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除了陰道之外，對於文明應該還有其他部分可以貢獻。
——克裡斯托弗·巴克利，《阿拉伯的弗洛倫斯》
（Christopher Buckley, Florence of Arabia）
福布斯根傑鎮的紅燈區其實沒有紅燈。沒錯，那裡沒有電。妓院只是泥路上以泥磚為牆的家庭宅院，再獨立搭蓋幾間茅屋給恩客使用。泥路上孩子們在追趕著玩耍，轉角處有一家單門臉店面，賣色拉油、米和一點糖果。在比哈爾這個靠近尼泊爾邊境的北印度窮鄉僻壤，除了性交易之外，基本沒有什麼商業活動。
米納·哈西納走在路上時，小孩都停下來，瞪著她瞧。大人也停下腳步，有些還對她怒目而視，緊張感油然而生。米納30多歲，褐色皮膚，眼神溫暖，笑起來有魚尾紋，左鼻子上穿了一個飾紐，是個可愛的印度婦女。她一身紗麗，把烏黑的頭髮往後束起，漫步在那些看不起她的人群之中，顯得相當自在。
米納是印度的伊斯蘭教徒，多年來都在納特（Nutt）部族所經營的妓院裡賣淫。“納特”是控制當地性交易的低種姓階級部族，傳統上從事賣淫工作，也喜歡犯一些不甚嚴重的小罪。他們是橫跨兩代的賣淫世界，即母親自己賣淫，也把女兒養大做同樣的事。
米納經過一家家妓院，走進一間較大的茅屋（這個茅屋有時也用作學校），找個舒服的姿勢坐好，那些停下來看她的村民又慢慢地重新干他們的活了。
“我八九歲遭綁架被賣掉。”米納開始娓娓道來。她出生於尼泊爾邊境的貧窮人家，被賣到納特部族，又被帶到鄉下一間房子裡。妓院老闆把青春期前的女孩養在那裡，直到她們成熟到能夠吸引嫖客。12歲那年（她還記得是初潮來臨的五個月前）她被帶到妓院。
米納·哈西納和兒子在印度比哈爾。
（拍攝：尼可拉斯）
“他們帶進來第一個嫖客，跟他拿了許多錢。”米納面無表情、語氣平淡地回憶道。這樣的初次經驗，跟柬埔寨女孩拉思的遭遇類似，因為全世界的性交易都採用同樣的經營模式，也使用同樣的手法來破身。“我拳打腳踢，又哭又鬧，讓他無法得逞，”米納說，“妓院老闆最後不得不把錢還他，之後就用皮帶、棍子和鐵棒把我毒打一頓，我被打得皮開肉綻。”她搖搖頭，好把記憶甩開。“但是就算他們打得再狠，我也抵死不從，後來他們亮出刺刀，說我要是不乖乖聽話，就把我殺了。他們又試了四五個嫖客，我還是死不認命，他們繼續毒打我，最後無計可施，只好把我麻醉：在我喝的水裡摻酒，讓我醉得不省人事。”接著，其中一名妓院老闆強暴了她。她醒來後，宿醉難受，下體疼痛，明白了生米已煮成熟飯。“我是個廢人了。”她當時心想。於是讓步，不再對抗。
在米納所待的妓院裡，暴君是該家族的女家長阿伊奴。有時候阿伊奴會自己動手毒打女孩，有時候則指派媳婦或兒子來執行任務，他們全都心狠手辣。
印度比哈爾的黑道試圖強迫圖中男人將女兒賣入妓院。他拒絕了，並讓女兒躲了起來，於是黑道毀了他們的家。“世界自救婦女”組織幫助了這個家庭。
（拍攝：尼可拉斯）
“甚至不准我哭，”米納回憶道，“要是有一滴眼淚，他們就會繼續打。我總覺得生不如死，有一次從陽台往下跳，結果毫髮無損，連腳都沒斷。”
米納和其他女孩從來不准離開妓院，也從來沒拿過薪水。她們每天通常要接待十名或更多的嫖客，一周七天。要是女孩瞇眼睡著，或是抱怨胃痛，老闆就用毒打來解決問題。要是誰流露出任何反抗跡象，所有人都會被召集起來，目睹頑強不從的女孩被五花大綁之後狠狠鞭打。
