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雀（Pinguinus impennis）
“災變學家”（catastrophist）這個英文單詞是威廉·休厄爾（William Whewell）在1832年創造出來的。他是倫敦地質學會最早的幾任主席之一，也是以下這些英語詞彙的創造者：“陽極”（anode）、“陰極”（cathode）、“離子”（ion）以及“科學家”（scientist）。儘管“災變學家”這個術語在此後會帶上揮之不去的貶義意味，但這並不是休厄爾的初衷。在提出這個說法時，休厄爾明確地表示，他認為自己就是一名“災變學家”，而他所認識的其他科學家中大多數也是“災變學家”。[1]實際上，他所熟識的人當中確實有一個不適合這個標籤。這個人就是初初嶄露頭角的年輕地質學家查爾斯·萊爾（Charles Lyell）。對於萊爾，休厄爾也為他創造了一個新詞，稱他為“均變論者”（uniformitarian）。
萊爾是在英格蘭南部長大的，[2]那是一個簡·奧斯汀的書迷們應該會比較熟悉的世界。他後來進入牛津大學學習法律，本應成為一名出庭律師。然而由於視力不佳，他很難繼續法律專業的深造。於是，他轉向了自然科學領域。年輕的時候，萊爾去過幾次歐洲大陸，還成了居維葉的朋友，經常去後者的住處吃飯。萊爾發現這位長者本人“非常樂於助人”，[3]因為居維葉允許他製作了幾塊著名化石的複製品帶回英格蘭。但是，萊爾認為居維葉對於地質歷史的觀點完全無法令人信服。
萊爾用他（公認近視）的雙眼看過英國鄉下露出地面的岩層，也看過巴黎盆地的岩層，還看過那不勒斯的火山島，都沒有看到災變的證據。事實上完全相反，他認為以下觀念一點都不科學（或者用他的原話說是“缺乏哲理的”），即世界上曾經發生的變化與今天發生的變化有著不同的原因或不同的速率。萊爾認為，地貌的每一處特徵都來自千百萬年間不斷起作用的漸進過程，比如沉積作用、侵蝕作用以及火山作用，都是今天仍舊很容易觀察到的現象。對於此後一代又一代的地質系學生而言，萊爾的論點可以總結為一句話：“現在就是通往過去的鑰匙。”
如果只考慮滅絕的問題，萊爾也認為它是以非常慢的速率發生的，以至於無論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如果滅絕沒有被注意到的話也沒什麼可奇怪的。化石證據似乎證明了很多物種會在不同的時間點集體滅絕，但實際上這只是說明了化石記錄的不可信。甚至就連生命的歷史具有方向性（先是爬行動物，然後是哺乳動物），也是錯誤的——又一個從不充分的數據中推導出的錯誤結論。所有形式的生物在所有的時代都是存在的，而那些已經顯然滅絕的生物在合適的環境中有可能重新出現。所以，“巨大的禽龍可能再度出現在樹林中，魚龍可能再度出現在大海中，翼龍可能再度掠過鬱鬱蔥蔥的樹蕨林”。[4]萊爾認為，很明顯，“在地質學事實之中沒有任何基礎支持這樣一種流行的理論，即動物和植物的世界都是順次發展而來的”。[5]
萊爾出版了厚厚的三卷書來闡明他的思想，書名是《地質學原理：嘗試用今天仍在運作的原因來解釋地球表面過去所發生的改變》。這些書面向普通大眾，並得到了讀者們極為熱情的追捧。首印4500冊一售而光，二印9000冊也很快跟進了。在給未婚妻的信中，萊爾自豪地表示，這一銷量至少是其他英國地質學家著作銷量的10倍。[6]萊爾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名人，是他那個時代的史蒂文·平克[7]。當他在波士頓演講的時候，有超過4000人去搶票。[8]
為一目瞭然（以及易讀性）起見，萊爾用了漫畫的手段來諷刺他的對手，令他們的理論聽起來遠比實際上更“缺乏哲理”。對手們當然也有“禮尚往來”。一位很會畫畫的英國地質學家亨利·德拉貝施（Henry De La Beche）取笑了萊爾關於永恆輪迴的想法。在他創作的一幅漫畫中，他把萊爾畫成了一條近視的魚龍，正指著一個人類的頭骨給一群巨大的爬行動物上課。[9]
“接下來，你們立刻就會意識到，”在漫畫配文中，魚龍教授對他的學生們說道，“我們面前的這個頭骨屬於某種低等動物：它們的牙齒幾乎沒用，上下頜的力量也微不足道，總體來說，這種生物費力獲取食物的方式似乎會很精彩。”德拉貝施給這幅畫取名為《可怕的改變》。
在搶購《地質學原理》一書的讀者之中，有一個人叫作查爾斯·達爾文。年僅22歲且剛剛從劍橋大學畢業的達爾文應邀作為船長羅伯特·菲茨羅伊（Robert FitzRoy）的夥伴登上了“小獵犬”號，這有點像一種陪伴性質的工作。這艘船要前往南美洲考察海岸，解決不同地圖之間的差異性這一妨礙導航的問題。（海軍本部尤其感興趣的是，如何能找到一條前往福克蘭群島的最佳路徑，那是英國人剛剛取得控制權的海島。）這次航程一直持續到達爾文27歲，帶著他從普利茅斯到了蒙得維的亞，穿過了麥哲倫海峽，北上加拉帕戈斯群島，橫越南太平洋到達塔希提島，前往新西蘭、澳大利亞和塔斯馬尼亞，跨過印度洋到達毛里求斯，繞過好望角，又一次回到南美洲。在人們普遍的想像中，這次旅程通常被視為達爾文對自然選擇的發現之旅，因為他一路上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奇怪動物，包括巨大的陸龜、海生的蜥蜴以及長有各式各號奇怪鳥喙的燕雀。但事實上，直到他返回英格蘭，由其他博物學家整理了他帶回來的雜亂標本之後，達爾文才發展出了他的理論。[10]
