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們悲慘地陷入難以化解的對立過後一個月，我們即將迎來十五週年結婚紀念日。這一年，我不敢對這個日子懷有過多期待，不只是因為就在四周前，我才看著他痛苦的臉消失在那赫羅的巷弄間，更是因為我們約好要在結婚紀念日當天在心理咨詢師黛柏拉的陪同下會面。
我們事先都各自與黛柏拉進行了為期三周的心理咨詢，接著再一起接受她的輔導。每回療程結束後，我和裡歐常會覺得創傷比療程開始前更深，但我們迅速意識到這是正常過程。我們應該要盡情宣洩並撕裂彼此，當形勢達到絕望的谷底後，我們才會感到自責，並且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我們持續進行了好幾周的共同輔導之後療程才開始發揮效用，令我們之間的關係好轉。
就在我們十五週年紀念日正好過去一個月之後，裡歐回家了。我聽見前門傳來鑰匙轉動的聲響，還有階梯上熟悉的腳步聲，彷彿他只是剛下班回家一樣。我們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餐，之後他說了個故事給瑪亞聽，然後我們各自手握著一杯茶，坐在露台上俯瞰著市場。「敬我們一杯。」我們對彼此說道，接著我們宣誓要按照黛柏拉的指示，不准再提關於自己的事。我覺得這沒什麼，但對裡歐來說就有些困難。他覺得自己讓步過多，他認為這樣的安排未能滿足他對復合的要求，他內心的疑惑仍未得到解答。
就在二○○九年十二月，我們生命中這段悲傷的插曲突然暫停，因為我的經紀人魯絲·迪斯金來電告知我受邀出席一個印度影展，而我最喜愛的電影人——新西蘭導演珍·康萍也受邀出席。
這則消息讓我將我的悲痛完全擱置在旁。我在意的不是影展，而是竟然有機會與珍·康萍在同一家飯店住隔壁房，或在大廳與她巧遇，和她一起在飯店餐廳用餐。我幾乎克制不了我的狂喜。對我來說她不只是一位名人，我喜愛她作品裡處理人性陰暗面的手法，她會根據劇情需要而非刻板性別印象替角色增添詭譎的色彩，好比說《鋼琴師和她的情人》《凶線第六感》皆是如此，但她的作品又不像同時期其他電影常會有女性意識過度氾濫的通病。
魯絲動用了一點人脈，讓以色列外交部願意替我負擔到德裡來回機票的費用。我很訝異地發現，過去數周令我痛苦萬分的事件如今看來竟如此不值一提。我比珍·康萍晚一天抵達德裡，一如我所期待，她跟她女兒與我住在同一家飯店。當我下樓來到大廳詢問影展開幕事宜時，我們也真如我所夢想般相遇了。但她前來傳達的壞消息卻不在我的預料之中。就在我抵達德裡不到四小時後，珍·康萍告訴我這場影展是個騙局。沒有人去機場接她，其實我的遭遇也是如此，只是我一直以為是溝通出了什麼差錯。珍·康萍在飯店已待了超過一天，依然沒有任何一位影展工作人員與她或其他電影人聯繫，如今飯店的管理部門已開始刁難我們，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些賓客的賬該找誰來付。
我仍然認為一定是發生了什麼嚴重的溝通誤差，畢竟全球最知名的導演之一下榻在中小型飯店裡且沒有人來接待她，這種事情怎麼可能會發生？但我愈仔細觀察四周，愈相信珍·康萍所說的一切為真3根本就沒有什麼影展。一共約有十五位賓客下榻在這家飯店，沒有一個人碰上接機。我凌晨四點抵達德裡，在入境大廳焦慮地來回踱步了兩個小時，不斷尋找有沒有寫著我名字的小牌子。當時我問了現場每一家前來接機的飯店工作人員，想確認會不會是他們把我的名字拼錯了！一直等到外頭天都亮了，我想一定是哪裡發生了什麼錯誤，所以決定自行搭出租車前往飯店。那是一家位於德裡市郊，聞起來全是樟腦味，寢具上有破洞的小飯店。那家飯店沒有接待處，只在門口擺了一套桌椅，一名警衛就坐在那兒，另外還在門廳擺了一張至多可容納四人的長椅給等候的旅客坐。
起初實在很難拉下臉接受整個影展是場騙局。原來這是一群騙徒打著影展名義向印度各部門申請經費，而種種跡象顯示這幫人拿到錢之後便卷款潛逃。這是我此生經歷過的最精心策劃的騙局。影展開幕式本該在我抵達當日舉辦，當地多數報紙都在副刊以全版彩頁報道珍·康萍參加此影展的消息。到了晚上哪有什麼典禮，只有一群以女性為主的電影人，在珍·康萍的房裡一邊喝茶一邊擔心著我們的人身安全。
