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月初，涪陵東邊的山嶺上，出現了火災。好幾個星期以來天氣一直炎熱——熱氣混著霧氣，明亮而視覺模糊的日子，溫度到了九十多度（華氏）。一道道塵土浮在校園後未平整過的馬路上空，空氣因為熱氣而變得沉甸甸。人們都告訴我說春雨太少了，而不久，雙眺山上爆發了火災。
它是涪陵區域最高的山；在明朗的日子裡，從它的山頂上可以同時望見涪陵和豐都。那山上有森林，也有小型的農場，而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沒人知道它是怎麼開始的。從長江上吹來乾熱的風，掃過山上的火苗助勢。
在火災發生的頭一個晚上，學校派了五十個學生志願者參與撲火，而第二天的早晨，又有兩百個學生前往。從我的陽台上，能看見第二組人聚集在學校的廣場上。他們全是男孩，穿著軍訓的服裝，他們笑著，興奮，起勁地聊著，等待著出發。巴士把志願者們帶走了，校園裡安靜下來。
那一天，太陽就像個掛在空中的悶熱的圓盤，煙從山上飄下來。我能從陽台上聞到氣味。許多出發的男孩都是我班上的，隨著這一天時間過去，我有些困惑，不知道他們在山上做些什麼。女孩們也心不在焉，課上得不好。
之後，我在臥室裡學習時，見到黑雲在西邊的天空上聚集。風突然吹起我桌上的紙片。我關上了窗，去陽台上收起衣服，之後，我穿過房間，把所有的門窗都關緊。暴雨將至了，在城市的後方鼓脹得越來越黑，在風力之下，我幾乎關不上客廳的窗戶。
我關上了燈，往手電筒裡裝入了新電池。當雨開始下時，我跑到了廚房的小陽台上。雨以筆直的對角線在空中一道道劃過，風吹得更勁了，而樹枝在狂暴起舞。穿過操場的那邊，教學樓裡的窗玻璃被震碎了，學生們大喊大叫。他們總是興奮地大叫，只要有大暴雨光臨的時候，而有時他們都忘了關上窗子。在春天裡，地上經常有暴雨後碎裂的玻璃。
我聽到江東區那邊有更多的玻璃碎裂，而人們匆匆穿過街道。在插旗山的西側，突然一道藍色的閃光，接著一起爆響，然後，涪陵所有的燈全滅了。
我從陽台上望著暴雨。雲層在山上低低捲過，大雨愈大。天空暗了，突然又閃過一道白光，彷彿有人在雲層上擦過一道火柴。一團閃電照亮了白山坪的山頂。有一陣，山頂高高踞於長江上，在閃電中凍住了，然後，一陣轟雷奔過，山突然消失了。很快，大雨給江面蒙上了層霧氣，直到長江看不見了，而烏江只剩了一條灰帶，混入了看不見的天際線。
半個小時後，暴雨停息了。山嶺再現翠綠；所有的灰塵煙霧在空氣中清除掉。整個晚間，下著小雨。第二天，我的學生從山上回來了，在他們抵達火場前，暴雨已將山火撲滅。但這次行程，乃是對例行生活的一個打破，他們看起來，跟剛出發時一樣的興奮。
兩個星期後，學校舉行了三天的田徑運動會，在插旗山下的一座新建的體育場內。大多數中國的學校都會在春天搞運動會，但我們這個規模尤其大，因為新場地的緣故，也因為香港快要回歸了，一個半月後。
這學期的所有事情都與香港相關，就好像每個秋天都有活動和長征關聯。春天時，有一次關於香港經濟的考試競賽，而學生中的黨員掛有特殊的香港胸章，跟其他學生區別開來。一個「歡迎香港回歸」的標語裝飾在了圖書館的入口處，而每天都有數字顯示，還有多少天那殖民地將回到祖國的懷抱。有時我會問學生還剩幾天了，他們總能給我精確的回復。
為了競賽，他們準備了許多天。那些正式的選手在食堂後的舊場地上訓練，而每個人都為比賽前的遊行做練習。男孩們練著他們的軍訓鵝步，而女孩們則準備跳旗操，而在週日晚上的政治集會上，他們唱關於香港的歌曲。
競賽的開幕式，在大雨中開始。那香港的橫幅悲哀地下垂著，而色彩明亮的氣球拒絕升空。但慶祝儀式繼續進行：一千多個學生，在泥濘的跑道上嚴肅地跋涉前行，而他們在大雨中跳操時也均面色凝重。幾乎沒一個觀眾離場的，而幹部們，在中央場地的遮蔽簷下擠作一團，顫抖著檢閱著。之後那一周，我的班上滿是咳嗽與鼻涕聲。
運動會推遲了兩天舉行，之後，天氣改善了，集會立即恢復。課程被取消了，學生們按照所在系，坐在場地四周。這是非常嚴肅的比賽。所有超過四百米的女孩的比賽項目，總以每個選手都癱倒在地作為結束，而在她們比賽前，選手們會小心挑選一些朋友，在比賽結束後攙扶她們。在某個方面來說，這很感人，就好像在參站前，士兵給家裡寫告別書。參加比賽的女孩會給她的朋友們清晰的指示，而在結束後，她將倒在她們的懷裡，被抬出體育場的大門，喘氣，哭叫——從舞台右邊下場，彷彿一種奇特的四川戲劇。在男孩的比賽中，這種情形要少一些，但大約還是有四分之一的選手在終點處癱倒。朋友們把男孩們扶到系裡的救助桌邊，給他們熱茶和宏聲香煙。五分鐘後，他們就好了。
