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爆發了，氾濫全歐，佔據了貝多芬的心。波恩大學是新思想的集中點。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貝多芬報名入學，聽有名的厄洛熱·施奈德講德國文學，——他是未來的下萊茵州的檢察官。當波恩得悉巴斯底獄攻陷時，施奈德在講壇上朗誦一首慷慨激昂的詩，鼓起了學生們如醉如狂的熱情。詩的開首是："專制的鐵鏈斬斷了……幸福的民族！施奈德生於巴伐利亞邦，為斯特拉斯堡雅各賓黨首領。一七九四年，在巴黎上斷頭台。在預約者的名單中，從前著作付印時必先售預約。因印數不多，刊行後不易購得。我們可以看到貝多芬和布羅伊寧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當戰事蔓延到波恩時，此系指法國大革命後奧國為援助法國王室所發動之戰爭。貝多芬離開了故鄉，住到德意志的音樂首都維也納去。一七八七年春，他曾到維也納作過一次短期旅行，見過莫扎特，但他對貝多芬似乎不甚注意。——他於一七九○年在波恩結識的海頓，曾經教過他一些功課。貝多芬另外曾拜過阿爾佈雷希茨貝格（．．ＪＧ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ｓｂｅｒｇｅｒ，1736—1809）與薩列裡（ＡｎｔｏｎｉｏＳａｌｉｅｒｉ，1750—1825）為師。路上他遇見開向法國的黑森軍隊。黑森為當時日耳曼三聯邦之一，後皆併入德意志聯邦。無疑的，他受著愛國情緒的鼓動，在一七九六與九七兩年內，他把弗裡貝格的戰爭詩譜成音樂：一闋是《行軍曲》；一闋是《我們是偉大的德意志族》。但他儘管謳歌大革命的敵人也是徒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貝多芬。從一七九八年起，雖然奧國和法國的關係很緊張，貝多芬仍和法國人有親密的往還，和使館方面，和才到維也納的貝爾納多德。在貝氏周圍，還有提琴家魯道夫·克勒策（ＲｏｄｏｌｐｈｅＫｒｅｕｔｚｅｒ，1766—1831），即後來貝多芬把有名的奏鳴曲題贈給他的。貝氏為法國元帥，在大革命時以戰功顯赫；後與拿破侖為敵，與英、奧諸國勾結。在那些談話裡，他的擁護共和的情緒愈益肯定，在他以後的生活中，我們更可看到這股情緒的有力的發展。
這時代施泰因豪澤替他畫的肖像，把他當時的面目表現得相當準確。這一幅像之於貝多芬以後的肖像，無異介朗的拿破侖肖像之於別的拿破侖像，那張嚴峻的臉，活現出波拿巴充滿著野心的火焰。介朗（ＰｉｅｒｒｅＮａｒｃｉｓｓｅＧｕｅｒｉｎ，1774—1833）為法國名畫家，所作拿破侖像代表拿翁少年時期之姿態。貝多芬在畫上顯得很年輕，似乎不到他的年紀，瘦削的，筆直的，高領使他頭頸僵直，一副睥睨一切和緊張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筆記簿上寫道："勇敢啊！雖然身體不行，我的天才終究會獲勝……二十五歲！不是已經臨到了嗎？……就在這一年上，整個的人應當顯示出來了。"那時他才初露頭角，在維也納的首次鋼琴演奏會是一七九五年三月三十日舉行的。特·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說他很高傲，舉止粗野，態度抑鬱，帶著非常強烈的內地口音。但他藏在這驕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惟有幾個親密的朋友知道。他寫信給韋格勒敘述他的成功時，第一個念頭是："譬如我看見一個朋友陷於窘境：倘若我的錢袋不夠幫助他時，我只消坐在書桌前面；頃刻之間便解決了他的困難……你瞧這多美妙。"以上見一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致韋格勒書。一八○一年左右致裡斯書中又言："只要我有辦法，我的任何朋友都不該有何匱乏。"隨後他又道："我的藝術應當使可憐的人得益。"
然而痛苦已在叩門；它一朝住在他身上之後永遠不再退隱。一七九六年至一八○○年，耳聾已開始它的酷刑。在一八○二年的遺囑內，貝多芬說耳聾已開始了六年，——所以是一七九六年起的。同時我們可注意他的作品目錄，惟有包括三支三重奏的作品第一號，是一七九六年以前的製作。包括三支最初的奏鳴曲的作品第二號，是一七九六年三月刊行的。因此貝多芬全部的作品可說都是耳聾後寫的。關於他的耳聾，可以參看一九○五年五月十五日德國醫學叢報上克洛茲－福雷斯脫醫生的文章。他認為這病是受一般遺傳的影響，也許他母親的肺病也有關係。他分析貝多芬一七九六年所患的耳咽管炎，到一七九九年變成劇烈的中耳炎，因為治療不善，隨後成為慢性的中耳炎，隨帶一切的後果。耳聾的程度逐漸增加，但從沒完全聾。貝多芬對於低而深的音比高音更易感知。在他晚年，據說他用一支小木桿，一端插在鋼琴箱內，一端咬在牙齒中間，用以在作曲時聽音。