更準確的說法應為：“小獵犬”號之旅是達爾文對萊爾的發現之旅。就在這艘船啟程之前，菲茨羅伊給了達爾文一本《地質學原理》的第一卷。雖然達爾文在第一段航程裡經歷了嚴重的暈船（後面的航程也沒好到哪兒去），但他後來表示，自己在“小獵犬”號向南行駛的過程中一直“聚精會神”地閱讀萊爾的著作。小獵犬號的第一站是今天佛得角群島的聖地亞哥，在那裡，達爾文急於想要實踐一下自己新學到的知識，於是花了幾天的時間從岩石峭壁上採集標本。萊爾的核心觀點之一是，地球上的某些區域是逐步上升的，而另一些區域則是逐步下降的。（此外，萊爾還進一步宣稱，此類現象總是處於平衡之中，這樣才能“保持陸地與海洋整體關係的一致性”。[11]）聖地亞哥似乎證實了萊爾的觀點。這個島最初明顯是個火山島，但卻有一些奇怪的特徵，包括在黑色巖壁上的一條白色石灰岩帶。達爾文得出結論：對這些特徵的唯一解釋就是，它們是地殼上升的證據。他在後來所寫的書中表示：“這是我進行地質學研究的第一個地點，它令我相信了萊爾那些觀點的絕對優勢。”達爾文從這部書的第一卷中就受益良多，於是他又讓人把第二卷寄到了蒙得維的亞等他來取，把第三卷寄到了福克蘭群島與他匯合。[12]
“小獵犬”號沿南美洲西海岸航行期間，達爾文花了數月時間來探索智利。有一天下午在瓦爾迪維亞附近，正在遠足之中的他停下來休息，突然腳下的地面開始晃動，就像是柔軟的果凍一樣。“那一秒鐘時間帶給你心靈上的強烈不安感，是幾個小時的思考也無法重現的。”他如此寫道。地震過了幾天之後，到達康塞普西翁的達爾文發現整座城市都已夷為瓦礫。他寫道：“沒剩下任何一間可以居住的房屋，一點也不誇張。”這場景是他所目睹過的“最可怕卻又令人感興趣的宏大景象”。菲茨羅伊在康塞普西翁港口附近所做的一系列勘察測量表明，地震讓海灘升高了近2.5米。萊爾的《地質學原理》顯然又一次令人驚訝地獲得了證實。萊爾指出，只要有足夠的時間，重複發生的地震能夠把一整座山脈提升幾公里之高。
達爾文探索得越多，這個世界似乎越像是萊爾所描述的那樣。在瓦爾帕萊索港口外，達爾文發現了海洋生物的外骨骼沉積在遠高於海平面的地方。他認為這是像他剛剛經歷的那種地面抬升反覆出現的結果。他在後來的著作中寫道：“我一直認為，《地質學原理》的偉大價值在於，它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思維方式。”（在智利期間，達爾文還發現了一個重要的蛙類新品種，後來被稱為智利達爾文蛙。這個物種的雄性個體會在聲囊中養育它們的小蝌蚪。在最近的搜尋中已經無法再找到任何一隻智利達爾文蛙了。[13]人們相信這個物種也已經滅絕了。）
快要接近“小獵犬”號航程終點時，達爾文又遇到了珊瑚礁。這讓他有了自己在科學研究方面的第一項重大突破，這個驚人的想法也為他打開了通往倫敦科學圈的大門。達爾文發現，瞭解珊瑚礁的關鍵在於生物學與地質學之間的相互作用。如果在島的周圍或是大陸的沿岸形成了珊瑚礁，而這些陸地又在緩慢下沉，那麼不斷緩慢向上生長的珊瑚就能保持它們在水中的相對位置。漸漸地，當陸地沉到水面以下時，珊瑚就形成了堡礁。如果最終陸地徹底沉沒消失，那麼堡礁就會變成環狀珊瑚礁。
達爾文的論述超越了萊爾的理論，並在一定程度上與後者相悖。年長的萊爾曾經提出假說，認為珊瑚礁是從沉沒的火山口上長出來的。不過，達爾文的理論在本質上其實是非常地道的萊爾主義思想，所以當他回到英格蘭並把這些想法告訴萊爾的時候，後者感到非常高興。[14]正如科學史研究者馬丁·路德維克所描寫的那樣，萊爾“意識到達爾文已經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15]
一位傳記作家這樣總結了萊爾對於達爾文的影響：“沒有萊爾，就不會有達爾文。”[16]達爾文在發表了他的“小獵犬”號旅程筆記含一卷關於珊瑚礁的著述之後，也曾經寫道：“我總感覺自己的書有一半來自萊爾的頭腦。”
萊爾看到改變就在他身邊的世界發生，每時每刻，無處不在。然而，對於生命的改變他卻有自己的底線。一個植物或動物的物種，歷經足夠長的時間，竟然就能產生新的物種——這種想法在他看來是不可想像的。在他那本《地質學原理》的第二卷中，他花了大量篇幅來攻擊這種思想，甚至還引用了居維葉的貓木乃伊實驗來佐證他的反對意見。
萊爾對於物種轉變論的極力反對幾乎同居維葉的反對一樣令人費解。萊爾知道，新的物種會規則地出現在化石記錄中。但這些新物種是如何起源的？這個問題萊爾從未進行過正式的論述。他只是說，可能每一個物種最初都有“一對或是一個個體（如果一個個體就足夠的話）”，此後不斷倍增，並擴張到更廣闊的區域中。[17]這個過程似乎要依賴於神的力量，或者至少要有某種超自然力量的介入。這顯然很奇怪，並與他為地質學所設下的規則相違背。事實上，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觀察到的那樣，這種方式所需要的“根本就是某種奇跡”，[18]而那正是萊爾在地質學研究中曾經予以駁斥的東西。