我計劃參加1500，5000米，以及4*100的接力賽。教員有自己的隊伍，而對退休的教師，有特殊的競賽，他們跑得很努力，但絕不會在終點線上癱倒。因為我已經贏得了涪陵公路競賽，我被安排參與了學生組的競爭，而這個景象——外國老師與學生們頭碰頭的比賽——就足以把觀眾催入狂熱了。他們在終點區域密密擠成一團，只有頭兩條道還開著，而我自己的學生在最後的直道旁排成一列。黃小強，我常去用午餐的那家麵條店老闆，也帶上兒子來了學校，為我加油。
其他的選手為和外國人比賽感到激動，而他們起步階段跑得太快了，因為聽到了觀眾所發出的加油聲。從一開始，我就能感到，這是和一月的公路賽不同的觀眾；我聽到有聲音叫我的名字，英語的漢語的都有，而英文系的學生在我逐步追上來時，為我加油喝彩。我贏這兩項比賽都很容易，在1500米比賽結束時，我的學生都在終點處歡迎我，我覺得自己更像是系裡面的一個成員，而非一個外國人。在接力賽的情況也是一樣，路程太短，給不了我多少時間來建立優勢，而我跑的是第二棒。張書記跑最後一棒，在最後一個直道時越過了中文系，而所有的英文系學生都瘋狂歡呼。在此之後，我們四個人以插旗山為背景，擺了POSE拍照，而張書記臉上放光，點著根煙。
但在5000米比賽時，人群中的體育生開始嘲弄我，叫道「哈嘍嘍嘍嘍嘍……」與「洋鬼子！」，在我跑過的時候。洋鬼子意思是「外國魔鬼」，而在我的學生指責他們後，他們安靜了一點，但我還是可以聽到他們作弄的叫喊，作為回應，我只是低著頭，全力跑完了最後的一英里。沒必要這麼做——我已經贏得了比賽，而我能感覺到感冒正向我襲來。但我不能克制自己；在比賽中，這是我唯一應對嘲弄的方式。
我回到家裡，發現自己的體溫飆到了102度。我意識到如此拚命地跑5000實在很傻，而我也看不出參加這種競賽的益處了。我太執著於競賽，而當地人甚至更有過之；無論情況有了多少改善，無可避免的，終究還是我和所有人對抗。我決定說，以後看比賽比參與比賽更為享受，而此後我再沒參與過跑步比賽。
在那個學期裡，我的健康狀況逐步下降。有幾次我發了燒，但主要的，我的身體發展出了一些慢性炎症，因為污染的關係，而我總是在用抗生素。這時間來得很怪，因為除了健康問題外，我對涪陵的生活卻從未如此滿意。我對這個城市的生活感到舒適了，而且我也開始結交了一些不說英語的朋友。我的中國生活在逐步發展，現在我覺得在第二年裡，一切都會變得更好。
即便我與廖老師上課的那種緊張氛圍也大大舒緩了。似乎我們的鴉片戰爭讓我們都彼此看清了對方，雖然有一些意見對立時的火花，但我們表達觀點時的真誠態度，比觀點的內容更重要。在某一程度上，我知道她的立場——她肯定懷疑外國人，以及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但她的態度足夠開放，讓她的懷疑清晰流露了出來。逐漸的，我將其看作一個友好的轉變，相別於英文系的幹部，他們總是微笑，待我也溫和，然而從不放棄他們的防備心。廖老師至少足夠尊重我，讓我有機會瞥見她的觀點，而我察覺到她對我也有同樣的感覺——一個外國人，不總是那麼尊重中國，然而至少願意談論他的想法。我們的鴉片戰爭並不以輸贏來結束；還不如說是溜過，溜走了，逐漸的，我享受起我的漢語課來。
但在同時，我的一部分開始磨損了，既有身體的，也有心理，我知道，我需要一點時間，暫時離開，擺脫生活在涪陵這種小地方的壓力。亞當也是如此，隨著這學期時間的推移，我們感覺到我們催促自己工作的方式過於嚴肅了。這個學期正好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結束，在6月30日的午夜，在那之後，我們倆就可以自由了，去旅行，以及學漢語。
我首次察覺到香港回歸的份量，是在第一學期，當時我讓一個三年級班的同學去寫下他們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大多數人的回應合乎我的預期——他們描繪了收到大學錄取通知的那一天。唐詩從豐都一個特別窮的鄉下來的學生，寫道：
那天，我起得很早。一吃完早飯，我就跑去了郵局。我非常想看到我的入學通知書。郵遞員看見我來了，向我喊道，「恭喜！這是你的錄取書。」我把它從郵遞員手裡抓過來。我把它高高舉過了頭。我無意識地喊叫道，「我終於成功了！」那時，我流下了歡樂的淚水。這是我努力學習了十五年的成果。在那十五年裡，我一直都非常努力。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我希望能夠走出鄉下。只有我比城裡人更努力學習才行。我沒有辜負我的父母和親戚的厚重期望。這是我人生的轉折點。我可以進大學，學到很多的知識。1994年的8月31日，我不會忘記你。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是我用汗，用血換來的。
