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過爸爸都在做些什麼。」瑪亞邊說邊撕了塊吐司蘸著蛋吃。基蘭則是一如往常陷入前青春期的沉默之中。過去幾個月以來他總不斷嘶吼、叫囂，我絕望地看著我的寶貝兒子變得遇事推托、冥頑不靈，我放棄了，不再與他吵架。我自認無法再跟一個即將滿十二歲、已有一米七二高的男孩爭執，他甚至比我還高上一英吋[41]。因此在早餐桌上，瑪亞負責說話，而我是唯一的聽眾，因為基蘭臉上清楚地寫著他已不住在我們的世界裡。
「所以爸爸怎麼說？」我問她，一邊往煎鍋裡打了一顆蛋。
「他說他去加沙跟巴勒斯坦坦人說話，這樣他們才可以有『一瓶安寧』。」
「那是什麼？」我試圖裝作一臉正經。
「就是一瓶安寧啊。我爸爸說巴勒斯坦坦人和猶太人需要這個，他說他在想辦法幫他們拿到。」
我看見基蘭挑了挑眉。原來我這前青春期的兒子還是三不五時地會對某些事情有所反應！特別是可以對她妹妹說教的時刻。
「瑪亞，是和平與安寧，不是一瓶安寧。安寧沒有辦法裝在瓶子裡，讓你和軍人一起喝著玩。還有，是巴勒斯坦人，不是巴勒斯坦坦人，你這白癡！你把他們說得像是什麼外星人一樣！」
「才不是！爸爸明明就說要給巴勒斯坦坦人一瓶安寧！」她故意在多出來的「坦」字上加重了語氣。
這兩個相差近八歲的孩子吵起架來竟能如此惡言相向，真是令人瞠目結舌。
「好好好，你就繼續當我的笨蛋妹妹。」基蘭滿臉怒容地對著瑪亞。
「媽媽從今天起不會給你錢買午餐，會改給你帶便當，因為你是壞人。」瑪亞說。她就跟她爸一樣，每回吵架都想方設法要爭得最後的話語權。
「如果你們兩個再繼續吵下去，我會罰你們全都關進房裡。」我發出警告，不過我的警告向來被當成耳邊風。
「但人家說的是真的。」這一回她認真說道，「爸爸說他去加沙，這樣巴勒斯坦坦人才可以跟以色列人一起分享一瓶安寧。」
「他真的這樣說？那他打算怎麼做？」我問她。我決定轉換話題，免得她和她哥哥在餐桌上把彼此生吞活剝。
「去加沙就可以了啊。」她一副國際事務專家的口吻。
「原來加沙有個儲存安寧的水庫，這我還真不知道。」我端著咖啡坐下。此刻的加沙可以說是半點「安寧」不剩。這些被迫「撤退」、心生不滿的以色列移民把加沙走廊搞得遍地石堆，宛如戰後廢墟，就算有國際援助，要重建加沙走廊也得花上好一段時間。裡歐總說，比起西岸地區他更喜歡加沙。他認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比起他們西岸的同族弟兄更有創意，思想也更開放（同族姐妹不在此列，因為除了像曾長期擔任巴勒斯坦官方發言人的阿什拉維這樣的指標性人物之外，巴勒斯坦政壇鮮見女性蹤跡）。
此時校車喇叭響起，我趕忙把基蘭送出前門。我對巴勒斯坦人司機哈珊揮了揮手，然後走回廚房坐在餐桌前繼續喝咖啡，而瑪亞回她的房間準備上學。她每天早上出門前總得花上許多時間準備，我們總是九點過後才抵達幼兒園，整整遲上一個半小時。這是她最後一年讀幼兒園，所以我不是那麼在意她遲到，我想盡可能享受有她陪在身邊的時光。她的言談仍充滿各種意外驚喜，機智而調皮。我確定那「一瓶安寧」的故事是她捏造的。我依稀記得她好像從她祖母喬伊那兒聽過這個故事，喬伊常不斷講述裡歐小時候用過「一瓶安寧」這詞組。瑪亞非常聰明，聰明到懂得剽竊這幾個字眼，把她哥哥唬得一愣一愣的，甚至連我都有幾分相信。她很敏銳，她察覺到我不滿裡歐對加沙的偏執，不滿他頻頻造訪那片充滿火爆衝突與怨念的狹長土地。
