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8日，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一座禮堂裡，台灣老牌名校政治大學正在舉行八十五週年校慶。政大校長吳思華在台上宣佈「傑出校友獎」名單。這份只有五人入選的名單陸續展開：台灣著名的大法官劉鐵錚、「第一夫人」周美青、著名企業家尹衍梁、政大前任校長鄭丁旺……「黃文雄」，念至最後一個名字，全場寂靜，繼而響起一片掌聲。
黃文雄並沒有出現在現場。在台北一棟院內滿牆爬籐植物環繞的房子裡，年逾古稀的黃文雄在一個堆砌著書報的角落裡，對著電腦碼字。當天，他把手機關掉，只回復了幾位發郵件祝賀的記者，表示失禮：「因為印刷廠在等一篇篇幅較長的論文，帶病守候，不便受訪。」
穿著簡單、滿頭銀髮的黃文雄，總是從眼鏡上方看著你，一臉孩子般的歡笑。你很難將眼前這位老人和「刺客」兩個字聯繫在一起：1970年4月24日，美國當地時間中午12時10分，在美訪問的蔣經國抵達紐約廣場大酒店。當他在護衛人員簇擁下走近酒店正門時，一名穿著風衣的男子突然從側邊大理石柱後閃出，拔出手槍，緊挨刺客的美國警察閃電般托起其手腕，子彈偏高射入牆壁，刺客未及開第二槍，就與同夥一起被制服。風衣男子便是黃文雄。
「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ese！」被一群警察壓在身下的黃文雄，不斷從那些彪形大漢的身體裡鑽出頭部或上半身，朝蔣經國大聲呼喊。他的妹夫鄭自才企圖上前營救，也迅速被制服了。
其時，黃文雄是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讀博的台灣留學生。在獲保釋期間，他逃離美國，開始了長達二十五年的流亡生涯。1996年，他回到台灣，成為「海外黑名單」中解禁的最後一人。
那件事後，很長一段時間，他被母校政治大學從《校友錄》除名。直至此次，獲頒「政大傑出校友」，黃文雄歸來。
三個月後，我聯繫上了他。已經七十五歲的他，身體一直不好，在與記者溝通和電話採訪的那段時間裡，他再次感染TIA（短暫性腦缺血發作，俗稱「小中風」，是腦中風前兆），不得不中斷採訪。醫生禁止他上網、外聯，但是事後他還是背著醫生偷偷回郵件，對於短期內不能繼續接受採訪表示「非常非常抱歉」。
他給我的材料和郵件裡，很較真地糾正一些原本聽起來更「傳奇」的刺殺細節，比如他們也沒有朝天上扔傳單、製造混亂；企圖上前救他的鄭自才身上也沒有帶槍或者刀——這是沒看法庭文件的美國媒體的編造。
「你為什麼沒有去政治大學領獎？」我問他。「自己所剩時日不多，只希望能將分分秒秒都用在有意義的事情上。」他答。
2012年8月底，在最後一封郵件裡，他又糾正了一個媒體對他的慣用評價：「鄭先生，很重要的一點需要澄清：雖然和進步學界頗有來往，我的首要身份一直是社會運動者，不是學者，更無著名之可能。」
從日據時代到兩蔣統治
1937年，黃文雄出生於台灣新竹。此時，台灣尚處日據時代，他的父親黃耀輝畢業於台灣工商學校，是當地一名技術官僚，也是小有名氣的工程師。
爺爺是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極為痛恨日本當局，他一度不允許黃耀輝進入當局推行的「國民教育」體系。在黃耀輝考上台灣工商學校後，他一如既往地反對。但當身著日本文官服飾、掛著佩劍的日本籍校長，親自下鄉出現在他面前，極為謙和地表達了尊重後，這位生於清朝的長者做出了讓步。
在黃耀輝畢業後，年僅二十一歲的他被日據新竹州政府延攬，成為建設局文官，允許穿上文官服並攜帶佩劍——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待遇，在政府大樓裡上班的台籍文官屈指可數。