“他們會把音響開到最大，好掩蓋尖叫聲。”米納面無表情地說。
由此可見，說印度的現代奴隸比其他任何國家還多，幾乎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印度有200萬～300萬名娼妓，雖然她們當中有許多是自願賣淫，而且能拿到酬勞，但大部分是非自願進入性產業的。2008年關於印度妓院的一項研究發現，從十幾歲就入行的印度和尼泊爾娼妓，大約有半數表示她們是被強行帶入妓院的；二十幾歲入行的女性，比較可能是出於自由選擇，經常是為了養孩子。一開始被迫入行的，通常最後還是會接受命運，心甘情願地賣淫，因為她們沒有其他技能，也因為深受社會歧視而無法從事其他工作。
矛盾的是，在性方面最為嚴格保守的國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反而是從妓人數特別多的國家。因為當地的年輕男子很少跟女友上床，通過娼妓來發洩性慾就變成是社會可以接受的。
這種不言而喻的社會默契隱含的意思是：上層階級的女孩保有貞潔，而年輕男子在妓院得到滿足。在妓院工作的是從尼泊爾、孟加拉國或印度貧窮村莊所買來的少女奴隸。只要這些女孩是像米納這樣未受教育、低種姓階級的鄉下人，社會就會刻意忽視她們——就像南北戰爭前的許多美國人刻意忽視奴隸制度的恐怖，只因為被鞭打虐待的人看起來跟他們不同。
在米納所待的妓院裡，沒有人使用保險套。米納目前是健康的，但是她從來沒有做過艾滋病病毒篩檢。（雖然印度的艾滋病並沒有肆虐，但是娼妓面臨的風險特別高，因為要接觸大量的客人。）後來米納意外懷孕了，這讓她的心情跌入谷底。
“我不想生孩子，我的人生已經浪費了，我不想再浪費另一個生命。”米納這麼說。但是就跟印度許多妓院一樣，阿伊奴的妓院喜歡手下的女孩懷孕，認為這是繁殖新一代“搖錢樹”的大好機會。孩子生出來後，女的長大成為妓女，男的成為洗衣做飯的僕人。
在沒有醫療設備協助的情況下，米納在妓院裡生下一名女嬰，取名為奈納。很快，阿伊奴就把女嬰從米納身邊帶走，一方面不讓她喂哺母乳（嫖客不喜歡分泌乳汁的妓女），另一方面把女嬰當作人質，確保米納不會逃走。
“我們不讓奈納留在你身邊，”阿伊奴跟她說，“你是妓女，沒有名譽，隨時都會逃走。”後來米納又生了兒子維瓦克，妓院老闆也把他帶走了。米納的兩個孩子都在妓院裡由他人撫養，活動範圍主要是在宅院裡她不准進入的區域。
“他們軟禁我的孩子，認為這麼一來我就不會逃跑了。”她說。就某種程度而言，這樣的策略成功了。米納曾經幫13名女孩逃脫，自己卻沒有逃走，她捨不得孩子。留下來的後果是遭受作為懲罰的一次又一次毒打。
阿伊奴年輕時也是妓女，因此對年輕女孩毫不同情。“如果連我自己的親生女兒都可以做妓女，你們也可以。”阿伊奴這麼告訴女孩。她的確讓自己的兩個女兒當了妓女。“她們也是被打得死去活來，最後只好認命，”米納解釋，“沒有人想做這行。”
米納估計，生活在妓院的十幾個年頭裡，她平均一周有五天被打。大多數女孩很快就承受不住，妥協了，米納卻從來沒有輕言讓步。她與眾不同之處就是頑強和固執，必要時可以誓死不屈，這是村民不那麼喜歡她的一個原因。她違反了印度鄉下所認同的女孩該有的柔順氣質，她不僅頂嘴，而且還手。
