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孟子
人是理性的嗎？或者，理性人的概念是否成立？
關於這一概念的討論，可謂連篇累牘，它們也構成了經濟學的重要基石。雖然幾經修正，迄今仍屹立不倒。「理性人」和「經濟人」的概念，最早得追溯到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一段描述：「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也正因為如此，在經濟學的經典描述中，基於理性人的自利之心，無數交換得以運行，看不見的手猶如上帝一般運作著一切。
現實往往比理論更弔詭。事實是，無論如何定義理性，人類並不總是理性的。如何解釋富人的慈善捐款？例如，《哈利·波特》的作者J. K. 羅琳，這位當初失業的單身母親在成功之後曾經捐出1500萬美元。如何解釋人類總是做出一些明顯不理性的決策？例如，金融市場上的追漲殺跌，尤其是在泡沫頂端衝入市場的投資者或相信麥道夫之類的騙局？如何解釋為什麼鑽石的稀缺明明是人為因素，但女人甚至男人還是趨之若鶩？如何解釋人類社會中合作和競爭的廣泛並存，甚至很多利他行為的存在？……對於這些現象，經濟學家通過信息短缺、有限理性等理論修正，大概能夠自圓其說。但是，隨著行為經濟學、行為金融學的興起，很多解釋也遭遇了挑戰，最為典型就是丹尼爾·卡尼曼的《思考，快與慢》以及羅伯特·席勒的《動物精神》，這些著作極大地刷新了人們對於理性人（理性投資者）的認知。
儘管如此，這些研究大多還是在「理性人」中的「理性」這個修辭性的概念上推進。《理性動物》的兩位作者道格拉斯·肯裡克與弗拉達斯·格裡斯克維西斯則另闢蹊徑，直接從進化角度理解人類的行為，並將人類定義為「理性動物」。
從理性人到理性動物，其區別何在？簡單而言，兩位作者整合了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生物學、進化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等多方面的知識，剖析了人類諸多行為背後的深層次動機。或者說，人類諸多看似不理性的行為，從進化角度都可以得到闡釋，這些行為甚至是深層理性(deep rationality)的。
《理性動物》一書的核心論點有二：首先，人類決策為其進化目標服務，因此很多決策是在潛意識之中基於進化痕跡而做出的；其次，人類決策行為的設計功能是為了實現多個不同的進化目標，在不同的情況之下會喚起潛意識中的次級自我(subselves)。我們的內在通常有7個次級自我，即自我保護型次級自我、避免疾病型次級自我、社交型次級自我、社會地位型次級自我、擇偶型次級自我、留住配偶型次級自我、育兒型次級自我。
二者疊加的結果，便可以解釋很多現象。人類進化史極其漫長，一般而言，越是晚出現的技能或環境，人類就越容易出錯，比如數學。本書第5章中，有一個很好的案例能說明人類認知如何受到進化因素影響，也可以說明行為經濟學和進化心理學的不同視角。
在行為經濟學中，丹尼爾·卡尼曼曾有一個著名的案例。假設美國正在為某種疾病的爆發做準備, 這種疾病預計會奪走600人的生命，對於AB兩種方案則有兩種表述。
表述一
方案A：如果採用方案A,則有200人會獲救。
方案B：如果採用方案B,則有1/3的概率救治600人,有2/3的概率無人獲救。
表述二：
方案A：如果採用方案A,則有400人會死亡;
方案B：如果採用方案B,則有1/3的概率無人死亡, 但有2/3的概率將導致600人全部死亡。
熟悉這個案例的朋友，此刻應該知道兩個表述基本一樣。在第一種表述下，大多數人(72%)都選擇了確定性更強的方案A；而第二種表述下更強調損失，則78% 的人選擇了方案B。
這個實驗被認為揭示了決策中的一個重大偏差，它也挑戰了理性人模型，卡尼曼等人獲得諾獎也與此有關。不過本書作者卻舉出另一個案例：如果實驗中的人數不是600而是60，那麼多數人的決策並不會受到太多影響。其原因就在於，原始人的社交範圍往往是在100以內，即人類的進化決定了認知規律。
再看動物精神，這一概念源自經濟學家凱恩斯。席勒曾借用此概念批判亞當·斯密只知人類會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但他卻忽略了動物精神，沒有考慮到人們的非理性程度或者被誤導的程度。席勒認為，動物精神在現代經濟學中用來指經濟的動盪不安和反覆無常，「有時候，我們被它麻痺；有時候它又賦予我們能量，使我們振作，克服恐懼感和優柔寡斷。」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動物精神可以說過於樂觀或者過於悲觀，但是我們作為現代人延綿至今，這就表示我們祖先是競爭的勝利者，而人類那些看似冒險的行為其實背後有合理的解釋。
人類的冒險尤其男性的冒險往往得到鼓勵，男性很多不太明智的選擇與繁殖成功率深度關聯，而女性也迷戀喜歡冒險的男性。從實驗來看，男性在玩滑板時，如果一旁有美女觀戰，男性的睪丸激素水平就會自動升高，而負責獎勵和懲罰評估的大腦前額葉皮層甚至會關閉。這時，這些滑板玩家會更願意追求冒險，同時也會提高高難度動作的成功率。
就像美國的肯尼迪家族曾經被認為遭遇了詛咒，其各代繼承人都在挑戰中遭遇各種挑戰，從遇刺到意外再到醜聞，但是從概率上他們仍舊活得成功，尤其是生物學上的繁殖成功——肯尼迪大家族仍舊人丁興旺，孫輩就多達29人，重孫輩有60多人。
本書還有很多類似的案例。例如馬丁·路德·金截然相反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正是因為不同的次級自我在起作用，而鑽石的成功流行也正是迎合了人類的擇偶型次級自我以及社會地位型次級自我的一種策略。鑽石其實並不稀缺，那句廣告語「a diamond is forever」（鑽石恆久遠,一顆永流傳）曾被《廣告時代》雜誌評為「20世紀最佳廣告語」，其創作者是一位廣告公司的女職員，終身未婚。
「人類是理性動物」這一斷言來自亞里斯多德，但「人類是動物」這一斷言多少令人不快，不過這股生物學的入侵潮流已經開始。20世紀70年代美國生物學泰斗愛德華·威爾遜（E. O. Wilson）發明了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一詞，通過《論人的本性》等著作宣稱應將人性研究納入自然科學。而英國演化理論學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則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中宣稱：「我們都是生存機器」。其他以人類為主要研究目標的著作也紛紛湧現，從莫裡斯（Desmond Morris）的《裸猿》到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第三種猩猩》，僅從書名就可見研究者的態度：要麼把人類看作193種猴類和猿類的其中一種；要麼就是把人類直接認作黑猩猩的近親，畢竟二者基因的差異不到2%，這倒也暗合本文開頭孟子所謂的「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的判斷。
時代更迭，「經濟人」所代表的內涵也幾經變化，但我仍舊偏好「經濟人」這一概念。我認為經濟人仍構成了經濟學的思維起點，經濟人與理性動物的概念並非截然對立，而是左手和右手的關係。我們的認知需要更新，視角也不必拘泥於理性與非理性的思維泥淖。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近年來我開始關注行為經濟學、生物進化學等對於人類行為的研究進展，也欣然應約為這本《理性動物》作序。
換一種進化的眼光，便可以多一種視角，更好地解釋（猜測）人類的思維暗箱——我們的諸多行為，無論冒失還是謹慎，無論狡黠還是愚蠢，只是在或明或暗地滿足不同的生存需求，這一切對應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名言，可謂「動物的，太動物的」。
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專欄作家 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