隨著自然選擇理論的建立，達爾文又一次“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認識到，正如無機世界比如三角洲、河谷、山脈的特徵是由逐步的改變來塑造成形的，有機世界也類似地受著常態化改變的影響。魚龍和蛇頸龍，鳥和魚，都是靠著無數個世代間所發生的物種轉變過程才有了今天的樣子。當然，這之中也包括人類，雖然這一點最為令人難以接受。物種轉變的過程雖然慢到令人無法察覺，但在達爾文看來，卻是仍在繼續之中。無論是在生物學中，還是在地質學中，現在都是通往過去的鑰匙。在《物種起源》最常被引用的一段話中，達爾文寫道：
可以這樣說，自然選擇無時無刻不在仔細檢查著全世界的每一個變異，哪怕是最微小的；它去除那些壞的變異，保留併疊加好的變異。無論在任何時間或任何地點，只要得到機會，它就一直默默無聞地工作著。[19]
自然選擇消除了對於創造性奇跡的所有需求。只要給予足夠的時間，“每一個變異，哪怕是最微小的”，都能夠積累起來，新的物種就會從舊的物種中浮現出來。這一次，萊爾沒有立即為自己學徒的作品鼓掌叫好。他只是不情願地接受了達爾文理論中“帶有改變的傳承”這一概念。萊爾太過不情願了，以至於他的立場最終毀了兩人之間的友誼。
達爾文關於物種如何起源的理論又進一步發展為物種如何消亡的理論。滅絕與演化對於彼此而言，就像是生命這件織物上的經線與緯線，或者說是硬幣的兩面。達爾文寫道：“新形式的出現與舊形式的消亡是捆綁在一起的。”[20]兩者共同的推動力是“為生存而進行的奮鬥”——它給適應者以獎勵，對於不適應者則予以消滅。
自然選擇理論的基礎在於相信如下這一論述：每一個新的變異或是最終的新物種，其產生和維持都要具備相對於其競爭對手的某種優勢；優勢較低的形式最終滅絕，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結局。[21]
達爾文用馴養的牛做了類比。當一個更有活力、更高產的變種被引進後，它就會迅速排擠掉其他品種。例如他指出，在約克郡，“歷史告訴我們，古代的黑牛被長角牛替代了”，而後者後來又被短角牛“掃除掉了，就好像罪魁禍首是某種致命的瘟疫似的”。
達爾文強調了其理論的簡潔性。自然選擇是一種如此強大的力量，根本不再需要其他的力量。奇跡一樣的物種起源，改變世界的大災變，都可以一起拋棄掉。“關於物種滅絕的整個研究，之前都被帶進了沒必要的神秘之中。”他如是寫道，含蓄地嘲諷了居維葉。
在達爾文的設定之下，會有一個隨之而來的重要預測。如果滅絕由且僅由自然選擇來推動，那麼這兩個過程應該有著大致相當的速率。不論怎樣，滅絕的發生必然是更為漸進式的。
“一類動物全部物種的滅絕通常會是一個比其誕生更緩慢的過程。”達爾文在書中評論道。[22]
沒有人曾親見一個新物種誕生，據達爾文來看，人們也不必有這樣的期待。物種形成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都不可能實際觀察到。“我們看不見這種正在發生之中的緩慢變化。”他寫道。順理成章地，想要目睹滅絕過程也應該是同樣困難的。然而實際上似乎沒那麼困難。事實上，當達爾文在那座著名的肯特郡故居中閉門著書，發展他的進化論思想時，歐洲最著名的物種之一大海雀的最後幾隻個體消失了。而且，這一事件還被英國的鳥類學家濃墨重彩地寫入了編年史。就這樣，達爾文的理論與事實直接產生了矛盾，矛盾的背後卻有著深遠的潛在意義。
冰島自然歷史研究所是位於雷克雅未克市郊一道孤獨小山坡上的一棟嶄新建築。它有著傾斜的屋頂和傾斜的玻璃幕牆，看起來有點像是船艏的樣子。這是一家研究機構，不對公眾開放，也就意味著要想參觀這裡收藏的任何一件標本都需要特別的預約。我在預約那天才瞭解到，這家研究所裡的標本包括：一隻虎的填充標本、[23]一隻袋鼠的填充標本以及塞滿了一櫃子的極樂鳥填充標本。
我安排前往這家研究所參觀的原因是想看看這裡的大海雀。冰島有個或許不太好的名聲，這裡是人們認知範圍中很多鳥類的最後家園。我要看的那具標本是1821年夏天在這個國家喪命的，沒有人知道具體位置。這隻鳥的屍體後來被一位丹麥伯爵弗雷德裡克·克裡斯蒂安·拉本（Frederik Christian Raben）買走了。他專程來到冰島，就是為了給他的收藏品中添加一隻大海雀，結果還差點在這趟旅程中淹死。這件標本被拉本帶回了他家的城堡中，始終作為一件私人藏品收藏。直到1971年，它被拿出來在倫敦舉行拍賣。為了買回這件大海雀標本，冰島自然歷史研究所懇請社會給予幫助，結果在三天之內就收到了冰島人民貢獻的近萬英鎊捐款。我曾經和一位冰島的女士談過這事，她在捐款時還是十歲大的孩子，但也把自己的小豬存錢罐全都掏空了來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冰島航空公司則提供了兩個飛回冰島的免費座位，一個給研究所的所長，另一個給裝在盒子裡的那隻鳥。[24]
格維茲門迪爾·格維茲門松（Guðmundur Guðmundsson）是研究所現在的副所長，負責帶我去參觀那隻大海雀。格維茲門松是研究有孔蟲類的專家，那是一種微小的海洋生物，能形成形狀錯綜複雜的硬殼。我們去看那件標本之前，先在他的辦公室稍作停留。那裡堆滿了一箱箱的細小玻璃管，每一根都裝著有孔蟲硬殼的樣品。當我拿起來看的時候，這些細小的硬殼彼此撞擊，聲音就像是五彩糖碎。格維茲門松告訴我，他在閒暇時也做一些翻譯工作。幾年前，他完成了第一本冰島文《物種起源》。他發現達爾文的文法非常晦澀——“句子套著句子套著句子”。不過這本書賣得並不好，或許是因為很多冰島人的英文都很流利吧。
