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夢家的故事似乎隨著每一次的講述而改變。關於他生命結束時的事情，有關記錄實在太少，我只好依靠採訪、回憶錄和道聽途說去把它補充完整。我採訪到的很多人已經年過7旬了。老楊告訴我，人們指責陳夢家有外遇；趙老先生告訴我，陳夢家由於為傳統文字辯護而惹了麻煩；石璋如教授則聽說是共產黨人殺害了他。關於陳夢家的死，其他人也有他們的版本，有些不過是間接獲得的二手資料。我的筆記本裡，記錄不斷增加、卻又相互矛盾：
「陳夢家讓我大吃了一驚，他長得太帥了。我記得我當時就想——想法頗有點不合時宜：他可以去做電影明星。」
「我聽認識他的人說，他和一個唱京劇的女戲子有曖昧關係。」
「那時候很多東西都被拿到檯面上來說。他們可能批評一些很私人的事——這就是他們的行事方式。當然，這和任何人無關。如果他妻子不提出來，其他人還說什麼？」
「我不知道我所說的和你聽到的是否一致。據說陳夢家是在和一個電影演員發生曖昧關係後自殺的。當然，這個說法的源頭不是我，我也不想別人這麼認為。我是聽X說的，X是聽Y說的，Y當時為了維護Z把這件事說了出來。」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我們不應該談論它。」
「他具有詩人氣質。如果他有什麼想法，就會說出來。他是個『心直口快』的人。」
在上海博物館四樓，我找到了一個常設展，展出的是陳夢家收集的明朝傢俱。在博物館裡放著的傢俱總給人一種傷感的味道，而陳夢家的收藏品看起來顯得特別孤單：空空的椅子，空空的桌子，焚香台上什麼也沒有。有一把椅子是用珍貴的黃花梨木做成的，椅子上的裝飾物只有一個刻字：壽。展覽介紹裡完全沒有提及陳夢家的人生，也沒有提及他去世的事情，裡面只有一句話：
這個房間裡展出的傢俱，最初由陳夢家夫婦收集。
馬承源是博物館裡最老的一任館長。他今年75歲，已經退休了，但仍參與博物館的管理事務。當我提出想要給他做一個採訪時，他很熱情地回復了我。他是那個甲骨文學者的朋友。他告訴我，他和陳夢家第一次見面是1955年。那時候，上海博物館還是個很小的機構，如今這漂亮的復合建築是在1996年才開放的。在1950年代，馬承源和博物館其他的管理人一起，從當地的古玩市場裡買來甲骨，並常常會叫一些專家來察看它們。
「陳夢家來了博物館幾趟。」馬承源說。「他很有教養的樣子，不過說話很直接。他總是會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這最後給他惹上了麻煩。他認為中國文字很美，並反對1950年代推出的文字改革。我聽別人說，在北京的某些會議上，他公開地表明了這樣的看法。那麼做很危險，因為文字改革計劃是由政府在背後推行的。坦白說，我也不喜歡文字改革，但我從來沒說出我的意見。那些都是在北京發生的事情，和我無關。」
馬承源繼續說道：「陳夢家來上海的時候，我總是喜歡帶他來看我們的收藏品。有時他的妻子和他一起來。我想陳的妻子性情和以前不同了——這是我聽別人說的。她不怎麼說話。我想她精神上感到了某種壓力。我知道他們倆想要個孩子，但沒有成功。他們一度想要收養一個孩子，但這太複雜了；我們中國沒有這個傳統。我想他們家裡沒有小孩，所以感覺很孤獨。有一回，陳夢家告訴我，他們倆生不了小孩，不過他從來沒有說過細節。當然，我也不好意思問。」
馬承源告訴我，他最後一次看見陳夢家是在1963年。「那時候陳夢家已經有政治問題了。」他說。「當時我去了北京，到他家裡看了他的傢俱。他家裡有很多件漂亮的傢俱，我還記得當時我特別注意到其中一件，就是刻了壽字的黃花梨木椅。我們在他家裡吃晚飯，他給我一本他的新書：《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你要明白，這本書的標題不是陳夢家給起的！」
