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30日，贊比亞宣佈該國面臨糧食危機。贊比亞長期陷於貧困之中，家庭年均收入僅為395美元，有1/10的新生兒會夭折。而2002年更是雪上加霜，通常應該從當年11月一直持續到來年4月的雨季在2002年1月中旬便戛然而止，導致之前種植的上萬畝莊稼旱死。春季剛過，全國的糧食儲備已用盡，贊比亞人只好將有毒的野生根莖煮上8小時用以充飢，甚至把大象殺掉吃肉。即使想盡辦法，但仍有300萬贊比亞人掙扎在飢餓邊緣。此時，總統利維·姆瓦納瓦薩宣佈贊比亞陷入糧食危機。
危機宣佈後，情況看似有了轉機，世界各國都迅速提供了援助。幾周之內，聯合國就運來了35 000噸糧食，足夠贊比亞人支撐到來年的豐收，而且這些糧食大多是由美國捐贈的。
但是，此後發生的事卻讓人們始料未及——姆瓦納瓦薩總統拒絕接受這些援助！
原來，事件的核心是印在食品箱上的幾個小字——「轉基因」，這導致很多憤怒的贊比亞人連箱子都不肯碰。最後，姆瓦納瓦薩總統明確宣佈：「我們寧願餓死也不吃轉基因食品。」對於贊比亞人來說，聯合國運來的這35 000噸糧食不是食物而是毒藥。
雖然觀察家譴責贊比亞的這個決定是大錯特錯的，但如果站在姆瓦納瓦薩總統的立場上，我們也會做出同樣的反應。總統的決定也許是錯的，但它源於一種旨在避免更大錯誤的深層理性偏見。雖然偏見常常被看作缺陷，幾乎可以跟不良決策畫上等號，但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很多偏見都是在幫助人類祖先解決進化中的適應性傾向。人類的偏見與生俱來，雖然這些先天的偏見有時會讓我們犯錯誤，但這些錯誤的本質往往能夠體現出大腦的超級智慧。
有缺陷的大腦
這些判斷謬誤有時確實讓人忍俊不禁。我們對現實的認知常被一些現象嚴重歪曲，例如虛假同感偏見（false consensus bias），即我們常常高估其他人跟自己意見一致的程度，這使得一半人在選舉之後都大吃一驚。還有過度自信偏見（overconfidence bias），即大多數人常常認為自己在大多數特質上優於平均水平，儘管這在數學意義上是不可能的（有50%的人在任一給定的特質上必定低於平均水平）。過度自信有時會達到荒謬的程度，例如因駕車出了車禍的人都認為自己的駕駛技術比一般人好。
將這些記錄在案的謬誤和偏見一條條看下來，你會發現人類就像基努·裡維斯在《黑客帝國》（The Matrix）中扮演的尼奧一樣——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大都受制於大腦，以至於我們無法觸及真正的現實。
然而，在進化心理學家看來，如果人類的大腦真糊塗到那個程度，就太令人稱奇了。如果我們的祖先與現實如此脫節，他們怎麼可能生存下來？更不要說還繁殖養育了後代，而且後代也能生存、發展、生生不息？實際上，大腦的構造是非常複雜的，它需要的能量比大部分身體器官都多（我們的大腦只佔身體質量的2%，卻要消耗人體20%~30%的熱量），不過這些熱量並沒有被浪費。人類的大腦跟其他動物的大腦一樣，其效率之高令人難以置信，讓我們能夠在相當多樣的環境中蓬勃發展。
這並不是說大腦是沒有偏見的，或是人類從不會做出愚蠢的選擇；我們要說的是，是時候重新思考一下，什麼樣的判斷和決策才是明智的。
適應性=準確性？
傳統觀點和進化觀點之間的一個關鍵區別是，保持正確是否永遠是聰明的決策。科學家認為，人們應該努力去揭示並瞭解純粹的、未經扭曲的真相，只有真相能夠使我們做出更加精準和正確的判斷。但是，由自然選擇設計的生物體一定是為了尋找真相嗎？也許不是。在有些情況下，進化可能並不喜歡真相和準確性。更重要的是，人們的判斷反而能夠提高適應性。如果將偏見和不準確在某些情況下恰好幫助人類提高了適應性，那麼大腦將持續做出帶有偏見和不準確的判斷。認知科學家帕特裡夏·丘奇蘭德認為，「神經系統的主要功能就是讓身體各部分各就其位，從而使整個有機體能夠存活下來……真相，不管它是什麼，肯定是排在最後的。」
