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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有什麼植物妨礙了我們的計劃，或是擾亂了我們乾淨齊整的世界，人們就會給它們冠上雜草之名。可如果你本沒什麼宏偉大計或長遠藍圖，它們就只是清新簡單的綠影，一點也不面目可憎。我與雜草的緣分始於我和植物的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而這次相遇是我生命中一次意外的驚喜。
那時我只有二十五六歲，在外倫敦的一家出版社做編輯。每天我都要從位於奇爾特恩的家出發去城鄉結合部上班，從倫敦周圍沉靜的鄉村一路行至城市中略帶荒涼的角落，我很喜歡這段充滿矛盾之美的旅程。企鵝出版集團的教育部可不是什麼充滿浪漫氣息的文藝沙龍，籠罩著這裡的只有懸鈴木投下的樹影。成立教育部是為了開發一種新型的教科書，這樣一個先鋒部門連選址也不同尋常，一反傳統地挑在了希思羅機場北面一英里的地方。這裡地處米德爾塞克斯郡的邊緣地帶，大片大片的荒地正慢慢被高科技產業佔領。在我辦公室的窗戶下面，大聯盟運河載著散落水面的漂浮物源源不斷地向倫敦流去，河岸邊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外來植物。運河往西是交錯混亂的采礫場和廢棄的垃圾場，它們都古老得可以追溯到維多利亞時代，如今那片采礫場更已淹沒在水下。拾荒者是那裡的常客，他們到處翻撿的情景讓人感覺他們似乎正站在某個第三世界的貧民窟外。向北則是錯綜混亂如迷宮一般的廢車場和拖車停車場，德國牧羊犬是那裡的統治者。總之這裡到處是不知從何而來的垃圾，它們成堆成片地散佈在整個區域。而最讓我開心的是，這裡長滿了茂密的雜草。
那時我的工作主要是為輟學的學生編寫一些有關時事和社會研究的書籍。當時最時興的就是這種「聯繫時事」的讀物。這些書籍（其實更像是雜誌）中的內容是一些我們希望讀者能夠理解但也有一定政治難度的東西，目標讀者群是那些長期顛沛流離的人。而每當我望向窗外那些綠意洶湧的雜草，就彷彿看見那樣一個多變不定的世界正飛快地向我們走來。
這片雜草並沒什麼美麗可愛之處，完全不是英國田園詩中那種野花爛漫的景象，甚至與英式風格沾不上半點邊。但它們充滿了生機——不加雕琢的、無處不在的、光合作用下的勃勃生機。老舊的垃圾場裡，茂密的毒參從碎石中鑽出，茁壯地生長著。爬著小蟲的喜馬拉雅鳳仙花散發出清潔劑的清香，幾乎把腳下的廢玻璃瓶遮得嚴嚴實實。來自中國的醉魚草長得足有30英尺（約合9.1米）高，好幾種植物都層層疊疊地被它籠在身下。虎杖來自日本；開著洋紅色花朵的寬葉山黧豆則來自地中海；曼陀羅開出的鵝頸花朵精緻美麗，不過它們分佈得如此之廣，以至於我們已無法確知其原產地。在這幾種植物之下，生長著更加不起眼的雜草，它們默默地裝飾著鋪滿塑料和玻璃的土地。這裡還有用來做苦艾酒的艾草，還有三種茄科植物；款冬的葉子是馬蹄形的，刺緣毛連菜的葉子則佈滿斑點，就像剛被工業用酸噴過一樣。孜然芹、張牙舞爪的葫蘆和起絨草在這裡長成一片——這幅景象除了在這種廢棄之地可能出現，在英國別處是絕對見不到的。這些雜草營造出了一種夢幻的氣氛，彷彿「廢墟」這個詞成了一句咒語，輕輕一念便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午休時我常在這片荒草叢生的世外桃源中散步，一邊為雜草的繁茂昌盛而驚歎，一邊帶點天真浪漫地感到它們這種從廢墟中重生的力量與我們為之努力的工作是多麼契合。這些植物就像我們並肩作戰的戰友，而在這裡它們戰勝了工業時代的廢墟。
這段經歷是我與植物世界結緣的起點，也永久地影響了我對那些常被蔑稱為「雜草」的植物的態度。我更喜歡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它們，看看我們能從它們蓬勃的生機中得到什麼正面的啟示。不過我承認，我這種六十多歲的老頭對追尋米德爾塞克斯郡奇觀的熱切勁兒是有點古怪，甚至可能有點不負責任。畢竟按大部分標準而言，它們都是最糟糕的那類雜草。它們中有許多是逃逸到野外的物種，有許多是入侵物種。它們從管理嚴格的園林和醫藥公司農場中叛逃，然後四處作惡。有幾種雜草極具毒性。至少有兩個品種後來表現出了很強的入侵性，以致政府將它們列入了黑名單，寫明「在野外種植或導致其在野外生長」是違法行為。但對於雜草而言，環境決定著一切。無論什麼植物長在如此殘破不堪的地方都會變成雜草。它們被生長環境背負的罪名連累，長在哪裡就被認為與那個地方是「一路貨色」。那些從垃圾堆中萌芽的植物，自己也變成了某種垃圾。植物垃圾。