「那時，他第一次告訴我說他想把傢俱捐給上海博物館。他很擔心要如何保護這些傢俱。他從來沒有特別提到，他害怕政治上的麻煩。但我知道，任何一個收藏家都想要把那些傢俱擺在家裡。那麼為什麼他要送給博物館呢？原因我們只能猜測了。後來，他寫了一封關於捐贈傢俱的信，寄給了我。我還保留著那封信呢；我可以找出來給你看。那就是我最後一次見他的事情。」
馬承源提到，陳夢家的政治問題始於1950年代後期。「有些年輕的學者寫文章批評他。」老人說。「有些人對他展開激烈的攻擊。」
我問他還記不記得任何一個批評者的姓名。
「李學勤。」他說。「李學勤寫了些文章，說陳夢家關於甲骨的研究是錯誤的。」
「他的批評對嗎？」
「不對。」馬承源說。「他不應該在那個非常時候寫這麼一篇文章。陳夢家的麻煩已經夠多了。」
「李學勤是個怎麼樣的人？」
「李學勤——」馬承源搖了搖頭，思索了一會兒。「不好說。」他說道。「不過李學勤現在是考古學的領軍人了。那時候，有一段時間，他是陳夢家的助手。」
馬承源沒有再說更多的關於那些批評的事情。他只說了個名字就岔開了話題，雖然明知已經引發了我的好奇心。人們都說馬承源很有政治頭腦：「文化大革命」時期，據說他用毛澤東標語的橫幅包起了博物館的文物，從而保住了它們。馬承源知道紅衛兵不會破壞毛主席的標語，而上海博物館的收藏得以完整地保存。如今，這個博物館被公認為全中國最好的博物館，馬承源因領導其擴展計劃而獲得了表揚。
有謠言說，「文化大革命」時很多知識分子和有錢人喪失了他們的財產，而上海博物館則從中獲利。我問了馬承源這個問題，他的態度坦蕩。「那時我也受批評了。」他說。「我們關心的只是生存問題」。他告訴我一個發生在「鬥爭會議」上的事情，當時館長和其他的館員一起，被舉到空中，然後扔到大理石地板上。馬承源說，他的身體擦傷了，但沒什麼大礙；而一個同事頭先摔到地上，然後就斷氣了。這個故事很短，但很見效：我不打算再問「『文革』是否對上海博物館有利」這樣的問題了。
我走之前，馬承源影印了陳夢家最後一封來信給我。那封手寫的信函標注的日期是1966年1月26日，那一年陳夢家就自殺了。信上的字跡很漂亮，內容並未提及任何擔憂或政治麻煩。 那些文字整整齊齊，就像上海博物館裡展覽的傢俱一樣，同時它們也給人一種空洞的感覺：
上次我們的談話非常愉快。可能你已經忘記了，可惜我們沒有把談話內容記錄下來。上次你來我家，時間太倉促了……
那把黃梨花木做的椅子，它的製作日期可能要追溯到明朝以前，當然，我要把它捐給上海博物館。如果你喜歡其他的傢俱，我也可以把它們捐出來。我希望博物館能派人來，把它們整理打包……
在北京，我找到了那篇批評文章的副本。它是在1957年發表的，當時陳夢家剛被扣上「右派分子」和「黨的敵人」的罪名。文章裡有一段很長的評論，內容是針對陳夢家寫的關於甲骨文的書——那本被譽為「經典讀本」的。評論裡尖銳地質疑了陳夢家的學術成就，隨後，到了文章的結尾，就變成了針對個人的攻擊：
陳夢家並未拿出任何實在的成果，與他的傲慢自大相稱。陳夢家這個人自命甚高。比如說，在書裡的第20章，陳夢家忽略了很多其他學者的研究和理論，只是收錄了他自己的想法……我們不應該接受這種竭力鼓吹自己的態度。
不難找到更多關於李學勤的資料。在考古學和歷史學的領域裡，他的名字隨處可見。他發表的論文內容有甲骨文，有古代青銅器，還有竹簡。他很有才氣，而且十分多產；好些學者告訴我，李學勤有一種罕見的才華：學術研究做得很出色的同時，還能巧妙地討共產黨的歡心。有個研究古文的學者直率地告訴我說，李學勤是個「馬屁精」；很多人提到了他對陳夢家的批評攻擊。