大約四分之三的回答都是這類，而它們讀起來讓人愉快：我看到了教育如何改變了我的學生的生命，而我也是其中小小的一部分。但有兩個學生的文章就不那麼能啟發我了，他們寫到了還未發生的快樂的一天，那就是香港回歸中國的時候。其中的一個人，他的英文名字叫PEACE（和平），寫道：
我敢肯定，1997年的7月1日，將是我最快樂的一天。在那一天，我們所有中國人都應該高興。因為1997年7月1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特殊的日子。香港將在那一天回歸中國，這顯示了團結的巨大成就。我們都知道，香港回歸祖國，以及中國行使國家主權，乃是堅定以及不容協商的。當然，那一天將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隨著學期的進展，我感到震驚，這些政治課程，以及特別的集會，已經把香港的回歸變成了我的學生們的個人事件。當然，我所教的課題跟中國的政治沒有關係，但無可避免的，偶爾我們會漂向那個方向。在文學課上，我們學習了凱特卓別林的短篇故事「戴瑟瑞的寶寶」，那把我們帶向了關於種族主義的討論。我們談到了黑人在美國的地位，還有種族間通婚的問題，而同學們問我，有沒有針對華裔美國人的偏見與成見。我告訴他們，近來的成見，往往是說華裔美國人是太認真的學生，但我提到在十九世紀時，許多西方人認為中國人是贏弱的，沒有競爭力的。
「為什麼？」一個學生問道。
「哦，我想是因為鴉片戰爭的緣故，」我說。
「這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鴉片戰爭，」我說。「在那個時候，中國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外國要擊敗中國軍隊並不難。是以很多外國人都以為中國人是弱小的。當然，這種觀點後來改變了，但在那時，這種偏見很是普遍。」
當我說的時候，教室裡一片沉默，學生們都盯著課桌。在你打破一個禁忌的時候，情形總是這樣——立即出現沉默，而你看到的是四十五個黑髮的圓圈，學生們都低下了頭。他們在一個星期前也是如此，在另一個討論中，關於種族主義的話題。當時我溫和地說到，我認為種族主義與外國人恐懼症的問題，在所有地方都存在，即使在中國。
「在中國沒有偏見，也沒有種族主義，」溫迪迅速回答道，我可以看出她被冒犯了。她是班中最好的學生之一，也是最愛國的。
「我不認為事情那麼簡單，」我說。「為什麼當梅勒先生和我進城的時候，那些人經常對我們大叫？」
「他們是友好的，」溫迪說。「他們只是想跟你們說話，但他們沒受過教育。他們並不想對你們粗魯。」
「有時孩子們會對我們扔東西，」我說。「那可並不友好。」
「他們只是孩子！」
「但他們的父母只是看著笑，不去做任何事情來阻止他們，」我說。「我並不想說那些事情有多麼糟糕，但我不認為種族主義，以及對外國人做不好的事兒，這些行為僅在美國存在。這些問題在中國也需要改善。」
學生們低了下頭，有一陣讓人不舒服的沉默。我發現有些事情我們是不能談的，很快，我將話題轉回了「戴瑟瑞的寶寶」與美國的種族主義。身為外國老師，看到那些低下的頭時，你得學會如何做出反應，而你學會的主要就是，不能從任何方面去批評中國。但是，當一周後我的引述又觸發了同樣的敏感時，我還是覺得驚訝。[1]
尤其奇怪的是，考慮在在這個學期的初段，在我們練習「李普 范 文凱」時，他們顯得對中國的近代歷史毫不敏感。我佈置的任務，是讓他們表演滑稽喜劇，來做一個中國的「李普」；每個組都得去寫個不同年代的故事，然後來表演。一個故事裡的中國人，在1930年代墮入昏睡，在1950年代醒來，而另一個則是從1948到1968，如是類推。在這七個小組裡，濃縮了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而我尤其想看看分配了文革的那一個小組將如何演繹這段痛苦的歷史。
在他們的戲裡，李普由阿瑟來扮演，他是個模樣嚴肅，聰明的男孩，戴著厚眼鏡，短短的黑髮。他醒過來了，表情很困惑，然後其他的學生，扮演紅衛兵的，把一頂笨蛋帽子戴上了他的頭。一個走資本主義路線的標語圍上了他的脖子，將他雙手反綁。紅衛兵們聚攏了過來，而鬥爭開始了。