實際上，雜草的名聲以及隨之而來的命運是基於人類的主觀判斷的，妖魔化它們還是接受它們完全取決於我們，但鑒於雜草對環境的種種影響，這一點並不總那麼顯而易見。自從《創世記》將「荊棘和蒺藜」作為人類在伊甸園中犯錯後的長期懲罰，雜草們似乎就背上了許多超出自身本質的東西，人們常常忘了它們就像細菌一樣，只是隨處可見和不言而喻的普通生物，而非什麼文化符號。數千年來它們與農作物爭奪資源，奮力反擊。中世紀時它們引起過大規模中毒事件，還因此被冠以惡名，暗示它們是魔鬼的幼苗。如今，儘管每年為了對付它們而噴灑的農藥比防治蟲害的多得多，它們依舊能讓糧食減產10%—20%。
而它們造成的問題也日益嚴重。由於全球貿易的發展，一類全新的雜草正向全世界散播。獨腳金是一種美麗的寄生植物，在原產地肯尼亞，它的花朵被用來鋪灑在迎接貴客的道路上。1956年它來到了美國東部，在這裡它使成千上萬英畝的農田顆粒無收。作為一種林地花園的觀賞性灌木，虎杖在維多利亞時代被引入英國。在之後的一個多世紀中，我們只顧著欣賞它精緻的花柱和雅致的枝葉，直到現在才發現它是英國最危險的入侵植物。如今想要把倫敦東區奧運會場館區域的虎杖清理乾淨，據估算所需的資金為7000萬英鎊。在這些植物從美景變成雜草的過程中，它們自身沒有任何改變，改變的只是所處的地點。
僅從上面的兩個例子中，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所謂「雜草」的矛盾性和多變性。一個地方的觀賞性植物到了另一個地方就成了可怕的入侵物種。幾個世紀前還是糧食或藥物的植物，現在卻可能從雲端跌入谷底，變成森林中的不速之客。而把雜草改造為食物、孩子的玩具或文化符號也並不困難。藜就是一種經歷了所有這些文化變遷的植物。這種植物最初長在海岸邊，後來成了新石器時代農夫常用的堆肥原料，之後因為它的種子油分很足，儘管並不是理想的作物，人們還是選擇它進行了種植。再後來，由於人們口味的轉變，它成了遭人厭嫌的有害植物，因為它會妨害甜菜等作物的生長（有諷刺意味的是，藜與甜菜同屬於藜科），直到成為現代飼料之後它才又挽回了一點地位。
當然，一切都取決於你對雜草的定義是什麼。這定義，就是雜草背後的文化故事。我們如何、為何將何處的植物定性為不受歡迎的雜草，正是我們不斷探尋如何界定自然與文化、野生與馴養的過程的一部分。而這些界限的聰明與寬容程度，將決定這個星球上大部分綠色植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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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雜草的定義中，最為人所熟知也是最簡單的一種當屬「出現在錯誤地點的植物」，也就是說雜草長在了你本希望長出其他植物或者根本不希望長出植物的地方。這個定義還算貼切，也能解釋一些事情。比如英國藍鈴花本屬於森林，可一旦到了花園裡，它們往往會瘋狂地長滿整個園子，變成招人煩的雜草；而來自地中海地區的西班牙藍鈴花一旦從花園逃逸，就會變成可怕的入侵者，進入當地的樹林，威脅到本土「真正」的藍鈴花。但這些例子中的「適宜」與否有許多微妙之處，並不是簡單的一個生物歸屬地就可以解釋的。花園是私人領地，藍鈴花入侵時人們會感覺自己那份私密彷彿也被入侵；同樣，入侵到英國的西班牙藍鈴花可能會激起你的民族主義情懷，甚至激發出一種審美上的愛國主義：看哪，土生土長的藍鈴花多麼柔軟，它們彎曲的花莖充滿凱爾特風情，與不列顛的樹林如此協調，哪像西班牙的花朵那樣唐突粗糙，花莖彎得也不像樣子。