近幾年來，李學勤成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領導者。這個項目是1995年啟動的，由中央政府資助，目的是要為中國的早期文明確立準確的日期。以前，中國歷史最早的日期是公元前842年，這個時間是有足夠考古和文字記錄為證的。但斷代工程卻出來了一個新的時間表。在國際上，這個項目受到了猛烈的質疑；很多國外的學者認為，中國人正試圖構建他們的歷史，其方法與其說是學術研究，不如說是國家主義。有些學者說，做這個項目的主要動機，來自和西方競爭的意識，西方有時間更早的文明記錄——比如古埃及。 在項目進行期間，關於古代日期的不同學術意見有時是用投票解決的：中國的學者們說出各自的意見，對多人投票的那一年取勝。國內媒體對此的報道常常顯得怪誕不經：
中國日報（1998年12月16日）：
一項填補中國古代史空白的工程在歷時兩年的研究之後，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以其5000的歷史揚名於世界。 可惜的是，中國的發展史上有一段長達兩千年的空白，隱藏了它真正的歷史年齡……「那缺失的兩千年包括夏、商、週三個朝代以及更早之前的日子，可追溯的時間比公元前2100年還要早得多。」李學勤說道。他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的歷史專家。
李學勤說，中國古代史起源的確切日期將於明年年末公佈。
研究了李學勤的學術生涯以後，我就約了一個中國的記者朋友見面。他在共產黨的新聞機構——新華社工作；不過業餘時間他都花在研究歷史和考古上。他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接觸了一些官方內部流通的文件，並調查了一些已被人遺忘的事件；他希望有一天可以發表所有的這些調查成果。他喜歡說自己是「左手為新華社服務，右手為自己服務」。我們兩人年紀一般大：都是30出頭，龍年出生的人。
我讓這個朋友提些建議，告訴我如何接近李學勤。他叫我不要提陳夢家的名字。我應該以別的事情做借口，請求給他做採訪，然後採訪的時候才提到他當年批評陳夢家的事。
我問：「如果他拒絕回答我怎麼辦？」
「嗯，他可能會這麼做。不過如果你出其不意地問他，可能他會回答。」
「你覺得他會說什麼？」
「中國有句俗語叫『如日中天』。這就是李學勤現在的地位。他正處於職業生涯的巔峰。他回頭去看那篇評論，我很懷疑他會覺得『我不應該這樣攻擊我的老師』。反而，他很可能會想：『看我那麼年輕，學識就那麼厲害了。』」
他繼續說道：「這個國家的學者都是這樣。這是一群邪惡的人：很多人做了他們不應該做的事。我聽說，陳夢家自殺以後，學者們把他的辦公室翻了個底朝天，讀了他的筆記，其中有些人後來把陳夢家的觀點據為己有，並發表了文章。過去有很多學者都做過類似的事，但他們是不會承認的。中國人不願意這麼審視自己。他們極少會承認自己做錯了什麼。」
我們的談話快結束的時候，我的朋友鼓勵我追查整個事件，它說，在中國，太多這樣的歷史已經被人遺忘。「這種事情中國記者是做不了的。」他說。「我當然不能給新華社做這種報道。但你是外國人，你辦得到。」
我去了李學勤在清華大學的辦公室，和他見了面。他快70歲了，前額很高，兩隻眼睛下面掛著大大的眼袋——一副勤奮工作的學者模樣。他穿著灰色的羊毛西裝，打著紅色領帶，腳上穿著拖鞋。他告訴我他在美國呆過一段時間，他在休假的那一年去了達特茅斯學院；他的英語說得很好。我原來告訴他的是我對夏、商、周斷代史工程感興趣。
「它是由一個叫宋健的人發起的。」李學勤說。「宋健是控制論的專家，但他向來對考古學很感興趣。1990年代初，他去了歐洲和地中海沿岸，參觀了很多博物館，特別是在埃及、希臘和以色列的時候。當時他想：『外國的紀年比中國清楚多了。』他回來以後，和我以及其他學者聊過，問我們能不能為中國的紀年做些什麼。主要來說，我們決定讓科學家們更多地參與到考古學和歷史學研究中。」
李學勤教授解釋說，天文學家幫助追蹤了古代文獻記錄的日食和月食，其他科學家的科研技能促成了碳14年代測定法。他指出，這項工程資助了安陽的工作：在安陽的調查中，首次發現了地下之城的證據。