我們並不是說一個永遠看不到真相的人就是進化意義上的成功者，在大多數問題上，精準總比不準確帶來的好處多，但大腦的設計功能並不是在任何時間都在追求精準和真相。
想想下面的例子：如果一個物體以每秒6米的速度向你移動，它現在和你的距離是36米，那麼這個物體將在多長時間後撞上你？準確的答案是6秒（如果你考慮到空氣摩擦，則需要6.001秒）。如果回答4秒，當然是不準確的，而且顯然是一個判斷失誤。然而，大腦會有意地犯這個錯誤。當我們的眼睛看到有物體接近時，大腦會告訴我們被這個物體撞到的時間要比實際的時間更早。實際上，僅僅聽到一個物體接近自己的聲音（比如，鳥從空中俯衝下來，或是有人在灌木叢中發出窸窸窣窣的聲音），都會導致我們犯同樣的錯誤。這種認為聲音接近的速度比實際快的偏見，就是聲音運動知覺的適應性偏見（auditory looming）。
跟很多表面看似非理性的誤差和偏見一樣，聲音運動知覺偏見其實是聰明的標誌。其他動物（例如獼猴）也進化出了同樣的偏見。這種有意的誤差就像一個高級的警報系統，由自我保護型次級自我操控，當具有潛在危險的物體接近自己時，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安全邊際。如果你看到一隻犀牛或是聽到雪崩快速向你襲來時，聲音運動知覺偏見會促使你迅速逃離危險而不是坐等到最後一刻。立即逃離接近的危險對於進化的好處如此之大，以至於自然選擇有意賦予我們（以及其他哺乳動物）一個「不準確」的大腦。雖然這種偏見在實驗室的研究中可能會影響經濟人的理性判斷，但它能讓我們在現實世界中做出深度理性的決策。因此，準確未必總是聰明之舉。
並非所有的誤差都生而平等
儘管很多決策謬誤和偏見表面看來都像是隨機的設計缺陷，但深入的研究往往表明它們根本就不是隨機的缺陷。大腦並不只是簡單地進化出缺陷，而是會讓我們犯某些特定的錯誤。我有位朋友最近剛買了新房子，喬遷新居後的第一夜，全家人就經歷了一場虛驚。當時所有人都在睡覺，天花板上的煙霧探測器突然響起來。這位朋友驚醒之後聞到刺激的氣味，驚恐地想起他睡前把幾箱包裝材料放在了爐子旁邊。他和妻子慌忙把孩子都帶出房子，並打電話報警。
謝天謝地，這只是一次假警報，房子裡根本就沒有著火，而是有鄰居在隔壁燒木頭。過了幾周，煙霧探測器又在凌晨尖叫起來，這次還是沒有著火。過了幾周，又發生了幾次假警報。煙霧探測器不斷出錯，讓我的朋友煩透了，於是他決定調低警報器的敏感度。就在他要動手時，他的小女兒憂心忡忡地說：「爸爸，如果真著火了報警器卻沒有響，那可怎麼辦？」
這就是煙霧探測器的困境——你想把煙霧探測器的敏感度調高還是調低？這取決於你認為不被打擾更重要，還是及時逃離火災更重要。大多數人寧願煙霧探測器更敏感一些，因為雖然要容忍它時不時惱人的錯誤，但這也保障了全家人的生命安全。我們有意讓煙霧探測器存在判斷偏差，因為這有助於讓我們逃生。
煙霧探測器困境正是自然選擇在設計我們的很多內在決策系統時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很多決策上，我們的大腦就像是祖傳的煙霧探測器。煙霧探測器的設計功能，需要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判斷：當它感應到空氣中有類似煙霧的跡象時，要麼就開始尖叫「火！火！火！」要麼就保持沉默。這與大腦的進化類似，我們也要在尚未獲得全部相關信息時做出判斷。
假設你準備出去辦事，在想是否需要帶傘。這時你必須考慮清楚，是拖著笨重的雨傘在城裡跑一整天，還是冒險淋雨。你的決定將取決於你是否認為天會下雨。天氣預報說今天降雨的概率是50%，你也看到天上有雲。但你知道有雲也未必會下雨，而天氣預報不准也是眾所周知的，就像煙霧探測器一樣，你需要根據不充分的信息做出決策。