可是這個定義是十分粗糙的，並且會引出什麼才是「正確地點」的問題。以梣樹為例，對它們而言這世界上最正確的地點莫過於它們生活的溫帶樹林了。可一旦梣樹與其他更具有經濟價值的樹木長在一起，再加上它們蓬勃的生命力可能會影響護林人的收成，護林人就會管它們叫作「雜樹」。在這個例子中，客觀意義上的「正確地點」讓位於「領地」——一個更加私人化、更具有文化意義的空間。
雜草的判定標準也可能隨時間發生戲劇性的變化。一名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的早期移民就還清楚地記得，一種與他們一起來澳大利亞的蘇格蘭植物，是如何從故國情懷的紀念品變成非法入侵者的：「有一天我們看見一株大翅薊長在一根圓木旁邊，離馬廄不遠——很明顯是有種子從馬飼料中漏出來，在這裡生根發芽了……我們把它用報紙小心翼翼地包起來，並用石頭壓住。沒幾天工夫，這株小草就長得十分漂亮，我們四處向人炫耀，自豪得不行。可當時誰也沒想到，二十多年以後，這種來自蘇格蘭的薊草會遍佈整片大陸，而且這種草成了有害物種，一些郡縣和地區甚至需要設立特殊法案，強制性地從私人空間中拔除它們。」
還有一些雜草的定義，則著重表達了雜草在文化上的其他不適宜性或不利性。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1]傾向於從可用性的角度出發，將雜草簡單地定義為「優點還未被發現的植物」。這個定義給得既慷慨又友善，暗示即便是已被定罪的植物也還有翻身的可能。但就像藜的故事告訴我們的那樣，有沒有優點全在於當時的人們如何看待。有許多植物曾一度被認為是有用有益的，可一旦這些益處過時了，或是人們發現享受這些益處需要付出不小的代價，它們便會立即失寵。羅馬人把寬葉羊角芹引入英國，本是衝著它既有緩解痛風的藥效，又可當作食物。但2000年轉眼過去，經過幾場醫學革命的洗禮，這種植物再無藥用價值，卻變成了英國花圃中最頑固難除、惹人厭惡的雜草。
雜草另一個不受歡迎和飽受詬病的特徵是毒性。美國最臭名昭著的雜草是毒漆籐，儘管它造成的經濟損失遠不是雜草中最多的，但它的形象已經隨著傑瑞·萊貝爾和邁克·斯托勒[2]製作的歌曲而深入人心。這對搭檔曾製作過幾首以雜草為主題的搖滾歌曲，如托尼·喬·懷特[3]原唱、貓王多次翻唱的《做野菜沙拉的安妮》。在關於毒漆籐的那首歌中，毒漆籐被比作一個慣耍心機的女人，她會「深入你的皮膚」，然後「你會需要一片海洋/爐甘石洗劑的海洋」。實際上，爐甘石洗劑對緩解皮膚接觸毒漆籐後的症狀沒什麼用處。不管你跟這種植物的接觸多麼短暫，接觸的地方都會立刻變紅。只要一片破損的葉子輕輕掃過你的皮膚，噩夢般的體驗就會隨之而來。皮膚會紅腫、起水皰，並且無法控制地發癢。如果你對這種毒素敏感（通常來說胖人比瘦人更容易敏感），你的發熱和水腫可以持續好幾天。你不需要跟毒漆籐直接接觸，一次握手，一條毛巾，甚至只是不小心摸到剛從樹林裡回來的人所穿的鞋，就足以讓你染上「漆酚接觸性皮炎」。即使你足不出戶，只要窗外的篝火裡有幾片毒漆籐的葉子，飄過來的輕煙也足以讓你染上這種皮炎。
與毒漆籐一比，異株蕁麻的威力只能算是蚊子叮咬的級別；而顛茄倘若要發揮毒性，需要中毒者直接食用植物，目前對顛茄毒素感興趣的基本只有研究它的科學家了。可是顛茄的果實不但烏黑誘人，還有致命劇毒，這使它難以見容於諸多郊野公園和國家信託基金會管轄的產業，業主們生怕沒將它們清理乾淨而惹來遊客投訴。出生於英國薩福克郡的傑出植物學家弗朗西斯·辛普森[4]就曾擔心，這樣粗暴統一的處理方式會威脅到老費利克斯托一個少見的顛茄品種——與普通顛茄的深紫色花不同，這裡開出的顛茄花是讓人心醉的淡紫色。辛普森說：「這些植物和它們的果實面臨著一種危險，即有一天被一群過分熱心的人找到，然後毀於他們之手——這樣的毀壞經常發生在顛茄身上。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要去老費利克斯托把它們的果實摘回來，保護它們，幫它們延續下去。」
如果說因為知道某種植物能夠殺死我們而對其產生負面印象是可以理解的，另一種厭惡情緒可就算不上理性了。有些植物被貶為雜草，只是因為我們在道德層面不讚許它們的行為。寄生就是個十分昭著的惡名，寄生者從其他植物那裡奪取營養，罔顧寄主的安危。常春籐更是冤枉，明明不是寄生植物卻被人誣為寄生植物。它們依附在樹上單純是為了獲取支撐，並未從樹木身上拿走半點營養。常春籐若是長得過於茂盛，它們的重量確實可能給樹木造成傷害，但這個平淡的事實哪有樹汁吸食者、植物吸血鬼來得更有話題,更適合做妖魔化的基礎呢。
