嗚呼，女性身上的花樣特別多，而人生亦從此多苦矣。
——魯迅，《憂“天乳”》（1927）
我們一直在記錄貧困婦女的世界，現在且讓我們休息一下，介紹一位億萬富翁。
張茵是個嬌小、熱情的中國女性。她一開始是名成衣女工，一個月賺六美元，除了養活自己，還要幫家裡養活七個兄弟姐妹。20世紀80年代初期，她搬到深圳經濟特區，在一家中外合資的紙張貿易公司工作。在那裡，張茵學得了經營紙張生意的微妙之處。本來可以繼續待在公司不斷發展，但是她野心勃勃，想要不斷突破。1985年她到香港獨闖，在一家貿易公司工作。不到一年，那家公司破產了。張茵就在香港自立門戶，在當地購買廢紙，再運回內地。她很快發現，美國和中國的廢紙市場之間有龐大的套利機會。由於中國的森林不多，大部分的紙張是由稻草或竹片製成，質量低劣，這使得從美國回收的廢紙（由木漿製成，在美國當地非常不值錢）在中國成為貴重商品——尤其因為工業化的關係，紙張需求急遽上升。
張茵與來自中國台灣的丈夫合作，一開始通過中盤商購買美國的廢紙，1990年，她搬到洛杉磯，開始自己去聯繫業務。她開著二手的道奇小貨車拜訪加州各處的垃圾場，跟他們約定時間收取廢紙。垃圾場也很樂意和她交易。
“我得從頭學起，”張茵說，“這是我和先生兩人的公司，而我一句英文也不會說。”她能夠以低廉的費用把廢紙運回中國，因為貨船把玩具和衣服從中國運到加州港口後，回程大多沒有裝載任何商品。隨著中國對紙張需求的躥升，張茵的事業愈做愈大。1995年她回到中國，在南方新興都市東莞開設了製造紙板的造紙廠，專做包裝出口商品的瓦楞紙箱。
張茵在加州的回收公司叫作“美國中南控股”，就交易量而言，目前是美國輸往中國最大的紙原料出口商。她在中國的造紙廠“玖龍紙業”有5000多名員工，但她還懷有更大的雄心壯志。“我的目標是在3～5年之後，讓玖龍成為紙板的第一品牌，”她跟我們《紐約時報》的朋友戴維·巴伯札（David Barboza）表示，“我一直渴望成為業界領袖。”
到了2006年，張茵的身家已達46億美元，在中國富豪榜上名列前茅。她當時應該是全球白手起家的女性當中最富有的，雖然後來的市場波動讓她的身家大幅下跌，還威脅到公司的運營。但無論如何，這其中隱含更大的寓意：根據追蹤中國財富的《胡潤百富》數據顯示，世界上白手起家的女性富豪，十名中有六名是中國人。這再次反映出中國已為女性建立了更平等的競賽場。
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中國已成為發展中國家性別議題的模範：從壓制女性進化為解放女性，這表明只要有政治意願，文化障礙相對而言是可以快速克服的。全世界背景迥異的國家，比如盧旺達、博茨瓦納、突尼斯、摩洛哥、斯里蘭卡，也同樣在賦權女性方面有迅速的進展。挑戰依然存在，但是這些國家提醒我們，性別障礙是可以逐漸消除的，這對男性與女性來說都有好處。
有時候，我們會聽到人們對於反抗性交易、外陰切除或榮譽謀殺等懷疑的聲音，認為這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的好意碰到了數千年的傳統，哪起得了什麼作用呢？
我們以中國的例子來說明。一個世紀前，生為中國女性可以說是最為命苦的，裹小腳、童養媳、納妾及溺女嬰的習俗深植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20世紀初期的中國鄉村女孩，有時候甚至沒有真正的名字，只是被叫作“二妹”或“四妹”，或者更沒尊嚴地，被取名為“來弟”、“迎弟”或“招弟”，取“招來弟弟”之意。女孩們極少有機會接受教育，常被販賣，許多人最後淪落到上海的妓院。