「你為什麼不是紅衛兵？」一個女孩向他吼道。
「什麼是紅衛兵？」阿瑟迷惑不解。
「你知道什麼是紅衛兵！你為什麼走資本主義路線？」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什麼是資本主義路線？我的名字叫李普 范 文凱，我是一個國民黨的士兵。」
「你說什麼？」
「我是蔣介石的國民黨的一個士兵。我只是個窮人——」
「一個反革命！他是個反革命！」
「我的名字是李普 范 文凱，我只是——」
「閉嘴！」那女孩尖叫。「你現在得坐飛機！」
兩個人強迫他立正，把他的手臂往後拽。其他的學生們用調羹敲著鐵碗，大聲叫著，押著李普前後遊行。我從教室的後排看著，只希望傅主任不要在這時候把腦袋探進來。我不想解釋關於「李普 范 文凱」的文學課怎麼會發展到了這一步。
最奇怪的部分，是在同學們很喜歡這個——這是所有的滑稽諷刺戲中最受歡迎的一個，觀眾們歡呼著，大笑。這完全不是我所預期的；我原本以為，他們會找到一個有技巧的方式做這齣戲，來迴避那歷史階段中最醜惡的一面，因為我知道許多學生的父母在文革中曾經受苦，遭罪。但僅就現在看戲的感覺而言，我完全感覺不到那個；沒有人感到不安，這滑稽戲就跟「仲夏夜之夢」等喜劇那般搞笑，好玩。這就和魯迅某一次的評論一樣：「記性好的人，容易被苦難的重量壓垮。只要那些記性壞的人，才能適者生存。」[2]
但我的學生們的記性也不是一味的不好。雖然他們會拿文革開玩笑，卻對鴉片戰爭極度的敏感。我知道這種敏感部分緣於我這個外國人，但在某個程度上，也和哪一段歷史在他們眼前出現的多少有關。1800年代中期的事件，彷彿顯得更近，更難解決，相較於他們父輩的掙扎年代。中國的歷史書淡化了文化大革命，而關於毛澤東的話題則被鄧小平的話乾淨利落地處理了，他是對了百分之七十，錯了百分之三十。這些數字似乎每個人都知道，他們似乎有一種神奇的魔力去簡化歷史。有時候，我會在交流中裝無意提到毛對了百分之六十七，想看看有什麼反應。毫無意外的，聽者總是立刻糾正了我。這使得文革變得極其遙遠，一個關於統計數字的問題：毛澤東一生的平均值。
相反的，關於鴉片戰爭，沒什麼是單純的，它似乎在我的學生意識裡要沉重得多。一年到頭他們都在反覆學習那段恥辱的歷史，而香港的回歸，被描繪成了一次救贖，對他們的個人生命發生重大影響的事件。相反，1989年的學生抗議則是所有事件當中最為遙遠的，對我的學生來說，暴力根本沒有發生過。他們被迫接受冗長的軍訓，作為天安門事件的直接結果，而其中有些人卻那麼愛國，以至於香港的回歸成了他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
這就是校園裡的狀況，但當我將更多時間花在城裡，我開始發現，對於普通的中國工人，所謂的老百姓而言，事情是不一樣的。每週我會跟柯顯龍聊兩三次，一個在南門山公園的四十七歲攝影師。而我和他溝通越多，就越為他的政治觀點而吃驚。他完全沒受過教育，但他卻具有很有意思的想法；有時他談到更多民主，以及其他黨派的重要性，那些是我在校園裡從未聽到過的。有一次我提到了香港，但他看上去只是覺得無聊——那對他沒任何意義。
「如果香港不是在英國人手裡那麼多年的話，」他說，「它不會像如今那樣富。如果它是中國的話，它就會有大躍進，會有文革，以及其他所有的問題，而那些就會影響到它的發展。我們會像破壞其他東西一樣把它也毀了。」
我從沒在涪陵聽到另外一個人說這樣的話，哪怕一點點接近這個的意思也沒有，我告訴他我的學生沒一個會同意他。
「當然他們的觀點和我不同！」他很不屑。「他們知道什麼？太年輕了！他們不瞭解真實的世界；沒有經驗。」
「但即便那些老教師也沒這樣的想法。」
「當然！他們每週都上政治課——他們必須得相信共產黨說的。我們老百姓有我們自己的想法。我可不需要學他們在大學裡學的那些東西。」
我發現，作為一個能思考的人，他的優勢恰恰在於他沒有經過正規教育。沒有人告訴他該去想什麼，由是，他能夠自由清晰地思考。
對於一個教師來說，這個情形不是很鼓勵人。我想的越多，就越對我的學生所接受的教育感到悲觀，而我對在這種地方教書逐漸感覺矛盾，心情複雜。尤其讓我心煩的是，自從秋季學期以來，我和三年級同學的關係很少有什麼改進。他們總是很馴服，很尊敬我，而且他們對文學有極大的熱情。我對於詩歌也有很大的忠誠，但這種忠誠有它的局限；我相信，我的工作不但是教文學，也想要發展出一種互相的尊敬與理解，讓我們能夠很輕鬆地交換觀點。這種情形在我和我的漢語家教身上發生了，儘管有巨大的語言和文化的障礙，在一開始時。這種改變非常難得，因為它需要絕大的耐心和努力，彼此雙方都是。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誠實，即便這種誠實偶爾帶來不愉快的感覺。