警方似乎不可能是妓院女孩的救星，因為警察定期光顧妓院，而且能得到免費服務。然而米納實在是走投無路了，有一次她就偷偷跑到警察局求救。
“鎮上一家妓院逼我賣淫，”米納對警察局裡一臉錯愕的值班警員說，“老闆沒命地打我，還軟禁了我的兩個孩子。”其他警察出來觀看這難得一見的場面，邊看邊冷嘲熱諷，趕她回去。
“你還真有膽啊！”一名警察斥責她。米納執意要告妓院，最後警方不得已，只好要求妓院承諾不再打她，才把她送回去。妓院老闆沒有立刻處罰她，但是一名友善的鄰居偷偷警告米納說老闆打算殺了她。這在紅燈區並不常見，就像農夫不會殺掉好乳牛這樣的生產資料。但要是有人把這裡鬧得雞犬不寧，老闆也只好殺雞儆猴。
米納擔心自己性命不保，只得拋下孩子逃出妓院。她搭了好幾個小時的火車到福布斯根傑鎮，該地有人向阿伊奴的一個兒子馬奴傑報告米納的行蹤，他很快趕到，並把米納毒打一頓。馬奴傑不想讓米納再回到妓院惹麻煩，他命令米納在福布斯根傑鎮接客，把賺來的錢交給他。米納不知道要是不乖乖照做是否還能活命，就同意了。
每次馬奴傑來福布斯根傑鎮收錢時，都對米納給他的錢數相當不滿，借此又是一頓痛打。有一次馬奴傑把米納摔到地上，用皮帶狠抽，這時一名令人敬佩的當地男子——他叫庫德茲，是名藥劑師——打斷了他：“你已經在利用她的身子，把她壓搾成這副樣子了，你還想把她打死嗎？”
庫德茲並沒有撲到馬奴傑身上把他揪開，但是對於米納這種受盡社會白眼的女子而言，有任何人挺身而出替她說話，都算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馬奴傑住手後，庫德茲把米納扶了起來。米納和庫德茲住得很近，這次的事件讓兩人產生了情誼。之後，庫德茲時常來找米納聊天，後來向她求婚。米納興奮不已地接受了。
馬奴傑聽說這樁婚事後勃然大怒，他說願意給庫德茲10萬盧比（2500美元5）——非比尋常的高價——讓他放棄米納。這也許正反映了他的擔憂：米納可能會利用已婚婦女的新地位，為妓院帶去麻煩。庫德茲對於這項交易無動於衷。
“就算你給我25萬，我也不會放棄她，”庫德茲說，“愛情無價！”
米納和庫德茲結婚後，生了兩個女兒，然後回到老家尋找父母。她母親已經過世（鄰居說米納失蹤後，她母親一直哭泣，最後瘋了），她父親看到女兒有如死而復生，不禁又驚又喜。
生活顯然變好了，但是米納忘不了她留在妓院的兩個孩子，常常搭五個小時的巴士回到妓院。她站在外頭，懇求他們把奈納和維瓦克還給她。
“我盡可能多回去，”她回憶著，“我知道他們不會還我，還可能往死裡打我，但我覺得我必須試試。”
沒有用。阿伊奴和馬奴傑不讓米納進入妓院，他們用鞭子抽她，把她趕走。警察不理她。妓院老闆不但威脅要殺了她，甚至揚言要綁架她與庫德茲生的兩個小女兒，然後賣到妓院去。有一次，兩個流氓出現在米納家，要把兩個小女孩偷偷帶走，庫德茲抓起一把刀，厲聲警告：“你們要是膽敢動她們一根汗毛，我就把你們碎屍萬段。”
米納為她兩個小女兒的安危恐慌不安，但是她也忘不了奈納。她知道奈納即將進入青春期，很快就會被推入市場，但是她能怎麼辦？