一九一○年，柏林－莫皮特市立醫院主任醫師雅各布松發表一篇出色的文章，說他可證明貝多芬的耳聾是源於梅毒的遺傳。一八一○年左右，機械家梅爾策爾為貝多芬特製的聽音器，至今尚保存於波恩城內貝多芬博物院。耳朵日夜作響；他內臟也受劇烈的痛楚磨折。聽覺越來越衰退。在好幾年中他瞞著人家，連對最心愛的朋友們也不說；他避免與人見面，使他的殘廢不致被人發見；他獨自守著這可怕的秘密。但到一八○一年，他不能再緘默了；他絕望地告訴兩個朋友：韋格勒醫生和阿門達牧師："我的親愛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懇摯的阿門達……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貝多芬真是可憐已極。得知道我的最高貴的一部分，我的聽覺，大大地衰退了。當我們同在一起時，我已覺得許多病象，我瞞著；但從此越來越惡劣……還會痊癒嗎？我當然如此希望，可是非常渺茫；這一類的病是無藥可治的。我得過著淒涼的生活，避免我心愛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這個如此可憐、如此自私的世界上！….."以上見諾爾編貝多芬書信集第十三。
他寫信給韋格勒時說："我過著一種悲慘的生活。兩年以來我躲避著一切交際，因為我不可能與人說話：我聾了。要是我幹著別的職業，也許還可以；但在我的行當裡！這是可怕的遭遇埃我的敵人們又將怎麼說，他們的數目又是相當可觀！系紀元一世紀時希臘倫理學家與史家教我學習隱忍。我卻願和我的命運挑戰，只要可能；但有些時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憐的造物……隱忍！多傷心的避難所！然而這是我惟一的出路！"以上見貝多芬書信集第十四。
這種悲劇式的愁苦，在當時一部分的作品裡有所表現，例如作品第十三號的《悲愴奏鳴曲》（一七九九年），尤其是作品第一號（一七九八）之三的奏鳴曲中的Ｌａｒｇｏ（廣板）。奇怪的是並非所有的作品都帶憂鬱的情緒，還有許多樂曲，如歡悅的《七重奏》（一八○○），明澈如水的《第一交響曲》（一八○○），都反映著一種青年人的天真。無疑的，要使心靈慣於愁苦也得相當的時間。它是那樣的需要歡樂，當它實際沒有歡樂時就自己來創造。當"現在"太殘酷時，它就在"過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歲月，一下子是消滅不了的；它們不復存在時，光芒還會悠久地照耀。獨自一人在維也納遭難的辰光，貝多芬便隱遁在故園的憶念裡；那時代他的思想都印著這種痕跡。《七重奏》內以變奏曲（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出現的Ａｎｄａｎｔｅ（行板）的主題，便是一支萊茵的歌謠。《第一交響曲》也是一件頌讚萊茵的作品，是青年人對著夢境微笑的詩歌。它是快樂的，慵懶的；其中有取悅於人的慾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內，在引子（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裡，在低音樂器的明暗的對照裡，在神聖的Ｓｃｈｅｒｚｏ（諧謔曲）裡，我們何等感動地，在青春的臉上看到未來的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系文藝復興前期意大利名畫家在《聖家庭》中所畫的幼嬰的眼睛，其中已可窺到他未來的悲劇。此處所謂幼嬰系指兒時的耶穌，故有未來的悲劇之喻。
在這些肉體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種痛苦。韋格勒說他從沒見過貝多芬不抱著一股劇烈的熱情。這些愛情似乎永遠是非常純潔的。熱情與歡娛之間毫無連帶關係。現代的人們把這兩者混為一談，實在是他們全不知道何謂熱情，也不知道熱情之如何難得。貝多芬的心靈裡多少有些清教徒氣息；粗野的談吐與思想，他是厭惡的：他對於愛情的神聖抱著毫無假借的觀念。據說他不能原諒莫扎特，因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寫《唐·璜》。唐·璜為西洋傳說中有名的登徒子，莫扎特曾采為歌劇的題材。他的密友申德勒確言"他一生保著童貞，從未有何缺德需要懺悔"。這樣的一個人是生來受愛情的欺騙，做十愛情的犧牲品的。他的確如此。他不斷地鍾情，如醉如狂般顛倒，他不斷地夢想著幸福，然而立刻幻滅，隨後是悲苦的煎熬。貝多芬最豐滿的靈感，就當在這種時而熱愛、時而驕傲地反抗的輪迴中去探尋根源；直到相當的年齡，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淒惻的隱忍中趨於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