但我和學生們的關係，距離這種轉變卻仍遙遠。我沒法提到中國人的外國恐懼症，因為他們會顯出防備心來，這就告訴我，他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更接近街上那些偶爾出現的騷擾者，而不是他們的外國教師。而且，還有太多的時刻，他們會不自在地低下頭去。這是我所開始討厭的了——那偉大的低頭。每次發生了那種狀況，我就察覺到，我不是在教四十五個有著個體思維的個人。我是在教一個群體，而有些時候，這個群體會作同一的思考，像這種的群體就是暴民，即便是在沉默與消極的姿態中。而我總是一個外國人，孤獨站在整個班的面前。
當地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同樣開始煩擾我。逐漸的，我發現我在涪陵被監視著，雖然很難說出於什麼原因。我寫回家的信時常出現被篡改的痕跡，偶爾，我收到曾被打開過的信件。那個春天，我的父母郵寄給我一份紐約時報的旅行欄目，其中有我寫過的一個故事，但在我那篇文章的邊上，有些什麼被小心地剪去了。最奇怪的是，那篇故事寫的乃是密西西比河，而唯一提到中國處，是在文章尾部的一個註解，提到作者住在涪陵。沒過多久，我給父母發去了一封載於軟盤的長信，當他們收到的時候，文中的一部分被抹去了，替代以一串串的X。這是信中唯一帶點敏感的話題，描繪了我有一次被三個喝醉的大學生騷擾的意外事件。餘下的內容是完整的，出於好奇，我的父母把軟盤帶去給一個密蘇里大學的電腦專家看。他說這種變化只能是故意篡改的結果。軟盤的故障不會造成這種變化。
這些事件有點煩人，但主要還是讓人感到可悲。為什麼要審查一篇關於密西西比河的文章？是誰花時間來讀一個在涪陵這種地方的外國教師的信件？這份力氣不能花在更有用的地方上去麼？我猜測，這些行為的目的是要威脅我——那些活兒幹得那麼差，顯然是想讓我發現。但事實上，這種篡改行為，只是更有效地給我提供了例子，展現出了那種構成了共產中國的，毫無目的的受迫害恐慌症。
大學生活裡，也顯示出了有組織的監視跡象。一月份，一個接近成都地區的志願者跟一個的士司機發生激烈爭執後，被帶到了當地的警局。那個志願者明顯是做錯的那一方，最終他被送回了美國；但在問訊期間，他發現當地警局備有一份他的記錄，內容是他在課堂上所說的任何會引起爭議的話。所有一切都在那兒——他關於資本主義的評論，毛澤東，還有任何敏感的內容。他對於中國的政治限制尤其不敬，但我知道，我們所有人多少都曾經越界。而我知道，在涪陵的警局，大概也有一份我的資料，關於我提到的鴉片戰爭，我提及的外國人恐懼症，以及我在課堂上所說的其他內容。
這兒有一些學生幹這種活兒，報告我所用的材料——政治告密者，多少算是。很有可能，他們是最好的學生；也許有些是我最喜歡的。但他們還是跟蹤我的言行，在我上課時，很難不想到這個。
在課堂上，最困難的事兒之一，乃是引導同學們進行討論，因為通常，學生們的觀點都是一樣的。你得去想到用羅賓漢，因為在這種情形下，他們不會去想到那些教給他們的東西。關鍵點在於去哄出他們自己的觀點來。在秋天裡，用羅賓漢就很好，到了春天，亞當的關於計劃生育的討論，也用了同樣的方法。
他在他的文化課上，涉及到了人口問題，而我們想出了一個討論的題目，在我們坐在我的陽台上喝當地啤酒的時候。你根本沒法公開討論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沒有人敢於反對——但你可以自由地討論美國。是以那個題目就來了：美國應該採取法律，限制大多數的夫妻只生一個孩子麼？
亞當給四個班都上了這課，而情形總是把學生們平均分成了兩派。這種分派中有一個模式——那些黨員以及其他處於權威位置的學生，總是傾向於實施該政策；而反對的那一邊，則包含了一些非主流的邊緣元素。他們在一個美國的課堂上，當然算不上是邊緣人士，但在涪陵他們就很矚目了——一些較為安靜的學生，那些和班上的政治組織毫無關係的，有點偏移的人。
每次，他們後來都在無意識中討論起中國來了，那當然正是亞當所想要的效果。在最後一個討論中，當爭論變得激烈，一個叫麗貝卡的學生站了起來。
（這是一個女孩的名字。）