有一群土耳其電影人選擇留在房裡，他們鎖上房門，整整三天都靠客房服務的餐點過活。他們看見我時，認為終於找到了一位可以信任的印度人，而我雖略有遲疑，但還是幫他們安排了日間觀光行程，直到他們搭機返回伊斯坦布爾為止。看著他們因為影展「籌辦人」的行徑而有此遭遇，令我感到有些困窘，因為那些籌辦人碰巧是我的孟加拉國同鄉，所以我內心覺得自己也該多少負點責任，至少確保他們接下來待在德裡的時間能玩得盡興。
這一回「印度經驗」充滿了驚嚇與失望，不過我也因此與珍·康萍建立起新友誼。就在我情緒尚未平復之際，我踏上了回到以色列的歸程。
殊不知在以色列等著我的，是一件我怎麼都料想不到的麻煩事。
下飛機之後，我在大衛·本·古裡安機場碰上了此生最離奇的一段遭遇。就在我出示護照後，隔間裡的女子沒有多做解釋便找了某位安檢人員陪我前去內政辦公室。一切過程是如此迅速，彷彿他們早已擬定好詳盡的計劃，並且將細節輸入每一台電腦裡，所有人都已準備就緒，只等著我一到場便能按計劃進行後續。剛歷經長途飛行的我已疲憊不堪，況且我全然沒料想到我的中東生活還會無故碰上這樣突如其來的新轉折，困惑的我坐在以色列內政部機場辦公室的長椅上等待著。約莫一小時過後，一位女性安檢官員走進等候區喊了我的名字。她要我跟著她來到另一間等候室，裡頭有第三位身著制服的女性安檢官正等著我，我從她頸上掛著的名牌得知她叫作洛妮特。
洛妮特開始訊問我，她一開口便說我丈夫違反以色列法律，因此身為妻子的我也違法，為此他們必須把我遣返回我的出發地。我起初驚訝到無法言語，當我終於開口後，我問她我丈夫犯了什麼法。她說他沒有更新他的工作許可。由於內政部拒絕延長他的工作簽證，五年期滿後他就得離開這個國家。他們的調查顯示他期滿後仍逗留在以色列境內，因此他們奉命將他全家驅逐出境。我客氣地表示他是猶太人，根據以色列返鄉法規定，以色列必須提供全世界的猶太人庇護。「那他為什麼不正式入籍以色列？如果他想回來，他可以在他祖國辦理入籍手續。在此之前你和他都不能入境以色列。」那位官員說道。
我說我丈夫是否要入籍是由他來決定的，但我是英國公民，我沒有非法入境，我的簽證從來沒有過期。「你不可以沒有理由就拒絕我入境！」
他們說他們不需要理由。我和我的丈夫都打算在以色列「定居」，而他們不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既然我丈夫不願意以猶太人的身份在這兒住下，那我們就是非法入侵者。
「我可以請問你站在哪一邊嗎？」裡歐最近一次從安曼入境時，他在艾倫比橋被問了這個問題。他當時是這麼回答的：「對你來說『我們』是指誰？『他們』又是指誰？如果你把這片土地上接近半數的人口都當成『他們』，你要我怎麼站在你那一邊？」
好吧，看來他這個答案不大受歡迎。他在內政部資料裡的個人檔案早被注記為「同情阿拉伯人士」，這個答案可能又讓他本就不甚光彩的檔案雪上加霜。否則我現在怎麼會身在此處？我從不曾蓄意做出任何表達政治傾向的舉動，甚至我許多阿拉伯朋友都開玩笑說，我的紀錄片鼓舞了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人的獵巫心態。他們說以色列主流觀眾會喜愛我這部片，因為它符合他們的伊斯蘭教恐懼症情結。我自己也意識到了這點，因此當我採訪名譽殺人案件的倖存者時格外謹慎。令我沮喪的是裡歐也向我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說他的話也許不中聽，但我確實多少助長了以色列一貫抨擊伊斯蘭教的政策，甚至在日漸污名化伊斯蘭教的西方社會裡也起了同樣的作用。
其間，內政部職員與她的上司確認過後回來告訴我，這不是恐嚇，我是確確實實要被遣返出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很放鬆，完全沒想過方才關於我丈夫簽證逾期逗留的種種紛爭會當真讓我被這個已經住了五年的國家驅除出境。未露面的長官下達最後指令後，我在警察陪同下不停被帶到不同的房間，沒有任何一位內政部代表願意跟我說話，沒有人願意好好聽我告訴他們我是一位紀錄片導演，是外交部送我去印度，我在德裡可是代表以色列的貴賓！我甚至還受邀與以色列駐印度大使馬克·蘇弗以及大使夫人莎拉一起在他們的私宅用餐。