那麼，批評裹小腳和溺女嬰這類現象，是西方人的文化帝國主義作祟嗎？或許吧，但是如此批評也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堅信某些價值觀，譬如全人類不管膚色或性別人人平等，那麼我們就不應該害怕為捍衛這些價值觀挺身而出；如果我們為了尊重他人的信仰或文化，而接受奴役、虐待、裹小腳、榮譽謀殺或外陰切除等廣泛存在的事實，這樣未免也太沒責任及道義心了。中國讓我們學到一點：我們不需要接受歧視女性是難以根除的“社會文化”這一觀點。要是文化無法改變，中國還會很窮，而雪莉也得蹬著三寸金蓮搖搖晃晃地走碎步。
爭取女性權益在當時的中國，跟在今天的中東一樣艱難，而且挫折連連。當時，看到年輕女性開始剪短髮，中國社會保守人士怒不可遏，認為這讓女人看起來像個男人。在20世紀20年代晚期，街頭混混有時會把短髮女性抓過來，把她的頭髮全部扯掉，甚至割掉她的乳房。“要是想變得跟男人一樣，”他們說，“這樣才徹底！”
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較正確的一項政策是解放婦女。毛澤東把女性引進到勞動領域和中共中央委員會，廢止童養媳、賣淫和納妾。“婦女能頂半邊天”這句豪言壯語就是出自毛澤東之口。
中國在改善婦女地位方面取得的長足進展，沒有哪個國家能夠與之匹敵。過去100年來，中國已成為女性權益保護最好的國家（至少在城市是如此）。中國都市的男性往往比大多數美國男人更會投入煮飯和帶小孩等家務事中。事實上，中國女性通常主導家庭決策，因此產生了“妻管嚴”這樣的說法。雖然在職場上歧視女性是事實，但不是因為性別主義的關係，而是僱主需特別提防中國對孕產婦的優待補助。
我們可以看到雪莉祖先所住的中國南部村莊也在不斷進步。雪莉的外婆五歲時，被母親用裹腳布把她的腳從趾頭纏到腳跟，冒著從此將會壓碎小骨頭的風險，只為讓她擁有小巧嬌美的三寸金蓮。這種小腳被認為是性感美麗的：19世紀的中國人描述女性小腳的詞彙，比描述胸部的修辭更色情。與丈夫搬到加拿大多倫多後，雪莉的外婆把裹腳布拆掉，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她一輩子生了七個孩子，是位意志堅強的母親，但是一直到生命結束時都還穿著小鞋子蹣跚而行，走起路來像只踩著矮蹺的苗條版企鵝。
我們開始造訪中國時，裹小腳的習俗已經消失了，但是多數鄉村婦女依然默默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然而，教育的普及化和年輕女性工作機會的增加，讓性別觀念快速得到校正。教育及賦權女孩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在許多家庭眼中，以此帶來的經濟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這樣的良性循環在中國發生了：女孩一旦有了經濟價值，父母就會在她們身上投資更多，並給予她們更大的自主性。中國女性也打入了一度由男性占壓倒性優勢的領域。中國數學系及化學系學生雖然大多是男性，但是男女數量的差距比美國還小。下棋是全世界男性最熱衷的消遣活動，在中國也是如此——但是中國的女性迎頭趕上，速度比其他國家還快。1991年，謝軍成為第一位來自中國的女子國際象棋冠軍，之後諸宸和許昱華兩名中國女性成為棋後。此外，一位名叫侯逸凡的女孩可能是女性國際象棋界有史以來最神奇的天才：2008年，年僅14歲的她在世界女子錦標賽的決賽當中差點奪冠，現在依然進步神速。如果現在棋壇上有哪位女性將從男性手中奪得國際象棋冠軍的頭銜，很可能就是她。
中國之所以是女權保護的重要模範，正是因為它因解放女孩而帶動了經濟起飛。其他快速成長的亞洲經濟體也是如此。如同曾在世界銀行及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針對這些議題作過研究的經濟學家霍米·哈拉斯（Homi Kharas）所建議的：