常年採訪米納這樣的女性，我們對於性交易的定義有了不同的看法。我們在美國長大，在中國和日本都生活過，認為賣淫是女性改變境遇或走出貧困的方式。在香港，我們結識過一個澳洲妓女，她偷偷把雪莉帶到她“男人俱樂部”的衣物間與當地女孩見面，這些女孩都是因為看到了致富機會而下海從妓的。我們以前當然不把娼妓當成被迫工作的奴隸，因為美國、中國和日本的大多數娼妓並非真正被迫賣淫。
然而，如果說今日有幾百萬婦女“確實”遭受奴役，其實並不誇張。（與19世紀奴役的最大差異在於，這些婦女有許多活不到30歲就死於艾滋病。）經常用來描述這種現象的用詞“性販運”，其實是一種誤稱。問題不在於性，也不在於賣淫本身。在許多國家，譬如巴西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賣淫雖然很普遍，但大多是自願的（是出於經濟壓力而非肉體強迫）。在那些地方，妓院不會把娼妓鎖起來，而且許多娼妓是獨立工作，不依靠妓院或皮條客。問題也不全然出在“販運”上，因為逼良為娼這回事，不見得就是把女孩運送到很遠的地方。性販運的恐怖，用“奴役”來形容更為貼切。
現代奴隸的總數難以估計。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推測，每時每刻，全世界有1230萬人在被迫從事各種勞力工作，不只是性奴役。一項聯合國報告估計，光是在亞洲，就有100萬名兒童所處的環境跟奴役毫無差別。英國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的數據是：“每年有100萬名兒童被迫賣淫，而被迫賣淫的兒童總數可能高達1000萬。”
反人口販賣人士往往採用較高的數字，例如他們說現代奴隸有2700萬。這個數字源自凱文·貝爾斯（Kevin Bales）的研究，他領導一個叫作“解放奴隸”的組織。人數之所以難以計算，一個原因是性工作者不可能被清楚區分為自願工作和非自願工作兩類。有些時事評論家把所有娼妓都看成性奴隸，有些則把她們看成創業者。在現實社會當中，雖然這兩類各佔一部分，但是也有婦女是處於自由和奴役之間的灰色地帶。
妓院經營模式的一個基本要素，是用羞辱、強暴、威脅和暴力來蹂躪女孩的心靈。我們認識一名15歲的泰國女孩，她在破身之日被逼著吞食狗屎，妓院通過這個方式來粉碎她的自尊心。女孩遭到的蹂躪和恐慌感讓所有逃走的企圖都煙消雲散，這時要控制她，就不見得需要用到暴力了。她可能會對過路客微笑拋媚眼，試著抓住路人，把他們拉進妓院。許多外國人會以為她是自願賣淫，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順從老鴇的意思，不代表就是自願的。
根據我們的估計，全世界有300萬名女孩（以及極少數的男孩），可以貼切地說是在性交易中遭受奴役。這是保守的估計數字，不包括其他受操控及恐嚇而賣淫的人數。這個數字也不包括其他幾百萬名18歲以下的人，她們未達到法定年齡，即便同意在妓院工作也無法成立。我們講的這300萬人，不僅確實是屬於他人的財產，而且這當中有人在遭到主人殺害後，主人不受法律制裁的例子比比皆是。