他們對我的故事毫無半點興趣。我冒著被拘捕與監禁一夜的風險，一度以呼喊與流淚讓一位於機場工作的內政部大官聽見我想傳遞的訊息。他走出來跟我說他不在意究竟是不是外交部替我付了飛往印度的機票，因為他現在正準備要外交部負擔我被遣返的費用。
我想當晚我之所以沒有被拘捕，是因為幕後下驅逐令的高官想必與裡歐有私仇，對方不希望法院介入審理以免驅除令被法院駁回。拘留我一夜只會對我有利，讓我爭取到更多時間。這一切實在是陰暗、官僚到簡直荒謬的境界，我對這些造成我心理創傷的官員大喊，我說我已經打電話給律師了，他們如此野蠻的行徑絕對不會得逞，負責此事的官員以為我聽不懂希伯來語，他對他的屬下用希伯來語說他倒想看看是法院撤銷遣返的禁制令先到，還是他們會先成功把我給踢出去。
我突然感到一陣反胃和暈眩，我想一定是因為我不斷對著內政部官員又哭又叫導致的。我很訝異無人打算對我解釋他們為何做出如此激烈的決定，要把一位英國公民趕出這個國家。就連夜班的清潔人員也把我當成在以色列非法工作被逮到的外籍勞工。滿懷挫敗的我自顧自地說著，過去這幾年如果我想要的話，早就可以成為以色列人了，我的家人們也是如此，但我們拒絕了，裡歐總說他無法成為這個無理仇外的國家的一分子，而如今我總算明白他說得沒錯。
飢渴交加、極度疲憊的我，實在無法面對又得再度登機。我從印度回來的班機還在土耳其中途停留，一趟下來已是十二小時。我心中仍有一部分拒絕相信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儘管如夢魘般的遭遇在眼前展開，但我依然感到飢腸轆轆，這感覺真的很奇怪。我要求他們提供食物，但他們要我自己去販賣機買。販賣機裡頭賣的只有「bamba」，那是一種花生醬口味的零食。我想到我的孩子們，想到瑪亞，她最愛吃bamba了。我想吃三明治，但他們拒絕了，他們說夜裡這個時間沒有三明治。我記得裡歐總是說：「如果你想要跟以色列爭取什麼，絕對不要採取安靜的手段。你得大吼大叫，把事情搞大，這樣他們才會理你。」所以我果真大吵大鬧了一番，我堅持我要吃三明治，而且房裡每個等待遣返的人也都要有一個。此刻這個房間裡有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67] 的激進分子，有嫁給被以色列認定為「煽動分子」的猶太男子的家庭主婦，但與其說「煽動分子」，更適當的說法或許應該是「痛恨自我的猶太人」（裡歐近來終於願意承認任何猶太人只要來到以色列都會開始自我貶抑）。對了，現場還有幾位應該是簽證到期違法居留的菲律賓外籍勞工，許多外籍勞工都常碰上這個狀況，其中有一位婦人還帶著一個年紀很小的孩子，那個孩子很快就枕在她大腿上睡著了。
最後三明治還是送來了，人人有份，所以裡歐是對的，在以色列果然是會吵的孩子有糖吃。這加強了我的自信，我認為自己一定不會被遣返。
當他們一允許我使用電話，我便立刻打電話給裡歐。我稍早致電給一位律師朋友徵詢他的意見時已把手機電力用盡，因此我向一位激進分子借手機。與裡歐通話後，我才得知我內心所擔憂的事情果然發生了，約莫就在同樣的時間點，裡歐在艾倫比橋也碰上與我相同的狀況。就在我印度行的最後兩周，裡歐也飛往印度陪我，由於孩子們人正在英國祖父母家，我和裡歐得以共享一段獨處時光。我們在德裡與友人一起享用了聖誕大餐，兩天後我們各自搭機返航。我搭乘土耳其航空途經伊斯坦堡飛往特拉維夫，他則搭乘皇家約旦航空飛往安曼，再搭出租車前往艾倫比橋。當我一下飛機他們便攔下我並迅速辦理遣返流程時，我內心就隱約猜到裡歐已經在安曼與耶路撒冷邊界通關時被以色列安檢人員攔截。這群虎視眈眈的內政部官員恐怕沒想到自己運氣這麼好，我幾乎是同一時間出現在大衛·本·古裡安機場。裡歐要我別擔心，律師正盡全力申請禁制令以阻止我們被遣返。
這個過程中我一度打出親情牌，我說我一定得入境看看還在耶路撒冷的兩個孩子。他們當然知道我是在說謊。這個謊沒什麼說服力，畢竟這裡的安檢系統對於個人資料的追蹤可以說是滴水不漏。這可是一個會監控境內每個巴勒斯坦人的國家，我剛剛隨口胡謅我的孩子在耶路撒冷，但他們只要隨便找台電腦就能查出真相。
