為君子只有重視道義，追求道義，才能與小人區別，才能真正體現君子的精神。同時，孔子還認為，君子必須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即所謂：“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裡仁》）“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
其五，君子不一黨一。孔子認為，君子之間的交往應該做到“周而不比”；《論語·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同時還要“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是簡單的相加，而是一種和諧的共生關係；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一黨一。”
關於學習
《論語》中關於學習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鑒。這些思想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關於學習的態度。孔子認為，追求學問首先在於愛學、樂學，這是關鍵。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即真正愛好它的人，為它而快樂的人才能真正學好它。孔子讚揚的顏淵就有這種發憤好學的樂觀精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其次，要“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述而》）即學習要有踏踏實實的精神，默默地記住學到的知識，努力學習而不滿足。第三，專心致志，知難而進。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裡仁》）讀書的人要立志於追求道義、真理，要專心致志，不要為 世俗所累。同時，他還認為追求學問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要敢於知難而進，“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針對冉求在學習問題上認為自己能力不夠的思想，孔子認為所謂能力不夠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來，你現在以能力不夠劃地自限，實際上是沒有堅持到底的緣故。在這裡孔子勉勵冉求要知難而進，只有這樣才能得道。事實上孔子自己就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虛心求教，不恥下問。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這說明學無常師，作為人應隨時隨地注意向他人學習，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孔子提倡和讚揚“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裡仁》）體現了孔子嚴謹的治學態度。
2、關於學習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談中多處提及學習方法問題，最著名的莫過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與此同時，孔子還特別強調學思結合，勇於實踐。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只讀書而不思考就會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讀書就會精神疲殆。要求人們把學習積累和鑽研思考相結合，不能偏廢。另外，孔子還非常重視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對一知半解，淺嘗輒止。
3、關於學習的內容。孔子主張學習要博，要廣，不能偏頗、單一。他提出要用四種東西作為自己的學習綱要，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識，品德修養，忠誠篤厚，堅守信約。這四項內容對於自己和別人都具有重要意義。孔子在重視博學的同時，也強調學習要抓根本的東西，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這裡孔子在回答子貢的問題時，說明自己的“多學”是相對的，在多學的基礎上，我是用一個道理來貫穿自己的學說的，這個道理就是學習的根本，學習重在抓住根本。這裡孔子間接地說明了博與精的關係，值得借鑒。
4、關於學習的目的。孔子認為，學習必須有明確的目的，但重點在於“學以致用”。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也就是說，熟讀《詩經》三百篇，交給他政治任務，卻辦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國，又不能獨立作主應對；這樣，雖然書讀得很多，又有什麼用處呢？又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也就是說，品德不去修養，學問不去講習，聽到正義的事不能去做，有錯誤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論和實際不能結合，這才是我們憂慮的。由此可見，讀書的目的，不在於死記書本，而在於應用，在於實踐，在於“舉一反三”地靈活運用知識。關於這一思想，在孔子的學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現出來。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路》）也就是說當官時有餘力就應該學習，學習後有餘力就可以做官。這一思想實質上也體現了學與用的關係，要想當好官必須學習，學習的目的應是更好地當官，體現了學習與應用的關係，也體現了孔子辦私學的目的，即通過教育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讓他們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師培養政治人才，當然在孔子看來，學習的目的也在於對道義、真理的追求，“士志於道”，“朝聞道，夕死可矣”。（《裡仁》）
關於教育
孔子作為我國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許多有才幹的學生，在教育實踐中取得了豐富經驗，《論語》一書對此有較多的概括。
其一，關於教育指導思想。孔子主張“有教無類”（《衛靈公》），即受教育者不應分貴賤、賢愚，應該機會均等。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級界限，擴大了教育對象，使教育擴及於廣大平民，這在當時無疑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