「我們的紀念和過去的觀點並沒有很大的差別。」他說。「比如說，我們看看商朝末年，也就是商被周打敗的時候。這在歷史上是一個關鍵的時刻，但事情發生的確切年份，過去一共有44種截然不同的意見，時間跨度長達112年。我們利用最為可靠的原始資料，把時間跨度縮短至30年之間：從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我們認為，最準確的日期應該是公元前1046年。我們不是說這個時間肯定是正確無誤的。但從我們現在掌握的信息來看，這個時間最符合的。」
「這真的只是個開始而已。」他說。「我們正在準備另一項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工程。當然，有些人說我們想要延長中國的歷史，但這並不是事實。我們只是想搞清楚中國是怎麼發展起來的。這和研究古希臘、埃及或以色列沒什麼不同。對這些古文明的研究全都做得比中國深入。中華文明有一個特質：它流傳至今，而其他的古文明已經消失了。」
我等了半小時，才轉換了話題。我把那篇評論從我的袋子裡拿出來，放在我們中間的桌子上。當下李教授如有任何反應，他都很好地隱藏了起來。
「我看了一些你的文章。」我說。「我注意到這篇寫甲骨文的。我也看到張光直對你的評論，他讚賞了你關於商朝祭祀名稱的理論。」
「是的，那對我意義重大。」李教授笑著說。「不過我當時甚至不知道他寫了什麼，是過了很久以後才知道的。他第一次看到我的論文時是在台灣，當然，那時候兩岸不可能有什麼聯繫。直到1971年我才看到他的評論。」
我指向標題中出現的陳夢家的名字。「我對這個研究甲骨文的學者也很感興趣。」我說。「我在安陽和北京都聽人說過他。你曾經是他的學生嗎？」
「他是清華大學的老師。但我不算他的正式學生。」李教授說，接著他向我解釋了他的背景。起初，李學勤學的是數理邏輯，但共產黨在大陸獲勝以後，北京的大學就開始了重組。李學勤的正規學業由此被打斷，在那段時間，這個年輕的邏輯學家開始追求他的業餘愛好：研究甲骨文。
「我18歲還是19歲的時候，就開始對甲骨文產生了興趣。」他說。「我年輕的時候，對所有不懂的東西都會感興趣。這聽起來可能很奇怪，但一旦有什麼符號性的或複雜的東西刺激了我的好奇心，我就會想把它弄明白。這就是邏輯最吸引我的地方。當我第一次看到甲骨文的時候，我看不明白；這讓我想要更多地瞭解它。」
他繼續說道：「國民黨逃離大陸的時候，把甲骨給帶走了，但甲骨文的拓印在出版的書籍裡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都未經過仔細的研究，甚至有些碎片還沒拼湊成一個完整的字。我閒暇時就做這個；我把那些殘缺的碎片拼湊起來，找到它們之間的組合。我取得了一些進展，後來這引起了陳夢家和其他人的注意。他們叫我去考古研究所做甲骨文的工作。我基本上相當於是陳夢家的研究助手。」
他的聲音有一點不易察覺的變化。他的神色還是一樣的：下顎保持同樣的傾斜角度，目光平穩。但他現在說話的節奏加快了，聲線也提高了。他說起了那篇評論的故事：
「1957年以後，他被稱為「右派分子」——那些人給他扣的帽子。那些年他過得很艱難。『文化大革命』時期，做過『右派』的人會有更多嚴重的問題。這就是他自殺的原因。」
「那時候，我在另一家研究所工作，所以我們不在同一個地方。我認為他是1966年夏天自殺的，但直到那年冬天我才聽到消息。當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我非常難過。他是個了不起的學者。『文革』結束以後，我們把他的東西、他的筆記和書本都保存得很好。」
他說完了，然而我打開了那份評論。在最後一頁的中間，對陳夢家的個人攻擊以刺眼的短語出現，吸引人的注意：