他是個三年級學生，給自己取了一個糟糕的英文名字。他留著濃密的平頭，一雙疲倦的眼睛，顯然，他是很聰明的，然而他卻很懶，經常通不過考試。我從未見過他和其他的同學交往。在爭論中，他是反對美國接納計劃生育政策的，而他很快闡述了觀點。
「在美國，」他說，口齒很清晰，「人們習慣了有更多的自由。他們非常關心人權。美國人絕對不會支持計劃生育政策，因為他們會把它看作是侵犯了他們的自由。」
他坐下了。一陣憤怒的嗡嗡聲掃過了教師；有那麼一陣，情形看起來他們又要尷尬低頭了。但有人起身反駁了麗貝卡，這就過去了，直到討論結束，再沒有類似的聲音出現。
第二天，在我上完文學課後，麗貝卡跟我到了大堂。他問我能否借一本雜誌看，我告訴他跟我去辦公室，在那兒有成堆的新聞週刊，是和平隊郵寄給我們的。
我們邊上樓梯邊聊，麗貝卡又開口了。「我想你肯定注意到了，在中國沒有美國那麼多的自由，」他說。我們周圍有很多學生，許多人都可以說英文的。亞當跟我說了昨天的討論，我知道這個年輕男人腦中肯定想著些什麼。
「讓我們去辦公室，」我說。「那兒有很多雜誌。」
我讓門開著。走廊太吵了，人們聽不到我們，而且我猜想麗貝卡大概也有一點名聲了；關著的門也許只會惹人生疑。但他看似並不擔心那個——他坐下來，直直盯著我的眼睛。
「我經常想，我們中國有許多問題，」他說。「在中國沒有足夠的自由。我想，在美國，你們有更多的自由。」
（這個男孩還是習慣用「我們中國」的說法。）
這是我首次聽到有一個學生那麼說話，而我不太肯定該怎麼回答。「我想我同意你的說法。」我很慢地說。
他的英語不是很好，他需要花時間來想他要用的詞兒。一個停頓後，他說，「我很羨慕你們美國的自由。」
「但有些人認為美國人有太多自由了，」我說。「那也是美國有那麼犯罪的原因之一。人們可以擁有槍支的自由，而且他們可以有各種奇怪的想法。」
「我想那不重要，」他說。「在美國，大多數人的生活都很好，經濟也很好，因為有那麼多的自由。」
「我想你的大多數同學不會同意你的。」
「不！」他幾乎叫起來。「他們都不一樣。但他們說我是不同的——有時他們說我是一個『新人』。他們不理解我為什麼那麼想。」
「唔，」我說。「我同意你的觀點。不過我想你或許要小心點。」
「有時候我會害怕，」他說。「我經常害怕我不能說出我所想的。」走廊上的人已消失了，安靜了許多，而我想著：為什麼你還那麼大聲？但很顯然，他為了這次交談，已經憋了很久，而他現在把所有一切都置之不顧了，他盯著我，平穩說道。
「我不喜歡這所大學，」他說。「我不喜歡那些規矩，我也不同意其他同學的觀點。而且我不喜歡中國的規則。」
「也許事情在未來會不同的，」我說。「而且我想在北京和上海，事情已經有點不同了。」
「在中國，什麼事情都變得太慢了，」他說。「我希望能夠活在一個像美國那麼自由的地方。」
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我沒說。「很多人都認為中國變得很快，」我說。「幾年後，你會發現它會變得很不一樣。我一個星期前讀到了一些文章。」我撿起一本雜誌來，那上面有一篇文章，說政府可能在不久的未來，重估天安門事件。那不算什麼，但我除此以外，沒什麼可拿給麗貝卡的。
「你或許會覺得這有點意思，」我說，把雜誌遞給他。他接過，謝了我，然後又直直盯住我的眼睛。
「你喜歡在中國的生活麼？」他問。
「是」我答。「也許我沒有你碰到的那些問題。有時我不喜歡這裡的政治體系，但它對我的影響不是很大。這裡有許多東西是我喜歡的。」
「如果我是你，」他說，「我一點也不會喜歡這裡。我會呆在美國。」
那些就是他要說的。他站起來，點頭告別，離開了。出去的時候，他關了門。
我在那兒獨自坐了一會兒，想著他的話。他是唯一一個近似於異見者的學生，而我想起了來涪陵之前對這種人士的想像。我總把他們想像成高貴的角色——充滿魅力，智慧，有遠見，勇敢。也許在1989年時，情形的確如此，也許在大點的城市裡，也依然是這樣；但在涪陵這裡，事情非常不同。我最好的學生們——索迪，林達，阿姆斯特朗，阿曼；那些是有魅力的，聰明的，有遠見的，勇敢的——那些很早就被共產黨收編的人。如果你有才能的話，就得按規矩玩；成為黨員對你的事業是有利的，在任何情形下，所有的學生似乎都認為，以那種教給他們的狹隘的方式愛國，是好的。我曾經想過的那些異見人士的形象，在涪陵找不到實體。
我所有的，只是麗貝卡——他是唯一的一個，而他是個失敗者。他是一個糟糕的學生，而他在社交上也很笨拙。他沒有朋友。他有一個女孩的名字。這些特點聚合起來，令他不同，而在他的苦楚裡，他的想法無疑將令他更遠離黨的路線。如果在中國的未來會發生什麼大的改變，很難想像它會來自像麗貝卡這樣的人，或者，從我任何一個學生中而來。我再次意識到，任何重要的發展，將會首先發生在北京或者上海，然後，在某個時間點上，他們會在涪陵這樣的地方掀起波瀾，就像從前那樣。
