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沒有女人，有多少男人會是今日的模樣？少之又少，先生，少之又少啊！
——馬克·吐溫
斯雷·拉思是一個渾身散發著自信的柬埔寨少女，她有著淺褐色的皮膚，臉龐圓潤，烏黑的秀髮從臉上滑落下來，在人山人海的街市裡，她站在一台手推車旁邊，平靜、超然地訴說自己的故事。她不時把黑眼珠前方的頭髮撥開，這也許是不自覺的緊張動作，是一個透露焦慮或創傷的信息。她修長的手指在空中比畫著，又透出跟焦慮或創傷不協調的優雅。
拉思骨架纖細，不起眼的瘦弱身材跟她鮮明外向的個性有著天壤之別。當天空驟然下起一陣熱帶大雨，我們全身都被淋透了，她只是開懷大笑，並急忙把我們帶到一間鐵皮屋下躲雨。大雨在上方叮咚作響之際，她愉快地繼續述說自己的故事。然而對於一位柬埔寨的鄉村少女而言，拉思迷人的外貌與討喜的個性卻是惹禍上身的宿命之物，而她信任他人的天性又加重了幾許危險。
拉思15歲時，家裡缺錢，她決定到泰國當兩個月的洗碗工，幫忙負擔家計。父母開始很擔心她，但得知她是和四個女孩同行，並且在同一家泰式餐廳工作，他們也就放心了。沒想到進入泰國後，中介把她們交給了流氓團伙，團伙又把她們帶到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拉思第一次見到吉隆坡乾淨寬闊的大道和閃閃發亮的高樓大廈，見到當時世界最高的雙子星大樓，她大為感歎，覺得這個地方安全又親切。但是隨後，歹徒把她和另外兩名女孩關進了一家卡拉OK酒吧，那其實是家妓院。大夥兒稱一名將近40歲的流氓為“老大”，他接管這些女孩，聲稱他付錢把她們買下來了，現在她們得把這筆錢還清：“你們給我好好賺錢，債還清了，我就把你們送回家。”他一再保證她們若是乖乖合作，最後就會被釋放。
在明白自己陷入什麼險境之後，拉思如遭晴天霹靂。老大把她鎖進一個房間，裡面的客人逼她性交，她寧死不從，令客人大為光火。“老大發飆，甩我耳光，兩手換著打。”她回憶道，口氣中透著無可奈何的認命態度，“我臉上的傷過了兩個星期才好。”然後老大和手下馬仔輪番強暴了她。
“你要是不乖乖伺候客人，”老大一邊打她一邊說，“我們就把你揍死，聽到沒有？”拉思不再反抗，只是小聲啜泣。老大強迫她吞下一顆藥丸，團伙裡的人稱之為“快樂丸”或“搖頭丸”。她不太清楚那是什麼，但是服下那玩意兒後，她連續一個小時不住地搖頭晃腦、昏昏欲睡，只能任人擺佈。藥效過了之後，拉思又開始哭，她被迫對所有客人露齒而笑，不聽話就會被幹掉。拉思妥協了。
所有女孩全年無休地在妓院工作，每天長達15小時。她們平時不准穿衣服，這樣就不容易逃跑或是把小費藏在身上。她們也不准要求客人使用安全套。她們經常被打得很慘，直到學會看到客人時立刻條件反射地笑。男人可不願意付那麼多錢跟紅著眼睛、面容憔悴的女孩上床。這些女孩從來不准上街，工作也從來沒拿到過一分錢。
“他們只給吃的，但給得不多，因為客人不喜歡胖女孩。”拉思說。女孩們每天在監督之下坐巴士往返於妓院與公寓之間，她們十幾個人住在一棟公寓的第十層，大門從外頭被反鎖。一天晚上，幾個女孩走到陽台上，把一條5英吋寬的長木板從曬衣服的掛物架上撬下來，然後架往距離12英尺遠的隔壁棟陽台上。木板晃動得十分厲害，但是拉思在這裡已經絕望至極，她打算孤注一擲，於是跨坐在木板上，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動。
“我們有四個人都上去了，”她說，“其他人嚇得不敢嘗試，因為木板真的晃得厲害。我也很害怕，不敢往下看，但是留在那裡我更害怕。我們覺得就算摔下去死掉，也比留在那裡好，反正留下來最後也是死路一條。”
到了隔壁棟陽台，女孩們大聲敲窗戶，吵醒了一臉吃驚的住戶。她們不會說馬來語，不太能跟屋主溝通，但對方還是讓她們進屋了。她們從前門出去，乘電梯下樓，在寂靜的街道上四處遊走，直到找到警察局求救。警察先是想把她們趕走，後來竟以非法移民的罪名逮捕了她們。馬來西亞的反移民法非常嚴苛，拉思坐了一年牢之後，按說應該被遣返回國。當馬來西亞警察把她載到泰國邊界時，她以為是護送她回家，結果卻把她再度賣給了人販子，人販子又把她賣給一家泰國妓院。
拉思所經歷的這段波折，讓我們瞥見世界許多地方的婦女所慣常遭受的殘暴對待，這樣的暴行慢慢受到關注，被公認是本世紀最主要的人權問題之一。