嚴格來說，人口販賣的一般定義是：（以暴力或欺騙手法）帶某人跨越國際邊界。美國國務院估計，每年有60萬～80萬人被販賣跨越國際邊界，其中有八成是婦女，目的大多是性剝削。米納沒有跨越國界，她被非法販賣的際遇並不是傳統所定義的販賣。同樣地，在妓院中被當作奴隸一般對待的娼妓也大多不是。如同美國國務院所註明的，這個估計數字不包括“全世界在自己國境內遭販賣的幾百萬名受害者”。
朗·普羅斯13歲時被綁架賣到柬埔寨的妓院。當她不從時，老鴇用金屬桿挖出她的眼睛，以示懲罰。
（拍攝：尼可拉斯）
相反，18世紀80年代，在大西洋兩岸奴隸貿易鼎盛的十年裡，每年平均只有不到8萬名奴隸從非洲橫跨大西洋被運送到新世界。在1811年和1850年之間，該平均人數下降到5萬多名。換言之，21世紀初期，每年被販賣到妓院的婦女人數，遠高於18或19世紀每年從非洲運送到新開墾地的奴隸人數——當然，當時的總人口數遠低於現在。根據《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觀察：“不管確切數據是多少，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現代的全球奴隸交易，規模絕對比18和19世紀的大西洋奴隸交易來得龐大。”
在200年前的新開墾地區，施加在奴隸主人身上的實際限制少之又少。1791年，美國北卡羅來納州頒布法令，規定殺死奴隸等同於“謀殺”。後來佐治亞州規定，殺害或重傷奴隸，在法律上等同於殺害或重傷白人。然而，這些規定基本上是紙上談兵，而不會在當地實施，就像巴基斯坦法律有明文規定，但是依然無法阻止妓院老闆把製造麻煩的女孩殺人滅口。
過去幾十年來，全球在處理許多人道議題上雖然有所進步，但是性奴役的問題卻日趨惡化。原因之一是東歐劇變導致羅馬尼亞和其他國家陷入貧困，犯罪幫派猖獗肆虐而填滿權力真空。資本主義不僅為大米和馬鈴薯創造新市場，也為女性肉體帶來商機。
人口販賣問題惡化的第二個原因是全球化。此前，人們的活動範圍主要是在家裡。現在，要前往城市或遠方國家不僅容易而且便宜。一名尼日利亞母親或許從來沒有離開過部落地區一步，而現在，她的女兒卻可能身處意大利的妓院。在東歐國家摩爾多瓦的鄉間，可能連續開車經過好幾座村莊，也找不到一名年齡介於16到30歲的女性。
情況惡化的第三個原因是艾滋病。以前，一個女孩被賣到妓院肯定代表命運悲慘，但是通常不代表被判了死刑，而現在，嫖客因害怕被艾滋病感染而偏好少女，認為她們感染的概率較低。在亞洲和非洲竟有此一說：與處女性交，可以治好艾滋病。這樣的傳說，使得妓女市場上對從村莊綁架而來的少女的需求增加。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強調性奴隸而非其他的強迫型勞役。任何曾經在印度妓院與印度磚窯待過的人，都知道在磚窯當奴隸的日子更好過些。磚窯工人通常是跟自家人住在一起，工作也沒有感染艾滋病的風險，因此未來肯定有逃離的希望。
奈納和維瓦克在妓院裡挨餓、被打，他們也不清楚自己的父母是誰。從小到大，奈納都叫阿伊奴為奶奶，叫阿伊奴的兒子維諾德爸爸。有時候他們跟她說維諾德的妻子嬪姬是她母親，有時候又說她的生母已死，嬪姬是繼母。但是當奈納想去上學時，維諾德拒絕了她，他用更直白的語言來形容他們的關係。