麗貝卡再也沒有開放地談論那個話題，但有幾次我給他雜誌，而他總是謝了我。在期末考試中，我給他的分高於我該給的。部分是因為我欣賞他的勇敢，但主要只是為他而感到遺憾。[3]
在六月的中旬，鼻竇的感染發展到了我的右耳，穿破了耳膜。事情發生得很快——一個下午我開始感覺到耳朵裡的壓力，到了晚飯時，就變得痛起來，馬上就不可忍受了。我的右半邊腦袋都因疼痛而抽搐，然而沒有辦法，只有等待那壓力突破我的耳膜。
無法睡覺，而痛楚又太強烈，無法用閱讀來分神。止痛藥一點用也沒有；最後，我只能坐到沙發上去看電視。電視上有一個音樂節目，結合上了舞台表演，我看了一陣；之後是另一個秀，小朋友們上了很濃的妝，照例跳舞翻跟頭。電視上總有那樣的節目——中國人對小孩喜歡得不得了；幾乎一天裡的每一個小時，你都能找到個頻道，有一群那樣的小孩在台上又跳又笑。
待到夜深，只有一個頻道了，為了準備香港的回歸，放了一部關於鴉片戰爭的片子。我耳朵裡的疼痛變得更強烈了。在我的苦痛中，我密切觀看著電影，在紙上記下一些摘錄，有意識地把事情變得更糟。那片子有英語的字幕，讓我較容易從對白中做摘錄：「這些外國人真貪婪」；「這些條約不單是屈辱的，而且也是不平等的」；「但是外國人有邪惡的計劃」；「外國人入侵，只是為了利益」；「外國人的慾望永不滿足」；「老實說，我們可以哄一哄外國人」；「為什麼，為什麼他們那麼傲慢？」
那些外國人是英國人，到了影片的結尾，他們洗劫了圓明園。片子中有一次拍賣會，一個相貌醜惡的紅鬍子英國人舉起一卷畫，說道，「這是中國最古老的畫。」他要價一鎊，但沒人響應。在拍賣會後，他們把宮殿燒為焦土。
影片在凌晨一點後結束，其後電視上再無節目了。我出了門，在校園裡走了一會兒。相比看鴉片戰爭的電影，走路的分神效果更好些。氣溫很完美，萬籟俱寂，星光在白山坪的暗輪廓上閃動。我知道，這不是我在中國的生活體驗的一個高點，不過這是一個愉快的夜晚，它是有所值的。
終於，在一個小時後，我入睡了。早晨醒來，我的耳膜破了，枕頭上都是血。但我的腦袋不再疼痛，而我可以長途前往和平隊在成都的總部——坐船要三個小時，巴士要四個小時。我去見了醫務人員，他們幫我清潔了耳朵，讓我休息了五天時間，坐在成都人民公園的茶室裡。當我健康改善了，我回到涪陵，完成餘下學期的工作。這事的主要後果是，有一個月的時間，我的右耳除了陣陣的鈴鈴響，什麼也聽不到。有一陣子，這種鈴聲很煩人，但很快我意識到這比聽那些喇叭聲還是要好些。如果你半聾了，那麼選擇在涪陵還是要好過在其他地方。
在六月30，所有的課程因為香港回歸而取消了。倒計時的標誌被移到了校園路邊的一個顯眼位置上，紅色的橫幅從宿舍樓上掛出來。綵燈與燈籠妝點了教學樓的走廊。
我的課程已經結束了。亞當早些時候已經離開；我可在兩天後走，在我給期末考試閱卷之後。
在下午四點，同學們湧入了教室看電視。有一些特殊的電視節目，一直播放到明天凌晨的兩點，而給學生們的時間表則是連續看十個小時的節目。他們挺興奮，教學樓裡充滿笑聲。
在九點鐘，煙火在城市上空綻放，學生們叫著衝去走廊上觀看。烏江上一條條紅黃的色帶，煙花的爆炸聲響徹河谷。涪陵城的一切都被照亮了——商店，公寓的窗戶，長長的江濱路——看似江邊的這座城市在山上燃燒。
有一群群的小孩在校園中晃，他們在節日裡總是這樣，有幾個小男孩跑到了我的辦公室。我正在給卷子打分，王學松帶著他們進來了，他八歲，住在我對面的公寓樓裡。我另有一次關於他的記憶，在我問他誰是中國的敵人時。
「英國，」他很快回答。
「為什麼？」
「因為鴉片戰爭。他們從中國手裡偷走了香港。」
我問他在英國之外中國可還有別的敵人，他再次立刻回答了。
「日本。因為南京大屠殺。」
「還有別的麼？」
「葡萄牙。」
我問他為什麼，這次他想了一會兒。
「因為他們拿走了廣州。」
我沒糾正他的錯誤，我猜他指的是澳門。我問了他又一個問題。
「誰是中國的朋友？」
他皺皺眉頭，把頭轉向另一邊。「我不知道。」他最後說。
在香港回歸的夜裡，王學松和其他男孩在我辦公室的傢俱上跳來跳去，興奮地說個沒完。我給了他們一些外國郵票，談起了香港。我告訴他們我在英國住了兩年，看起來他們很是吃驚——不過我還是經受住了。
到了十一點半，我的幾個一年級學生來到了我的辦公室聊天。他們是我最喜歡的——在起初，他們害羞地叫我頭疼，但他們的熱情很高，給他們上課總是享受。跟他們相處，沒有和三年級學生的那種距離感，可能因為一年級的程度較低，我對他們的期望也是。在他們學習莎士比亞時，學得很好，難以理解為什麼他們就是難以接受老師是一個外國人的事實。