啟動一國的經濟起飛，取決於該國資源是否達到最有效利用。許多東亞經濟體在給予年輕農村婦女免費的基礎教育之後，把她們從農田帶入工廠，形成持續的經濟繁榮。在馬來西亞、泰國和中國，成衣和半導體等出口導向的工業主要僱用年輕女性，而她們之前只是在生產力較低的家族農田工作，或是忙於家務事。一國經濟能夠從這樣的轉變得到諸多好處：改善年輕女子的勞動生產力，經濟增長率提升了；僱用她們在出口產業工作，國家得到外匯存款，可以用來購買所需的資本設備；這些年輕女性存下大筆金錢，或是寄回村莊資助家人，提升了國家的儲蓄率；她們擁有好工作和賺取收入的機會，因此會較晚結婚和生育，這降低了生育率和人口增長率。因此，東亞經濟成功的一大主因是農村年輕女性勞動人口的貢獻。
實現經濟起飛的國家，都是教育女孩並給予她們搬到城市尋找工作自主權的國家，這並非巧合。相較之下，我們很難想像（至少現在很難）這樣的情景：幾百萬名巴基斯坦或埃及鄉村少女接受完整的國民教育，獲准搬到城市，以單身的身份工作並推動著產業革命。
印度頂尖企業的主管曾指出，該國的缺點之一是他們不像中國那麼有效率地僱用婦女，現在他們正努力矯正這一點。科技公司龍頭“威普羅科技”（Wipro Technologies）董事長普雷姆吉（Azim Premji）表示，現在威普羅僱用的工程師當中有26%是女性。他設立的“普雷姆吉基金會”（Azim PremjiFoundation）致力於讓更多農村女孩上學——一來幫助這些女孩；二來這會使得生育率下降，女性勞動力會更有效率，進而推動整體經濟的發展。
中國的模式讓我們瞭解：“血汗工廠”讓女性發展得更好。這話可能讓許多美國人大吃一驚。美國人聽到的大多是成衣工廠有多麼不公不義，比如強迫加班、性騷擾、危險的工作環境等。這些情況的確存在，但是婦女依然湧入這些工廠，因為在工廠比在鄉下整天拿著鋤頭耕田還是要好過一些。在大多數的貧窮國家，女性沒有多少工作可供選擇。比如在農業方面，女性往往沒有男性強壯，因此工資較少。但是在製造業，情況卻相反。工廠偏好年輕女性，可能是因為她們比較乖順，也可能是因為她們的小巧手指比較靈活，適合組裝或縫紉。因此，製造業的興起總體而言提升了女性的就業機會和社會地位。
言下之意，西方人不應該譴責血汗工廠，而應鼓勵貧窮國家發展製造業，尤其是非洲和穆斯林國家。除了毛里求斯之外，非洲幾乎沒有出口製造業（萊索托和納米比亞兩國只有少量的製造業），我們能夠幫助埃及和埃塞俄比亞婦女的方式之一，就是鼓勵當地設立工廠，出口廉價鞋子或成衣。勞動密集型的工廠能夠為女性帶來大量的工作機會，而女性會帶來更多的資本——以及性別平等。美國已發起了一個絕佳計劃，藉著降低關稅來推動非洲的出口業。該計劃稱為“非洲增長與機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是一個有效的援助方案，卻從未得到適當的關注或支持。西方國家若想用簡單方法幫助非洲女性，就應整合“非洲增長與機遇法案”與歐洲的優惠方案“除武器外全部免稅”（Everything But Arms）。如同牛津大學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Paul Collier）所指出的，標準規範與官僚體制的整合，會創造更大的共同市場來進口免收關稅的非洲製品。這會成為在非洲設廠的主要動因，進而提升就業率，並且給予非洲人一條自給自足的新道路。