然而，這項議題所牽涉到的問題，幾乎還沒有出現在全球議程裡。的確，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報道國際事務時，無法想像有一天會寫這本書。我們當時深信，讓人眉頭深鎖的外交政策問題應該是崇高而複雜的，比如禁止核武器擴散。在當時，很難想像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會憂慮於孕產婦死亡率或女性外陰殘割問題。那時，對於婦女的迫害是邊緣議題，只有女童軍才認為值得為其捐款。我們寧可探討深奧難懂的“嚴肅問題”。
因此，這本書是我們兩人一起擔任《紐約時報》記者時，自身覺醒之旅的產物。
女性生存問題極少引起發展中國家主流媒體的注意，尤其是南亞和伊斯蘭教世界。在印度，女子因嫁妝不夠而被處罰或因男人想要再娶而被殺害的“火燒新娘”（bride burning）事件，大約每兩個小時發生一起，但是這種消息很少成為新聞。在巴基斯坦的姐妹城伊斯蘭堡與拉瓦爾品第，光是過去九年間，就有5000名婦女因被認為不聽話而被家人或親家澆上煤油後點火焚燒——或者被潑硫酸，後者這種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情況也許更悲慘。要是以這種速度把婦女活活燒死的是巴基斯坦或印度政府，可以想像抗議之聲會有多麼強烈。然而政府沒有直接參與，人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一名重要的異議分子在異國遭逮捕時，我們會寫一篇頭版新聞；而當10萬名女孩常態性地遭到綁架及被非法賣到妓院時，我們甚至認為這不是新聞。部分原因在於，我們記者往往善於報道特定日子發生的事件，卻疏於報道每日常態性發生的事情，比如婦女每日遭受的殘暴對待。疏忽這個主題的並不是只有記者。美國的對外援助中，特別針對婦女的不到1%。充滿熱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制訂出了一套性別不平等的評估方法，深切地提醒我們性別不平等所包含的風險。“超過1億名婦女失蹤。”森在1990年刊載於《紐約書評》的一篇經典之作中如此寫道。這篇文章開創了一片嶄新的研究領域。森表示，在正常情況下，女性的壽命比男性長，因此，通常情況下，世界許多地方女性人數應該多於男性。就連在貧窮地區，比如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許多地方，女性也比男性多。然而在極為重男輕女的地區，婦女卻從人間蒸發了。就中國的總人口數來看，每100名女性有107名男性與其相對（新生兒的男女比例差距更大）；印度是108名男性，巴基斯坦則是111名。這的確跟生物學無關。在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女性受教育的機會與平等程度居印度之冠，同時女性也多於男性，跟美國相同。
娜依瑪·阿扎，巴基斯坦拉瓦爾品第的一名房地產經紀人，她的雙眼被前夫用硫酸灼傷至盲，現在只得由12歲的兒子為她導盲。
（拍攝：尼可拉斯）
森教授發現，上述人口性別比例說明今日全球共有1.07億女性行蹤不明。後續研究計算的“失蹤女性”人數稍有不同，介於6000萬到1.01億之間。每一年，全球至少又有200萬名女性因為性別歧視而消失。
在埃塞俄比亞南部食物緊急救助站的一個13歲女孩。她的母親扎赫拉（右）說，家裡的男性都營養良好。站裡的幾十個孩子裡，幾乎全是女孩，這也反映出在食物緊缺時父母總會優先照顧男孩的現實。由這種性別歧視導致的區別對待，使得全球每年大約有200萬名女孩喪生。
（拍攝：尼可拉斯）
西方國家也有其性別歧視問題，但在富裕國家，性別歧視老是跟薪資不平等、體育隊伍資金不足或是上司不令人喜歡的碰觸有關。而在世界許多地方，性別歧視卻是致命的。比如在印度，母親帶著女兒去接種疫苗的比例少於兒子——光是這一點，就要為印度1/5的失蹤女性負責。研究發現，一般而言，女孩的病情唯有比躺在醫院的男孩還嚴重時，才會被送入醫院。
整體而言，印度1～5歲的女孩跟同年紀的男孩相比，其死亡的可能性多了50%。最保守的估計是，每四分鐘就有一名印度小女孩死於性別歧視。
身材魁梧、留著一臉絡腮鬍的阿富汗人希丹夏曾經這麼跟我們說：他的妻兒都生了病，他要妻兒都存活下來，但是孰輕孰重相當清楚，兒子是必不可少的珍寶，而妻子則是可以被取代的，所以他只給兒子買藥。“她總是大小病不斷，”他冷冷地評論自己的妻子，“幫她買藥不值得。”
現代化及科技的發達，有可能加重這樣的歧視。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超聲波儀器在醫院普及，孕婦能夠輕易知道胎兒的性別——如果發現是女孩，則會墮胎。在中國福建省，曾有一個農民在談到超聲波時相當激動，咆哮著說：“這樣我們就再也不用生女兒了！”