黃文雄的母親則是名門之後，她是新竹兩大望族之一「內公館」林占梅後代林家平的大女兒。此時林家雖然大不如前，但是依然住在新竹西大路上最大的西式洋樓裡。
在黃文雄略微懂事的年紀，盟軍開始轟炸台灣。他開始隱約覺得台灣人和日本人的關係有些複雜。他的長輩們夾在日本人與國民黨之間，艱難地在日語、漢語、閩南語間轉換。
某日，一位年紀比他大不了多少的日本「少年神風特攻隊」的少年來到他所在的村莊。這位少年已經沒有往日頸繫白毛巾、揮舞著軍刀、唱著高昂軍歌的風采。他第二天將上戰場，駕著木製飛機飛向盟軍，然後在火光中燃燒自己的生命。而他此行便是希望在這個村子裡買一隻鴨子，帶上飛機，一同戰死。
但村子裡的人都討厭日本人，沒人願意賣給他。最後，黃文雄的母親，那位精通日語的大家閨秀替日本少年四處說情，才幫他買到一隻。「至今，我還記得他手捧小鴨子含淚離去的身影。」黃文雄說。
日據時期，黃父像是個「近乎宗教狂熱的現代化推行者」，受到嚴謹的日本同行的深刻影響，家裡堆滿了井然有序的設計圖和測量資料。他印象中，父親經常出差，永遠被曬得黑黑的，計算尺和筆記本永遠隨身帶著，吃飯時要是想到什麼也會拿出來比量。
1945年，台灣光復。黃父十分興奮，認為自己這個優秀的技術官員可以參與台灣「回歸祖國」後的現代化進程中了。但很快，失望開始蔓延。他發覺自己的奮鬥是那麼孤立無援，總是被吞噬進宏大空洞的計劃中。建設局裡不斷有大陸來的官員進駐，一位國民黨籍官員為了裝修會客室，將工程檔案搬到走廊上，讓材料任由風吹雨打。
兩年後，黃文雄目睹了自己家門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在台北，軍警開槍打死了請願的商販。台北市的學生開始罷課，上街遊行，但很快就遭到了鎮壓。類似的群體性事件蔓延到整個台灣。在新竹，民眾們也包圍了警察局和縣政府，並從屋內搬出各種東西在庭院裡焚燒，「飛散的鈔票都有人撿起來丟回火堆中，沒有人會私吞」。
人們的怒火壓抑了很久，但沒有明確的反對對象。包圍警察局的人們在開會時，列舉的案例卻是這些警察如何在日本人指揮下欺負他們。有些人則將矛頭對準外省人，因為開槍的國軍大部分不會說閩南語，但也有本省家庭收留和保護著外省家庭。
不久後，從基隆港登陸的國軍迅速南下掃蕩，黃文雄開始在被窩裡聽到窗外密集的槍聲，台北植物園附近的馬場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至此，人們開始有了共同的敵人——國民黨及其軍隊。
此後黃父辭職下海，成為一家民營企業的總工程師。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台北。剛到台灣不久的「中央政權」雖然繼續高壓維穩，但在推廣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也頗為用心。20世紀50年代，修築中部橫貫公路時，蔣經國親自參與，人們甚至可以看到他在工地上與築路「榮民」同甘共苦。他和工人一樣嘴對水直接飲用的鏡頭，是青少年時期的黃文雄對蔣經國的第一印象。
黃父重新被召回體制，並被要求加入國民黨，主持當地市政建設。不久後，又調任新竹公共事業管理所擔任所長。黃文雄的性格與其父親截然不同。父親是個兢兢業業的技術官僚，而他一面嗜書如命，一面又接連惹事，乃至留級。
某天，他偶然從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自己最討厭上的公民課的老師曾因貪污而被判過刑。他悄悄剪下那則新聞，在老師上課前貼到黑板上。之後被學校處分，理由是不尊重師長。