因此，決策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產生錯誤。在一個信息不充分、不完整的世界裡，我們根本不可能總是做出正確的決策。而且，我們知道共有兩種誤差：一種誤差是你帶了雨傘但沒有下雨，這種誤差叫作「錯誤警報」（false alarm），就好像沒著火但煙霧探測器卻響了。這倒沒什麼大不了的。相反，另一種誤差是下雨了而你卻沒帶傘，這叫作「漏失」（miss）。漏失的代價通常遠遠大於錯誤的警報。在雨傘的案例中，漏失意味著你會被澆成落湯雞，新買的西裝也毀了。在煙霧探測器的案例中，漏失的後果更可怕，它可能導致你和家人發生生命危險。
自然選擇創造了像大腦這樣帶有偏見的系統，從而將代價更大的誤差降至最低。這種為避免在進化中產生代價昂貴的誤差的內生偏見叫作「煙霧探測器原則」（smoke detector principle）。進化心理學家馬爾蒂耶·哈茲爾頓和蘭迪·內瑟認為，自然選擇根據這個原則設計了人類的判斷和決策系統。我們的大腦就像優質的煙霧探測器，它被設置成即使沒著火也要報警的敏感度，強迫我們容忍錯誤警報帶來的不便，避免致命的漏失。進化傾向指引我們避免重大誤差，也導致我們的決策產生更多的小誤差，但我們製造的這些小誤差都是為了避免重大的錯誤。
投資的煙霧探測器原則
煙霧探測器原則存在於數量眾多的決策誤差中。例如，你每天不厭其煩地繫上行車安全帶，結果從來沒有發生交通事故，那麼這說明系安全帶的1 000次決策中有999次都是誤差。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我們被迫繫著安全帶開車而得不到任何好處（就好像在晴天拎著笨重的雨傘到處走一樣）。然而，被安全帶綁了幾十年以後，大部分理性的人都會開心地選擇這個誤差，因為與祖父母那個不系安全帶的時代相比，今天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已大大下降。煙霧探測器原則能夠指導人們通過這種小誤差來避免沒系安全帶導致交通事故的重大失誤。
從煙霧探測器的角度看決策誤差，與人們通常對誤差的理解大不相同。例如，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在金錢的問題上，人們的決策尤其容易出現誤差。蓋瑞·貝爾斯基（Gary Belsky）把我們稱為「愚蠢的金融投資者」。他認為，最常見的財務錯誤就是人們在金融投資上承擔的風險太小——因為人類極度厭惡風險。由於美國股票長期跑贏其他種類的投資，一些理性人便很疑惑為什麼沒有更多的人投資股市。如果你有5 000美元的積蓄，很多年後才退休，那麼聰明的理性經濟人應該用這筆錢做多樣化投資，包括一部分有風險的股票。可是，很多人卻選擇了把這5 000美元存到銀行——存款利息可能微不足道。從傳統經濟學的角度看，這似乎是非理性的。
但是，再用煙霧探測器原則來思考同一個財務決策。關於如何安排5 000美元積蓄的決策可以產生兩種誤差：一種可能性是你把錢放在銀行，而股市又進入牛市。這樣你就無法獲得可觀的投資回報，只有5 000美元的本金和區區1.8%的利息。正是這種明顯的差別使風險厭惡顯得如此非理性。
我們同意這是一種誤差，但是這種誤差並不會讓你傾家蕩產。想想另一種可能性：你把積蓄都投入股市，然後熊市開始了，結果你血本無歸。說真的，本書的一位作者就在2001年把退休基金的一大部分從低利率的債券賬戶拿出來投入了股市。做出這個決策後沒幾個月，股市便出現了一次史無前例的暴跌，過了沒多久又再次探底。正如我們在本書的前言中所說，他現在的處境就是不得不等到80歲再退休；而且即使熬到那天，說不定也只能在厄瓜多爾的窩棚裡了此餘生。
因為這個誤差的代價非常大，煙霧探測器原則已經把我們的大腦設置成為警惕喪失資源的模式。人類的風險厭惡傾向可能會導致誤差，但這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誤差，是自然選擇的結果，旨在避免更加嚴重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