現在，在中國和印度，為了防止性別選擇性墮胎，醫生及超聲波技術人員被禁止告知孕婦胎兒的性別，然而這個解決辦法並不完善。研究顯示，當父母被禁止選擇性地把女胎墮掉時，就有更多的女孩在嬰兒期夭折。母親不會刻意殺死不得不產下的女嬰，但是在照顧方面卻馬虎草率。布朗大學的發展經濟學家錢楠筠（Nancy Qian）量化了這個折中之道，結果令人心痛：平均而言，允許選擇性墮掉100名女胎，就能避免15名女嬰夭折。
虐待女孩事件的全球統計數字高得令人麻木。看來，過去50年來遭到殺害的女孩，比死於20世紀所有戰爭的男性還多，僅僅因為她們的性別。任何一個十年當中，在常態性的“性別屠殺”中喪命的女孩人數，遠多於20世紀所有大屠殺中慘遭殺害的人數。
19世紀，核心的道德挑戰是奴役制度；20世紀，則是對極權主義的抗爭。我們相信在邁入21世紀後，最重要的道德挑戰將會是全球對性別平等的奮力追求。
拉思再度被賣到泰國妓院後，妓院老闆並沒有毆打她，也沒有時時監控她，兩個月後，她逃了出去，憑自己的力量回到了柬埔寨。
拉思回到祖國後遇到一位社工人員，從而有機會接觸到一個名為“美國柬埔寨援助機構”的團體，該團體幫助遭非法販賣的女孩重建新生活。他們撥出捐贈基金裡的400美元，買了一輛小推車和些許商品送給拉思，就這樣，拉思成了一名街頭小販。
在波貝（Poipet）這個邊界小鎮，拉思在泰國及柬埔寨海關之間的露天場地找到一塊好地方開始了她的生意，這是一塊有足球場大小的長條地帶，兩邊是賣飲料、點心和紀念品的攤位，跨越泰國與柬埔寨邊界的旅客都會經過這裡。拉思在小推車裡擺上琳琅滿目的商品，有襯衫、帽子、珠飾、筆記本、筆及小玩具等。現在，甜美的長相及外向的個性開始發揮作用，她成了銷售力一流的售貨員。她努力攢錢，投資進新貨，生意變得興旺，並有能力贍養父母及照顧兩個妹妹了。她結婚了，育有一子，開始攢錢讓他上學。
2008年，拉思變賣了手推車，頂下一處攤位，後來連隔壁的攤位也盤了下來。她同時經營“公共電話”業務，讓人付費使用她的手機。如今，你要是從泰國進入柬埔寨來到波貝，請在集市中段的左手邊找一找，一名少婦會微笑著跟你打招呼，試著賣給你一頂紀念帽。她會開懷大笑，表示她已經給你優惠價格了。她是如此活潑動人，這筆交易很可能成功。
拉思和兒子在波貝自家店舖前。
（拍攝：尼可拉斯）
拉思的最終勝利提醒我們：女孩要是得到機會，不管是接受教育還是小額貸款，她們就不只是廉價裝飾或奴隸，她們之中有許多人是能夠經營事業的。請今天就去跟拉思聊聊天（在你買了那頂帽子之後），你會發現她充滿自信，因為她收入可觀，能夠為她的妹妹和兒子提供更好的未來。本書的許多故事叫人看得心痛，但是以下這個真理請銘記在心：女人不是難題，而是解決之道；女孩的苦境不再是悲劇，而是契機。
這也是我們拜訪雪莉1祖先的村莊時所吸取的教訓。那座村莊位於中國南方，在稻田之間、泥路盡頭。多年來我們定期踩著廣東台山地區的泥土小徑前往順水村。這是雪莉祖父從小長大的村子。傳統上，中國是較為壓抑女性的地方之一，我們可以在雪莉的家族歷史中看到這種跡象。在第一次拜訪時，我們不經意間發現了一個家族秘密：原來雪莉還有一位長久失去聯繫的大祖母。當年雪莉的祖父帶著這位第一任妻子前往美國，但是她生的都是女兒，於是祖父休了她，把她送回順水村，另在當地娶了更年輕的第二任妻子帶回美國。年輕的這位就是雪莉的祖母，她不負眾望生下一個兒子——雪莉的父親，於是前妻及幾個女兒就從家族記憶中被抹去了。
每一次探訪順水村和週遭的村落時，都有一件事情讓我們百思不解：年輕婦女都到哪裡去了？年輕男性不是在稻田間揮汗如雨，就是在樹蔭下懶洋洋地扇風，但是年輕婦女和女孩卻幾乎不見蹤影。當時，廣東省是中國經濟起飛的中心，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在各處成立，我們踏進這些工廠時，終於見到她們的芳蹤。這些工廠彷彿是雌蜂群聚的嘈雜蜂窩，在這裡生產的鞋子、玩具和襯衫充斥著美國購物商城，為中國帶來的經濟增長可以說是前所未見——也締造了反貧窮計劃中最有效的記錄。中國沿海地區的工廠中，在組裝生產線上的員工有八成是女性，而在東亞的製造業生產線上女性至少也佔七成。亞洲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大幅賦予女性經濟權的自然結果。“她們手指較小，比較適合縫紉。”一家女用手提包工廠的經理對我們解釋。“她們乖巧順從，工作比男人還賣力。”一家玩具工廠的老闆表示，“而且我們可以付她們較低的工資。”