我們前往研究所藏品所在的儲藏室。那隻虎的填充標本包裹在塑料布中，看起來似乎正要撲向那只袋鼠的填充標本。而那隻大海雀獨自站立在一個特製的樹脂玻璃展櫃中。它腳下是一塊假岩石，旁邊還有一些假蛋。
大海雀恰如其名，是一種大鳥，成年個體可以長到超過75厘米高。它不會飛，是北半球僅有的幾種不會飛的鳥類之一。它短而粗的翅膀與身體的比例極不協調，頗為滑稽。展櫃裡這隻大海雀背上的毛是棕色的，可能在它生前是黑色的，只是後來褪色了。格維茲門松悶悶不樂地說：“是紫外線破壞了它的羽毛。”大海雀胸口的羽毛是白色的，並且在每隻眼睛下方[25]各有一塊白斑。這件標本復原了大海雀最為與眾不同的特徵——巨大的喙上有著錯綜複雜的溝槽紋路，微微抬起，伸向空中，賦予這只動物一種令人心痛的倨傲姿態。
格維茲門鬆解釋道，大海雀之前放在雷克雅未克展覽，直到2008年冰島政府為研究所修建了新址。當時，另一家機構本來應該為這隻大鳥修建一個新家。但是由於多方面的意外，包括冰島的財政危機，這一切沒能成為現實。這就是為什麼這隻大海雀會站在那塊假石頭上，躲在這間儲藏室角落裡。在那塊“石頭”上還有一句銘文，格維茲門松為我做了翻譯：這裡展示的這隻鳥是於1821年被殺死的。它是現存的極少數大海雀之一。
在大海雀最繁盛的時候，也就是說在人類想辦法到達它們築巢的地方之前，從挪威到加拿大的紐芬蘭，從意大利到美國的佛羅里達，都能看到大海雀，其數量可能多達數百萬。當第一批人類從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來到冰島定居的時候，大海雀是如此常見，以至於人類把它們當成晚餐來吃，它們的殘骸出現在10世紀的家庭垃圾中。我在雷克雅未克的時候，參觀了一座建立在古代廢墟上的博物館，那裡曾是一棟造在草地上的長屋，被認為是冰島最古老的建築之一。博物館的一塊展示牌上介紹說，大海雀是中世紀時期冰島居民“隨手可得的獵物”。除了一對大海雀的骨頭之外，展覽中比較有特色的還有一段視頻，重現了人類與這種鳥早期相遇時的場景。在視頻中，一個人影沿著岩石海岸躡手躡腳地走向一隻大海雀的朦朧身影。靠近之後，那個人影抽出一根木棍猛地打到那隻鳥的頭上。大海雀的反應只是慘叫一聲，有點像大雁的叫聲，又有點像是呼嚕聲。我發現這段殘忍的視頻有一種別樣的吸引力，讓我連著看了六七遍。躡足前行，猛擊，慘叫。再來一遍。
就目前所能獲知的信息來看，大海雀的生活方式很接近企鵝。實際上，大海雀才是最初所說的“企鵝”。企鵝的英文單詞“penguin”的詞源學考證一直沒有明確的結果，它可能來源於拉丁文單詞“pinguis”，意思是“胖的”。當歐洲的水手最早在北大西洋遇到大海雀時，就用了“企鵝”這個名字來稱呼它們。後來，當後代水手們在南半球遇到了顏色差不多且同樣不會飛的鳥時，他們同樣用了“企鵝”這個稱呼。這樣一來就造成了困擾，因為大海雀與企鵝屬於完全不同的科。（企鵝構成了自己獨有的一科，大海雀所屬的科裡還有海鸚和海鳩等其他成員。基因組分析表明，刀嘴海雀是大海雀現存親緣最近的物種。[26]）
像企鵝一樣，大海雀是出色的游泳健將。有親眼目睹者的記錄證實，這種鳥在水中可以游出“令人震驚的速度”。[27]同樣與企鵝類似的是，大海雀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也生活在海水中。但是，在五六月的繁殖季節裡，它們會成群結隊蹣跚走上海岸，也就暴露了它們的弱點。美洲原住民顯然也會捕獵大海雀。在加拿大的一座古墓中曾經發現了超過100只大海雀的喙。而舊石器時代的歐洲人同樣以大海雀為食，因為它們的骨頭曾經在很多考古地點被發現，包括丹麥、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直布羅陀以及其他一些地方。[28]在第一批定居者到達冰島的時候，大海雀的很多繁殖地已經被侵佔了，其活動範圍很可能也大大縮小了。然後，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
在16世紀初期，受到鱈魚貿易的巨大利潤誘惑，歐洲人開始定期前往紐芬蘭。在路上，他們會遇到一塊面積大約20萬平方米的粉色花崗岩，堪堪露在海面的波濤之上。春天，岩塊上站滿了鳥，摩肩接踵，似乎是在交談。它們大部分是鰹鳥和海鳩，其餘的則是大海雀。於是，這塊離紐芬蘭的東北海岸約75公里遠的岩塊漸漸被人們稱為鳥島，在某些記載中也被稱為企鵝島。今天人們稱之為芬克（Funk）島。想像一下，漫長的橫跨大西洋之旅已經接近尾聲，船上的供給已經接近短缺，新鮮的肉變得非常有吸引力。人們很快就注意到，這裡可以輕易地開槍打中大海雀。在一份來自1534年的記載中，法國探險家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寫道，鳥島上的某些居民“跟鵝一樣大”。
它們總是在水裡，卻不會在空中飛，因為它們只有很小的翅膀……用這對翅膀划水……它們在水裡的速度與其他鳥類在空中飛的一樣快。而且，這種鳥太肥了，簡直是妙極了。不到半小時的時間裡，我們捕到的這種鳥就裝滿了兩艘小船，因為它們幾乎像石頭一樣一動不動。於是，除了直接吃它們的鮮肉，我們每艘船上還用鹽醃了五六桶這種鳥。[29]