其二，關於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張“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也就是說對於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以於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為貫徹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對自己學生的觀察瞭解，諸如“由也果”、“賜也達 ”、“求也藝”（《雍也》），在此基礎上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辦事畏怯，所以要鼓勵他；子路膽大過人，自以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孔子還重視誘導式的啟發教育，不要求學生死讀書，而貴在觸類旁通，即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子夏談詩“巧笑倩分，美一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從而體會到“禮”應該以忠信仁義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稱讚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與信《詩》已矣。”（《八佾》）能啟發我的人是子夏啊！現在我可以與你談論《詩經》了。顏淵聽老師講學後“亦足以發”（《為政》），子貢也說他“聞一以知十”（《公冶長》），所以孔子特別稱讚顏淵的聰明好學。這正是啟發誘導式教育的必然結果。孔子特別強調“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時，我不去啟發他，不到他想講而講不明白時，我不去開導他。例舉一個道理而他不能類推出三個道理，我就不再教誨他了。孔子還強調在實行啟發誘導的基礎上，必須注意循序漸進，即：“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這種使學生竭力鑽研，“欲罷不能”的情狀，正是對循循善誘啟發教育的寫照，在我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關於教育的基本內容。孔子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內容十分廣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貴族學校所用的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氏》）由此可見，孔子是以詩、書、禮、樂為普通教材教育學生的。至於“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進行研究並付諸教學的內容，所以孔子說：“五十以學《易》”（《述而》）。也可能因為《易》、《春秋》是比較精深的學科，只有少數高材生才能學習，所以說“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麼，在這些教學內容中孔子最為重視的是什麼呢？從《論語》的許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詩》《禮》是孔子教學的主要課程。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季氏》）“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這些思想說明，孔子不僅重視《詩》《禮》的教育，而且重視這些內容的總結挖掘與研究，它對中國古代教育內容的豐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其四，關於教育的培養目標。在孔子看來，進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義禮淨化人們的靈魂，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於培養具有仁義之心的“仕”、“君子”，以為當時的社會服務，這就是他著名的“學而優則仕”思想（《子張》）。正因如此，當季康子問他的弟子仲由、子貢、冉求能否“從政”的時候，孔子滿口答應可以“從政”（《雍也》）。事實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門生中，從政者為數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對參政。這說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養目標與當時的社會需要是相統一的，體現了教育的社會價值。當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體現著階級屬性*，但作為社會的人，孔子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倡導的許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類共性*的成分，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應予以辯證地分析和揚棄。
關於務政
《論語》中關於務政的思想是“學以致用”思想的具體體現，對此，《論語》中對務政的標準也作了具體說明。
1、關於務政的對象。孔子認為只要懂禮、有道、正直，並具備一定的從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務政。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問：“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問：“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也就是說，只要人具備一定的參政素質，諸如果斷、達理、多藝就可以參政。
2、關於務政的基本要求和標準。從政者必須勤勉忠誠。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顏淵》）“先之勞之”，“無倦”（《子路》）。也就是說在位不松一弛懈怠，執行政令要忠心，要帶頭、勤勉，辦事不要鬆懈。從政者必須溫良恭儉讓。陳子禽向子貢問道，“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學而》）也就是說孔子來到一國就一定會知道這裡的政事，就是因為先生有溫和、善良、恭敬、節儉、謙讓五種美德。而這五種美德也間接地說明參與國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談論鄭國賢相子產時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正是由於子產的這種莊重、恭敬、恩惠、道義和美德，才能使他處於鄭國的賢相位置。
3、要言行一致，舉止端莊。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衛靈公》）也就是說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張為他人接受，必須心意誠懇，行為端莊，這樣你的主張就可以行得通了。