半個地球之外，一個跟中國迥然不同的國家也逐漸成為性別議題的模範。盧旺達，一個貧窮的內陸國，一個父權至上的社會。1994年爆發種族大屠殺，100天之內80萬人喪生，人們至今依然活在當年的陰影之下。大多數劊子手來自胡圖族（Hutu），而大多數受害者是少數族群圖西人（Tutsi）。現在，部族間的緊張局勢對該國的安定而言依然是個挑戰。然而，如今在這個沙文主義大行其道的貧瘠土地上，女性卻在經濟、政治和社會中扮演起重要角色——這為整個盧旺達帶來了巨大的利益。盧旺達自覺性地實施賦權女性及提升女性地位的政策，該國之所以成為非洲成長最快速的經濟體之一，或許部分可歸功於這些政策。目前，盧旺達除了國土面積過小之外，堪稱非洲的中國。
大屠殺的後果是盧旺達有七成的人口是女性，因此國家不得不依靠女性。但這不只是出於必要。男人在大屠殺時身敗名裂，而女人基本上只扮演配角（因殺人入獄的囚犯中只有2.3%是女性）。事後，大家普遍認為女性責任感比較強，比較不會訴諸殘暴行為。因此，國家已經作好了心理準備要賦予女性更多重任。
鎮壓種族滅絕者的反抗軍領袖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成為盧旺達總統，他想要振興國家經濟，也明白這需要借助於女性。“你要是把那部分的人口杜絕在經濟活動之外，就是陷自己於不利，”他告訴我們，他的新聞秘書（一位女性）露出讚許的眼神。“我們決定讓女性參與，並不是因為時勢所逼，”他補充道，“在《憲法》裡，我們規定國會席次有三成必須是女性。”
卡加梅英語流利，定期和美國人會面，或許他明白把盧旺達標榜為機會平等的國家會有好處。盧旺達的內閣會議室比白宮還高科技，裡頭常迴盪著女性的聲音。卡加梅不時會任命女強人擔任內閣職位和其他高層要職。現在擔任最高法院院長、教育部部長、首都基加利市（Kigali）市長以及盧旺達電視台總裁的都是女性。而在地方事務上，許多婦女在鄉村重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到了2007年，盧旺達超過瑞典，成為全球國會女性成員比例最高的國家——下議院48.8%的席次是女性。2008年9月，一場選舉讓盧旺達成為第一個國會女性佔多數的國家——下議院的女性席次占55%。反觀美國，在2008年，眾議院只有17%是女性。在女性擔任國家政務要職的比例方面，美國世界排名第68。
貧窮國家中，女性占國會總席次至少1/3的，盧旺達是其中之一——另外兩國是哥斯達黎加和莫桑比克。盧旺達也是貪污情況最少、成長最快、治理最佳的非洲國家。
盧旺達和中國的例子表明，政府可以通過培養婦女來促進經濟發展。而在這種治理良好且機會均等的國家，西方援助也通常特別有效。
41歲的莫文琳·克拉克住在紐約布魯克林區，她一直覺得自己應投身公益，把更多收入捐給慈善機構。她在銀行工作，年收入5.2萬美元，自覺滿足自己的需求已經綽綽有餘。“我聽說過什一稅，也就是把1/10的收入捐給教會，”莫文琳解釋，“我不是教友，但覺得自己也應該把1/10的收入拿來做慈善。”
莫文琳在選擇慈善機構時，首要條件是行政開銷要少。她上網花了幾小時瀏覽“慈善導航網”（Charity Navigator）上那些四星的慈善組織。該網站以效率來評估慈善團體，它不是完美的指南，因為它把評估重點放在了運營費用是否精簡，而非影響力有多大上，但該網站不失為作出正確判斷的起點。莫文琳偶然發現了“國際婦女互助”（Women for Women International）組織，她頗為賞識。這是一個贊助組織，捐助者可以借此援助貧窮國家的一名特定婦女。莫文琳是牙買加裔黑人，想要贊助一名非洲婦女。於是她註冊登記，同意每月支付27美元，為期一年，並要求受助者是盧旺達人。