婦女的確是該地區發展策略的關鍵。研究東亞問題的經濟學家注意到一個普遍的模式：以前這些年輕女性對於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微不足道，後來國家把她們注入經濟領域，隨即大大增加了勞動力。基本的處方就是緩和壓制，不只讓男孩接受教育，也讓女孩接受教育，並且讓女性有搬遷到城市及在工廠工作的自由，由此因為晚婚和減少生育而迎來了“人口紅利時期”2。同時，婦女還會資助晚輩親人的教育，把薪資的一部分用來儲蓄，從而提升了國民儲蓄率。這樣的模式被稱為“女孩效應”。由於女性染色體由XX組成，這也稱為“雙X解方”。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不只在經濟繁榮的東亞，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幫助婦女都可以是打擊貧窮的成功策略。“自雇婦女協會”（The Self 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於1972年在印度成立，從那時起，該協會就在支持最貧窮的婦女從事自己的事業，這項舉措使當地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令學者及其他基金會都相當讚歎。在孟加拉國，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創立“鄉村銀行”，鎖定女性為放貸對象，實施小額金融貸款。最後他因為這項事業所帶來的經濟與社會影響而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另一個孟加拉國團體——“孟加拉國鄉村進步委員會”（BRAC）是世界最大的反貧窮組織，他們幫助最貧窮的婦女，拯救其生命，提升其收入。鄉村銀行及孟加拉國鄉村進步委員會讓世界上其他的援助組織漸漸發現，女性不只是他們所做這些工作的潛在受惠者，更是發揚光大的媒介。
20世紀90年代初期，聯合國和世界銀行開始注意到婦女所代表的潛在資源。“對於女孩教育的投資，很可能是發展中國家所進行的投資裡具有最高回報率的，”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時這麼寫道。“問題不在於國家是否有能力從事這項投資，而在於國家是否負擔得起不教育更多女孩的後果。”2001年，世界銀行發表了一項極具影響力的研究報告——《通過權利、資源和言論上的性別平等促進發展》（Engendering Development through Equality in Rights, Resources and Voice），表示推動性別平等是對抗全球貧困問題的關鍵。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表一則重要報道，主張性別平等能夠帶來“雙重紅利”，不只提升婦女地位，也提升她們的孩子在社會上的地位。對於日益增加的相關研究，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如此總結：“賦權婦女有助於提升經濟生產力，降低嬰兒死亡率，提高健康及營養水平，增加下一代受教育的機會。”
在發展及公共衛生領域，越來越多深具影響力的學者，包括森、薩默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經濟學界傳奇人物傑弗裡·薩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哈佛大學醫學院保羅·法默（Paul Farmer）醫生等人，呼籲大家多加關注婦女在發展中扮演的角色。私人援助團體和基金會也開始轉換方向。“飢餓援助計劃”（the Hunger Project）聲明：“女性是終結非洲飢餓問題的關鍵。”成立“無國界醫生組織”（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法國外交部長伯納德·庫什內（Bernard Kouchner）談到發展時直率地聲明：“進步要通過婦女來達成。”“全球發展中心”（Th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發佈了一則重要報道來解釋“為何及如何把女孩放在發展的中心”。國際救援組織“各地援助及關懷合作社”（Cooperative for Assistance and Relief Everywhere）在反貧窮的努力方面，也把婦女放在中心地位。“耐克基金會”與“諾瓦基金會”皆把焦點放在為發展中國家的女孩增加機會上。高盛投資銀行在2008年發表的研究報告中這麼總結：“性別不平等有礙經濟增長。”該報告強調發展中國家若能讓女性接受教育，該國的經濟表現將會有多大的進步。部分因為這份研究的關係，高盛撥1億美元給“1萬名婦女”計劃，向1萬名婦女提供商業教育。