我給一年級學生取了名字，這使得他們更有趣了。有些名字我是用了家裡人與朋友的名字；在佈置小組作業時，我經常把我的親戚們聚攏起來，這樣，我的妹妹安吉拉就會跟我的祖母多利亞一起作業，而我另一個妹妹艾米則與庫諾，海蒂一起，那兩個是她的孩子。其餘的名字，僅僅因為我喜歡：普克，安飛尼，米蘭達，拉特呀，阿萊，邁克，奧菲利亞，MCA。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構成了一個相當多元的群體——和涪陵的那種標準班級很不同，在那裡，總是相似的背景，相似的想法。看起來，名叫拉特呀和奧菲利婭的學生，無可避免將會有完全不同的觀點，對於幾乎所有事物；至少那是我的幻想，因為多元，乃是我所懷念的美國的一部分。尤其是，住在一個幾乎所有人都來自同一種族的地方，感覺相當陌生。整整一年裡，我沒有見過一個黑人。但在我的一年級班裡，我有拉特呀和安飛尼，聊勝於無。我主要是喜歡上課前的點名，叫出的名字既有熟悉的，也有富於異國情調的。
今晚，他們都很疲憊了——他們就像小孩子，被允許通宵不睡，而結果，在興奮中，他們到了晚飯時間已經透支了精力。阿萊的眼睛因疲倦而沉重，她告訴我她想回宿舍，但門已鎖上了。沒人可以回去睡覺，直到香港回歸了。
午夜前十分鐘，我走入了一個有電視的房間。所有的燈全熄了，幾乎有一百個學生一起看一台小小的電視屏幕。我四處尋找麗貝卡，見到他獨自坐在一個角落裡，屏幕的藍光在他的眼鏡上反光。
好幾天來，香港一直下著陣雨。儀式繼續著，就像屏幕角落裡倒計時的鍾那麼穩穩進行，而當江主席亮相時，學生們歡呼了。他們第一眼看見中國旗時，鼓起掌來。他們向查爾斯王子大笑，對著那些穿著蘇格蘭短裙的旗手大笑。當午夜那一刻如閃電到來時，學生們狂叫，而紅旗升起，中國國歌開始奏響，教學樓裡充斥著歡慶的轟鳴聲。
在午夜後有演講，江保證在特別行政區，經濟與人權不會有所改變。在香港，仍然下著大雨。我聽了幾分鐘，離開了。回去的路上，我穿過了木槌球場，有幾個學生以他們的方式在慶祝。他們在陰影中，借助著夜的幫助。
[1] 譯註：關於外國人恐懼症，XENOPHOBIA，在多移民的國家裡顯然比較容易受到關注。在西班牙時碰到的一個美國人問我中國的種族問題，我當時回答說許多中國人沒機會見到多少外國人。現在想來，這倒未嘗不是一個將來的問題。當然，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不會成為一個重要的移民輸入國。在西班牙的經歷中，我也感覺一些對外國人的冷淡，當然西班牙絕不算很特別。
[2] 譯註：我不太贊同何偉在此處引用魯迅的話。這種評論雖說不無道理，但是帶上了道德評判的色彩。魯迅雖然是一個重要作家，卻不能算視野開闊，有長遠眼光的那一類。而他過多的道德批判取向，限制了他的視野。那些誇他或者俄羅斯的某某為「民族良心」的說法，也墮入了此中。何偉的家庭有一些教會背景，他身上也不乏傳教士的傳統精神，讓他也顯得偏重道德思考。過多圍繞著崇高道德打轉是不行的，歷史已有許多明證。我所推崇的人道精神，當然有道德的成分，卻也要充分考慮到人性的多面，要尊重發展法治的力量。
就歷史問題而言，幾乎沒有哪個國家是一味光榮無瑕的。何偉應當加以更多的同情與體諒。西方宗教狂熱下的血腥暴力，也是中國所未曾有過的。只是西方人從歷史中學到教訓，大有改善，這個中國人倒是可以借鑒學習。如果從這一點出發，我可以理解何偉的態度。我們誰也不希望文革重演。
[3] 譯註：何偉對麗貝卡的評論有點讓人奇怪，為什麼他就認為這男孩注定是一個失敗者呢，注定不能成為一個人物呢？大約還有些是他沒說出的。在中國，學業不佳的男孩並非沒有其他的出路，跑去沿海打工，做生意，這是很多人的選擇。當然，對於麗貝卡來說，也許他連這個才能也不具備，而何偉當然也不重視那種生意上的成功。
而關於中國的改變，何偉如此關注這一話題，倒是叫人頗為感動。這是基於人道，而非政治利益的關心。許多中國人大概都不瞭解這一點，西方人中的確有許多是不那麼政治利益化的。不過何偉只關注到幾個點兒，對於經濟，以及經濟相關話題，他沒什麼涉及，那也是他的教育背景所限了。有一個美國傳教士在1910年代所寫的書，譯本名為「北洋之始」，對中國豐富全面的記錄，叫人歎為觀止。但何偉對個人故事的深入描繪，則更為難得，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