哪怕僅僅是外形醜陋或姿態不美，也可能會被當作弱點或道德層面的缺陷。我記得那些矮小、羞澀、瘦弱的孩子在學校裡被叫作「雜草」的場景；而把像繁縷和豬殃殃這樣矮小、孱弱、匍匐在地面的植物歸為雜草，簡直就像在欺負它們的弱小，這進一步說明了雜草的定義是多麼彈性十足又自相矛盾。約翰·拉斯金[5]在為花朵尋求審美標準和道德標準的路上走得很遠。他認為，有些植物是「半成品」——以夏枯草為例，它能在沒噴農藥的草坪上迅速蔓延，用自己紫色的花朵和苞片給青草鍍上一層紫銅般的色澤，而這正是無數草坪愛好者憎惡它的理由。「它的花瓣特徵很不正常，」被視為維多利亞時代審美趣味代言人的拉斯金這樣寫道，「哪有植物會在花朵中央長出成簇的剛毛，哪有植物的花瓣呈現如利齒魚下頜般的參差邊緣，哪有植物看上去像是動物喉嚨裡生病的腺體。」拉斯金難掩的厭惡，與人類常在植物中區分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行為如出一轍。19世紀的園藝作家J. C.勞登[6]就曾邀請他的讀者們「將植物與人兩相比較，把土著品種（即野生植物）與原始人對應，把園藝品種（即人工培育的植物）與文明人對應」。
即便是「野生」這個特點本身，倘若出現在不正確的時間、不正確的場合，也會被認為是有失體面的出身。臭嚏根草（這個名字會給人先入為主的不良印象）遍佈整個歐洲的白堊土質森林，它們那一簇簇檸檬綠色的花朵輕輕地垂著，每朵花的邊緣都有一道細細的紅色鑲邊。每年2月它們就早早地開了花，在灰暗的冬天裡自顧自地閃光，像暗夜裡的星辰。它們如今理所應當地成了園藝界的寵兒，可有誰知道，1975年，當傑出的植物栽培者貝絲·查托[7]女士在英國皇家園藝學會的展覽上第一次展出它時，她差點被取消參展資格——因為她帶來的臭嚏根草來自野外，所以它被劃分為雜草。
不過，英國皇家園藝學會的傲慢比起休斯敦極端嚴苛的法令，就小巫見大巫了。太空城休斯敦的地方法規中明確規定「任何房地產所轄土地內，倘若覆蓋或部分覆蓋有雜草、灌木叢、垃圾和其他任何會令人不悅、有損市容、有礙衛生之物」乃是違法行為。在這一大段枯燥的法令中，雜草被定義為「任何高度超過9英吋（約合23厘米）的非人工種植的植物」——若按這個標準，美國三分之二的本土植物到了休斯敦都會變成違法植物。美國農業部在制定植物黑名單時，也是費了不少功夫才找到較為適用的統一標準，但農業部也承認「我們國家的植物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不受部分人歡迎的品種」。
如果按照這種標準，我們每個人都能列出一個自己的雜草名單。我的名單會包括油菜和桂櫻。只要被自己不喜歡的植物侵擾，就有權利成為正義的一方，對它們橫加評判和指責——在這種思維方式下，恐怕沒有哪種植物能逃脫變成雜草的命運。我曾與已故的著名玫瑰種植家漢弗萊·布魯克一起拍攝過一部短片，他在薩福克郡有一片瑰麗無比的花園，裡面種植著約900種不同的原生種玫瑰和古典玫瑰。他從來不修剪這些心愛的花叢，也很少為它們除草。一位法國記者這樣評價他的花園：「與其說是玫瑰花園，倒不如說是玫瑰叢林。」可他的花兒都生得那樣好，他園子裡的「莫梅森的紀念品」[8]——源自約瑟芬皇后玫瑰園的品種——茂盛濃密，即便是深冬的寒氣也無法阻擋它們綻放出飄著檀香香氣的、層層疊疊的乳白色花朵，而每到這時，漢弗萊總會採下一束送給伊麗莎白王太后，以裝點她的聖誕節早餐桌。短片的拍攝結束後，我們把當時已經70歲的漢弗萊帶到了一家當地的酒吧，他在酒吧裡喝到微醺，然後因為舉止不端被人丟了出來。從酒吧回去的路上，我們經過了一座郊區花園，花園主人挑了一些螢光紅和螢光橙色的現代玫瑰種在其中。漢弗萊看見此景，晃晃悠悠地停了下來，盯著那片玫瑰，那眼神彷彿是看見一個賣廢品的人把一塊合成木板粘在了一張奇彭代爾式的木桌上，然後他衝著那個倒霉的種花人大喊：「你們這些不懂花的蠢貨！」