幾年之後登上這個小島的一支英國探險隊發現島上“滿是大鳥”。人們把“很多的大鳥”趕上了船，並宣稱結果是收穫了美味——“營養豐富的好肉”。1622年，來自船長理查德·威特波恩（Richard Whitbourne）的一份記錄中描寫了大海雀被趕上船的過程：“一次能趕上來幾百隻，就好像上帝赦免了讓如此可憐的一種生物變成供養人類的可貴產品這一罪孽。”[30]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大海雀又有了除“供養”之外的用途。就像一位記錄者所寫的那樣，“人類以其創造力所能發明的所有方式，開發著芬克島大海雀的用途。”[31]大海雀曾被用來當作魚餌，當作填充床墊的羽毛來源，甚至當作燃料。芬克島上還立起了石圍欄（其殘存部分今天還能看到），把大海雀養在裡面，直到有人能騰出手來屠宰它們，或者乾脆就把它們留在那兒。根據一位英國海員亞倫·托馬斯（Aaron Thomas）的記載，他隨波士頓號駛往紐芬蘭時看到：
如果你來這兒只是為了獲得它們的羽毛，你根本不用費事去殺死它們，只要按住一隻，直接把羽毛拔出來就成了。然後你把這只可憐的企鵝扔到水上漂著，一半的皮膚脫了毛裸露著，有大把的時間可以慢慢死去。
芬克島上沒有樹，也就沒有可燒的東西。這就導致了托馬斯筆下記錄的另一種行為。
你可以帶上一口大鍋，往裡面塞一兩隻企鵝，然後在鍋下點一把火。這把火絕對也要用那些可憐的企鵝來點。它們的身體太多油了，很快就能點著。[32]
據估計，歐洲人最初來到芬克島的時候，他們發現的大海雀有10萬對之多，照料著10萬隻蛋。[33]（大海雀可能一年只產一隻蛋，長約13厘米，表面有斑點，像傑克遜·波洛克[34]式的畫作一樣，棕色和黑色摻雜在一起。）芬克島無疑是一個大型繁育地，所以才能承受住200多年的人為掠奪。然而到了17世紀晚期，這種鳥的數量急劇減少。羽毛貿易的利潤太過豐厚了，以至於人們組成團隊，整個夏天都待在芬克島上，幹著燙皮拔毛的事情。1785年，英國商人和探險家喬治·卡特賴特（George Cartwright）是這樣描寫這些團隊的：“他們所造成的破壞令人難以置信。”[35]如果不盡快制止他們的行為，卡特賴特預計大海雀將很快“減少到幾近為零的程度”。
這些團隊是否真的把島上最後的大海雀都趕盡殺絕了？或者這些屠夫只是把種群數量降低到了一個岌岌可危的程度，使其很容易受到其他力量的影響？（減少種群的個體密度可能會讓剩下的個體變得不易存活，這個現象稱為“阿利效應”〔Allee effect〕。）對此我們尚沒有答案。無論是上述哪種情況，大海雀從北美地區消失的時間一般被定為1800年。大約30年後，約翰·詹姆斯·奧杜邦（John James Audubon）在繪製《北美鳥類》的時候專程來到紐芬蘭尋找大海雀，期望能描繪它們在野外的生活狀態。然而他一隻大海雀也沒有找到。為了完成繪製工作，他不得不使用了一隻來自冰島的大海雀填充標本，由一位倫敦的商人提供。在對大海雀的描述中，奧杜邦寫道：它們“在紐芬蘭沿岸地區很稀有，偶爾才能碰上”，以及它們“據說是在該島的岩塊上繁育後代”。[36]這段描述自相矛盾，因為沒有一種繁育中的鳥類會是“偶爾才能碰上”的。
當芬克島上的海鳥被鹽醃、被拔毛、被油炸直至滅亡以後，世界上只剩下一處與之大小相當的棲息地，叫作蓋爾菲格拉島（Geirfuglasker）。該島也叫作大海雀礁，位於冰島的雷恰內斯（Reykjanes）半島西南50公里處。但是大海雀太不走運了，1830年的一次火山爆發摧毀了蓋爾菲格拉島。這一來，大海雀只剩下了最後一處庇護所，那是一座叫作埃爾德巖（Eldey）的小島。此時，大海雀又要面臨新的威脅了：它自身的稀有。像拉本伯爵這樣的紳士們熱切地想要尋找大海雀的毛皮和蛋，來填補自己收藏品中的空白。為了滿足這股風潮，人們所知道的最後一對大海雀於1844年被殺死在埃爾德巖上。
在出發去冰島之前，我就決定要到大海雀最後站立過的地方看一看。埃爾德巖離雷恰內斯半島只有不到20公里遠，位於雷克雅未克的正南方。然而，事實證明，去這個島是件非常難於安排的事情，遠比我想像的更困難。我在冰島接觸到的每一個人都告訴我，沒人去過那兒。最後，我的一位來自冰島的朋友聯繫上了他的父親，雷克雅未克的一位部長。他又聯繫了他的一位朋友，後者在半島上一個叫作桑德蓋爾濟（Sandgerði）的小村鎮裡運營著一個自然保護中心。這位名叫雷聶爾·斯文森（Reynir Sveinsson）的保護中心主任又找到了一位漁民，哈爾多爾·阿爾曼森（Halldór Ármannsson）。這位漁民表示願意帶我去，但要等到好天氣才行。如果下雨或颳風的話，這趟旅程會非常危險，還會引起嚴重的暈船反應，他不想冒這個險。
幸運的是，我們預定出發的那一天是個陽光燦爛的好日子。我首先和斯文森在保護中心會合。這家保護中心正在舉辦關於法國探險家讓-巴蒂斯特·沙爾科（Jean-Baptiste Charcot）的展覽。這位探險家的船有個不太合適的名字“為什麼不呢”。這艘船於1936年沉入桑德蓋爾濟外海，探險家本人也在這次海難中喪生。我們走去港口，發現阿爾曼森正在往他的船“星星”號上搬一個箱子。他解釋說，箱子裡面是一個備用的救生筏。“這是規定。”他聳聳肩。阿爾曼森還帶上了他捕魚的搭檔，以及一個裝滿了汽水和餅乾的冷藏箱。他似乎很高興能來一次不需要追逐鱈魚的出海之旅。