他在台中一中和新竹中學就讀高中。前者創辦於1915年，創辦人有林獻堂、辜顯榮這些大半生夾在大陸政權與日本殖民者之間的台灣士紳。這個中學的際遇也象徵了台灣社會的變遷。在黃父的課堂上，日文取代了漢文；而到了黃文雄上學的年紀，「三民主義」已經南下，取代了「皇民化」。青年們擁擠在這個外形很像紅薯的島嶼上，地理課上學的卻是秋海棠葉的中國地圖；他們用閩南語講話，在學校卻必須每天聽一遍領袖發出的具有江浙口音的國語。
外省精英成為最早的啟蒙者，黃文雄開始喜歡當時著名的雜誌《自由中國》。這本雜誌的創辦者雷震是國民黨黨內溫和的改革派，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起初，《自由中國》是一份擁蔣反共的刊物，但當雜誌的撰稿人——老幹部及黨內的自由派政治人物——慢慢不滿蔣的政策、紛紛離開國民黨權力核心後，雜誌的方向和風格也逐漸改變。深受《自由中國》影響的黃文雄在演講比賽中將題目定為《地方選舉》，險些惹禍上身。
但當時的他，同時也是個標準的「愛國青年」。1954年，國民黨軍隊的驅逐艦「太平號」在台灣海峽被大陸的魚雷快艇突襲擊沉，台灣青年們發起了一場「復仇獻艦運動」，黃文雄是最早的響應者，並在校園裡組織活動。
三年後的1957年，一位名為劉自然的台灣少校被美軍派駐台灣顧問團的上士羅伯特·雷諾槍殺於陽明山一棟公寓內。之後，美軍軍事法庭宣佈無罪釋放美國士兵，引發台灣民眾的抗議浪潮。「劉自然事件」爆發後，黃文雄和幾位女同學常在暗夜裡扮演情侶，用彈弓石塊打公園裡的美軍招待所。
這個年代的校園，除去應試教育、接連不斷的考試令人窒息外，更可怕的是嚴密的校園監控。他坦言，當時若不是校長的保護和其在體制內工作的父親，他可能很早就被當局盯上了。他的同學中，不少人都被無情地送往少年監獄，不論是高中生還是初中生。
左派青年的誕生
在黃文雄考上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後，他自認為「開竅」了，一些東南亞僑生和美國留學同學給他帶來革命性影響。彼時，受大陸影響，東南亞各地華人投身共產運動者頗多，在東南亞各國政府與共產主義者的對峙中，不少華人富商將子女送往被視為最安全的台灣就讀。
一位就讀於台灣大學的女僑生May和黃文雄建立了極為深厚的友誼。May的個性更叛逆，她原本在英國留學，不慎懷孕後被家人送往台灣。May經歷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歐洲左派思潮的洗禮，在她的引導下，黃文雄開始讀了不少「禁書」，包括一些左派書籍和大陸書籍。
而那些美國來台灣留學的同學中，有不少在美國本土參加過美國民權運動和正在興起的學生運動。他們和黃文雄暢談美國，宣洩對美國越來越逼仄的政治空間的不滿。當他們用馬丁·路德·金的語氣誦讀《我有一個夢想》時，激起了他們的台灣朋友最熱烈的崇拜。
台灣政治大學，前身為國民黨中央黨校，是國民黨培養人才的重要基地。黃文雄的一位大學同學甚至認為，品學兼優、邏輯極為縝密的黃文雄如果選擇留在台灣，或許會成為陶百川第二。陶百川是體制內的改革呼籲者，民國時期從哈佛留學歸來的國民黨青年才俊，長期奮戰在國民黨的宣傳系統，曾任中央日報社社長。蔣經國時期，他擔任「國策顧問」，但經常在公開演講中主張取消「報禁」。然而，命運恰恰走向了相反方向。
1960年，雷震被捕。
不久殷海光含恨而終，柏楊入獄，台灣只剩下「蔣總統萬歲」的聲音，進入「沉默的十年」。
整個島嶼沉浸於一種壓抑、極度敏感的緊張，眷村裡的人們沉浸在失去家鄉的流亡之痛裡，高級精英們不分省籍地陷入白色恐怖帶來的窒息氛圍，而本省人則是留在家鄉的流亡者。黃文雄情緒極為低落。「連雷震先生這樣的前輩，如此溫和的體制內改革訴求者，都要受到如此嚴厲的迫害」，讓他久久不能釋懷。