雜草不僅指那些出現在錯誤地點的植物，還包括那些誤入錯誤文化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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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雜草的定義都是從人類的角度出發的。它們是妨礙了人類的植物。它們搶奪農作物的營養，破壞園藝設計師精心的佈置，不按我們的行為準則生存，還給游手好閒之人提供了討厭又堅實的藏身之處。但它們是否可能有一個植物學的，或者至少是生態學上的定義？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雜草們可能具有生物學上的親緣關係，事實上被叫作雜草的植物遍佈每一個植物類群，從簡單的藻類到雨林的大樹。但它們至少有一個行為特徵上的共同點：哪裡有人類，它們就在哪裡欣欣向榮。它們並不是寄生蟲，因為即便沒有了人類它們一樣可以生存，但我們就像它們的絕佳拍檔，只要有我們在側，它們就能發揮出最好水平。我們砍伐森林，我們刨地挖土，我們耕種，我們丟棄富含營養成分的垃圾——無論我們對腳下的土地做什麼，它們總會跑來添情增趣。它們從耕地裡冒頭，它們在戰場邊發芽，它們點綴在停車場裡，它們不識趣地擠進綠草帶。它們利用著我們的運輸系統、我們對烹飪美食的熱情、我們對包裝分類的癡迷。最重要的是，它們利用了我們攪亂世界、打破所有常規的時機。假如我告訴你，如今世界上雜草生長最繁盛的地方正是那些除草最賣力的地方，你可能會覺得這是句廢話；但這句廢話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除草是不是令雜草越除越多？
作為人類的老朋友和追隨者，雜草與人類比鄰而居的畫面十分中性，並無太多惡意侵擾的色彩。不僅如此，它們實際上發揮著許多積極的作用。我們與許多雜草都保持著共生的關係，這意味著人類從中獲得的益處一點也不比植物少。雜草尋常易得，熟悉好認，無論家裡有什麼需求，它們永遠是手邊最便利的選擇。雜草是最早的蔬菜，是最古老的藥材，是最先使用的染料。在如何讓雜草物盡其用這一點上，人類的才智發揮得淋漓盡致。木賊是一種長在排水不暢的土地上的頑強雜草，它的葉子上生有許多小小的硅粒，因此這種植物十分粗糲，並曾經被用來打磨鑞製器皿和箭桿。燈芯草本是喜歡緊實性好的土壤的入侵者，可人類卻把它的草芯泡在油脂裡製成了燭芯。
許多被我們稱為雜草的植物都有著很高的文化價值。雛菊在英國有35種以上的別名；虞美人這種英國本土的野花，象徵著我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去士兵的懷念。孩子們尤其容易注意到身邊的雜草，大人眼中的壞名聲和惹人厭的品質，卻可能頗得孩子的歡心。他們把鼠大麥的種子掛在頭髮上，拿車前草當手槍更是他們玩熟了的遊戲；不僅如此，天性好奇的他們還總能迅速發現新來的物種。喜馬拉雅鳳仙花的種莢爆炸力強勁，這使得它的種子能夠彈出很遠，而這也正是它作為外來物種能夠傳播得如此廣泛的原因，如今它因此成了一種競賽的主角，孩子們爭相擠爆它的種莢，比誰的種子飛得更遠（這一競賽目前的最高紀錄為12碼，約合11米，記錄保持者來自英國湖區）。J. K.羅琳[9]明白孩子們對奇異植物的迷戀，所以霍格沃茨魔法學校裡有一大堆怪異詭秘且讓人討厭的雜草。巴波塊莖是一種黏稠的、黑色的、像鼻涕蟲一般的植物，它能夠蠕動，且週身長滿滿是膿液的腫塊，皮膚一旦碰到就會長出癤子。魔鬼網是一種可怕的籐蔓植物，無論哪個倒霉蛋靠近它，都會立刻被它的枝蔓捲住。有趣的是，可以解除魔鬼網威脅的是一句與藍鈴花有關的咒語，而藍鈴花正是一種「好」植物，而非雜草。
雜草還有其他的好處。民間故事裡常有一些關於它們的模糊描寫，如農民們會在兩茬糧食之間把雜草堆成肥料，把它們從土壤裡掠奪的營養又還回土壤中去。我已故的朋友羅傑·迪金[10]有一畦菜地，每當除草不利時，他總為自己找借口說「雜草能幫菜根保持水分」。雜草總讓我們頭疼，但它們的存在也許有生態學上的意義。它們在這星球上的生存時間之久、境遇之成功，表明從進化的角度來說它們是高度適應地球環境的，它們為自己爭得了一席之地。當然，它們的這種成功並無什麼目的性，即便有，它們的目的也不太可能是專門來破壞我們的宏偉大計。跟所有其他生物一樣，它們只是為了生存而生存。但倘若我們審視一下長久以來人類與雜草愛恨交織的歷史，思忖雜草在整個生態格局中的角色，可能會得到新的啟發。