我們離開港口之後沿著雷恰內斯半島向南行駛。空氣很透明，能夠看到覆蓋著皚皚白雪的斯奈菲爾火山（Snæfellsjökull）峰頂，遠在100公里以外。對於講英語的人來說，聽說過斯奈菲爾火山可能是因為儒勒·凡爾納的《地心遊記》，書中的英雄正是在這裡發現了通往地球內部的通道。而埃爾德巖遠比斯奈菲爾火山矮得多，暫時還看不見。斯文森解釋道，“埃爾德巖”的意思是“火島”。他說，雖然他的一生都在這個地區度過，但卻從來沒去過那兒。他還帶了一架很不錯的照相機，路上差不多一直在拍照。
當斯文森在一旁拍照的時候，我與阿爾曼森在“星星”號的小小駕駛室裡攀談起來。我非常好奇地發現他的兩隻眼睛有著完全不同的顏色，一隻是藍色的，另一隻是淡褐色的。他告訴我，他平常捕鱈魚用的是一根長達10公里的線，上面有12000個鉤子。魚會不會咬鉤就全看他在天上的老爸了。等上兩天之後，收成好的話，一次能捕到超過7噸魚。阿爾曼森經常就睡在“星星”號上，船上有一個微波爐和兩個很窄的舖位。
過了一會，埃爾德巖出現在海平線上。這座島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極其巨大的柱基，或者是一個空著的巨大基座，只等著在上面安放一個更為巨大的雕塑。當我們離島不到兩公里時，我已經能看見島的頂部了。遠看時似乎是平的，近看則是傾斜的，大概有10°的傾角。我們是從較矮的一側接近的，所以能夠看到整個頂部，表面是白色的，似乎還有波紋。當靠得更近時，我才意識到，那些波紋其實就是鳥。它們太多了，完全把島的頂部鋪滿了。靠得再近一些之後，我能辨認出那是鰹鳥，一種漂亮優雅的生物，長著長長的脖子、奶油色的頭部以及錐形的喙。斯文森解釋說，埃爾德巖有著世界上最大的北鰹鳥種群——差不多有3萬對。他指著島上一個像金字塔的東西說，那是一個網絡攝像頭的平台，由冰島環境署設立。它本來是用於給觀鳥者提供鰹鳥的實時視頻，但卻沒有像設計的那樣起作用。
“這些鳥不喜歡這個攝像頭，”斯文森說，“所以它們飛到那上面拉屎。”3萬對鰹鳥的鳥糞讓這個島看起來就像是撒了一層香草糖霜。
由於鰹鳥的原因，或許也是由於這座島的歷史，人們被禁止踏上埃爾德巖，除非持有一種（非常難以獲得的）特別許可。最初得知這一點時我有些失望，但當我靠近小島，看到海水拍打崖壁的力道時，又感覺釋然了。
最後一隻活體大海雀的目擊者是十幾個划船來到埃爾德巖的冰島人。他們於1844年6月的一個夜裡出發，趁著夜色劃向該島，並於次日上午到達。克服了巨大的困難之後，他們之中的三個人才在唯一可能的登陸地點設法攀上了島，那裡是島伸向東北方的一塊較淺的礁石。（本來還應該有一個人一起上島，但他最後卻因為害怕危險而拒絕下船。）此時，島上的全部大海雀似乎就只有唯一的一對夫婦和一隻蛋了——可能也從來沒有更多過。看到人類的時候，兩隻海鳥試圖逃跑，但跑得太慢了。幾分鐘之內，冰島人就抓住了它們，並把它們掐死了。他們看見的那隻蛋可能是在捕捉的過程中打破了，於是丟在了島上。有兩個人跳回了船裡，另一個人則只能抓著繩子穿過海浪回到船上。
14年後，1858年夏天，兩名英國博物學家來到冰島尋找大海雀，這才讓人們得知了大海雀最後時刻的細節，以及那三個兇手的名字——西於聚爾·埃塞爾弗森（Sigurður Iselfsson）、科蒂爾·科蒂爾森（Ketil Ketilsson），以及約恩·布蘭德松（Jón Brandsson）。兩名博物學家中的年長者名叫約翰·沃利（John Wolley），是一位醫生以及熱忱的蛋類收藏家；年輕者名叫阿爾弗雷德·牛頓（Alfred Newton），是劍橋大學的一位研究人員，並將在此後不久成為該校歷史上的第一位動物學教授。他們倆在雷恰內斯半島停留了好幾周，距離今天冰島國際機場的位置不遠。在此期間，他們似乎與所有曾經見過甚至只是聽說過大海雀的人都談了話，其中就包括了幾位參與了1844年那次行動的人。他們還發現，那兩隻在行動中被殺死的大海雀被以9英鎊的價錢賣給了一位商人。兩隻鳥的內臟送往哥本哈根皇家博物館，而那兩張鳥皮的最終命運無人知曉。此後有人進行了更深入的追查，發現其中那只雌鳥的皮成了如今展示在洛杉磯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大海雀標本。[37]
沃利和牛頓希望能親自去一趟埃爾德巖。惡劣的天氣令他們未能成行。“船和人都定好了，儲備物品也買好了，但就是沒有出現一個可以登陸的機會。”牛頓後來寫道，“我們帶著沉重的心情眼看著適宜的季節一點一點耗盡。”[38]
兩人回到英格蘭不久，沃利就去世了。而對於牛頓來說，這次旅程的經歷卻改變了他的人生。他得出結論，大海雀已經消失了——“從實踐角度來看已經沒有辦法再找到它們了，因此我們可以用過去時態來談論這個物種了。”此外，他還就此發展出一種——按一位傳記作家的說法——“對於滅絕和消失動物種群的獨特興趣”。[39]牛頓意識到，在不列顛群島海岸線上繁育後代的鳥類也正面臨著危險。他注意到，這些鳥類正在打獵比賽中被大量槍殺。