1964年，在他研究生即將畢業時，他接到一份電報——父親被不明身份的人用吉普車帶走。這讓他極為驚訝，「我父親最不懂政治，除了工程圖紙外，其他都不關心。若是政治事件，最該抓的人是我。彭明敏當時正在台灣各地串聯反蔣人士，我當時雖未參與，但曾和同學們見過彭明敏教授，也常和左派僑生有些往來」。
原來，由於不配合縣長進行變相報銷及籌措競選經費，黃父被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進行調查。在被調查期間，黃文雄遇到許多體制內的司法「黃牛」，也有人傳話，如果父親願意自動辭職，便可以不起訴。讓他哭笑不得的是，在調查站裡，父親老淚縱橫地談了一些心事後，竟然讓兒子一定要安排單位的某位技術幹部來看他，因為他發現一些新想法或許可以幫第三期自來水擴建工程省錢省時。黃父的案件經過兩輪審理後，無罪釋放。
在目睹「呼籲者」雷震和對體制無比忠誠的父親的遭遇後，他引用《退出、呼籲與忠誠：對企業、組織和國家衰退的回應》一書中的論斷，認為在當時的台灣社會裡，「呼籲」與「忠誠」都不是很好的選擇，唯有「退出」。出走是最好的選擇，而留學則是最好的出走方式。
美國人在此時拋出了橄欖枝，為台灣留學生提供了豐厚的獎學金。獲得獎學金的台灣學生們戲稱，蘇聯是他們應該感謝的對象。1957年蘇聯那顆人造衛星sputnik，讓美國人第一次感覺到緊張。隨著冷戰加劇，利用獎學金從「自由陣營」的國家和地區招收、吸引優秀學生到美國留學，也成了冷戰策略之一。黃文雄將自己和20世紀60年代赴美讀書的韓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留學青年稱為「sputnik世代」。
然而，此時的美國，也正是左派運動的年代。留美期間，他交往的美國女友中，不少來自工會的傳統家庭。那時他和女友們除了出入hotel外，也被這些女孩引導著接觸社會活動，比如美國民權運動、反越戰活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大學改革運動，等等。
黃文雄在美國就讀的第一所高校是匹茲堡大學的社會學研究所。匹茲堡以盛產鋼鐵業和煤礦出名，並因此吸引了不少黑人移民。這座城市有著相當強的社會批判傳統。和他一起為黑人朋友爭取基本人權的民權運動中，也有不少白人朋友。一位白人朋友Chuck成為他在美期間最好的朋友。Chuck喜歡穿南方黑人農民的牛仔工作服，當時黃文雄和身邊的華人同學還難免自命清高的時候，如此願意放下身段的大學生讓他充滿了好感。
在一次酒後的聊天中，Chuck向黃文雄坦言，他覺得留美的華人學生都喜歡黏在一起。一起租屋、買菜、做飯、上圖書館實驗室，甚至追女生，「我真懷疑他們見識到多少美國和世界」。在這次聊天後，黃文雄聽從Chuck的建議，和華人社區保持聯絡，但始終和其他各國學生同住，而且有意識隔一段時間就移動住所，借此擴展交往圈子。
Chuck還推薦他觀察並參與「學生民主社會聯盟」。「我們是屬於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我們在舒適中成長，但是卻不安地凝視著這個環繞我們的世界。」在密歇根州的休倫港，聯盟的學生們寫下了這個《休倫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一個世代的議程》。這個聯盟的學生們經常走向街頭，他們抗議一切，拒絕傳統教條主義和自由主義，但不信任老左派的社會主義——蘇聯將坦克和飛機運往匈牙利鎮壓當地民主運動，斯大林極權面貌被徹底暴露出來，因此，他們不同意傳統左派把改革的使命放在勞工身上。這個聯盟的故事此後不斷出現在美國的文學作品和電影中。