即便只是粗略地一瞥，我們也會注意到，雜草好像更善於在荒蕪的土地上扎根，在破敗的景致間生長，而它們所帶來的壞處也許遠少於人類歸罪於它們的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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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21世紀，植物中出現了更可怕的種類，它們侵略的野性爆發得更加徹底，它們的惡名不再只是個人好惡或文化差異所致，這些植物中的惡霸能夠侵害整個生態系統、破壞農作物、毀掉園林景色。這種超級雜草是科幻小說最愛的反派之一。比如某種外星植物的種子落到了地球上，幾個小時之內就瘋狂繁衍，迅速覆蓋了整個地球，甚至還能跟人類進行雜交。再如某種轉基因作物把自己抗除草劑和抗病的基因傳播到了野生燕麥身上，於是一個終極植物怪獸由此誕生，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樣的怪物完美契合了以人類為中心的雜草定義：由人類一手創造的猖獗的植物。
在現實世界中，這樣的超級雜草已然存在，只不過它們並非外星人入侵的結果，而是由人類對自然世界肆無忌憚的破壞所造成的。有時候，一種植物成為雜草，繼而成為縱橫多國的兇猛雜草，是因為人類把其他野生植物全都剷除，使這種植物失去了可以互相制約、保持平衡的物種。1964年至1971年，美國向越南噴灑了多達1200萬噸的橙劑。臭名昭著的橙劑是一種混合物，組成成分包括苯氧乙酸類除草劑、二噁英和松節油，被用作落葉劑。美軍使用橙劑是為了讓整片雨林樹葉盡落，從而使越共的部隊無處藏身。這一行為可害苦了大量越南百姓，並且已經被《日內瓦公約》所禁止。但這個禁令對這片越南雨林而言已經太遲了，四十多年過去了，這片森林依舊沒能從當年的破壞中恢復過來。當年生長著茂密雨林的地方，如今只有一種叫作絲茅的堅韌草類。絲茅是東南亞森林地表植被的組成物種之一。每當樹木落葉，絲茅便會旺盛地生長一小段時間，可一旦樹蔭重新遮住陽光，絲茅就會默默地退去。所以，當越南的森林因為橙劑而永久性落葉後，絲茅便瘋狂地長滿了整片林地。人們一次又一次地焚燒絲茅，卻似乎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助長了它們的長勢。人們嘗試在這片土地上種植柚木、菠蘿甚至是強大的竹子以遏制絲茅，卻一次次地失敗了。於是絲茅不出所料地被當地人稱為「美國雜草」。最近絲茅躲在美國從亞洲進口的室內盆栽的包裝裡潛入了美國，如今正在美國南部各州肆虐，不得不說這種復仇頗有些詩意。
另有一些可怕的雜草則純粹是人類的短視所致。有箴言說雜草只是長在了錯誤地點的植物，如今這話又有了新的詮釋。人類移栽了許多物種——尤其是可以用來裝飾花園或當作糧食的植物——就是為了讓它們在新環境中能夠所向披靡。它們常常被遷移到距離原生環境幾千公里的地方，從而避開嚙咬植物的害蟲和原產地的病害，但也脫離了這些因素的制約。這些都市入侵者們多來自於土壤肥沃的亞熱帶，其破壞力更不可與尋常雜草同日而語。澳大利亞是受害最為嚴重的地區，超過2500種外來物種對當地的野生生物造成了巨大傷害。從全球範圍來看，這一類「外來入侵者」所造成的危害，使它們成為繼氣候變化和棲息地減少之後第三大威脅生物多樣性的因素。
某種植物即便本性溫和，一旦到了新環境裡也可能性情大變。千屈菜是英國最美麗的花卉之一。約翰·艾弗萊特·米萊斯[11]在畫作《奧菲莉婭》中描繪了奧菲莉婭溺死的場景，河岸上那一束束洋紅色的花枝正是千屈菜。這種花優雅含蓄，喜歡長在溪邊或沼澤地，很少走遠。它的英文名直譯自拉丁文Lysimachia，意為「衝突的拯救者」，而古羅馬作家、博物學家老普林尼認為千屈菜對平靜和諧有強大的促進作用，「如果把它放在易怒公牛的牛軛上，便可平息怒氣」。但這種花於19世紀初來到了新大陸——它很可能就藏身在某塊從歐洲濕地挖出來的壓艙石下，搭了一趟順風船——無論如何，它的到來注定會在當地引起強烈的反應。壓艙石被丟棄在了海岸邊，於是千屈菜就在這裡生根發芽。這裡不是英國，地上地下都沒有討厭的蟲子嚙咬它、牽制它，於是它如同雄心勃勃的開拓者一般一路向西。站穩腳跟後它又開始沿河道而上，把河岸兩邊覆蓋得嚴嚴實實，綿延數英里，逼得本地物種幾乎要在當地滅絕。哈德孫河濕地變成了一片密密實實的紫色叢林，連麝鼠也鑽不進去。到了2001年，千屈菜甚至蔓延到了生態脆弱的阿拉斯加沼澤。