莫文琳跟克勞丁·穆卡卡裡沙配成一對。克勞丁27歲，是盧旺達布塔雷省大屠殺的倖存者。當年胡圖族的極端分子闖入了她家（他們是圖西族），最後只有她存活下來。那時克勞丁才13歲，她與姐姐一起遭到綁架，被帶至胡圖族的強姦屋。“他們對我們姐妹施暴，”克勞丁以一種害羞又痛苦的單調語氣向我們解釋道，“然後打我們。”大量的民兵來到這間屋子，耐心地排隊強暴女人，一直持續了好幾天。當然，受虐婦女得不到醫療護理。“我們的生殖器開始腐爛，蛆蟲從我們身體裡鑽出來，”克勞丁說，“我們幾乎走不動，只好跪在地上爬。”卡加梅的軍隊打敗種族滅絕者時，胡圖民兵逃到剛果，也把克勞丁和姐姐一同帶去了。民兵殺死她姐姐，但是最後放走了克勞丁。“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放了我，”她聳肩說道。也許是因為她懷孕了。克勞丁當時還不瞭解生命是怎麼產生的，她納悶自己的肚子為什麼越來越大。“我以為我不可能懷孕，因為以前聽人家說女生只有被親臉頰時才會懷孕，而我從來沒被親過。”
年僅13歲的克勞丁挺著大肚子到處尋求幫助，後來自己在停車場生下孩子。她覺得自己沒有辦法養活這個嬰兒，加上痛恨強暴她讓她懷孕的人，於是拋棄了嬰兒，任其自生自滅。“但是我內心不允許我這麼做，”她說，“我又回去把嬰兒撿起來。”克勞丁在街上乞討，只能勉強活命。“許多人見到我就把我趕走，”她說，“因為我很臭。”克勞丁安靜矜持，話音輕柔。她在敘述自己的故事時，嘴唇偶爾顫抖，但是情緒的波動並不明顯。她身上透出的最顯著的東西，是與孩子一同活下來的決心。
這種乞討生活過了幾年之後，一個叔叔收留了克勞丁，但是要求她以性交交換。她再度懷孕時，被這位叔叔趕走了。後來，克勞丁發現自己可以找到園藝或洗衣服的工作，做一天通常能賺到1美元。她打算把兩個小孩送去上學，但心有餘而力不足：每個孩子每學期的學費是7美元，她沒有那麼多錢，她和孩子們都是過一天算一天。莫文琳的贊助為克勞丁和孩子帶來了新希望。莫文琳每個月贊助的27美元，有12美元用來支付她的訓練課程，剩下的15美元則直接給克勞丁。在訓練課程上，講師會指導婦女儲蓄，一來為了養成小額儲蓄的習慣，二來在一年後修完課程畢業時，她們就能有一筆資金可用。克勞丁每個月存5美元花10美元。10美元當中，有部分用來支付孩子的學費和購買食物，此外，克勞丁還挪出一些錢買來生火用的大袋木炭，再以薄利的零售價賣給其他貧窮家庭。
克勞丁每天早上去“婦女互助”的宅院上課。每週一、週三、週五是職業訓練，學習可以養活自己的一技之長。克勞丁學習的是珠飾細工，她所做的刺繡品可以自己賣，也可以委託給“婦女互助”出售（他們能想辦法把刺繡掛進紐約時髦的百貨公司）。還有婦女學習用蘆葦編織籃子或餐墊；若是婦女真有天分，還能學習縫紉，以後當裁縫師。裁縫師一天可賺4美元，在盧旺達是一筆可觀的收入；而學習其他技能的婦女賺得相對較少。每週二和週四，婦女參與關於健康護理、識字或人權的課程。開課的目標之一是讓婦女更有決斷力，改變她們對不公平待遇逆來順受的心態。
克勞丁在盧旺達“婦女互助”的會議上。（拍攝：尼可拉斯）
克勞丁和莫文琳互相通信，莫文琳寄給克勞丁紐約市的照片，讓克勞丁看看她所住的地方。這些照片看得克勞丁和她的孩子很入迷，彷彿那是另一個星球。
在贊助克勞丁九個月後，莫文琳被裁員了。當我們問她做慈善的決心有沒有動搖時，她笑出聲來。“我一刻也沒後悔過，”她說，“如果我夠幸運能幫到她，讓她可以脫離現在的處境，也助她家人一臂之力，對我而言這才是真正重要的。至於我，這反而是讓我走出自我的方式。許多時候，因為從沒經歷過真正的匱乏，你會忘記自己有多麼幸運。”
莫文琳成了自由職業者，並繼續把1/10的收入投入慈善。“現在我有了任何一筆收入，或是有人送我禮物，我就會隨時在心裡計算，心想：‘好，我要捐出這麼多。’其實沒那麼困難。”
克勞丁也發展得越來越好，她對於莫文琳給予她和孩子這個機會而感激不盡。此外，盧旺達的經濟繁榮的確是件大好事，它為“婦女互助”的畢業生提供了更多機會。盧旺達之所以繁榮，正是因為這個國家想出辦法把克勞丁這樣的婦女轉為了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