在黃文雄赴美留學第四年的1968年，左派的高潮來臨。在美國，約翰遜總統放棄連任，捷克有「布拉格之春」，法國的戴高樂被學生和工人聯手逼退。被浪漫化的Chuck們似乎代表了黃文雄渴望的一切：敢於冒險、富有學問、特立獨行、參與歷史變革。這一切都籠罩在悲傷與詩意中。黃文雄開始思考他的故鄉，他把台灣和越南進行對比。在他眼裡，雖然不喜歡另外一個陣營，包括蘇聯和海峽對岸，但是對美國扶持南越和台灣的「獨裁政權」，他恨之入骨。
此後，在其同樣在美留學的妹夫鄭自才等人的介紹下，他開始成為「台獨聯盟」的一員。聯盟的大部分成員是台灣留學生。「他們的一些目標，加上青少年時期的成長經歷，我很快就能贊同。身處那個時期的美國，各種民族解放思潮流行，我很多朋友組織起來，上了街頭，有人甚至想回國打游擊，沒人能完全不受影響」。
一位台灣留學生如此形容黃文雄：黃長得很帥，又瀟灑，又浪漫，還有一隻不離嘴的煙斗，加上那裊裊而上的黑煙，使人感覺他是用詩寫成的一個人。這很容易讓人想到拉丁美洲那位出現在各種T恤上的左派青年偶像，切·格瓦拉——還好，黃文雄絕不是格瓦拉。
刺殺蔣經國
1970年4月，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即將履行他的第五次訪美任務。
早在1969年，蔣經國第四次訪美結束後，已經在康奈爾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的黃文雄便從擔任國會議員助理的康大同學那裡聽到蔣經國將有第五次訪美的消息。由於此時尼克松已和北京有過秘密接觸，隨時可能會和北京建交，為了安撫台灣，美國人事先佈置了撫慰。
在蔣經國赴美前，黃文雄和一群台灣學生開始了策劃一系列抗議。一位台灣學生突然提到刺殺計劃，整個討論活動開始邁向高潮。但這樣的討論顯得極無意義，學生們更像在秀自己的學科背景和專業知識。一些理工科學生從技術可行性分析蔣經國可能的路線和行程，他們設計了一套狙擊方案，並建議購買高遠距離的狙擊步槍。這個計劃得到認可後，由誰來開槍很快成為一個讓現場沉默許久的話題。有人建議可以僱用黑社會人士或是黑人執行暗殺。最後，討論不了了之。
在一旁的黃文雄顯得十分安靜，他對這樣的討論興致並不高，因為學生們還沒有想明白為什麼要暗殺蔣經國。蔣經國的離去會打亂接班計劃，但依然改變不了台灣現有的政治格局，可是「刺蔣」這個動作會讓很多人明白反對人士的不滿，給沉寂的反對運動帶來曙光。他認為暗殺蔣經國只有由一個普通的台灣人去做，才能凸顯政治意義，那些僱用黑人或遠距離狙擊的匿名攻擊，都不能有力清楚地向世界和美國人傳遞台灣人的政治訴求：台灣人不能接受蔣家父子的獨裁，也不能接受父傳子的接班設計。而且暗殺行動執行時，一定要靠近蔣經國，如果誤傷無辜，即使技術上暗殺成功，必然會傷害此舉的政治意義。
幾天後，他的妹妹黃晴美、妹夫鄭自才及另外一名同學賴文雄上門找到他，四人開始正式決定行動。鄭自才負責買槍，而在蔣經國抵達美國的當天，黃文雄、鄭自才、賴文雄用抽籤的方式決定由誰去開槍。
他沒有將計劃告訴其他台灣人，只告訴了兩位有生死之交的外國朋友。當蔣經國的飛機降落在華盛頓時，黃文雄自告奮勇決定由自己去開這一槍，因為鄭自才和賴文雄都有妻兒。
蔣經國在華盛頓停留了兩天，來到了黃所在的紐約。在黃的計劃中，蔣經國24日會在紐約的廣場酒店，向「東亞-美國工商協會」發表演說，這被認為是刺殺行動的最佳時機。
廣場酒店前面有一個噴泉廣場，是官方組織的歡迎者以及異議者示威的地方。黃分析，廣場和入口應該是護衛人員的注意重點，但酒店後側和左側各有巷子。後側巷子有一幢建築正在整修，比較凌亂，那裡的防衛可能較薄弱。於是，他決定次日從後側巷子轉到左側巷子，然後從那裡沿酒店的騎樓走向入口地區。