我心想，還好基蘭和瑪亞正在英國度過聖誕假期。我出發去德裡前才送走他們。
這場磨難共持續了六小時，其間我被當成罪犯一樣被拍照、捺指紋，而且由於計算機故障我還被迫重複了一次流程。我被剝光衣物，由一位戴著白色橡膠手套的女孩搜身。最後我被送進一間由警衛看管的房間裡，沒有人向我解釋這一切所為何來。此刻距我離開德裡已經過去十五小時，這一切實在非常非常的卡夫卡。我的手機沒電，而之前借我手機的那位激進人士也不在這間房裡。我們的律師聯絡不上我，無法告知我最新情況。
我一度被送到行李提領處指認我的行李箱，他們打開我的行李並取出每一件物品，一件一件送進X光機檢查。檢查完畢後，我不敢置信地發現他們重新打包好我的行李，並且幫我辦好了托運與報到手續，要把我送上土耳其航空下一班飛往印度的班機！我看見行李把手被繫上了「特拉維夫—伊斯坦堡—德裡」的標籤。我還是不明白為何沒有人跟我說明這一切。他們只會用單詞對我下指令：走！坐下！來！打開！除此之外，沒有人願意跟我溝通。當他們推著我的行李要把它送上往德裡的班機時，我試著告訴他們我需要有簽證才能入境印度，可是我身上只有一份已經使用過的單次入境簽證。
「如果你們要我走，我得飛去英國，我很樂意自己出機票錢！」我大喊著。我稍早的信心此刻已經瓦解。
「你只能飛回你出發的地方，這是規定。」
我靜靜等著登上土耳其航空飛往印度的班機，就在此時我們的律師有了突破性進展，他們在緊迫的時間壓力下贏得這場比賽3只差幾分鐘內政部就要把我送上回德裡的班機，把裡歐送進回安曼的出租車。
整個過程說來既長又不光彩，簡單說來，就是我們的律師拿到替基蘭舉辦成年禮的猶太祭司寫的兩封信之後，便成功申請到法院禁令。第一封信的內容寫著我先生是猶太人，除非他參與了什麼煽動群眾的活動，否則政府不可將猶太人驅逐至以色列境外。至於第二封信的內容，文末我會原文摘錄。總之結果就是裡歐與我獲發一個月的簽證，終於得以入境。我們有一個月的時間釐清我們在這個國家岌岌可危的處境。
當我們終於回到耶路撒冷的家，裡歐似乎毫不擔憂。他沒有如我預期那樣一連打上好幾百通電話要有關當局負起責任，他只說他一點都不驚訝。過去這些年來他始終堅定拒絕與以色列扯上任何關係，如今他終於證明自己是對的。他贏了。他雖然什麼都沒說，但卻傳遞了非常清楚的訊息：「我就說吧！你老是要我入籍以色列，現在你總算明白我為何不肯了！」
這段經歷令我受到驚嚇。有著猶太血緣的我的一家人，在以色列機場安檢單位眼裡向來不構成威脅，每當我們一起旅行時總是輕輕鬆鬆就通過安檢。在我開始參加影展以前，我甚少不帶著孩子單獨出入大衛·本·古裡安機場。每當我偶爾單獨行動3好比那一回我因為胎兒出問題要前往倫敦就醫的不幸遭遇3就會被攔下來審問，因為我符合他們的「恐怖分子偵防」特徵。儘管如此，之前我依然保持樂觀，這些安檢程序並未讓我對住在耶路撒冷一事產生嚴重的偏見。
但這一回，就在律師出面斡旋之後，我終於得以離開機場，在返家的出租車上我認真考慮要搬回英國。我不想再落入一群權力熏心、無理仇外的安檢人員手裡，無力地面對種種可怕的待遇。
當然，我知道巴勒斯坦人每天都會碰上這樣的遭遇，他們遭遇的處境絕對比我與裡歐所經歷的還要糟上許多。但我不是巴勒斯坦人，巴以衝突與我無關，我大可在世界其他地方活在公民自由之中。
內政部一位女子把我護照上拒絕入境的戳章註銷，將附上一個月簽證的護照遞還給我。我的孩子們在一周內就要返回以色列，她威脅我說到時候她會將他們遣返出境。我們不願冒任何風險，所以把那位猶太祭司的第二封信傳真給基蘭，要他保管好以免被遣返。我們的兒子讀到那封信時嚇壞了，那封信的內容如下：
我與基蘭（英國護照號碼：×××）以及瑪亞（英國護照號碼：×××）熟識，他們是裡歐的孩子，裡歐是一個猶太人，而且是我們這座猶太教堂與這個小區的一分子。基蘭會定期上×××猶太教堂。我兩年前教導他成年禮相關知識，並且在這座猶太教堂替他舉行了成年禮儀式。就我所知，他已行過割禮。我是耶路撒冷×××猶太教堂的祭司，可以通過以下這個電話號碼與我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