不過好在千屈菜只能在濕地環境中肆虐，這或多或少是種安慰。植物遷移的規模如此之大，種類如此之多，極端強大的有害植物——能四處蔓延、生長迅速、綠葉蔽天、常年不凋、無孔不入、能適應各種氣候的惡魔之草——竟還沒出現在現實生活中，並橫掃從亞馬孫巴西堅果果園到赫布裡底群島[12]土豆田的各種植被，也真夠讓人驚訝了。這種植物之所以還沒有出現——也不太可能會出現——的原因在於一個與植物有關的重要事實，而這個事實也將幫助我們找到一個能暫時緩解雜草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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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錯誤的地點」是當今世界一個十分尋常的問題。各種各樣的事物從一種文化進入另一種文化，這讓雙方都不知所措，但有時也會帶來新的契機。雜草就是這龐大的外來大軍中的一員，所到之處，它們總是不受歡迎。倘若簡單地把我們對外來植物的態度與我們對外來人口的態度相對比，或是輕佻地認為人們對入侵植物合理的擔心乃是某種植物版的仇外，都是不對的。雜草帶來的問題是確有其事、客觀存在的，而我們給予它們的反應和處理方式也往往是理性的。不過，我們在文化層面對外來者的回應卻都十分相似。雜草的典型形象是不被信任的入侵者。它們搶走了本屬於本土植物的空間和資源。它們的粗鄙使它們成為了植物中的底層公民。它們那往往來自異邦的出身和幾乎總是異端的行徑，都在不停挑戰著我們忍耐的限度。我們有沒有對它們多一些忍耐並嘗試著接受它們，或者努力阻止它們離開原生環境、入侵我們精心雕琢的小天地？這熟悉的多元文化的難題，竟在雜草生態學中也得到了重現。
人們最擔心的是意外融合所帶來的後果。雜草在全球範圍內取得的優勢可能會令全世界的物種趨向於單一，有特色的物種和當地的物種會被侵略性強且在任何環境都能生長的物種驅逐出去，後者被政治學家斯蒂芬·邁耶[13]稱為「適應性強的多面手」。「總會有足夠多的生物不斷地覆蓋著這個星球，」他在他的著作《荒野的終結》中寫道，「但覆蓋著的生物卻不再相同：它們的多樣性越來越小，來自異鄉的物種越來越少，越來越沒有新意，越來越難讓人感受到我們靈魂深處對大自然的敬畏和讚歎。生態系統會圍繞人類形成，大自然中繽紛讓位於單調，瑰麗讓位於蒼白，喧鬧讓位於死寂。」
這一切已經發生。早在20世紀初，許多常見的雜草已是遍佈四海。例如蕨菜、繁縷、萹蓄、小酸模、異株蕁麻和旋花，這些本是英國的土著品種，如今足跡也遍佈五大洲。無論是歐洲、北美洲還是澳大利亞，城市裡最常見的雜草品種都是一樣的。實際上傳播最廣的雜草都來自歐洲，這是當年的殖民統治所遺留下的頗具諷刺意味的副作用。不過，如今的世界貿易為所有潛在的雜草都提供了同樣理想的機會。於1977年彙編的「世界上危害最大的雜草」前十八位名單中，只有三種歐洲植物——藜、田旋花和野燕麥。剩下的大部分是來自熱帶的兇猛雜草，包括排名第七的絲茅和排名第一的香附，而香附更是被公認為「世界上危害最大的雜草」。
雜草肆虐之下，幾乎沒有地方倖免於難。法國洛特的勒弗村一向以忠於法國傳統文化為自我定位。這裡的房子以當地石板為蓋，以栗樹的木材為框架。周圍的樹木都是循古法種植保養的當地樹種。但在2008年，我走在勒弗村的羊腸小道上時，猶如身處國際植物園中。牆上和路邊是已經適應當地環境的小花鳳仙花（來自俄羅斯）、橙色鳳仙花（來自北美洲）、喜馬拉雅鳳仙花（來自喜馬拉雅山脈）、倒掛金鐘（來自智利）、醉魚草（來自中國）、小蓬草（來自北美洲）、蘇門白酒草（不是來自蘇門答臘，而是南美洲）和雄黃蘭（原產於南美洲，後由一個法國人培育）。美國詩人加裡·斯奈德在攀登美國西部的一座名山——塔馬爾派斯山時，便與入侵植物來了個親密接觸：「我們正走在被泥土掩了一半的防火道上，想要穿過草場。東邊峽谷無風處是一片密林。加利福尼亞州本土植物協會的志願者站在路邊，穿著塔馬爾派斯山保育俱樂部的T恤，正在拔除植物根莖。