24日，一切都按計劃進行著。槍放在黃晴美的皮包裡，因為警衛一般不會搜女士身上的東西。黃文雄、黃晴美和賴文雄按原來計劃走向酒店。但走到酒店後那幢正整修的房子時卻被建築工人和警衛擋住了。於是，他們決定多跑半條街轉入酒店左側的巷子，當妹妹在酒店的南角把槍交給他的時候，蔣經國的座車正好轉入酒店入口前面。左側巷子果然和他們想像中一樣，警衛很少。
蔣經國在護衛人員的陪同下，朝酒店旋轉門方向走來。護衛人員排成兩排護衛牆，讓出通道。黃文雄很容易擠到牆角，並處在圍觀群眾中的前三排。
就在蔣經國即將進入旋轉門時，槍聲響了。但是讓黃文雄沒預料到的是，他開第一槍時，一個機警的紐約警官看到了，飛身而起將他手肘往上托，子彈飛向蔣經國頭部上方。在黃文雄開第二槍時，蔣經國已經進入旋轉門的右側了。而他也被一大堆警察壓在身下。
他高喊著那句英文：「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ese！」正在示威隊伍中發傳單的鄭自才見此景，跳進來企圖救走黃文雄，但很快他也被制服了。示威者愣了很久，在黃和鄭被戴上手銬塞進車內時，正在示威的幾十位同鄉才回過神來，口號變得特別響亮。
事後，保護蔣經國的那位便衣警察獲贈蔣隨身攜帶的昂貴手錶。蜂擁而至的美國記者請蔣經國發表遇襲感言，蔣神態從容鎮定：「這些懷有異見的人，他們如果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向我陳述，我一定接見。至於這兩個被逮捕的無知青年，我希望美國把他們釋放。」
但蔣經國回到台灣後，黃文雄即被列入重點看顧的海外黑名單，情治單位對黃的家人也一直「照顧有加」，只是美國的法律制度最終成就了蔣經國的仁慈。
在警局內，警察從他身上搜不到任何證件。黃文雄行前也沒有告訴女友自己的計劃。他預判，當天下午，女友會到住處找他，因此他必須把時間拉長，讓女友和可以照顧女友的朋友們在警方查出他的住處前，有機會從電視上得到消息。他顯得十分冷靜，警告警察自己會有很好的律師，「明天的《紐約時報》頭條肯定會是我」。直到當天晚上，他斷定新聞已經傳到康奈爾大學後，才說出了自己的名字、學校和住址。
很快，他和鄭自才被檢方以「謀殺未遂和共謀」罪起訴。
在拘留所裡，他認為自己見證了當年美國人反越戰運動給社會帶來的改變，比如這場運動讓許多美國人對第三世界的反對者有了更多同情和支持。在好幾個拘留站，他們受到工作人員的特別照顧，甚至所經之處，還有人舉起拳頭向他們打招呼，以示加油。而相同囚室裡，大多都是政治犯，包括反戰運動、黑人解放運動和波多黎各獨立運動的成員。直到今天，他還清晰記得在牢中的時事辯論會。
由於涉及聯邦事務，當局將保釋金定得很高，黃文雄需要十萬美元，鄭自才需要九萬美元。他們的律師稱，這創造了紐約當時的紀錄。但不到三個月，台灣在美國的留學生們為他們成功募款，湊齊了保釋金，兩人獲得保釋。黃文雄認為這也證明刺殺行動的成功，如此迅速籌到保釋金就是另外一種投票，等於對蔣氏王朝做了一場民調，也對美國政府的台灣政策帶來一定衝擊。
雖然蔣經國多次表現出對此事的大度，彷彿若無其事，但槍擊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蔣經國終生難忘，以至於此後經常嘀咕：「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正是在這樣的反思中，體制向台灣本土年輕人開放，李登輝、連戰、吳伯雄這些熟悉的名字得以進入體制。隨後到來的所謂外交危機也化作改革的動力，政府、知識分子、民眾之間似乎達成了某種暫時的和解，台灣最終走向解除戒嚴體制。
一些美國人主動遞上援手。為黃、鄭二人辯護的律師中，一位律師的女兒也因反戰案件被聯邦政府通緝，另一名律師是調查紐約警察貪污委員會的成員，也是一名前檢察官。康奈爾大學幾位社會學家則制定了一套陪審團篩選方法，以幫助辯方律師。