“9·11”事件後，對於恐怖主義的擔憂，也使得軍事及反恐機構等單位對這些議題深感興趣。國家安全專家表示，滋生恐怖分子的國家，很大一部分是婦女遭到社會邊緣化的國家。美國國防部愈是深入瞭解反恐主義，愈是體會到投下炸彈往往無所幫助，於是轉而對女孩教育這種攸關一般民眾的計劃發生興趣。軍方人士認為，賦予女孩力量，就能削減恐怖分子的勢力。當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討論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兩國的女孩教育情況時（他們在2008年也討論過這個議題），我們就能瞭解，性別是個完全符合國際事務議程的嚴肅議題。我們在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上也能明顯看到這樣的轉變：過去用來討論分導式多彈頭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政策的木製壁板大廳，現在也用來舉辦孕產婦死亡率討論會。
我們試著擬訂一份世界女性的議程，將焦點放在以下三項：
一、性販賣（sex trafficking）及強迫賣淫；
二、性別暴力（包括榮譽謀殺3及集體強暴）；
三、孕產婦死亡率（可避免，卻依然每分鐘都在奪走一名婦女的性命）。
我們提出的讓女孩接受教育及小額貸款等解決之道，目前也已在進行。的確，世界有許多不公平之處、有許多值得關注及支持的目標，而我們各有所擁護的理想。我們把重點放在這個議題上，是覺得這種迫害及其背後的機會都能跨越界限。我們看到，外人的幫助的確可以帶來重大的轉變。
讓我們再回到拉思的例子。拉思的故事真的帶給我們巨大的震撼，我們想找出馬來西亞的那家妓院，採訪一下那名老大，爭取解救依然困在那裡的女孩，可惜我們無從得知妓院的名稱或地址。（拉思當時不懂英文，甚至連羅馬字母也不認得，因此看不懂招牌。）當我們問她願不願意回到吉隆坡協助我們找到那家妓院時，她頓時嚇得面如死灰。“我不知道，”她說，“我不想再面對那件事情。”但是，最後她心軟了，跟家人商量後，終於同意回去一趟，希望拯救她的女性朋友。
拉思在一名口譯員及一名當地反人口販賣人士的保護下飛回吉隆坡，儘管此次回去情境已完全不同，但當抵達紅燈區時，她看到那些在別人看來是象徵歡樂、對她而言卻勾起痛苦回憶的霓虹燈，還是嚇得全身發顫。
最後我們得知，自從拉思逃跑之後，馬來西亞因為人口販賣而飽受輿論批評，警方已破獲幾家最殘酷的監禁女孩的妓院，其中包括拉思被賣去的那一家。國際的譴責迫使政府採取行動，讓處於權利金字塔底層女孩的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這樣的結果再次顯示，這是充滿希望的行動，而非渺茫無望的目標。
可能對於西方讀者而言，發生在遙遠世界裡的榮譽謀殺、性奴役和外陰殘割等事情，雖悲慘但不可避免，就像以前許多正派的歐洲人和美國人也普遍認為奴隸制度是人類生活中令人遺憾但不可避免的現象一樣，在他們看來，對女性的迫害僅僅是另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恐怖行為而已。但是18世紀80年代，以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4為首的一些英國人憤怒不滿，認為奴隸制度違反道德，非得廢除不可，而他們的確做到了。今天我們看到類似的情況正在萌生，那就是解放婦女的全球運動。
因此，且讓我們一開始就釐清重點：我們希望你加入這剛起步的救援行列，開啟女性作為經濟催化劑的力量，解放婦女，對抗全球貧窮。這就是目前正在上演的：不是受害者之劇，而是賦予力量之劇，這能夠把青春洋溢的活潑少女從妓院性奴轉變為飛黃騰達的女商人。
這是一個關於脫胎換骨的故事。這樣的改變已經發生了，如果你敞開心扉加入我們，就能加速這個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