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松說——歷史上的今天》來到了5月2日。1895年的今天，在北京發生了著名的公車上書。1942年的這一天，毛主席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今天還是達·芬奇、大作曲家施光南，還有民國著名的大才子、僧人蘇曼殊的祭日，也是恐怖分子頭目本·拉登被擊斃的日子。
| 公車上書 |
1895年的今天，來北京參加科舉考試的各省舉子出於對國家命運的憂慮，反對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上書朝廷，史稱公車上書。1895年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倒霉的一年。1840年鴉片戰爭驚醒了沉睡的中國，當時從經濟規模的角度來看中國還是最強大的，但從社會經濟形態來講，中國還停滯在傳統農業社會，而歐美各國已進入近代工業社會。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通過半個世紀的努力建成了亞洲最強大的海軍和陸軍，工業也是蓬勃發展，成為初步近代化的國家。1894年，中國和鄰居日本對賭國運，在甲午戰爭這場豪賭中，日本贏了，我們輸了。在這場豪賭中我們不光輸了錢，輸了士氣，還輸了整個國運，進入最危急的時刻。中國的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一直都有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所以來北京趕考的舉子就發起了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正式拉開了中國百日維新或者叫戊戌變法的序幕。從歷史的角度，公車上書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是中國必須改革，這是肯定的。當時國家已經衰落到如此地步，改革的要求迫在眉睫，所以知識分子要求改革，老百姓要求圖強，皇帝也要求改革。另一方面由於大家都沒有經驗，尤其是皇帝太年輕，輕信了康有為這些人。康有為年輕時在家鄉就被稱為妄人，滿嘴跑火車，不是一個真正負責任的知識分子。他自己沒有讀過那麼多西方書籍，也沒出過國，外國的事情全都是道聽途說來的，但是光緒皇帝非常信任他。其實改革不應該這樣「一刀切」：老臣全都不信，偏聽偏信幾個新人。在康有為等人的建議下，光緒皇帝百日之內發出七十多道閉門造車的詔書。但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改革必須循序漸進。過於激進的改革往往導致非常負面的影響，以失敗告終。
1901年之後慈禧太后在清末新政時期實施的政策，包括袁世凱上台後實施的政策，就是戊戌變法時追求的那些東西，只不過由一些老成持重的人來操作的時候，不像那些對管理國家毫無經驗的幼稚的知識分子那樣激進。中國後來的改革遵循了維新的道路，只是那時國運已去，而日本早已拿著相當於日本數年政府收入的中國賠款揚長而去，加入世界最富強國家的行列。歷史沒有給中國的改革留時間，此後中國只能在黑暗中慢慢摸索。今天看來，我們似乎找到了前進的方向，但一百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 拉登被擊斃 |
2011年的今天，拉登被美軍擊斃。這件事現在美國還在鬧，因為擊斃拉登的人出了一本書，然後以洩露國家機密罪被國防部起訴。拉登的陰影從「9·11」開始一直籠罩著美國和西方人民。後來很多事情都證明拉登並不能操縱所有的基地恐怖組織，但大家覺得所有的恐怖襲擊好像都是拉登干的，只要拉登在，好像就永遠不得安寧。所以美國人不管打到哪裡，一定要把拉登刨出來。
拉登的名字的翻譯有一點兒小問題。他的名字是Osama bin Laden，穆斯林的名字中bin後面是他父親的名字拉登，他們全家包括他的兄弟姐妹都叫什麼什麼本·拉登，所以他的名字實際上應該翻譯成奧薩馬（Osama）。他的名字跟奧巴馬（Obama）很像，以至於拉登被擊斃的時候，美國媒體由於過於興奮弄出了笑話，直接在電視上打出來的是Obama bin Laden被擊斃。
美國人民對「9·11」仇恨非常深，「9·11」時死的美國人比二戰日本襲擊珍珠港時還要多。美國不管花多少納稅人的錢，甭管是每個月花一百萬美元，還是每個月花一百億美元（實際上就是每月一百億美元花在伊拉克），也一定要把拉登抓住，最後美國人終於把他擊斃了。拉登竟然沒有逃到中亞的一個什麼地方。那兒的人長得都差不多，他完全可以賣賣羊肉串，收工了彈彈冬不拉，苟活下去。但是拉登沒有這樣做。
實際上，對於擊斃本·拉登這件事，美國政府老謀深算，我猜美國政府早就發現他在哪兒了，只不過不急於擊斃他，要等到總統競選連任的時候再用這招。民主社會有個問題，政客腦子裡老繃著一根神經，就是選舉，政府出台每個政策、做每件事，都要想著這和選舉有什麼關係，怎樣做才能有利於選舉。我猜奧巴馬大概還經常會問一句：「拉登同志最近怎麼樣？」「最近吃得不錯，不出門。」「好好好，留著留著。」一直留到總統準備競選連任，才下令把他幹掉。
按穆斯林習俗，死人必須二十四小時內下葬，所以拉登被擊斃後，沒來得及把屍體拉回美國給大家展覽展覽就海葬了。到現在美國還有很多陰謀論，說殺的其實不是拉登云云。
| 達·芬奇去世 |
今天是達·芬奇的祭日。很難用一個身份去界定他。他是個畫家，但他1519年就畫出了潛艇，過了好幾百年，人類才真的造出了潛艇。他學過生物，學過解剖，設計過各種從建築到機械的傢伙。我在佛羅倫薩還看過他的機械工程圖紙原稿展覽，比四百年後我在清華學工程製圖課時畫的還要神奇。他會各種神秘的東西，還當過共濟會的政治領袖。只有文藝復興時期才能誕生這樣偉大全才。
| 施光南去世 |
從新中國成立到今天，被授予「人民音樂家」稱號的只有三位，這是中國音樂家的最高榮譽。前兩位被授予此殊榮的是國歌的作曲者聶耳，以及《黃河大合唱》的作曲者冼星海。改革開放以後，唯一被授予這個光榮稱號的就是施光南先生。
施光南是我們北京四中的傑出校友，北京四中的校歌也是由施光南學長創作的。1996年，那時候我二十七歲不到，在萬人體育館開我的作品音樂會。音樂會結束後那英跟我講：「曉松，你應該感謝生活。」我說：「為什麼？」她說：「施光南老師一輩子就想開自己的作品音樂會，而且只想在一個劇院裡開，但始終都沒有開成。」那時候大家對音樂不夠重視，也沒有錢去辦這樣的音樂會。我當時聽了以後確實挺心酸的，像施光南先生這樣影響了一代人的傑出音樂家，應該有音樂會來紀念他。
| 蘇曼殊去世 |
民國時期有兩位著名的僧人——李叔同、蘇曼殊，都是大才子。可能才子們讀書到一定程度，戀愛談多了就會看破紅塵，就有可能遁入空門。蘇曼殊用中國非常漂亮的韻文去翻譯拜倫的詩，有些地方有點兒像《楚辭》，是我讀過的最好的翻譯。蘇曼殊在國外長大，是一個身世非常複雜的人，三十幾歲去世前說了一句話：「一切有情。」另一位大師李叔同，也就是弘一法師，圓寂的時候也說過一句話：「悲欣交集。」人臨終前說的話，其實是一個人對人世最終的看法。每當讀到這兩句話，我都會情難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