我問他們在拔什麼，他們答道：『貫葉澤蘭，一種從墨西哥傳過來的入侵物種。』」貫葉澤蘭是紫菀屬植物的親戚，得名的原因是它們的莖看起來像是從葉子中貫穿而過。但它的名字亦可直譯為「到處都有的草」[14]，望之如同現代雜草無處不在的象徵，而現代雜草也確實完完全全地滲入了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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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們也不應以偏概全，拿最具侵略性的雜草的特性來評判所有雜草。雜草——即便是最兇猛的入侵物種——也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好處。它們為廢宅棄院裝點綠意。它們頂替那些被人類逼至瀕危的脆弱植物，頑強地生長著。它們願意在最惡劣的環境中扎根——無論是經歷炮火的城市，還是牆壁上的一道裂痕——為那些被奪去生機的地方細膩無聲地注入自然的氣息。從這個角度來看，它們是充滿矛盾的。它們追隨人類的足跡，倚賴人類才能生存，但卻固執地不肯按人類的規則出牌，離經叛道——而這，也正是「野性」的真諦。
傑拉爾德·曼利·霍普金斯[15]在他著名的雙行體詩中讚美了這種與生俱來的獨立性：「讓野性與潮濕留下/願雜草與野性長存。」（儘管他看到的所謂雜草只是各種常見植物。）這種獨立性也是我將在本書中探討的內容之一。雜草的文化史是一個尚未解開的悖論，對此，另外一位詩人約翰·克萊爾[16]描述得十分精準。「我捕捉著遼闊田野上的繽紛顏色，」他寫道，此刻的他正「狂喜」地盯著北安普敦郡的麥田，他是這裡的一名除草工，「一塊塊不同顏色的作物，像一幅地圖；古銅色的三葉草正盛放；曬成棕綠色的是熟透的乾草；顏色略淺的小麥和大麥與放著耀眼光芒的黃色田芥菜混著；鮮紅的玉米穗與藍色的玉米棒如同落日晚霞，絢爛的顏色飽滿地灑向整片土地；農田籠罩在這攝人心魄的美麗之下，不知如何是好。」如果我們想要作為一個物種生存下去，處理讓我們「不知如何是好」的雜草，我們別無選擇。但我們也無法忽視它們的美、它們的豐茂，更無法忽視一個事實——它們正是我們生存所必需的大部分植物的原型。被人類忽視的最重要的一點是，許多雜草也許正努力維護著這個星球上飽受創傷的地方，不讓它們分崩離析。
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辯解，建議我們應該更冷靜地看待這些桀驁不馴的植物，去瞭解它們是什麼，它們如何生長，以及我們討厭它們的原因。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是一個關於人類的故事。植物之所以成為雜草，是因為人類賦予了它們這個標籤。一萬多年以來，農民、詩人、園丁、科學家和道德家都在努力解決雜草所帶來的問題和它們所呈現的矛盾。這是一個不斷上演著的宏大的冒險故事，而在這本書裡我揭開的只是冰山一角，我主要是通過回顧雜草文化史上的關鍵性時刻來講述我的故事，在這些時刻，某些雜草帶來的特別的麻煩與某些人特別的執著不期而遇。我們把「雜草」這樣一個順手好用又簡單粗暴的標籤貼給了這麼多植物，背後有什麼更深層次的原因？這如何反映我們對「大自然是一個獨立王國」這一概念的態度？在這本書中，我都嘗試著做了探討。在人類現代自然觀的形成過程中，農耕的發展可能是最重要的事件。從這個角度來看，自然世界可以被分為兩個完全不同的陣營：一邊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被馴化、掌控和繁殖的生物，一邊是「野生」生物，它們依舊住在自己的領地、過著或多或少都可算是隨心所欲的生活。這個簡單乾脆的二分法在雜草出現時崩塌了。野性闖入我們的文明，而原本被馴服的物種叛離出逃、四處闖禍。雜草生動地展現了自然界的生命——以及演化的過程——是如何抗拒為人類文化概念所束縛的。就這樣，它們讓我們近距離地看到了造物的兩面性是多麼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