我的和平使者丈夫啊。我歎了口氣，啜飲著咖啡。過去十年來，我跟著裡歐走遍中東世界每個角落：從摩洛哥到巴勒斯坦，從埃及到約旦。我並非有意在他的中東世界裡追逐任何理念、夢想或抱負。我，過去的女權主義者，早年曾在倫敦地鐵販賣托洛茨基[42]刊物的女孩，如今已完全化身為絕望的寶萊塢電影女主角，偏執地愛著一個男子，而這個男子又愛著一片永遠無法回報其奉獻的土地。我連續過著沒有他的日子，獨自帶著孩子們過活，而他持續在他此生至愛的中東地區間遊走。他橫越了整片中東，從黎巴嫩到埃及，約旦到伊拉克。我孤身一人盼著他歸來，我不屈不撓地試著與中東為友，我不斷試探她、取悅她，只求能更瞭解她；我為她學習希伯來語與阿拉伯語；為她罔顧我早年強烈的無神論立場，替我們那不甘不願的兒子舉辦一場宗教成年禮；為她將我們的女兒送至希伯來語與阿拉伯語雙語幼兒園就讀。
自從搬到在耶路撒冷的第二棟房子，我們便少有交流。這棟房子在耶路撒冷西區，位於總統官邸附近一個虔誠的小區裡。以色列由加沙撤兵之後便換成我丈夫進駐，他每個月有好幾天都會在那兒過夜。
我們的新房子過去曾是一座歷史悠久的被花園包圍的獨棟平房。以色列建國之後，這處房產曾荒廢過一段時間，約莫持續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左右。其後大批猶太移民從世界各地湧入以色列，醜陋的高樓大廈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改寫了聖經所描繪的這片土地的樣貌，遍及各地的住宅區改變了城市的天際線，藏起耶路撒冷的尖塔與圓頂。
在這棟被樹木與芬芳玫瑰花叢圍繞的房屋之上，如今加蓋了三層樓，每層樓各自擁有獨立出入口。幸運的是我們住的是原屋，因此能夠獨享這片花園。這種感覺相當隱秘，就連郵差都不會一路走到我們前門口，只會把我們的郵件放在整棟建築物的主入口。由於我們這棟房子上頭加蓋了樓層，導致客廳幾乎沒有任何日照，頗似住在洞穴裡。這棟房子的每個房間都鋪有美麗的地磚，而且慶幸的是仍保留了原屋的藍、綠、紅三色馬賽克磚。其中一間房的牆上，甚至以馬賽克磚拼了一幅「生命之樹」的圖樣。在不分日夜同樣柔和的光線照耀下，那圖樣看似一幅洞穴壁畫。
我們當初選這棟房子是因為它有茂密自然的花園。但如今我開始覺得有些與世隔絕，甚至想念艾梅克勒方街上說著英語的喧鬧咖啡店。因為現在要出門去咖啡店已不像從前那樣方便，我發現自己時常在這美麗的洞穴裡無精打采地閒晃，等待我的奧德修斯[43]歸來。
但是加沙是如此重要，就連我們的小女兒都明白這一點。
「爸爸什麼時候才會從加沙回來？」每回裡歐出門瑪亞都會這麼問，因為他只要出門就必定是去加沙。
「等到中東和平之後就會回來了。」我通常都這麼回答。她會把這個答案當真，並未察覺我話裡的諷刺。而我也喜歡一再重複這個答案以宣洩我不斷壓抑的挫敗感，因為我覺得自己被排除在此地益發緊急的政治過程之外。然而接下來幾個月，加沙形勢每況愈下，和平之路似乎從未像此刻如此遙遠。
在我意外遷居中東以後，每逢憤怒與不滿的時刻，我會把內心對國際組織傲慢地自詡為和平使者的這股厭惡更加合理化。這只會令我更加惱火，因為裡歐是如此一心一意地投身其中，許多年前在倫敦某個美麗的四月午後，他曾非常清楚地對我表明，絕對沒有任何人、事、物能勝過他對中東的愛，而如今他的確在身體力行這份承諾。
要是我也開始愛上中東，開始書寫中東，把我的興趣投入於中東呢？他會做何反應？他會怎麼做呢？