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為什麼中國一些導演，第一個電影最好，越往後一個不如一個？有很多解釋，有人說還是底子薄，也有人說，拍第一部是他最純樸的時候，沒名沒利也沒有很多算計、考慮，就是把積攢多少年的東西表達出來。比如賈樟柯拍《小武》，紀錄片似的，是他最熟悉的生活，憋了多少年出了一個，但是再往後是不是有“做”的成分？
馮唐：我傾向於用學識來套所謂的藝術家，如果他能出一部好片子或一部好小說，說明才華一定是有的，老天給了你這個天賦，要不然你屁都出不來。那麼多人整天在出東西，為什麼你能冒出來，對吧？但是到了後邊，學識就產生了作用。學是二手經驗，識是你親嘗親見，這些構成你的武器庫。老天給你的那點東西，應該和學識打通，形成一個活水。要不然你只能挖自己那點東西，有時候挺苦的。
梁文道：而且很快就會挖完。我發現有一類搞創作的人，比如中國人比較熟悉的村上春樹，他很早就為當一輩子小說家做準備，我現在也許寫得不夠好，但是我要越寫越好。小說越寫越好是有難度的，他怎麼辦呢？培養自己的韌力，比如跑馬拉松，把竇文濤：這跟他們成名成家之後，離自己原來熟悉的生活遠了有沒有關係？
《小武》是中國導演賈樟柯的成名作，講述了一個屢教不改的“慣偷”的故事。拋開所謂的“小偷”身份，故事的主人公小武是個十分戀舊十分傳統的人，親情、友情在他心中都有沉甸甸的份量。但昔日親朋好友早將他看作瘟神，唯恐躲避不及。無形之中，小武只能去做邊緣人，換回某些滿足和安慰。
寫小說當成上班一樣，每天固定時間寫，寫不寫得出來都要寫。他把寫作當成這樣一個長期的、慢跑的狀態，熬過了那些創作枯竭的難關。
別人自有價值觀和與之相配的活法，我也有自己的價值觀和與之相配的活法。這樣的差異產生了細微的分歧，數個分歧組合起來，就可能發展成大的誤會，讓人受到無緣無故的非難。遭到誤解、受到非難，絕非令人愉快的事件，還可能使心靈受到深刻的創傷。這也是痛苦的體驗。
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逐漸認識到，這樣的苦痛和創傷對於人生而言，其實很是必要。想起來，正是跟別人多少有所不同，人才得以確立自我，一直作為獨立的存在。就我而言，便是能夠堅持寫小說。能在同一道風景中看到不同於他人的景致、感到不同於他人的東西、選擇不同於他人的語句，才能不斷寫出屬於自己的故事來。甚至產生了一種罕見的狀況：為數絕不算少的人把它拿在手中閱讀。我就是我，不是別人，這於我乃是一份重要的資產。心靈所受的傷，便是人為這種自立性而不得不支付給世界的代價。
——[日]村上春樹《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
馮唐：這就是我為什麼又搬回了垂楊柳！我總結了三點寫作的訣竅：第一，你要敢於開頭，別老整天憋著，該開頭就開頭。第二，你要建立屁股跟椅子的友誼，得坐得住。第三，必須結尾，也就是必須得寫完。我有位朋友，寫過二十幾個開頭，每個都是兩萬多字三萬多字的開頭，但沒有一個結尾。關於村上春樹，我聽到他一些逸事，他會有規律地在不同國家、不同城市住上一兩個月，我也因為工作問題到處亂跑，回來了就多在故鄉住住。所謂故鄉，我的定義是你二十歲之前待十年以上的那個方圓五里，你的根在那兒，你的樹冠才能開展。
我固執地認為，一個人在二十歲之前待過十年的地方，就是一個人的真正的故鄉。之後無論他活多久，去過多少地方，故鄉都在骨頭和血液裡，揮之不去。從這個意義上講，廣渠門外垂楊柳就是我的真正的故鄉。
這裡原來是北京城外的近郊。所謂北京城裡，原來就是城牆以裡。北京城本來宜居，城牆一圈二十四公里，城裡多數兩點之間走路不超過一小時。廣渠門附近的確多水，有大大小小很多湖、溝、池塘，有挺寬、挺深的護城河。水多，楊柳就多，長得似乎比別處快、比別處水靈。草木多，動物就多，原來還有公共汽車站叫馬圈、鹿圈，估計清朝時是養馬、養鹿的地方。附近我至少見過四五個巨大的贔屭，漢白玉，頭像龍，身子像王八，石碑碎成幾塊，散在周圍。我想，附近應該埋葬過王侯級別的男人和他的老婆們，一直納悶他們隨葬了一些什麼東西。廣渠門附近確實多水的一個證據是，二一二年夏天的一個夜晚，下大雨，廣渠門橋底下淹了好些車，還淹死了一個人。在北京這種缺水的北方城市，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事情。
——馮唐
竇文濤：我覺得中國人是不是有個小富即安的問題，很多時候生活境遇一改善，日子過好了，周圍都是名流，搞點生活趣味，再琢磨出來的藝術有時候可能就只有小圈子能欣賞了，大眾會覺得隔了。
馮唐：作為一個藝術家，你有沒有辦法跳出來看自己和自己的作品，甚至自己的三觀，有沒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用客觀的角度看，這太重要了。有時候看一些成名導演的東西，明顯覺得他的三觀和常識有出入，但是他會非常醉心於自己的三觀，可以想像周圍人一定是哄著他的，而他缺乏珍貴的自覺。
梁文道：電影跟小說還不一樣，小說是一個人孤獨地寫作，直到給編輯之前只有自己看過，但拍電影是集體創作，一個電影拍出來如果讓人覺得有嚴重的三觀問題，那一定不是導演一個人的問題。從構思到劇本到演員到拍攝，難道整個過程，所有人都覺得這是對的，這是好的，就這麼辦？會這樣子嗎？
馮唐：我倒覺得三觀之外都是技術問題，所謂故事編得圓不圓，畫面拍得有沒有意思，都比不上三觀重要，比如女生有沒有權利掌握自己的身體這類問題，如果用一個“直男癌”的心態去拍，哪怕畫面再美，對不起，我看著會彆扭。
竇文濤：電影有它商業的一面，要服從商業規律。我前陣子跟向華強吃過一頓飯，他說你知道我們投資拍電影的人其實是生意人，我跟我兄弟每天晚上看香港電影院的午夜場，因為午夜場觀眾會比較放鬆，我們看觀眾什麼時候笑了，什麼時候罵了，都拿小本記下來，然後回去研究，每個地方笑是為什麼，罵是為什麼，你把它當成一個生意做的時候需要這麼來研究。
馮唐：現在有一個更好的手段——手機，大家是一邊看手機一邊吐槽。
竇文濤：所以我現在得向年輕人學習，有些大學生跟我講他們這一代人很難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東西上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