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辦《縱橫週刊》之前，我對台灣的印象和認知來自《參考消息》的零星報道以及台灣的一些新聞網站。後來我給《縱橫週刊》持續寫關於台灣的政治評論，讀了不少相關的書，但一直未有直觀感受。直到我因為報道2008年「大選」時第一次去了台灣，總體感受很複雜也很欣喜。那時候，我滿腦子想的問題就是：台灣對大陸的意義何在？作為大陸人，可以從台灣看到什麼？
當然這些個問題並不難解答，我寫過很多類似主題的文章。從大陸人的主體性出發，首先想的是台灣制度變革、經濟發展以及文化傳承的經驗是什麼？有哪些是當下的大陸可以作為鏡鑒的？這些吸引大陸人，尤其是大陸知識人的特徵，往往是在小處體現出來。比如台灣的人情味兒，人際關係的和諧，台灣人的熱情認真等，令人印象深刻。
那次在台灣待了十多天，回北京之後，我發現自己變得異常講禮貌，說話柔聲細語，甚至開始習慣給人鞠躬，等等。這是短暫的十多天內，台灣對我潤物細無聲的明顯改造。後來又去過幾次，跟台灣朋友打交道，我變得謙卑、謹慎、認真。一方面在那個環境中，有許多自然而然的入鄉隨俗；另一方面，我又覺得自己是大陸人，有種維護大陸人形象的責任在，就也有些刻意。說實話，有種不真實的外在表現。
這兩年在台灣，卻有另外一個新發現：台灣人在大陸人面前的表現，多少也有些不真實。他們刻意地更有禮貌也更有耐心，更關心大陸人。不論是朋友之間的交往和消費時享受的服務，似乎大陸人比台灣人更容易受到優待和尊重。比如韓寒和蔣方舟丟失的錢包都能找到，在台灣朋友眼裡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許多朋友疑惑地問：我們台灣真的有那麼好嗎？
在台灣人眼裡，台灣也許沒那麼好。2000年政權輪替之後，藍綠兩黨無休止地對立，讓社會對政治的負面觀感更多。兩個黨雖然好，但架不住愛吵架。一個說東，一個說西，一個說對，一個說錯，在外界看來是很內耗的事情。台灣經濟持續下滑，十多年間工資都沒漲過，企業和人才都去大陸發展。早年「亞洲四小龍」所營造出的自信都耗沒了，對外也不被承認身份。這都是十分打擊自信的方面。整個社會的心態是向下的，灰色調的。
但是，大陸赴台旅行自由行開放之後，情況不一樣了：來的大陸人都說台灣好。好在哪裡？朱學勤誇過，韓寒誇過，很多人都誇過。這令台灣人突然有種被承認、被認可、被讚揚的滿足感，就像在幼兒園被貼了小紅花。我去年在《這不是你的台北》一文中曾簡單提到這類現象。後來我想了一下，台灣人在大陸人面前所表現出的那種熱心和認真，是受到鼓勵之後的更上一層樓。
我舉個例子。去年台灣「大選」時，我在台北坐計程車，司機一聽我是大陸口音，就格外愛聊天，問東問西，服務特別熱情，坐一趟車，能聽到十幾個「謝謝」，但這只是我單獨坐車的情況。跟我同去採訪的女同事是潮州人，是個語言天才。一上華航的飛機就轉頻道為台灣「國語」，真假難辨。她跟我一起坐車，司機就會認為她是本地人，服務態度也就一般了。她非常苦惱地問我何故。我說因為你的「國語」說得太好了。從這個例子可以對比出，至少我們遇到的那些司機對大陸人比對本地人要更好。
某種程度上說，我和我的說話對像之間，莫名地建立一種相互配合的表演行為。對，你也可以說是「虛偽」。我的謙卑配合，令他更加驕傲於他是一個台灣人。許多來台灣的大陸人奮不顧身的讚揚，讓台灣人重新找到自信，不再像過去那樣對台灣有各種抱怨。更進一步，他們不僅不抱怨，反而按照大陸遊客所誇獎的那樣，做得更好。
這是我沒有想到的。我一味在尋找台灣對於大陸的意義，卻在不經意間，成就了大陸人對台灣的意義——讓他們重新確認了自己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一位台灣學界的前輩，把這個總結為「有意義的他者」。簡單說，即從他人身上，找回了自己。我們能否從台灣人身上找回自己呢？我想未必會。這，真是一個悲涼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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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葭，時事評論員、觀察員，《GQ》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