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輸不起？
這實在是一個奇怪而又現實的問題。
競爭比賽有贏就有輸，實在正常不過。
不過，看看我們四周，看看我們的輿論，便可知曉，現實生活並非如此。
一旦競爭中落敗，輸掉的不僅是比賽，還可能有尊嚴和人生，從此直不起腰，挺不起胸，抬不起頭來。一輩子生活在失敗的陰影下。
不唯體育比賽，在我們看到的幾乎大多數行業，輸不起已經成了這個社會的現實和公眾的共識。
這才是問題的弔詭之處。
一
中國人曾經是輸得起放得下的人。
孟子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上達高賢，下至黎民，莫不以為然。
於是，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成了後世文人的一種可以效仿追隨的生活樣式。
於是，李白不願意走時人通行的應試之路，欲以才華文名入仕，終不見容於權貴，遂自我放逐於山水江湖，留下諸多不羈名篇，世代傳誦。
無論是陶淵明還是李白一輩，不容於廟堂，還有海闊天空可去。
雖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封建時代，交通不便，信息不暢，王權的「雨露之恩」總有灑不到的角落。
因此，輸了官場又何妨！
陶淵明得罪了上司，雖扔了那官賜的五斗米，家裡卻還留有幾畝薄地可依仗，躬耕讀寫，采菊東籬，悠然而見南山。
李白不見容於皇親國戚，遠離了廟堂帝都，依然可以放蕩於酒色文氣，縱情於山林河湖，西輝逐流水，蕩漾遊子情。
那種雍容倜儻的生活和氣度，在緊張窄逼的社會裡是養不成的。養育它們，除了文脈的傳承滋養，更需要有退讓騰挪轉身的空間。
當然，中國還有一種說法，成王敗寇。不過，這主要指向的不是士大夫和黎庶，而是圖謀天下者。
周武滅紂，失敗的殷商後人在周代還能有采邑封爵，所以也有伯夷叔齊避居首陽山不食周粟的故事流傳。
暴秦之後，天下漸統，政治的殘酷性，使中國的王位爭奪者成了輸不起的人，一旦鬥爭中失敗，便失去了一切，從物質財富到精神話語，直至肉體。你死我活的鬥爭中，自然失敗不起。
所以宋太祖才會說：「不須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二
晚清以降，中國一直處在內憂外患中。
鴉片戰爭之後，幾番遭受列強欺凌，封建大國已臨末路。
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當時的有識之士，從各個層面展開了救亡圖存之路。
嚴復譯介《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從此深入人心。
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因其符合彼時中國救亡圖存的現狀，被中國知識分子接受後，迅速傳播到了社會各個階層。
後來這句文氣的表述，又被更容易為大眾接受的表達「落後就要挨打」取代。
從此，「落後就要挨打」所蘊含的價值判斷，一直成為這個國家幾乎人人認同的主流價值，既是「變法圖強」的理論基礎，也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開山，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奉此為圭臬。
無論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還是落後就要挨打，原是對家國走向危亡背後原因的一種總結判斷，它所指向的，是外敵環伺下救亡圖存的戰時邏輯和哲學。
晚清以降中國歷次與外國的戰爭，從正反兩方面強化了政治和知識階層以及普通民眾對落後就要挨打的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價值判斷最終從一種應急的戰時策略，逐漸常規化普遍化，滲入民族的血脈，內化成社會普遍接受的念茲在茲的價值判斷。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窮怕了的國人，對於物質財富的積聚充滿了渴求。在社會層面，最初對市場經濟市場競爭的粗淺認識，迅速與已有傳統的適者生存的價值觀合流，即期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像秋風般掃過田野，把殘存的理想主義一掃而走，傳統的義利觀徹底邊緣化。
在我們周圍，許多成功人士，無論其是如何成功的，但一旦成功，其掌握的物質財富、政商力量以及話語權，卻是實實在在的。這種成功，經由大眾媒介包裝傳播，灌輸給了不同社會階層的人。
功利主義並非罪過，它內在的慾望原本也是社會前行的動力。但當叢林法則瀰漫，人人都相信，方法並不重要，只有成功，尤其是物質上的成功，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時候，功利主義可怕的一面才顯現出來。
「只有勝利者才會被記住，受尊敬，過程中採取了什麼手段，都不重要，成功會讓那些問題無足輕重。」曾經有許多成功人士向我這個逾四十依舊不立的人灌輸過這一理念，多少讓我有些不寒而慄。
三
時至今日，國人也早已非吳下阿蒙。對於不擇手段的功利主義的危害認識漸清，批判也越來越多，「輸得起」漸漸已為許多人接受。
不過，觀念一旦形成，其在社會生活中，已經外化為各種制度和行為。而且，現實生活中的一些不當行為，依然會強化這種逐漸過時的輸不起的功利主義價值觀。
這些年中國社會經濟獲得了高速發展，但開放度、自由度依然不高，發展過程中資源要素配置的不均衡性也是有目共睹的，無論是產業政策准入，還是金融稅收支持等各個方面都有充分體現。
在現有傳統的經濟結構裡，存量資源固定且有限，爭逐必然是一場「零和遊戲」，社會資源和機會越來越向強者、成功者和大都市積聚，其他地方和企業以及個體成長的空間越來越窄逼，有人撐死，有人餓死，馬太效應被人為強化。大樹底下寸草不生的情況隨處可見。
這種狀況下，自然誰都輸不起。
伴隨資源和機會越來越向大都市強者成功者積聚，開放性和流動性萎縮了。傳導到社會領域，我們看到社會原有的流動性日趨減弱，社會結構越來越固化，不同階層之間的圍牆日益增高。個體改變現狀越來越艱難。
結果是，彷彿背後有只看不見的手在指揮，流動只能在既有的固定軌道中實現，形成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一旦被擠落下橋，再無翻身機會。因此一次失敗，常常意味著失去的不只是一次機會，更可能是失去未來的機會和空間。所以，在這一過程，競爭之慘烈，世所罕見，因為誰也經不起失敗。
無論體育還是企業，還是其他。
所有這些都進一步強化了試圖改變現狀的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功利主義價值判斷，輸不起的情緒蔓延，社會更加緊張糾結。
四
在一個封閉的缺乏流動性和自由選擇的社會裡，哪怕你打贏了一場奧斯特裡茨戰役，你還是可能會遭遇滑鐵盧。
無路可退，於是，人們只能一輩子小心翼翼地呵護打贏的戰果，一場場艱苦地打下去，徹底被「輸不起」所奴役，再也找不到生活的樂趣。
個人如此選擇，也是他的自由，倘若公眾普遍如此選擇，雖然能造就社會一時之繁榮，卻也因個體活力的喪失，而必將失去社會的未來。這是社會之責。
這些年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莫過於以移動通訊和互聯網為基礎的新經濟領域，在傳統管制認識不到且力有不逮的時候，野蠻成長。
活力何來？來自於這個領域最初的開放性和自由選擇，來自於突破創新。新經濟領域，從技術到商業模式到資源要素的配置，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來說，都是一種突破創新。
突破創新的另一面，則是對失敗的寬容，容忍失敗才有突破創新。也只有在開放社會裡，才有自由選擇，自由流動，也才能留給失敗者退路和尊嚴，也才有真正的活力和持久的繁榮。
都成材了，都成大樹了，沒有了雜草和灌木叢，勃勃生機從何而來？
流水不腐，沒有了流動性，活力從何而來？社會又何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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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東，資深媒體人，曾擔任《中國週刊》總編輯，《南風窗》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