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有次告訴我，拍完《活著》後，王斌和葛優坐汽車從天津回北京。在汽車上，葛優跟王斌說：「哎呀，《活著》這部電影，我沒演好。」王斌說：「怎麼可能呢？演得很好。」他說：「你不懂表演，這電影我沒演好，不成。」所以你看，他不覺得自己那部片演得好。戛納電影節時《活著》去參賽，因為被禁了，我不能去，就鼓動葛優去。都給他買好了飛機票，上飛機前他跟我吃飯還跟我說：「我不去了。」我說：「你有希望哦。」「哎呀，我瞭解，我沒希望。」（笑）他當時兩個想法，一個想法認為我的電影都是為鞏俐拍的，他可能只是為鞏俐抬轎子。第二，他不滿意自己的表演，因為不是他習慣的方法。後來我們硬把他送到戛納去，結果得了最佳演員（笑）。那是亞洲演員第一次得那個獎。我很高興。
葛優是非常好的一個人，跟大家關係都非常好，是個很聰明的演員。我覺得他真的是要嘗試一下不同的風格。現在演賀歲片可能讓他過於定型，我希望他能有更多機會。他現在的苦惱就是沒有好機會，現在就只有賀歲片，大家又願意看，又那麼賣錢，容易把他固定化了。我相信他現在很苦惱，希望他能有改變。但他真的是個好演員，他是可以演各種角色的。
●──近幾年在《英雄》跟《十面埋伏》中，您跟香港當紅的演員，包括梁朝偉、張曼玉、劉德華等人合作，這是不是完全不一樣的經驗？
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經驗。以前沒跟他們合作過，合作過後我覺得明星就是明星。是有道理的，他們都很有經驗，很有表演能力，真的如此。他們在香港這個地方演了幾百部電視劇、上百部電影，現在能成為明星，都是經過這個來的，貨真價實的。還有一點就是，他們都不滿足。像梁朝偉、張曼玉在《英雄》中的表演，他們都不滿足，因為《英雄》是個導演風格的電影，演員塑造人物的空間沒有那麼大，他們兩個覺得儘是打鬥戲，沒有演過癮。劉德華也覺得在《十面埋伏》沒有演過癮。他們都是一流的演員，日後要是有合適的戲，我還要找他們，他們完全可以演得很好。
●──在《千里走單騎》中，您跟日本傳奇性演員高倉健[11]合作，情況又是如何？導日本演員的戲，有哪些特殊的挑戰？
高倉健是我年輕時的偶像。在我心目中他的地位是很特殊的，因為佐籐純彌[12]導演、他演的《追捕》（1976）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一段時間內我們看到的唯一一部精彩的電影。這個偶像印在腦子裡太深了，那時沒見過別人啊。現在看了那麼多電影當然沒問題，那時候就那麼一部，全中國人統統看，每句話都背下來。所以高倉健這三個字成了代名詞，到今天我們這一代人還用這個詞，形容一個情境、形容一個心情很「高倉健」。這是我少年、青少年時代一個非常深的歷史回憶，這段回憶是抹不掉的。我不是說高倉健強過任何人，而是這個回憶比任何演員帶給我們的都深，所以有特殊的意義。我特別想跟他合作，但原來就覺得這是個夢想，不可能實現啊。
五六年前我跟他見面，他非常喜歡我的電影，就談到合作。我就覺得「唉，有可能」，我為他編了一個故事。要編一個日本人在中國的故事很難，因為很容易落套，很容易編得像一般的那種故事，很表面化。
●──有日本的編劇參與嗎？
沒有，是我自己想的故事，然後請人來寫。五年來換了七八個作家，最後終於寫成了，鄒靜之[13]把它寫了出來，我覺得還不錯。其實我自己也算是編劇，一直在說我自己的故事，一直跟他們談。
跟高倉健合作很有意思。一方面，語言不是障礙，你能感覺到他的表演。我都聽不懂，但我都能感覺到哪一遍演得好。他演得非常好，非常專業。第二，他是個特別有人格魅力的人，他對人的那種關注、對人的感情的那種關愛，可以影響到所有的人，弄得我們全組都非常愛他。我以前沒有碰到過。最後跟他分開的時候，那些女孩子們都哭得亂七八糟（笑）。而且不能看他演戲，高倉健演一個告別的戲，這個戲沒有什麼，就是轉身走了，愈走愈遠，愈走愈遠，很簡單的一個鏡頭。我那些女助手、副導演、場記什麼的，拍一遍，哭一遍，拍一遍，哭一遍。這個鏡頭就是遠去，什麼也沒有，她們就想哭，覺得很難過。我覺得她們是被高倉健吸引，真的投入自己的感情。這麼多年來，我跟這麼多演員合作，沒有一個演員會影響到普通的工作人員，使這些人愛他，他們真的是愛他。那天我們在雲南，高倉健拍完最後一個鏡頭，我們突然「啪」的一聲放了很多彩花、鼓掌，給他一個驚喜，慶祝他拍完最後一個鏡頭。他就哭了。他一哭不要緊，我們全組男男女女都哭了。大家都上去跟他擁抱。那八九個女孩子抱著他大聲地哭（笑）。我躲得遠遠的，看他們哭。很少見到大家如此熱愛一個人，大家真的是很愛他。他這個人有一種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