但是最終，黃文雄和鄭自才選擇了棄保逃亡。他們得到了負責出入境工作的幾位外國朋友和台灣老鄉的幫助，順利在FBI的監視下逃亡。有關逃亡的過程，黃文雄自稱「十分精彩，是自己報廢前必須好好寫下來的故事」。但還未來得及向包括我在內的採訪者詳細描述，他便被醫生禁止外聯了。逃出美國後，鄭自才在瑞典被發現，此後被引渡到美國，服刑一年多後，被假釋出獄。而黃文雄則在歐洲遊蕩了二十五年，直到蔣經國在臨終前拔出關著民主的魔瓶塞子後第八年——1996年，黃文雄得以回到台灣。
這一年，他在回台公開身份後接受的第一個電視採訪中，被主持人問：「現在最想說什麼？」他說，想向當年美國的女友道歉。
要做怎樣的反對者？
有關歐洲流亡的故事，黃文雄一直守口如瓶。他只是一直強調為了不讓自己暴露：開車十分小心，生怕出事，同時也不會去酒吧喝酒；實在想家，也不敢給家裡電話。
1992年，流亡期間的黃文雄主動找上在歐洲訪問的「國大代表」、反對黨的要角陳菊。陳菊回台後於《自立早報》刊載《二十一年生死兩茫茫——喜見刺蔣案黃文雄志士》一文，台灣人才首次得知黃文雄「別來無恙」。
四年後，黃文雄回到了台灣。雖然早在四年前，李登輝就已經宣佈解除海外黑名單，但對當時的政治環境還未抱太大信心，黃文雄選擇的入境方式是偷渡。
此時他的母親已臥病在床五年。黃聽從弟弟的意見，與母親見面時，扮作弟弟從美國歸來的朋友兼推拿醫生。但他沒想到的是，已經二十六年未見的母親很快就認出了他，和他對望著。也許是看出黃文雄情緒上的激動，在他為母親按摩腳的時候，母親用腳趾夾住他的手指，眼中有一閃慧黠的光芒。「母親似乎在告訴我，我們得先騙過他們。已經回來了，要哭以後再哭。」
母親的舉動讓黃文雄決定提前召開記者會，宣佈歸來。此後他遭到起訴，檢方的理由是，雖然其擁有「中華民國」護照，但是沒有戶籍，必須申請後才能入境。最終黃文雄勝訴而獲判無罪。
回到台灣後，黃文雄仍然充滿爭議，有關他刺蔣的細節被媒體大量報道。直到2000年，國民黨人唐湘龍在《中國時報》上發表文章，稱他為「刺蔣暴徒」。而在同一年，他則被剛當選為「總統」的陳水扁聘為「國策顧問」。
不過黃並沒有因此加入民進黨，他並沒有像其他「海外黑名單」上的異議者一樣，在台灣民主化後，把曾經的「反對者」身份作為資源，在各種選舉場合呼風喚雨。他回到台灣後，依然扮演的是體制的批評者。
在陳水扁執政期間，謝長廷內閣曾推出「台灣全民指紋資料庫」計劃，在居民更換身份證時，被強制要求按捺指紋。為此，在2005年5月24日，黃文雄與台灣人權促進會、「中國人權協會」等人權團體合組為「拒按指紋524行動聯盟」，公開反對「行政院」推行的「全民指紋建檔」計劃。
最終，「司法院」大法官公佈「釋字第603號解釋」，宣告該案法源應不再適用。2005年10月，官司獲勝後的黃文雄辭去「國策顧問」職位，轉任台灣人權促進會顧問。他終其一生，都是一個反對者。但在黃文雄的世界裡，敵人只是不合理的體制，統獨從來不是他關心的重點。他出生於日據時期，與傳統的本土精英極為親日不同的是，他認為日據時期的台灣，殖民化和現代化同時進行，情感十分複雜，今天檯面上的兩極化說法都過於簡單。
對台灣，他充滿了感情。他常提及台灣學者曾建民的著作《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這本書描述了1945年8月15日台灣光復、日軍投降到陳誠和國軍接管的兩個多月時間裡，台灣高度自治的狀態。多元的公民團體和社會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共同規劃戰後重建，甚至有公民社會自我組織能力的萌芽出現。曾建民是統派學者，此書認為這種局面是台灣人高度的民族認同感驅使下完成的。黃文雄也沒有反對這點，他也認為1945年台灣人脫離殖民統治、回歸祖國的歡欣達到了高潮。但讓人可惜的是這個高潮不但只有空前，而且絕後，兩年後，「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接踵而至。以至於他常想，若早期接管台灣的大陸政權是個民主政權，今天的台灣會有如此大的爭議嗎？