「自命甚高」
「竭力鼓吹自己」
李教授的目光停留在桌子上的評論和地板之間。「這不是我們該談的東西。」他說。「陳夢家是個了不起的人，但我不想討論這些。」
「我只是想弄明白發生了什麼。」我說。「我看過好些對他的批評，很多比這糟糕多了。每個人都告訴我，那個年代就是這樣的。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很難明白這種事情，所以我想來請教你。」
如今李教授知道我為什麼來採訪他了。但我預料中的反應——困擾、戒備、甚至發怒，他都沒有表現出來。這人看上去只是很疲憊的樣子，眼袋沉沉地掛在眼睛下面。
「不只外國人很難明白。「他說。」年輕一代的中國人也很難明白。在那個時候，我們受到了壓力，必須要寫這種東西。考古研究所叫我寫的。那時我很年輕，沒辦法拒絕。你會發現，我在文章裡避免說任何有關政治的話題。我沒有用過『右派分子』，或其他類似的詞。我把那種批評寫成了僅有的一段，放在全文的最後。」
他說得對：在那篇評論中，個人化的攻擊都濃縮到短短的一段裡面。
「我不想寫這個。」李教授繼續說道。「評論裡面我所寫下的其他學術觀點，那都沒有問題。但那種個人化的攻擊是我不想寫的。那篇評論發表以後，我很少見到陳夢家。不過1960年代初期，我偶爾會在考古研究所碰見他。每次碰見他，和他說話總是覺得不自在。我沒辦法和他說話了，因為我感覺很內疚。我總是後悔我寫了那篇文章。」
他說：「我想人們是理解的。很久以後，陳夢家已經去世了，我仍然和他的朋友有聯繫，有時我會見到他的妻子。他們從來都沒有罵過我。我想他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不過我仍然覺得很內疚。沒辦法。那是沒辦法的事。」
整個採訪過程，我都在做筆記，現在李教授盯著我的筆記本看。
「我希望你不要在《紐約客》上寫這件事。」他慢慢地說。「這是個私人的問題。我希望你就寫斷代工程和我們早先談到的那些事情。」
我說除非我可以充分解釋所發生的一切，在此之前我是不會寫這件事的。
「這些事很難理解，雖然人人都知道那段時期是非常可怕的。」他說。「『文革』開始的時候，如果人們批評你，你就會相信你真的做錯了事情。我自己也被人批評，我也相信其他人說我的話。每個人都是這樣，這成了一種社會心理。有那麼多的敵人——看起來，每個人都是一個敵人。」
採訪結束以後，我獨自在清華的校園裡遊蕩。這是個陽光燦爛的早晨，地上的雪融化了，滿地一片片凹凸不平的灰色。校園很美，清華大學除了擁有突出的學術名聲以外，還是國家復甦的一個標記。1901年，外國的聯軍打垮了義和團運動以後，強迫清朝同意向它們賠款3億3千萬美元。美國人把屬於他們的那一份賠款捐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其中的一部分錢用來創立了清華大學。
在李教授的辦公室附近，我來到一塊古老的石碑前面，這塊石碑是為紀念王國維而立的，王是一位早期的甲骨文學者。這座10英尺高的石碑周圍，立著一圈的松樹。石碑上標注的日期用的是舊的國民黨記法：民國18年。那是1929年，兩年前，由於清朝最後一任皇帝退位，王國維在絕望中投湖自殺。那時，他的一個朋友寫了篇悼念他的文章：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我那位新華社的朋友是對的：有些事情對外國人來說更容易辦到。然而這種容易，卻可能出自於一種不道德的理由。我來清華大學的路上，就對自己說，一定要出其不意、讓李教授大吃一驚，否則那些歷史的細節就可能無法還原了。然而，如果李教授的反應是變得戒備或發怒，我會好過一些；他的懊悔讓我的感覺要糟糕得多。寫那篇批評稿的作者，那一年只有2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