“你得乖乖聽我的話，”他跟奈納說，“因為我是你的主人。”鄰居試著跟這兩個孩子透露實情。“別人總是說他們不可能是我親生父母，因為他們把我虐待得不成人形。”奈納回憶道。這對姐弟偶爾會聽到甚至看到米納來到門前呼喊他們的名字。有一次米納看到奈納，告訴她：“我是你媽媽。”
“你不是，”奈納回答，“嬪姬才是我媽媽。”
維瓦克也看見過米納。“我以前常看到她被打。”他說，“他們說我媽媽已經死了，但是鄰居說她才是我媽媽。我總是看到她回來。”
奈納和維瓦克沒上過一天學，也沒看過醫生，很少踏出妓院的門。他們被支使做家務，比如掃地和洗衣服。他們身上的衣服破破爛爛，妓院也不給鞋子穿，以免他們更容易逃走。奈納快12歲時，有一天，他們要她在一個老男人面前走兩圈，這讓她相當不自在。“我向‘媽媽’打聽那個男人，”奈納回憶道，“結果她把我毒打一頓，叫我回去睡覺，不准吃晚飯。”
兩三天之後，“媽媽”叫奈納洗澡，帶她去市場，給她買好看的衣服，還買了一隻鼻環。“我問她為什麼要買這些東西給我時，她又開始罵我。她說不管那個男人說什麼，我都要乖乖照做。她還說，‘你爸爸已經收了那個男人的錢，把你賣了’。我開始大哭。”
嬪姬要奈納穿上新衣服，但是奈納把衣服甩開了，坐在那裡泣不成聲。維瓦克剛剛11歲，個子矮小，看起來乖乖的，卻遺傳了他母親不肯屈服的脾性。他懇求“父母”和“奶奶”放姐姐一馬，或是幫她找個丈夫。可維瓦克每一次求情，只是換來又一次毒打，一邊挨打還一邊被奚落。“你一毛錢也沒賺過，”“父親”嘲弄道，“別自不量力了，你以為自己是個英雄能保護得了你姐姐？”
然而，維瓦克沒有洩氣，他鍥而不捨地與虐待者對陣，懇求還姐姐自由。在這個鎮上，警員、政府官員、印度教祭司和有頭有臉的中產階級市民都對強迫賣淫視而不見，唯一可以聽到的良知之聲是一名11歲大的男孩發出來的，而他每一次發聲，都遭到一頓毒打。他的直言不諱，並沒有為姐姐帶來好處；維諾德和嬪姬把他鎖起來，逼奈納穿上新衣服，賣淫為娼的事業從此展開。
“‘媽媽’跟我說不用害怕，因為那個男人不錯，”奈納回憶道，“接著他們把我鎖進一個房間，那個男人已經在裡面了，他叫我從裡頭把門鎖上，然後湊了過來，我打了他一巴掌，他強暴了我。”
有一次一位恩客給了奈納小費，她偷偷交給維瓦克，姐弟倆認為也許可以用電話（他們都沒有用過這個科技產品）找到那位自稱是他們真正母親的神秘女子，好向她求救。但是當維瓦克試著打電話時，被妓院主人發現了，兩個小孩又被一頓毒打。
阿伊奴打算用美人計來讓維瓦克分心，她命令他和娼妓性交，他慌亂地逃開了，嬪姬又是一頓狠打。維瓦克既憤怒又恐懼，認為唯一希望就是他逃出妓院，試著找到那位自稱是他們母親的女子。維瓦克打聽到女子名叫米納，住在福布斯根傑鎮。一天早上他逃到火車站，用奈納的小費買了一張車票。
“我嚇得渾身發抖，以為他們會來抓我，把我剁了。”他回憶道。到了福布斯根傑鎮之後，他一路詢問，拖著沉重的步伐終於走到紅燈區，攔住路人一個個問：米納在哪裡？米納她住哪裡？
最後，在走了好長一段路、轉錯了許多街巷之後，他知道離米納家不遠了，於是放聲叫道：“米納！米納！”一名女子從一間小屋子走出來（維瓦克重述這段故事時嘴唇發顫），驚訝地打量著他。維瓦克和米納互望了好一陣子，最後米納震驚地開口：“你是維瓦克？”