“被打死的鳥都是育有子代的成鳥。”他在給英國科學促進會的致辭中談到了自己的觀察，“我們利用了它們最神聖的天性來攔截它們，剝奪了這些父母的生命，置那些無助的幼鳥於死地，且是最為悲慘的方式——飢餓至死。如果這都不算殘忍，那還有什麼稱得上殘忍呢？”牛頓主張禁止在繁殖季節打獵。他的大力遊說最終促成了一部法律的誕生——《海洋鳥類保護法案》，旨在執行我們今天所說的野生動物保護。這也是歷史上第一部此類法律。
巧合的是，達爾文關於自然選擇的第一篇論文印刷出版的時候，正是牛頓剛從冰島回家的時候。這篇載於《林奈學會會刊》的論文是在萊爾的幫助下優先發表的，因為就在不久之前，達爾文獲知一位年輕的博物學家阿爾弗雷德·羅素·華萊士也得出了與他類似的觀點。（華萊士的論文也出現在了達爾文發表的同一期期刊上。）牛頓很快看到了達爾文的論文，熬夜將它讀完，並立即成為一位擁護者。“它給我的影響就像是來自神的啟示，”他後來回憶道，“我在第二天早晨醒來的時候，腦子裡的想法是，‘自然選擇’這個簡潔的詞彙將終結所有那些謎題。”[40]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他已經成為一位“純粹而絕對的達爾文主義者”。[41]幾年之後，牛頓與達爾文開始彼此通信。有一次，牛頓寄給達爾文一隻患病鷓鴣的爪子，因為他認為達爾文會對此感興趣——最終，兩個人還到對方的家中進行了友好的拜訪。
兩人的通話是否談及了大海雀，人們不得而知。在牛頓與達爾文現存的通信中都沒有提及大海雀，達爾文在他的著作中也從未涉及這種鳥及其剛剛發生的滅絕。[42]但是，達爾文肯定知道人類所造成的滅絕。在加拉帕戈斯群島（Galápagos），他自己就曾目睹了此類事件。就算嚴格來講不算是正在發生的滅絕，但也非常接近了。
達爾文造訪這個群島是在1835年秋天，差不多是“小獵犬”號航程的第四年。在查爾斯島（今稱弗雷裡安納島〔Floreana〕）上，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勞森（Nicholas Lawson）的英國人，加拉帕戈斯的執行總督，同時也是這個旨在流放犯人的可憐小殖民地的管理者。勞森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在他告訴達爾文的事情當中，就有一件是關於陸龜的：加拉帕戈斯群島的每一個島上生活的陸龜都有著形狀不同的殼。以此為基礎，勞森宣稱，他能“辨別出一隻陸龜是從哪個島上帶來的”。[43]勞森還告訴達爾文，陸龜剩下的日子不多了。這些島嶼總有捕鯨船頻繁造訪，船員們會把這種巨大的動物帶上船作為一種方便的補給。就在幾年前，一艘護衛艦來到查爾斯島，離開的時候帶走了200只陸龜。達爾文在他的日記中寫道：結果就是陸龜的“數量大大減少了”。當“小獵犬”號到達的時候，查爾斯島上的陸龜已經極為罕見了，以至於達爾文似乎一隻也沒有踫到。勞森預言，查爾斯島的陸龜不出20年就會徹底消失。而實際上，只用了不到10年，這種今天稱為加拉帕戈斯象龜（Chelonoidis elephantopus）的巨大生物就消失了。[44]而加拉帕戈斯象龜究竟是一個獨立的物種還是一個亞種，目前仍然存在爭論。
在《物種起源》中也能找到明確的證據，證明達爾文熟悉人類所造成的滅絕。在為了嘲諷災變學家而花費的濃重筆墨之中，他曾評論道：動物在滅絕之前會不可避免地變得稀少，“我們知道這就是那些動物滅絕事件的過程，它們經由人類之手，或是局部性、或是整體性地滅絕”。這只是一處簡要的間接性提及，而其簡要之中又有著暗示性。達爾文假定他的讀者們熟知這類“事件”，並已對之習以為常了。他本人似乎覺得這不重要，也並未讓他感到麻煩。但是，人類所引發的滅絕當然是一個麻煩。箇中原因很多，有些甚至與達爾文自己的理論就有關係。像達爾文這樣一位精明而嚴謹的作者卻沒有注意到其中的聯繫，這真是一個謎。
在《物種起源》中，達爾文沒有給人類與其他生物劃出界線。正如他本人以及與他同時代者所意識到的，這種平等性是他研究工作中最為激進的一個方面。人類，與其他物種一樣，從更古老的祖先那裡傳承下來，又有了一些變化。就連那些似乎能夠將人類與動物區分開來的品質，如語言、智慧、是非感，也與其他適應性特徵如更長的喙或更鋒利的門齒一樣，經由演化而來。正如達爾文的一位傳記作者所寫的那樣，達爾文理論的核心在於“否認人性的特殊地位”。[45]
在演化中成立的那些事情，在滅絕中應該同樣成立，因為在達爾文看來，後者只不過是前者的副作用而已。物種被毀滅正如物種被創造一樣，源自“緩慢發生作用並仍舊存在的原因”，也就是說，經由競爭與自然選擇來完成。在其中納入任何其他機制都是不可理喻的。那麼，又該如何解釋那些迅速發生的滅絕呢？比如大海雀，比如查爾斯島上的陸龜，要繼續列下去的話還有渡渡鳥以及大海牛。這些物種的消亡顯然不是由於有某個競爭物種逐步演化出了某種競爭優勢。它們都是由同一個物種消滅的，而且都是突然之間發生的——就大海雀和查爾斯島的陸龜而言，都是在達爾文自己的生涯之內發生的。我們要麼為人類所造成的滅絕單獨創建一個類別，從而讓人類真正具有其“特殊地位”，成為一種獨立於自然界之外的生物；要麼在大自然的秩序之中為大災變留出位置，從而不得不——不管有多痛心——承認居維葉是正確的。
[1] Rudwick，Worlds Before Adam，358.