他年輕時深受影響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是標準的外省人。回到台灣後，他和柏楊第一次見面時，柏楊很認真地對他說：「文雄啊，你開那槍後，我們牢中原來判輕罪的都改判重罪，原來判重罪的都改判槍斃了。但我們都不怪你，只怪你槍法怎麼這麼差！」
他也不關心權力屬於哪一派，真正要緊的無非民之福祉。2006年12月4日，黃文雄在台灣綠黨網站發表《我為什麼支持綠黨？》一文，公開表態支持台灣綠黨的理念，以拓寬台灣的多元政治光譜，並批評泛藍與泛綠關懷的議題主要局限於「國家認同」與省籍差異而非公共議題。依照2012年「立委」選舉的不分區政黨票來排名，綠黨目前為台灣第五大政黨。這個政黨長期關心勞工、弱勢、環保議題。
人們總是期待從他這裡得到對蔣經國不同於主流的評價，但每次都失望而歸。2003年，他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稱蔣經國為「先生」，並認為蔣經國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認識他，評價他，所關係的並不是為某個人『打分數』而已，還關係到我們對自己的社會、時代，甚至對我們自己的瞭解，不可不謹慎從事。」他常強調，自己刺殺的是體制，不是針對蔣經國個人。
有趣的是，人們總是把他和另外一位日本籍台灣裔作家黃文雄混淆。二者都出生在20世紀30年代日據時期，都曾是蔣政權的反對者，這樣兩個同名人士的確很容易被混淆。但是和那位「反中作家」黃文雄相比，這位黃文雄顯得溫和許多，幾乎沒有發表過針對大陸的任何評價和文章。
將「二黃」混淆的不僅是一些大陸媒體人，還有中國社科院涉台研究機構的研究員們。一位研究員在一篇研究文章中，痛罵刺蔣的黃文雄為「刺蔣案主凶」、「恐怖幽靈」，並稱黃現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其人權鬥士的面目可想而知。後面這個職務，其實屬於「作家黃文雄」。
這位反對者，雖然以一個「刺客」的身份留下最震撼一幕的歷史畫面，但他最終選擇為「非暴力抗爭」布道。
2009年，黃文雄在鄭南榕（黨外政論雜誌出版者，1989年被國民黨以叛亂罪起訴，拒捕自焚而死）去世二十週年的紀念活動中，發表演說呼籲非暴力抗爭。人們常把他當作另外一個鄭南榕。黃文雄在演講中稱：「我沒有時間向大家報告非暴力抗爭、公民不服從運動以及平民國防的歷史、經驗、技術和理論……我只是想用它來舉例說明鄭南榕的精神和方法學，並且向Nylon（鄭南榕的綽號）這位不是用勇氣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說：我已經在和幾位影片製作者商談了，希望能製作一部有關非暴力抗爭的歷史、理論和技術的教學影片。希望努力有成，明年掃墓時，可以帶來代替鮮花，向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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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東陽，專欄作者，《鳳凰週刊》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