母子團圓是人間至喜，那是被上帝祝福的幾個星期，充溢著令人眩暈的純然快樂，這是維瓦克這輩子第一次嘗到的幸福感。米納是個感情豐富的女人，維瓦克第一次感受到母愛，彷彿置身天堂。但是在得知奈納的消息後，米納固執的脾性又上來了——她發誓這次一定要救出女兒。
“她是我生的，我永遠也忘不了她，”米納說，“只要我有一口氣在，就要去救她。沒有奈納，簡直度日如年。”
米納注意到在印度打擊性奴役的“世界自救婦女”組織已經在福布斯根傑鎮開設了一間辦公室。“世界自救婦女”的總部設於加爾各答，而曾經擔任記者、極具決心的創辦人魯奇拉·古普塔（Ruchira Gupta）有段時間在福布斯根傑鎮住過。米納是頭幾位進去求援的人之一。其他救援團體不願意在比哈爾設立辦事處，因為當地犯罪猖獗，但是魯奇拉熟知這個地區，認為值得冒險。“求求你，”米納懇求魯奇拉，“幫我把女兒救回來吧！”
眾所周知，比哈爾的警方從來沒有突擊檢查過妓院，但是魯奇拉決定做個第一次。雖然阿伊奴的妓院跟地方警察關係不錯，但是魯奇拉跟中央警察的關係更硬，而且魯奇拉耍起狠來，不輸任何老鴇。
“世界自救婦女”開始炮轟地方警察，要他們突擊檢查妓院，拯救奈納。警方破門而入，找到奈納，把她帶到警察局。但是奈納當時被下了猛藥，她面如死灰地望著米納，麻木地說：“我不是你女兒。”米納崩潰了。
奈納剛被從妓院救出來。
（拍攝：塞邦尼·雪加）
奈納後來解釋，當時她覺得孤獨又害怕，因為阿伊奴告訴她維瓦克已經死了。但是在警察局待了一小時之後，她逐漸明白自己有逃出妓院的希望，終於，她低語道：“是的，你是我媽媽。”
“世界自救婦女”迅速把奈納送到加爾各答的醫院，讓她接受重傷和嗎啡癮的治療。妓院經常給奈納打嗎啡，好讓她乖順聽話，而戒嗎啡的過程讓人看得心如刀割。
在福布斯根傑鎮，米納一家人的日子變得更加困苦且危機四伏。那裡有些妓院老闆是阿伊奴和馬奴傑的親戚，對米納深惡痛絕，就連納特社群裡不喜歡賣淫這一行的人也不贊同警方突擊檢查。鎮民刻意避開“世界自救婦女”所設立的學校和庇護所，米納和她的孩子也被瞧不起。後來矛盾激化，在“世界自救婦女”組織工作的一名年輕男子遇刺，米納跟庫德茲生的兩個女兒也受到威脅。然而，米納走在街上時，依然神色自若，她認為自己要是被這些嚇到，那才叫好笑。
“他們善惡不分，”講到當地村民時她輕蔑地說，“他們可能不屑跟我說話，但是我知道什麼是正確的，我擇善而從。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決不再接受自己或孩子賣淫。”米納在福布斯根傑鎮的工作是擔任小區組織幹部，試著勸阻父母不要把女兒送去賣淫，呼籲他們讓女兒接受和兒子同樣的教育。後來，大家對於她的憎惡感減少了一些，但是依然認為她這個人咄咄逼人，沒有女人味兒。
後來“世界自救婦女”組織在比哈爾開辦了寄宿學校，學校的部分資金來自美國支持者的捐助，米納的孩子都在那裡。學校有警衛看守，他們很安全。奈納希望有朝一日成為老師，尤其想幫助貧困弱勢的孩子。
一天下午，米納唱了這首歌給兩個小女兒聽：
印度不會自由，
除非印度女性得到自由。
至於這個國家的女孩呢，
如果這個國家的女孩遭受污辱、虐待和奴役，
請捫心自問，
這個國家是真的獨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