[2] Leonard G.Wilson，“Lyell：The Man and His Times，”in Lyell：The Past Is the Key to the Present，edited by Derek J.Blundell and Andrew C.Scott（Bath，England：Geological Society，1998），21.
[3] Charles Lyell，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Sir Charles Lyell，edited by Mrs.Lyell，vol.1（London：John Murray，1881），249.
[4] Charles Lyell.Principles of Geology，vol.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123.
[5] Charles Lyell.Principles of Geology，vol.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153.
[6] Leonard G.Wilson，Charles Lyell，the Years to 1841：The Revolution in Geolog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344.
[7] 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1954—），北美當代著名實驗心理學家以及相關領域的科學作家，因致力於推廣語言能力是一種“本能”的觀點而聞名。——譯者
[8] A.Hallam，Great Geological Controversies（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3），ix.
[9]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cartoon，see Martin J.S.Rudwick，Lyell and Darwin，Geologists：Studies in the Earth Sciences in the Age of Reform（Aldershot，England：Ashgate，2005），537-540.
[10] Frank J.Sulloway，“Darwin and His Finches：The Evolution of a Legend，”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15（1982）：1-53.
[11] Lyell，Principles of Geology，vol.1，476.
[12] Sandra Herbert，Charles Darwin，Geologist（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63.
[13] Claudio Soto-Azat et al.，“The Population Decline and Extinction of Darwin’s Frogs，”PLOS ONE 8（2013）.
[14] David Dobbs，Reef Madness：Charles Darwin，Alexander Agassiz，and the Meaning of Coral（New York：Pantheon，2005），152.
[15] Rudwick，Worlds before Adam，491.
[16] Janet Browne，Charles Darwin：Voyaging（New York：Knopf，1995），186.
[17] Charles Lyell，Principles of Geology，vol.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124.
[18] Ernst Mayr，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Diversity，Evolution，and Inheritance（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407.
[19] Charles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84.
[20] Charles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320.
[21] Charles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320.
[22] Charles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318.
[23] 將動物的皮連同其上的毛髮、羽毛、鱗片等衍生物一同剝下，再塞入填充物，恢復成生活姿態的動物標本，也稱剝制標本或姿態標本。——譯者
[24] Errol Fuller，The Great Auk（New York：Abrams，1999），197.
[25] 原文如此，疑為作者筆誤。從本書83頁附圖可以看出白斑位於眼睛的前上方。——譯者
[26] Truls Moum et al.，“Mitochondrial DNA Sequence Evolution and Phylogeny of the Atlantic Alcidae，Including the Extinct Great Auk（Pinguinus impennis），”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19（2002）：1434-1439.
[27] Jeremy Gaskell，Who Killed the Great Au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8.
[28] Jeremy Gaskell，Who Killed the Great Au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9.
[29] Quoted in Fuller，The Great Auk，64.
[30] Quoted in Gaskell，Who Killed the Great Auk？，87.
[31] Fuller，The Great Auk，64.
[32] Fuller，The Great Auk，65-66.
[33] Tim Birkhead，“How Collectors Killed the Great Auk，”New Scientist 142（1994）：26.
[34] 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美國著名畫家，抽像表現主義的主要力量，畫作多是雜亂無章、辨不清主體或結構的色彩交織。——譯者
[35] Quoted in Gaskell，Who Killed the GreatAuk？，109.
[36] Quoted in Gaskell，Who Killed the GreatAuk？，37.
[37] Fuller，The Great Auk，228-229.
[38] Alfred Newton，“Abstract of Mr.J.Wolley’s Researches inIceland Respecting the Gare-Fowl or Great Auk，”Ibis 3（1861）：394.
[39] Alexander F.R.Wollaston，Life of Alfred Newton（New York：E.P.Dutton，1921），52.
[40] Alexander F.R.Wollaston，Life of Alfred Newton（New York：E.P.Dutton，1921），112.
[41] Alexander F.R.Wollaston，Life of Alfred Newton（New York：E.P.Dutton，1921），121.
[42] 達爾文的大多數信件在網上開放供查閱，但並非全部信件。感謝“達爾文通信研究項目”的伊麗莎白·史密斯（Elisabeth Smith）幫我在整個數據庫中進行了相關的查找。
[43] Thalia K.Grant and Gregory B.Estes，Darwin in Galápagos：Footsteps to a New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123.
[44] Thalia K.Grant and Gregory B.Estes，Darwin in Galápagos：Footsteps to a New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122.
[45] David Quammen，The Reluctant Mr.Darwin：An Intimate Portrait of Charles Darwin and the Making of His Theory of Evolution（New York：Atlas Books/Norton，2006），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