4、要眼光遠大，依次而進。子夏當了莒父的縣長，向孔子請教怎樣理政。孔子說：“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們處理政務不要圖快，貪圖眼前利益，圖快反而不能達到預期目的，貪圖小利反而辦不成大事。而應眼光放遠，依次而進。另外，孔子還認為在處理政務時應當慎重，要深入實際，多聽多見，瞭解實情，以免犯錯誤。即所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為政》）
關於治國與安邦
孔子作為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其有關治國的道理在《論語》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來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治國的根本在於“人倫綱常”。齊景公問孔子怎樣治國，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即要治理好國家，君主必須像個君主，臣子必須像個臣子，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這一思想雖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倫理觀念，但在封建社會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倫理綱常確實起到了治理國家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在階級社會裡，不論處於什麼時代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職。否則國將不國，政將不政，社會將混亂不堪。那麼孔子為什麼強調以“人倫綱常”治國呢？孔子回答子路的問題時作了說明，子路問孔子：“衛國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當然孔子也認為，重視倫理綱常的作用也不能脫離禮讓。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裡仁》）即用禮讓的精神治理國家，國家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人倫綱常的禮才能得以保證。在這裡禮讓成為維繫人倫綱常的精神紐帶。
2、治國的前提在於君子主要嚴於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國家，必須端正自己本身，嚴於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國政就不會有什麼困難，如果自己不端正，隨一心一所一欲，為所欲為，就不可能去端正別人，其國家也無法治理。孔子還 以舜為例說明君主嚴於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孔子看來，真正能從容安靜使天下太平的人一大概只有舜吧？那麼他做了些什麼呢？也不過是莊嚴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罷了。這裡舜的莊嚴端正行為正是他實現太平世道的關鍵所在。
當然，孔子還認為君主治國除了行為端莊之外，還應重視才智禮儀仁德的關係，這些都是治國不可偏廢的條件。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衛靈公》）即靠聰明取得了地位，不能用仁德去保持它，雖然得到了地位，也一定會失去的。靠聰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持它，假若不用嚴肅的態度來治理百姓，那麼百姓就不會尊敬他。靠聰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護它，能用嚴肅的態度治理百姓，而不用禮義教化人民，那也算不得完善。可見治理好國家對君主的要求應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另外，孔子還總結了歷代聖明君主治國的道理，重在寬厚、誠信、勤敏、公允。即：“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有功，公則說。”（《堯曰》）
3、治國的基本方法，“選才、富國、育人，立法”。孔子認為君主管理國家大事，要處處從大局著眼，重視選拔優秀人才。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路》）同時要重視富國，教育民眾。有一次，孔子到衛國去，冉有給他駕車，孔子說：衛國的人口真多啊！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這裡孔子強調在衛國這樣一個眾多人口的國家，要治理好它，首先要讓他們富起來，然後使他們再受教育，提高他們的素質。另外，孔子也特別重視法制對國家的治理作用。有一次顏淵請教老師怎樣治理國家，孔子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婬*，佞人殆。”借鑒夏、商、週三代的古德，取其精華，捨其糟粕。在這裡孔子不僅強調了法制對治國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古為今用的思想方法也值得今人學習。
4、治國的基本原則，講究信用，愛護人民。孔子認為治理好國家，君主一定要重視人品、道德，要講究信用，愛護民眾，這是治國的基本原則。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即治理一個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家，就要認真對待政事，並講究信用，取信於民。同時還要節省儉用，愛護人民，役使人民要不違背農時。只有這這樣才能處理好君主與人民的關係。
總之，《論語》從多種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徵，在學習研究《論語》的過程中，很有必要把《論語》的思想體系化，科學化，更好地理解《論語》中的思想精神。要做到“古為今用”，就要研究《論語》思想的時代價值，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服務。事實上，作為兩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們今人有許多共同之處，其中的許多思想是當代人的精神和楷模。這說明古代的思想家與我們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當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歷史局限性*，這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華，而不是簡單地全盤否定或全盤肯定。
論語值得所有人去學
關於中醫
在《論語·子路》中記述了一段關於孔子對“恆”德的評價，可以看作聖人對醫生的道德期望。原文：
子曰：“南中已有人云：‘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